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及其后果

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及其后果

    

    原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英国自由作家兼新闻记者保罗•哈里逊所著《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的一章（原题为《整个世界的西方化》）。这位西方人，通过对几十个第三世界国家第一手客现考察，用大量事实向我们生动描述了这些国家一味照搬西方发展模式、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带来的可悲图景。它不啻为一篇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血泪控诉书。摧毁这些国家的民族精神，使之丧失自信、自立和自尊，给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和种种社会后遗症，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不必同意本文所提供的每一个判断和结论，但是读一读这篇东西是颇能开人眼界、发人深思的。其中许多经验和教训，也足以引为我们自己的鉴戒。
    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材料也足以证明，所谓“全盘西化”，即亦步亦趋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方案”，并非80年代中国的“精英”们的独特“发现”或“创造”，而是一剂早被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试验过，并证明为“此路不通”的老掉牙的陈旧“药方”。这个“药方”，西方老牌殖民主义者向我们推销过，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们向我们贩卖过，包括旧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曾不止一次的实验过。这种一切以西方马头是瞻，盲目照搬、移植的恶果，就是使这些国家“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因此，这篇文章又是我们认识中国“精英”们近年掀起的那场“全盘西化”论的大鼓噪的实质及其危害的一付澄清剂。当然，它对理解我们选择根据自己国情和按自己的生活和发展道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重大意义，也大有裨益。

    l、最彻底的文化扩散和渗透

    在第三世界的任何一个村子里，你都会发现嘲笑传统服装、炫耀地穿着厚蓝布裤子和紧身短袖圆领衫的年轻人。走进任何一家银行，出纳员的穿着都和他们的欧洲同行毫无二致。世界各国的首都都变得彼此相似。这是马歇尔•麦克罗汉所说的由于交往变成一个小村子的世界，但风格毫无例外都是西方式的。这种情形也不仅仅反映在人们所追求的消费形式上，模仿也发展到建筑形式，工业技术、医疗系统，教育体制和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上
    在自认为种族优越的西方人和西方化了的当地人看来，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就是现代化的生活，他们或许会这样想，有一天，一切都会变成这个样子，本来嘛，发展和经济增长为的还不就是这个。
    但是，冷眼旁观的人只能对全世界与日俱增的同一性感到困惑。的确，难道不应该有更多的差异，更多的地方色彩和更多的发展模式吗？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走欧洲人的道路？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并且迅速地把传统文化中不管好的坏的一古脑儿摧毁了，就象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设掉一样。在人类历史上，这是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文化扩散现象的渗透性最为彻底的例子。
    这种现象的根源当然在于开拓殖民地的经历。欧洲人的统治和一般征服者的统治很不一样。以前的入侵者往往在新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与当地人杂居，并吸收很大一部分当地文化。但欧洲人不是这样。有些欧洲人，如伊比利亚人和荷兰人并不反对和当地妇女姘居，他们和英国人不同，看来没有纯粹的种族偏见。但是欧洲人无一例外地自认为在文化上高人一等。也许，这种自认为一贯正确的特性是基督教圣保罗教派的教义所造成的。不管原因是什么、他们几乎从未想到，当地的文化是否会在某一方面，例如，在物质上，道德上或者精神上比他们自己的文化优越。
    因此，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
    这种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征服，是从改造与他们勾结的本地头面人物开始的。教会学校竭力使他们改宗基督，然后再在自己的同胞中传播教义，从而协助铲除传统的文化。以后，殖民政府开办的学校又把训练一批低级官员和下层军官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人都是剥削、镇压自己同胞的帮凶。法国人和在非洲的葡萄牙人，他们的目标则直截了当。他们要“同化”本地人当中天资聪颖的人，把他们变成标准的法国人或葡萄牙人，仅仅在肤色上有所不同。
    文化输入的第二个渠道则更为迂回而又不带强迫性。这是通过社会学家们称之为“比照集团行为”来实现的。有这种行为的人，照搬他希望跻身其中的那个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而抛弃自己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西方，以前工商界的新贵暗中热望能与封建贵族为伍时，就曾模仿过他们的举止。毫不奇怪，殖民地中热心于向上爬的人也开始效法征服者了。那些从北美获释归来的奴隶，在西非掀起第一阵西方化的浪潮。旱季天气酷热，他们仍然穿着黑色毛料西服，戴上挺刮的硬领。印度新组建的军官团的成员，被印度作家尼拉德•乔杜里称为“和打马球的英国中尉一模一样”的人，他们也在胡子上涂了蜡，戴上孔雀尾巴似的胸中。印度权贵在主子的阶级等级观念上，又加上了自己的种姓等级观念，变得比英国人更英国人（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
    促使某些人接受西方方式，还有另一个心理因素，那是由于殖民者的妄自尊大造成的。正如马提尼克政治哲学家弗朗茨•法农所说的，殖民统治是为自己的种族感到羞辱的经历。几乎每一个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都可以回想起类似的经历，不是被人从俱乐部里赶出来，就是在大街上被白人粗暴地对待，而这些白人的社会地位往往很低下。当地的权贵因此曾为自己的肤色和文化感到羞耻。法农写到，“我开始因为自己不是个白人而感到难受。以至于不知不觉让白人把歧视强加给我，把我变成了殖民地化了的本地人，剥夺了我的一切价值和个性。这样，我就要干脆把自己变成一个白人，也就是说，迫使白人承认我也是人。”法农认为，正是这种复杂心理，使得殖民地化的土著人总想引起白人的注意，变得象白人一样强有力，不顾一切地证明黑人也可以变得文明。由于白人持有这种种族主义思想和文化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有满足他们开出的条件，即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这种要证明不比人差的愿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加纳的恩克鲁玛在阿克拉建起了巨大的体育场和黑星广场上的凯旋门，为什么象牙海岸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家乡——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幸享有两头望不到边的有四条车道的公路、高级的五星饭店和极为现代化的会议中心，为什么苏加诺把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改造成一个畸型的庞然大物，到处布下六条车道的公路和最为丑陋的新法西斯主义式的纪念碑。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给老帝国主义者看看，也是要以唯一众所周知的形式给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形式就是西方的形式。
    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传播到少数逃过殖民枷锁的国家。十九世纪末，所有非西方世界国家的权贵都把欧洲作为他们的“比照集团”。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托曼王宫托布卡比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病毒传播的过程。在那里，一系列橱窗里展览着每一代苏丹穿过的服装。最开始是长袖袍子和裹头布，慢慢地。潜移默化，掺进了西方军装的因素。直到最后一位苏丹，装饰上缎带、肩章，戴上了三角帽。
    对于那些从未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如土耳其、中国和日本来说，西方化的根源，大概是因为他们了解西方军事的威力。曾经败在西方手里，对这三个强大的国家是一次奇耻大辱，给心灵带来创伤的经历。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与工业化国家先进军事技术的遭遇，和治外法权的侵入一样令人心惊肉跳。早些时候，欧洲到达世界其它地区时，欧洲的种族优越感只在文化传统上受到了轻微的震动。而东方人与欧洲的接触，却撼动了东方国家的基础，竟使他们文明的根基和作为生存基础的一切根据和制度都成了问题。
    在这三个国家当中，都产生了类似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人，这些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可以与西方进行成功的较量的，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西方的文化、机构以至服装，因为所有这些全都是构成西方技术的成份。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改变看法，不再认为中国的文明在一切方面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魏源鼓励他的同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方面，有效的技术是整个社会制度的结果。另一个中国学者写道，“由于我们被大炮打垮，我们自然而然地对炮弹产生了兴趣，认为学会了造炮弹就可以反攻过去。通过学习有关炮弹的知识，我们接触了机械发明，然后又发展到政治改革，尔后又了解了西方的政治哲学。”一九一一年的共和革命试图使中国现代化，但是直到毛泽东运用了另一种经过独到改造的西方思想一一共产主义，西方对中国的统治才告结束。
    一八五三年，在闭关锁国几个世纪之后，日本人被迫向西方的商品打开了门户。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不得不迅速地重新拿定主意。从一八六七年起，明治政府的统治者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使日本西方化，这场变革非常成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已经在这场由西方开始的较量中教训西方了。但是，日本人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是以丧失文化上的自主为代价的。”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于是，在一贯强加于人而又刻薄成性的那位西方化了的基马尔领导下，土耳其开始了变革。阿拉伯字母被取消，代之以罗马字母。基马尔作为帽商的奇怪勋业或许是把西方化推行到荒谬地步的一个象征。他的传记作者金罗斯伯爵讲到，当这位未来的总统还是一个年轻人时曾在欧洲旅行。由于西方人趾高气扬、以及对土耳其民族风格的帽子——土耳其圆顶毡帽百般奚落，他曾感到伤心。后来。他竟规定戴这种帽子是违法行为。在一次宣布新政策的讲话中，他说：“土耳其共和国的人民在外表上也必须表现出文明、进步。文明的国际性服装与我们民族是相称而又适宜的。我们将穿这种服装。脚上穿靴子或者皮鞋、腿上穿裤子，身上穿衬衫，系领带，外面套西服，要有西服背心。当然罗，为了使这一切完美无缺，头上要戴一顶有边的帽子。我要把这一点讲清楚，头上戴的这东西叫礼帽”。

    2、土生土长的殖民主义者

    这种无时无刻不想着西方的心理状态，并没有随着独立的到来而结束。在拉丁美洲掌权的新贵是欧洲人，他们把欧洲方式强加给被统治者。那些在非洲和亚洲上台的人，出身于曾对殖民统治者不满而又受的是西方教育的阶级。他们经常引用西方政治家的话作为支持自己独立要求的论据。当他们还在牛津、剑桥、伦敦或者巴黎时。曾在租给学生的阁楼中全神贯注地钻研过那些书。尼赫鲁在写下面这些话时，并没有意识到说的正是自己，“英国人在印度制造了一个新的种姓，或者说一个新的阶级，即受英国教育的阶级、这个阶级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与人民群众相隔绝。他们的眼光总是注视着统治者，甚至在提抗议时也不例外。”他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他们的眼光甚至在独立以后也注视着以前的统治者。
    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新权贵中很少有人创建一个当地类型的发展模式是很清楚的。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是传统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他们是靠某些东西取得权力的话，那就是靠他们知书识字，靠他们受的是西方教育，熟悉西方思想和他们继承下来的西方式政府机构，如果他们具有某种明确目标的话，那就是在最短时间内把他们的国家变成西方式社会，具有现代化生活的一切细微末节。于是，他们在国内最大城市的中心着手建立微型西方社会，从那里出发，向外扩展，希望有一天能布满整个国土。但他们却很少想到，如果按这条路走，得要几个世纪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
    殖民统治者的撤离，造成了地位真空。而填补这些真空，又为西方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原来依靠礼仪、宗教和传统力量确定社会地位的办法，已经无法维持。新兴的权势阶层，那些政客、官僚和实业家试图用唯一他们所共同接受的办法来确定各自的地位：看谁占有更多的西方物质消费品。印度的政治权贵搬进新德里，住进林荫道旁殖民者令人垂涎的住所，室内按一种在英国早就湮没无闻的情调陈设起来。而独立更晚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的新贵，则为自己建造了加利福尼亚南部贝弗利高地式的宏伟豪华的住宅。
    现代国家形式和经济体制的发展，在各地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现在，西方化了的权贵成了“比照集团”，在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低的人当中，醉心于向上爬的人开始模仿他们。每个有条件的人，都在追求大手大脚的现代生活方式，希望以此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为了取得必要的款项，他们时刻准备切断与传统义务的任何联系。
    今天，西方化的现象已经扩展到第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没有西方化的人受到歧视，这一现象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它钻进当地社会的主动脉，从内部散布毒素。在上面，西方化的传播靠的是当地统治集团和地主势力的活动和他们作出的榜样。在下面，年轻人正在成为西方化的主要传播工具。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接受西方的服装和生活方式就象当一个嬉皮士或者沉溺于滚石乐的花花公子一样，据说，这使他们显得高人一等，并有理由轻视自己的父母。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青年反抗运动。”但是，和西方的青年不同，他们恐怕不会再恢复常态。学校一直是在青年当中推行西方化的有力武器。学校经常把西式服装强加给小学生，课程设置注重现代城市活动及其价值观念、结果，年轻人变得眼花缭乱却又没有根基，因为他们看不起自己的文化传统。

    3、文化帝国主义

    教育传播的信息，又通过成年人新闻媒介加以强化、正如研究意识交流的社会学家杰里米•腾斯托尔所说，作为意识交流手段，整个世界的新闻媒介都受英美控制。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哥伦比亚和秘鲁最大的广告制作机构是美国的。在印度、墨西哥和阿根廷。最大的五家旅行公司有三家是美国的。它们运用西方的手法，往往伴有西方的图象。在欧洲，扩大马提尼酒的销路靠的是这样的镜头：挥金如土的花花公子，初入社交界的妙龄女郎，在高山滑雪，乘汽球飞行，驾驶小型飞机等等。这似乎在说，如果你买了这种商品，也就有那么点劲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告经常选择富裕的、西方化的权贵作为比照集团，甚至连政府的宣传活动也采用同样的手法。我收集了一张伊朗计划生育的宣传画，那上面对比两个家庭。。一个家里有一大群又哭又闹的孩子，人人身穿传统的民族服装，住在东倒西歪的土房子里，穷得要命。另一家只有两个孩子，漂亮的花园洋房里陈设着收音机和电视机，丈夫穿着笔挺的西服、衬衫，戴硬领、系领带，妻子穿着裙子、罩衫，系着围裙。这里面的潜台词是，只要两个孩子，那么你也可以享受令人满意的西方式生活。本地的生活方式被当作嘲讽的对象。的确，在第三世界各地，保有传统文化的人都成了反比照集团，所有雄心勃勃。一心要出人头地的人千方百计躲开落人这一集团的命运，不希望和它发生任何联系。
    不光推销商品的方式是西方式的，所推销的产品本身也往往是西方的。人们大力推销莱维牌服装、流行音乐磁带和机器脚踏车。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任何一件，就算是有点那种令人向往的形象的味道了，在其它人眼里，身价也就高了。于是，庞大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经营规模大发横财，世界各地的产品几乎毫无差别。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当时娱乐设施也在促进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西方摄制的电影渗透到第三世界的每一个大城市。位于萨赫勒地区深处的上沃尔特首都瓦加杜古有一家电影院，上映美国的惊险片和凶杀片。这些电影的影响一望即知。每天晚上，电影院门口的街上熙熙攘攘走着成群身穿西式服装的公司职员、市场搬运工和商店售货员。他们的摩托车一排排停放在一边。
    电视发挥着类似的作用。那些决定建立自己电视系统的穷国（不管是为了促进民族一体化，还是为了迎合权贵们的愿望），一旦开始播放娱乐节目而不仅仅是宣传教育节目时，几乎无一例外的被迫采用大量的外国电视片来充实自己的节目单。与制片本身的费用相比，美国电视系统可以用微不足道的成本大量复制电视录相磁带，通过大规模经营，他们可以出售“高质量”的产品，而价格则比一些国家自己编排节目便宜得多。
    于是，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电视节目露骨地充斥着那种消费者至上的美国生活方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在上百个国家发行。《夏威夷5—O》出售到四十七个国家，用六种文字配了音。《波南查》吸引世界上三亿五千万观众、研究新闻媒介的专家塔皮罗•瓦利斯在对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一年间电视节目的调查中发现，危地马拉电视台播放进口节目的时间占百分之八十四，乌拉圭播放外国节目的时间占百分之六十二，智利占百分之五十五。多米尼加共和国占百分之五十。（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电视台播放外国节目的时间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英国占百分之十二）在亚洲，马来西亚的电视节目中，百分之七十一是进口的；巴基斯坦，百分之三十五；南朝鲜，百分之三十一；菲律宾，百分之二十七。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赞比亚的电视节目中百分之六十四是进口的，伊拉克百分之五十二，埃及百分之四十一，黎巴嫩百分之四十。新加坡百分之七十八的电视节目使用异国材料。
    跨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尼西亚，人们可以看到更荒唐的现象。那里，美国电视系列剧既不配音也无字幕，一个解说员就象介绍意大利歌剧似的把《六百万美元持有者》的梗概讲一下，然后你就自己看去吧。于是，不会讲英语的观众看到的只是挥拳踢腿，大打出手。的确，印尼电视也播放货真价实的爪哇喜剧和介绍地方舞蹈的文化节目，可他们也播放当地制作的这样一些节目：那些身穿西式服装头戴花里胡哨的帽子的印尼哼唱歌手跨在摩托车上，绝对逼真地演唱美国歌曲。如果本地节目不想显得太幼稚，太土气，也得模仿进口节目的方式和陈套。电视甚至开始渗透到爪哇最边远的地区。在那儿，一个村子可能只有一两台电视机。电视往往架在当地政府办公室外面的柱子上，颇有心计的酒吧老板有时也在店堂里装上一架。望着那些能歌善舞具有表演天才的人瞪大眼睛盯着低级庸俗的西方电视连续剧，实在让人心里难受。
    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渠道是旅游。西方人厌倦自己社会空虚而又令人窒息的物质享受，在充满幻想的假日和鸳梦重温的旅行中，不辞辛苦去到世界的东方和南方。他们或许是去寻找欧洲几个世纪前就已失去的一种质朴精神，但这种质朴精神第三世界本身也正在迅速地失去。
    那些地方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那里还没有受到玷污，但到那里去本身，就是对那些地方的玷污和劫掠。西方人想找到没有被西方化污染的地方，可他们的访问本身就是污染。他们身上带着病毒，带着贪婪成性的迈达斯点金妖术。西方人一开始成批抵达，政府、跨国公司甚至国际发展机构就急急忙忙建起豪华的高级饭店。西方旅游者永远也别想躲开自己的影子，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被西方式的吃喝玩乐和当地文化的拙劣复制品包围得紧紧的。
    鲜明的对比是令人伤心的。在突尼斯充满田园情调的绿洲上，胖乎乎的美国寡妇爬到骆驼背上；在冈比亚的海滩上，非洲小贩象苍蝇一样拥在上身完全赤裸的瑞典游客身旁，这种画面毫无动人之处。慢慢地，乡村经济变得走了样，首要目的不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迎合外国人的消费习性。当地人离开田野，抛弃渔船，去招徕顾客，为游客牵毛驴。小偷和妓女也接踵而至。
    民族文化本身并没有免疫力。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往往从高尚的、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堕落为庸俗的、商业化的闹剧和陈套。倒卖外汇的人占领了千年古刹。正象经济学家雅克•伯格尼库特指出的，旅游业成了促使人们盗窃、掠夺当地艺术和文物，亵渎宗教场所的因素。当我在尼日利亚时，每到晚间，小贩们就来敲我的门，摊开他们的货色。在他们那里，珍品和次货混在一起，既有精雕细刻的紫檀木头象，也有粗制滥造的舞蹈面具。小贩们在村子里搜寻家传的宝物：雕花的手鼓和仓门，雕饰华丽的神像和长矛。人民由于贫穷，不惜冒渎神灵出卖这些宝物。
    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在一些地方则已经长眠地下了。人们应当为这种趋势感到痛心，这绝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动物种类的减少，会威胁到生命形式得以繁衍的基本因素——自然的平衡和多样性、同样，许多不同社会形态的消失也会减少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传统生活方式的某些特征应该消亡，因为这些特征与正义和平等背道而驰，例如印度下等种姓不可接触的习俗，各地对妇女的剥削，大家族族长具有过多的权力，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应该从多方面找到以当地价值观念的精华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现在，为了争取那种能给全体人民带来好处的迅速发展，第三世界所需要的是财富的重新分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强调生产，提倡自治、自力更生和使更多的人参加争取发展的活动。西方化的诱惑，歪曲了发展的目标，把造就孤立的个人消费者作为努力的目标。西方的生活方式，产品和发展道路造成了在贫穷国家现有条件下不正确的发展：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要比这些国家大多数人现有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得多，因此权贵们只是靠了令人震惊的贫富差别和剥削手段才能享受这种生活方式。
    西方建造住宅、兴办工业、保障医疗的技术也是耗资巨大的，而穷国缺少资金。选择西方道路必然意味着政府开支集中于少数高质量的项目上，这只能给少数人带来好处，而绝大多数人却呻吟在人们视而不见的贫困当中。
    （《环球视野》摘自1991年第1期《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