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悲情”？又何以“淡出”？

近几年，总有人劝导中国政府和人民，要走出所谓“历史悲情”，意思是要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时不要拘泥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这种声音。

去年（2007年）11月底，中国军舰访问日本。当时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撰写了一篇评论，题为《战舰访日拂起历史尘埃 中国应走出悲情历史》，初发表于《国际先驱导报》，后经各种媒体转载（有的媒体在转载时把“中国应走出悲情历史”改为“中国应走出历史悲情”），很引起某些人士的共鸣。

今年5月9日，正当胡锦涛主席被称为“暖春之旅”的访日行程尚未结束之际，有位叫做王锦思的学者又在《新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曰《中日关系正在淡出历史悲情》，（http://news.sina.com.cn/pl/2008-05-09/080915505881.shtml）意指胡主席的访日成果，中日关系的改善、升温，是中国走出或曰淡出历史悲情的结果——尽管　王锦思　先生不好意思像何亮亮那样直捷地说是中国正在淡出历史悲情，而是含混地说“中日关系正在淡出历史悲情”，但他的意思是专指中国是没错的。

　王锦思　先生指出：《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与以前的三份共同文件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有关历史认识的部分大幅削减，更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未来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这取决于日本的虚心，同样取决于中国的胸襟，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我不理解，回避、绕开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说是中国的胸襟宽广则可，但何以成为“日本的虚心”？　　

什么是“历史悲情”？　王锦思　先生没有说。既然要淡出历史悲情，当然是有人陷入历史悲情了，不然，谈何淡出？那么究竟是谁人陷入了历史悲情了呢？　王锦思　先生也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在日本，笼罩着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罪行的浓重气氛——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霸占钓鱼岛，连东京审判也要翻案，等等，凡此种种，端的是罄竹难书。这些是军国主义分子的疯狂躁动，肯定与　王锦思　先生说的“历史悲情”不搭界。从逻辑上说，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才有可能产生“悲情”，日本作为加害他国的侵略者，“悲”从何来？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多年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种种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正是针对日本的种种倒行逆施，中国才特别强调要牢记历史，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才成为中日关系中的敏感的、突出的问题。这大概就是　王锦思　先生之所谓“历史悲情”了。并且，由于中国陷入这种“历史悲情”，才使中日关系陷入困局。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日本陷入了历史悲情，不过，他们是因战败而悲，因东条英机被送上绞刑架而悲，所以才有了参拜靖国神社，才有了否认南京大屠杀，才有了修改教科书，才有了霸占钓鱼岛，等等。这种悲情只能说明日本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而已，与中国人民的“悲情”（假设可以称为“悲情”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情。从逻辑上说，日本只可以有这种悲情：为曾经侵略、加害他国深感羞愧，深深自责——可惜事实上与此相反，我们找不到　王锦思　先生之所谓 “日本的虚心”影子。试问，日本连正视历史都做不到，何“虚心”之有？

　王锦思　先生告诉我们：“淡出历史悲情，不等于放弃原则，并非搁置忘记历史，而是不让历史问题成为包袱，否则，双方都看不到历史天空的辽阔和蔚蓝。”尽管这里把“双方”捆在一起，但所谓“包袱”显然是指中国人民不能容忍日本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罪行。而如果放下了这个包袱，也就意味者容忍日本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罪行。这本身就是个原则问题，就是忘记历史，再说什么“不等于放弃原则，并非搁置忘记历史”云云，不过是欲盖弥彰的废话。

　王锦思　先生以韩国处理与日本的关系为例，赞扬韩国人没有拘泥于“历史悲情”，因而韩日关系得以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些年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困难和紧张，其原因在于中国陷入了“历史悲情”。　王锦思　先生说：“尽管韩国对待日本的态度和历史问题十分强硬，但是韩国从尊重韩日关系发展的角度出发，不把历史问题当作外交焦点提出来。”言外之意，中日关系的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把历史问题当作外交焦点提出来”。可是　王锦思　先生怎么能忘记，韩国和日本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利益的一致性，以及这些一致性所决定的韩日两国的关系的本质是朋友而不是敌人呢？　王锦思　先生怎么能够忘记，日本不但因为历史问题极端敌视中国，而且因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与中国为敌呢？难道日本没有在明里暗里支持台独吗？难道日本允许美国把最先进的航母部署在横须贺不是针对中国的吗？难道日本没有紧密追随美国在军事、经济等领域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吗？　王锦思　先生也不应该忘记，历史问题之所以成为中日之间的外交焦点，不是因为中国“提出来”，而是因为日本一味的篡改历史，否认罪行；日本篡改历史、否认罪行在先，中国“提出来”在后。颠倒这个本末关系，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实际上，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人民从来就表现出来宽广的胸襟，牢记历史面向未来的方针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所制定，所以能够开创中日关系的新局面。　　

    如果说，中国人民牢记遭受侵略的屈辱历史可以称为“悲情”的话，那么这种悲情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淡出”，因为在遭受侵略者铁蹄蹂躏、千千万万同胞死于侵略者屠刀之下的历史中，我们看不到　王锦思　先生所描述的“历史天空的辽阔和蔚蓝”那般美妙的情景，我们看到的只是血腥和凝重；正因为这种悲情激励着一代一代中国人顽强不屈，奋发崛起。正因此，《抗日义勇军进行曲》才成为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每天都响彻中华大地。当奥运圣火的传递遭到西方反华势力破坏的时候，遍及全球的华人才会高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走上街头。这样的“悲情”，一丝一毫也不能丢。丢了，就意味着忘记历史，而忘记了历史，在对外关系中所谓“面向未来”也就成了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