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需要大国理性

　　从四月二十一号起，各大媒体便竞相告诫国人：“爱国要有激情，更要有大国理性”，并以此作为对之前的“做好本职工作”论的补充。在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爱国热情与国家利益”的短评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位名人说过，‘爱国心是人类最高的道德’。”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任何一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教材都可以平白无误地告诉你们，国家到最后是要消亡的。消亡的条件就是：“要使国家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列宁《国家与革命》）。而既然说“爱国心是人类最高的道德”，那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连国家都消亡了，那么“爱国心”想必也是跟着灰飞烟灭了的。“人类最高的道德”都丢了，那莫不成人类发展到了“完全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准反倒要走下坡路了？
　　带着这个问题，我搜索了一下这位无名的名人究竟是谁。很遗憾，百度没有告诉我确切的答案（当然，能在第一大报上发文的个个都是名人），最靠谱的一句话是：“人类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那就是爱国心”。说这句话的不是别的哪国人，正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法兰西人－－拿破仑·波拿巴。
　　这位一口气就能吹走普鲁士（海涅语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一生东征西讨，将法兰西的领土扩张到现在的３倍以上，并击败了欧陆各国军队，将缴获的１２００门火炮浇注成了一根凯旋柱矗立在巴黎市的万多姆广场。在一些人看来，当时的法国毫无疑问是个大国，毫无疑问值得世人的敬仰和国人的骄傲。
　　然而，仅仅半个多世纪过去，拿破仑的侄子，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色当兵败被俘，以梯也尔为首的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卖国条约。愤怒的法国人民用蒙马特尔高地的大炮给了卖国政府一个响亮的回答：革命！于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爱国社员们不是去追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光辉，而是推倒了那根法兰西的凯旋柱。当那根象征民族沙文主义的柱子轰然倒下的时候，法兰西不只有爱国激情，更充盈着大国理性。
　　何为大国？开一代风气之先，可为大国。荷兰完成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海上马车夫纵横四海，荷兰之大不囿于地窄。大不自多，引当世潮流之变，可为大国。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化先驱扬旗五洲，英国之大也不在于地广。而法国大革命气吞山河，《马赛曲》传唱全国，终成国歌，不可不谓之大国；巴黎公社石破天惊，《国际歌》震彻寰宇，终成外国国歌（苏联在１９４４年以前以此为国歌），更不可不谓之大国。
　　“一位名人”说过：“从伟大崇高到荒谬可笑，其间只相差一步”。称帝的拿破仑陛下妄图用刺刀给俄国送去资本主义，在燃烧的莫斯科面前，法兰西纵然广有半个欧洲，难称伟大崇高。不容许巴斯克人“七省归一”的法兰西妄图用欧元和棍棒给西藏送去独立自由，在如潮的五星红旗面前，法兰西即便位列五大国，依然荒谬可笑。
　　此话尚有另一种解法。大唐帝国如日中天，唐太宗李世民赏送文成公主进藏，此大国理性是为伟大崇高；大清帝国日薄西山，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赏借”香港（上谕原文：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此“大国理性”只留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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