市场化规则冲击党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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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组织遗弃想到“瓮安事件”、“上海袭警”等群众事件的产生与基层组织建设　　

学者李向民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转型时期无疑是一个“乱世”。如果没有严厉的监管和制裁、没有强有力的威慑，市井屑小将无所不用其极（《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3年2月8日）。现实比李先生说的更无奈。农耕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相混杂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当然也是多极的，特别是市场经济领域里假冒伪劣产品、偷税逃税、金融犯罪、文化领域里数典望祖、道德沦丧以及政府职员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欺上瞒下融合在一起，谁能说这不是个喧嚣、吵杂甚至浮躁的时代？　　

在这个喧嚣、吵杂与浮躁的时代，生产、文化、教育、卫生乃至就业和生存等社会各个方面，无所不在的市场化竞争使社会逐步形成一个群英会萃、神魔并生的“竞技”大擂台。当各种形式——正当的和不正当——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时，倍受全体国民尊崇、信赖和景仰的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党的各级组织，就首当其冲地被拥戴为竞技场上的“监督”和“裁判”。无庸置疑，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党委和政府才代表公平、公正和无私。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监督员”和“裁判员”的职责和义务常常被一种深不可测的“恶念”蒙蔽或吞噬。“监督员”成了向“裁判员”行贿的掮客，“裁判员”与违规作弊者串通一气，共同欺蒙、哄骗甚至刁难或残害遵守竞技规则的搏击者，不可避免地造就一幕幕人生的苦辣与辛酸。连日以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河湖北张家界事件、陕西府谷事件以及与上海袭警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杭州小贩刺伤三名城管事件，都具体而微地证实了这一残酷的判断。事实无庸赘言，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衡量或者评判是非的尺码。不闻羔羊泣血的呻吟，也就看不到暴施淫猥的豺狼得意忘形的奸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心中残存的一点微薄的期盼与渴望，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对“青天”一类人物的寻踪和感念上。　　

“青天大老爷”原本是封建小农经济体制下特有的产物，是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美好的幻想与期盼。社会主义制度下，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执政的“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封建时代的青天吗？　　

社会财富的急遽增长并没有使心存善良的“弱势群体”——权且随大家如此称呼这类无助的人群——获得更充裕的轻松和幸福感。物资生活的相对贫困以及各个层面的“丑”与“恶”的肆虐与张扬，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精神信仰的贫乏和危机。基督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流行与蔓延，正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心性萎缩、低迷和沉没；“法抡功”邪教组织屡经劝化，甚至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其进行严厉的弹压与打击，至今依然活动猖獗，其根本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执迷不悟”的信徒们愚昧无知、顽劣不化，关键是他们对那些充当“监督员”和“裁判员”的某些党组织负责人和政府官员失去了信任，对各层面的“丑”与“恶”的肆虐与张扬感到困惑和无奈。正如开天辟地之初，人们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恐惧和无奈而寻求寄托一样，对“神”的鼎礼膜拜，就成了那些无助的人群填充心理空缺再好不过的精神需求和最有效的手段。　　

按说，社会主义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尤其是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应当是引领社会新风尚的表率，然而目前，我们耳闻目睹的诸多事实却正好相反，其根源就在于政府和许多号称“公仆”的官僚党棍的行为完全扭曲了广大民众判断是非的价值尺度和标准。　　

不知不觉中被“掮客”出卖，又被“裁判”罚下场的人群中，敝人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庸材！虽然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然而，对为官之道却一窍不通。因而，在不遗余力地追随组织工作了十几年后，终于被淘汰出局了。遭遣遗弃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自己虔诚地信守组织原则，那真是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一句话，就是过分地拘泥与原则与责任，惟恐有损组织的声誉和形象。正如一位“裁判”所言——“自食其果”。我想，用这个成语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只顾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人经常遭受批判，现在，脚踏实地地工作的人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甚至被边缘化，任你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忍辱含垢地苟且偷生，而那些眼观六路，左右逢源，处于劣势时点头哈腰，一旦得势就颐指气使地“称王称霸”，欺压民众的人反倒成了社会的中坚！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是一个只注重结果而不看过程和手段的时代，假如当初自己也“入乡随俗”，把原则看淡点，把自己的前途看重点。不客气地说，多点私心，多点杂念，也许不至于会沦落到今天丧家犬的地步。　　

当然，申辩和上访都是可以的。自千喜以来，在长达七年有余的时间内，我曾千百次地向自己忠诚和信赖的组织奔走呼号，要求归队工作，直至声嘶力竭，乃至心力憔悴，一场战争恐怕也早就该结束了，然而至今依然游离于组织之外。没有岗位、没有职业，连自己的组织名号也不知道归属何方。为了生存和那点难以割舍的信念，只得沿街流浪，或者蛰居于社会某个角落苟延残喘。其实，申辩和上访对民众包括我自己都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最明显的道理就是，竞技“规则”是“监督”和“裁判”机构制定的，毫无疑问，其内涵与外延只能任凭他们随心所欲地注解和诠释。说来让人禁不住心酸落泪，在我要求归队工作的近八年时间内，先后经过了大张旗鼓地进行“三讲教育”、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一丝不苟的“讲正气，树新风”活动，然而，对眼皮子底下的官僚作风、腐败现象就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岂不有点滑稽可笑！　　

老实说，一个小小的基层党委副书记被遗弃于与市井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多一个少一个无关大局。关键是，我们党有近七千万成员，并且有近百年的光荣传统与辉煌历史，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程序、坚强的党性原则、铁打的组织纪律还能称其为先进吗？乡俚小儿斗草嬉戏尚且有个游戏规则，而我们这里的党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居然糜烂到远不如江湖道义或游戏规则更能约束人的程度，难道不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悲哀吗？“监督员”和“裁判员”打着解放思想和改革的漂亮旗号，连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都可以革除屏弃，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背叛和抛弃的？　　

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也可革除甚至参杂使假的时候，组织的质量和竞争优势必然会一天天弱化和丧失，别说攻克坚强的堡垒、战胜强悍的敌人了，恐怕稍有风吹草动，队伍不就有垮塌的危险吗？还奢谈什么执政能力！贵州瓮安事件以及上海袭警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注解。如果不彻底清除“监督员”与“裁判员”同违规作弊者勾结串通的恶习，纯洁组织，重整队伍，净化竞技和搏击环境，重塑组织形象，唤醒广大民众沉睡甚至泯灭的良知，使多数国民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收操和共产主义信仰，即使把“法轮功”组织、“黑恶势力”和像杨佳那样的“暴徒”彻底铲除或戬灭干净，还会滋生其他形式的邪教、党派或反动组织，他们还会继续制造新的骚乱和恐慌，甚至颠覆我们的组织和共和国。　　

我想，这决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危言耸听！“安史之乱”正发生在李唐王朝鼎盛时期，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必然性，其党内思想腐化蜕变、纪律松弛、队伍涣散也是发生在经济强大、科技发达的鼎盛时期。这才是事物的本质。现在东南一隅尚未统一，西藏、台湾、新疆“独立”或“自治”的叫嚣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更何况“法轮功”邪教组织以及“台独”、“藏独”、“疆独”分子仍在蠢蠢欲动，虎视眈眈地等待或者渴望着我们组织肌体腐烂、僵化，随时准备取而代之呢？想想那些撇家弃子，不惜牺牲宝贵生命缔造共和国的无数先烈们，想想那些为了获得一丁点生存的物质在风雨中奔波劳碌的无数民众，那些为了自己的官位和私利耗费心机、投机钻营、哄骗和欺瞒民众，对自己的同志进行火并和内讧的的官僚党棍，那些打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幌子的洋奴、买办分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皇天厚土之间称自己为人呢？　　

乌乎！日食月晦，天不宥民，遂作《满江红》歌曰：　　

鸿酞壮志，都付于、蹉跎岁月。枉费了、忠心赤胆，满腔热血！四十年韶光虚度；八万里漫道难越。笑痴人、真情深似海，空对月！　　

疾风劲，寒冰彻；狼子笑，心肺裂；扮钟馗、戬除阉党余孽！孤雁悲歌声如泣；夕阳残照云似血。盼天公、降诏澄玉宇，饬宫阙！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