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火传递需要中国特色

奥运会和圣火传递来源于古希腊地中海文明，奥运会的大多数运动项目都是来源于欧美国家，例如现代足球、现代游泳和乒乓球起始于英国，篮球和排球起始于美国，体操起始于欧洲。但我始终认为和中华民族的健身项目比，那些奥运项目都是很简单的。我们的武术一直进不了奥运，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门派体系众多不说，还包含了许多传统文化、宗教和哲学思想在里面，既能健身防身，还能治病。对老外来说武术太复杂了，根本玩不了。中国人的健身项目通常实用有效，而一些奥运项目却不是这样，象游泳项目的蝶泳就是典型的不实用，我们的“浪里白条”、“阮小七”们是不会去玩的，他们的游泳动作更实用, 既能在水里游得快，也可以水中搏斗，还可以抓鱼摸虾。　　

现在中国举办奥运，力求与国际奥运模式接轨，非常诚恳地接受了奥运起源地的文化和活动规范，希望能融入国际社会。包括奥运圣火的传递，中国都是很虔诚地按规范到起源地希腊迎接圣火火种，再经过世界各地进行圣火传递。对于西方势力的一些趁机要挟和漫天要价，中国为了奥运会是能忍则忍，息事宁人，甚至我们的央视在青歌赛上因为担心余秋雨引用雨果描述两个火烧圆明园的强盗国家的话刺激了西方友邦而采取了屏蔽处理。但就是这样诚惶诚恐地作出乖学生样，西方“民主老师”还是不依不饶，先是鼓动藏独挑起拉萨暴乱，接着不顾事实群起指责中国欺负“仁慈”的农奴主，镇压“和平”僧侣。当圣火传递到那两个火烧圆明园的国家时又遭遇了下三烂招数的暗算，西方主流媒体还倒打一耙，这回就是那些沐浴西方“自由民主”阳光的海外中国学子们都忍无可忍了，全球华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西方媒体污蔑，支持中国的浪潮。　　

国内的接轨派们也许在纳闷：我们都做得这么到位了，怎么还不被接受呢？其实就是因为两点，一是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二是西方根本就不想接受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崛起强大的中国。通过前苏联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是资深球迷，78年中国首次转播世界杯时就看球了。从球迷角度我都能体会到在世界杯上，前苏联队经常遭到裁判的暗算，我仍然记得一场比赛后前苏联队的老教练那出离愤怒的话语：“你可以不喜欢我们的国家，不喜欢我们的制度，但你不能践踏比赛的公平！” 后来苏联解体，俄罗斯引进西方民主模式，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家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这样，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是没有了，自己也快“休克”了，但西方还是在继续瓦解俄罗斯，因为西方不接受一个信奉东正教的有强大潜力的俄罗斯。既然中国不可能改变这两点去得到西方的认可，那我们就应该象普京那样索性甩开膀子来硬的，不需要去顾及西方的眼色，不需要为了奥运会对那些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忍气吞声，不用害怕抵制，大不了将奥运会开成一次亚非拉运动会。　　

现在圣火传递在暂停三天后又开始了，尽管缩减了规模，取消了传递结束的庆祝晚会，但还是按照原来的传递模式，上海一个城市居然要传递两天，还是照例将部分公交停开、沿途道路封锁，大批保卫人员严阵以待，群众被隔离得远远地观看。在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后，我们还有必要玩这样子的圣火游戏吗？我们又不是虔诚的拜圣火教的信徒。我们的主要精力是在抗震救灾，只需要保证八月的奥运会成功举办。圣火传递完全应该再简化，取消各地的传递，到奥运会开幕前只在北京传递就行了。温总理号召要尽量节约以支援灾区，圣火传递过程也应最大限度的节省开支，类似花费2000万登珠峰传递圣火那样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活动不能再出现了。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模式搞圣火传递，我始终认为目前的圣火传递是形式大于内容，就象每年的9月28日许多人身着复古儒生服在大成殿祭孔一样，仪式很宏大，场面很热闹，却没有现代内涵，有多少人能真的理解孔子的儒学思想和高远人生境界呢？奥运的精神内涵是和平友谊、公平竞赛、重在参与。既然是我们举办奥运，就可以在遵循奥运精神的前提下办出我们的特色。现在我们可以把圣火传递搞成支援灾区的全民健身活动，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传递跑步，不用拿着那点燃的昂贵的高科技火炬，就拿着木头、塑料或泡沫做的火炬模型参加跑步健身，在每个地方的活动可以长时间持续到奥运开幕前，活动自由参加，不仅在城市健身跑，也可以在农村健身跑。一边跑，一边呼喊口号：“锻炼身体，保卫祖国！”，“支援灾区，中国加油！”通过活动，大家都情绪高昂，神清气爽。不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不需要担心造成火灾和交通堵塞。不要在乎别人笑话我们的火炬不正规，传递活动不正规，这就是我们的特色，真正的重在参与，将少数人玩的游戏推广为全民参与的健身活动。过去斯大林曾讽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意思就是冒牌货。俄国模式是从城市夺取政权，毛泽东却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不照搬教条，将西方传来的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最后打败了正统的基督将军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