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是属于谁的？

资源是属于谁的？

作者：northk  原载：天涯社区

　　资源的所有权问题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本问题。西方人对资源所有权的基本处理方式是私人的排他占有。
　　
　　资源的基本问题在于资源的有限性，资源有限，而想占有资源的人又太多，所以资源总也不够。西方人对资源有限的解决方法却颇为奇怪，西方人认为：正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才要占有，只有把资源让我占有了，不让你随便插手，才可以解决资源有限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宗教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对于上帝，西方人也是这样认为：正因为上帝的存在不可思议，所以你才该坚信上帝的存在。西方人的宗教逻辑是，上帝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存在，所以上帝的不可思议一点不奇怪，正是这不可思议才表明了上帝的存在。西方人对资源的逻辑也是这样，资源本来就该被人占有，有谁不想占有资源的？除非是白痴，既然没有人不愿意占有资源，占有就是合理的，既然占有是合理的，资源有限当然就不是问题，前提合理，结论当然就不会错，只要你相信了占有的合理性，不让你插手当然也就合理了，而只要你不插手，资源有限当然就不是问题了。说起来西方人这想法也很符逻辑，既然知道东西少你还跟我抢？只要你不来抢，东西怎么会嫌少？少也是我的事，不用你操心。西方人头脑相当单纯，颇似十岁以下小孩，以为只要自己找到理由了，别人就不会跟他抢了。西方人的单纯使得西方人很容易找点虚无飘渺的理由就被骗了，所以西方人的文化中总有股神神叨叨的味道，不仅宗教如此，政治、经济也如此。
　　
　　资源的少数人占有可以解决资源有限的问题，但其他人怎么办呢？西方人给出的方案是，其他人可以给资源的占有者打工。人类拥有资源的目的其实不过为了生产出产品，资源虽然被我占了，但只要你来给我打工，一样可以生产出产品。现在你没了资源没法生活，自然就会到我这来打工，因而并不会影响产品生产，并且由于你不打工就得饿死，就为我的管理提供了基础，我就有足够丰富的手段让你努力工作，因而不仅不会影响产品生产，反而能极大地促进产品的生产。西方社会是如何繁荣的？事实上就是依靠这一优秀的制度形式。
　　
　　占有能解决资源有限的问题，这貌似矛盾的说法，通过这种方式就得到了合理化。西方的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展开的，西方的文化事实上也不过是为这种制度进行辩护。比如说，西方人成天念叨自由民主，自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占有的领域里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民主又是什么呢？民主也不过就是争取这种自由权利的方式而已。西方人的所谓自由思想，就是让你相信这种占有制度的合理性，少数人占有资源而多数人打工就是世上最合理的制度。一般来说，如果你作为拥有资源的人的话，要相信这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不大，但作为打工者要相信这制度的合理性就有点难度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为何离不开宗教信仰的支持？中国这些年来学习西方，近年来为何日益强调信仰的作用？原因就在这里。不树立起“正因为无法让人相信，所以才坚信不疑”的宗教情结，就难以让打工者克服对这种制度的怀疑。对打工者来说，必须达到“正因为这种制度让我倒霉，所以我才衷心热爱”的犯病状态，才能对制度毫无怨言，这种犯病状态对西方人来说却是一种相当高尚的精神境界，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就社会理想的伟大行为，能达到这种境界的都是人类中的最优秀分子。这么说真不是为了诋毁西方人，而是西方人当真是这样的，比如说，为避免社会进入丛林状态，虽然法律限制了我的自由，但我也得衷心热爱法律，这是西方法治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对个人来说，就是为了社会理想而牺牲自己，并且这点对于西方人来说，都想当然地接受了。
　　
　　西方制度下的合格打工者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愿意当这非一般的人吗？大部分中国人都缺乏这样的信念。事实上，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传统？就在于中国人历来就缺乏牺牲精神，从古至今都没能相信这套神神叨叨的东西。中国人对资源的安排从来不是基于占有，你要让一个中国人看着别人吃香喝辣而自己只能啃咸菜、窝头，并且还要认为这种状态是合理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做不到这点。对中国人来说，我啃咸菜窝头可以，但必须让我看到吃香喝辣的可能性，而看到可能性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意味着我也可以占有资源。西方模式的占有是排他的，我有你就不能有，而只要你不把我搞垮，我当然不会把资源给你。为西方模式辩护的人总说在西方模式下机遇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其实是搞垮的平等，是员工可以搞垮老板，老板可以坑害员工的平等。中国这些年按西方模式运作，职场间的相互坑害太普通了吧？都知道现在道德沦丧，沦丧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中国人对资源的态度是非排他占有的，对中国人来说，这份资源你占有可以吗？当然可以，但你的占有却是有前提的，就是能满足我的需求。比如说，潘石屹说：“以后房子我来造，你们都别造了”，可以吗？当然可以，但前提是小潘造的房子要比我自己造的好并且省钱。咱自己造房子要花20万，并且还要受苦受累，不仅当监工，还要当小工，人家缺啥就得买啥，如果给小潘19万，他全部替你搞定，你说说看，咱何必要自己造呢？但如果小潘不好好干活，占了土地，占了材料，不出大价钱他不给你造，那么这时候小潘的占有就不能令中国人满意了，就不符合中国人对资源的态度了，这时候要中国人认同小潘的占有就做不到了，中国人就要考虑如何赶走小潘，要么自己干，要么换个人干。小潘的占有就不合理了。
　　
　　西方人的占有是一种无条件的占有，或者说“绝对的占有”。占有就是占有，决不附加任何条件，我的就是我的，我占有了之后想干嘛就干嘛，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占有让你能想到什么？就是“自由”嘛！西方人的“自由”是不是就是这德行？咱们现在的专家学者们搞的社会改革，是不是就是要把社会搞成这样的“自由社会”？经济学家们为之辩护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必然是贫富分化的，而且贫者看不到希望。张维迎的“理性理解”，自由人士的“普世价值”，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进入到“正因为无法让人相信，所以才坚信不疑”的犯病状态。所谓“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无条件的价值，绝对的价值，也就是说自由人士认为他们手头有某种东西是到哪里都有价值的，不管对你有没有好处，不管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不管你要不要，它都有价值。这“价值”对中国人来说，颇不讲道理，很有些霸王硬上弓的架式，但搞怪的是西方人却把这强迫当享受，把这种犯病状态称作“正义”，就是所谓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伦理的结合。你可以看到，这不讲道理的“普世价值”与西方人的占有模式是相匹配的，西方人的占有也是这种不管别人的占有，不管他的占有是否对你有利，只要他占了，你就不得对他的东西有“想法”，就必须认同他的占有，不能附加任何条件。无条件占有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占有者可以干好事也可以干坏事，但因为占有是无条件的，所以干坏事也就是合理的了。日益“自由”的中国，为什么这阵子好多事，黑煤窑、黑砖窑、劳资对立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于现在的老板们对资源的占有是无条件的，对工人有没有好处跟他没关系，只要老板有好处就行，并且这种占有得到了制度支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你管不着他，一管就是侵犯私人权利、就是破坏“自由”，如此一来，干坏事来钱又快又省事，那么为什么不干坏事？“普世”所构造的绝对价值，其实就为了不允许别人反对它，就为了干起坏事来能干得自由自在。
　　
　　对中国人来说，你说你有价值，那么你得拿出来给我看，比我现在的更好更省钱咱才能承认你有价值，因而价值并不存在于你手头的东西上，而在于对我有没有好处上。只有对我有好处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是不是这个理？但如此一来，就把价值的评判权交在个人手上了，由于评判的依据是对“我”有没有好处，因而每个人的价值可能是不同的。说起来这也是“主权在民”的一种方法，使个人得到了主导自己行为的全部授权，因为对于正常人来说，总是觉着有价值的事才会去做，价值的评判如果在个人自身，那么个人就能完全决定自己的行为了。但这种说法是中国人的说法，西方人从来不是这样的。对西方人来说，“价值”有个“价值观”，并且这个“价值观”不能是个人的，只能是公共的，也就是所有人都得有同样的“价值观”，这种公共价值观中的价值就是所谓“普世价值”了。因为“价值”决定人的行为，那么通过这个“价值观”就可以控制所有人的行为了。西方人搞“普世”，其实就为了能够控制所有人的行为，就为了使人成为奴才。通常来说，你要让那群奴性思维的自由人士拿出点对别人有用的真价值出来，立马就露馅了。举例来说，李银河说一夜情、换妻、乱伦、群交是自由人的权利，体现的是人性自由的价值，但你让她自己去干干，并且完事后还能拿点实在的好处给人看看，老李立马就歇菜了。老李自己虽然不干，但却一嘴咬定这些事情就是有价值的，这其实就象现在的老板们，让他自己依靠打工生活那是打死也不干的，但却想当然地认为打工者打工就是天经地义的。
　　
　　占有者的不受制约，按照“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的说法，占有者是必然要“腐败”的。现在官员的贪腐曝光得比较多，但实际上那些老板们的腐败一点不比官员们差，只不过在认同了排他占有合理性的人眼中，老板们的腐败不算腐败，他们认为有钱人的钱是他自己挣的，他想怎么花都成，人家“腐败”一下管你屁事？包再多的“奶”也是他自己身体的事，与你没关系。而且通常将这种对有钱人的批评称作是“仇富”，认为这是中国人红眼病的表现。但了解了中国人对资源的态度后就可以知道了，中国人仇的其实不是你有钱，而是你的钱来得不“道德”。比如说，小潘19万就能盖出好房子，为此他大赚一笔，买车送美女，把个漂亮女人搞到手，中国人对这个小潘只会是羡慕，怪自己没本事，咋就没小潘有能耐呢！但如果小潘不是靠他活干得好，费用节省，而是靠囤地囤房，靠政策不让别人造只能他造，如此挣来的钱买车送美女，凭啥？这个时候如果不“仇”小潘，你当中国人都象西方人一样秀逗了？
　　
　　中国人对资源的态度其实可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德”。中国人对资源讲究的是“有德者居之”，就是说，你要占有资源当然可以，但却得有“德”。中国人的“德”不是西方人的“道德”，西方人的“道德”指的是占有者的内在品质，这品质就象“普世价值”一样，看上去很美，但却没东西能拿出来，因而只能用于唬人。中国人的“德”却是指你干出来的活计，只有你做出来的东西对别人有好处，能替别人省钱，那么你的占有才是有“德”的，才是有理由占有的。如果你失去了“德”，对别人没好处，成天找人麻烦，那么你对资源的占有就到头了，就该让位给别人了。上面已经说了，这种“德”的评判权不是在占有者手上，而是在别人手上，因而这种“德”就不象西方人的“道德”那样不可实证，西方人的“道德”因为是内在品质，所以本来就看不见，因而也就没必要给你看，你只要相信就是了。有西方“道德”的人最常做的就是要求别人“紧跟”，要求别人“坚定信仰”，不仅领导这样要求小民，老板也是这样要求工人，老板定出的ISO，你就得照着做，一跟的不紧，下岗就不远了。中国人的“德”却不能要求别人，因为只有你对别人有好处，别人才会跟着你，别人不跟着你，就证明你这人没“道德”，不是“君子”，而是“小人”。
　　
　　有人会说，自由社会的工人们跟着老板也是“自愿”的，老板也没拿枪逼着工人，工人也是在自己同意的状态下才签的合同，自由社会的老板们哪里没有“道德”了？仔细考察一下中国人的资源模式与西方人的排他占有模式就可以明白，西方人的排他占有对资源是依靠强制力量进行保护的，工人是在不能赶走老板的情况下“自愿”的。可以到任何一家血汗工厂去问员工，如果可能换老板的话，他们是否还愿意签这个合同，立即就可以得到“科学”的结果。在中国人的“德”的模式下，老板所以能成为老板，是因为他对工人们有用，工人一多就需要管理，工业化大生产离不开协调，如果有这么个人出来领导，大家就都能得益，因而老板就得到了合理性。这时候的老板与工人就不是对立的了，工人在这状态下的“自愿”打工就是真正“自愿”的了。与排他产权下的工人相比，排他产权下工人的“自愿”有前提条件的“自愿”，是在你不能破坏制度安排下的“自愿”，不管这个制度是否对你有好处，你只能在这个制度的框架下“自愿”。而在“德”之下的“自愿”则没有附加条件，完全出于你对你自己行为的自我决定权。在“德”之下的“自愿”事实上也不排斥排他产权，比如说，那些奴性不改的自由人士，觉着要求老板对工人有用才能当老板违反了他们的理念，就是喜欢在老板的管束下干活，说只有被人管、被人虐待、被人强暴他们才能体验到幸福，才能感觉到“正义”，才能实现他们的“自由社会”。从“德”的角度来说，因为“德”是个人化的，是由个体自身决定的，如果有人有这种爱好倒真是不能反对他们，也应该满足他们的这种偏好，因而“德”并不排斥这种犯病的“自由”做法。但与“自由”不同的是，“德”是非普世的，个人化的“德”没法普世，因而“德”不会要求将某种特殊人群的偏好普遍化，不会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干。反观“自由”就会发现，“自由”是要求将其自身普遍化的，也就是他一人犯病还不成，还必须要求所有人都跟他一起犯病才成。从这里也可以再次表明普世化的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强制，是以一种所谓“正确”、“正义”的观念对所有人进行的强制。
　　
　　这里还可以看到，咱们在前面指责西方人的产权方式要构造无条件、构造绝对，但这里中国人的“自愿”与西方人的“自愿”相比却也是无条件的了，那么无条件、绝对到底对不对？事实上，问“对不对”就是一种西方人的思维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是不管“对不对”的，“对”意指“正确”，而“正确”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该照着做，这是典型的西方人的方式。中国人对问题的考虑不是从一件事情“对不对”、“正确不正确”开始的，而是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如果你要找地方打工，你是喜欢到一个可以把侵害工人利益的老板换掉的工厂打工，还是喜欢到一个不可以换老板的工厂打工？显然大部分人都愿意可以换老板，那么“自愿”当然就应当无条件了。反之，在面对老板说他对资源的占有是无条件的，他占了就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来换他的情况下，从自身需求出发，对“占有”当然是有条件才划算了。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相当灵活的，不同情况可以有条件、也可以无条件，但西方人则比较一根筋，要无条件就应当所有情况都无条件。上一段说了，不排除某些人一根筋，但问题是不能允许将这种一根筋普世化，不能要求别人都跟他一起犯病。
　　
　　如果从资源有效使用的角度来看两种对资源的态度，那么就更加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优劣。资源有限，西方人的方式是只许我占、不许你占，那么资源有限就不是问题了。但对中国人来说，正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更不能被某些人占有，只有把资源拿出来共享，让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那么才能解决资源的有限问题。资源共享很容易被认为就是“公有”，“公有”也是西方人简单头脑下的产物，西方人先是给资源简单定了性：应该私有。但当老板们占了太多资源却不干好事了之后，西方人虽然比较一根筋，但亏吃多了总也有醒悟的时候，发现“私有”吃亏了，怎么办？与“私”相对当然就是“公”了，“公有”的概念西方人早就有了，但一真没能得发展，直到马克思的出世，才使得“公有”成为了可以对抗“私有”的一种社会体制。真正说来，马克思的理想就是打破西方人延续数千年的私有的社会体制，而希望代之以一种新的社会体制，马克思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突破了西方人的思维惯性，试图从资源的所有制上寻求突破，建立一种新的体制，这无疑将是一个崭新的社会，是人类从来也没有梦想过的，马克思的伟大正是在于此。但受西方思想熏陶的马克思只是在所有制上完成了突破，在构造新社会上却未能摆脱西方的思维定式，最终按马的思想实践出来的社会主义，将资源的所有权从老板手里夺过来，却又交在了领导手里，而且领导的所有权与老板的所有权一样，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老百姓除了干活打工，还是啥也决定不了，苏联模式特别是这样。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领导越来越象资本家，并且领导还是以人民的名义干活，干起坏事更加名正言顺。主席发动文化革命，其意图就在于反对领导的老板化，他对于他以反对私人资本名义建立起来的政权越来越象他反对的私人资本深感不满。发动百姓斗领导，其实也是为了可以把不干好事的领导换下去。然而主席的时代，正是中国传统被大破坏的时候，建设的新社会是西方引入的新社会，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的烙印，没有从“德”上考虑，而是以政治运动，观念改造，通过对人的强制来实现其理想，最终免不了走向了极端。
　　
　　中国人的“有德者居之”可以称之为“德有”，“德有”与建立起另一种排他所有形式的“公有”也不相同，“德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人，任何人待在资源所有人的位置上都只是暂时的。相比于排他占有来说，排他占有对产权的要求是异常明确的，无论私有还是公有，产权的所有人都是明确的，公有的产权人就是国家，就是政府，最终的操纵人就是领导，私有产权的所有人是大老板，最终的操纵人是经理人，没什么区别。私有产权所以有活力，其实是在于老板可以不对工人负责，想怎么坑就能怎么坑，自然就有动力赚钱，而公有的政府名义上总得对百姓负责，在主席的治下捞钱捞得狠了就要被枪毙，自然就没有活力了，如果不是平民出身并且强势的主席在，领导们就会比资本家傻，就不会捞钱？显然不会。领导所以不比资本家差，其间的原因就在于产权的明确上，正因为产权确定给了某一小集团，没有方式将其撤换，因而腐败就是必然的。“德有”的没有明确所有人就使得资源是开放的了，任何人只要他的才能可以使资源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他就有理由拥有资源，这就使得资源可以发挥其最大效用了。与排他占有相比，排他占有者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占有者自己会充分发挥资源效用的前提上的，但因为占有是绝对的，因而并没有现实可行的制度可以制约占有者，对占有者会好好干活的期待就只能建立在对占有者的信仰上了，要么相信领导会好好干活，要么相信老板会好好干活。领导显然不可信，但老板的模式里却有经济理论来论证市场会让老板干好事，然而这种论证已经是古典的论证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提出已经使人们从理论上明白，老板完全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等的优势将成本外化，在排他产权的市场条件下干坏事的手段还是充分丰富的。买东西被骗，霸王条款之类的东西，对国人都不陌生吧？其所依仗的就是他是老板，你换不了他，你只能管你选择商品的问题，却不能管他生产商品的问题，要管的话就是破坏市场经济，就是破坏“自由”。在“德有”体制下就不会再要求对领导、老板的绝对信任了，只要制订了相应的更换资源拥有者的制度，就不需要要求老百姓进入到不管有没有好处也得遵守法律的犯病状态了。
　　
　　从现实世界中充足的例子都可以看到，解决资源显然不是靠把资源给特定的人，而是要让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比如说，地球上的人口最近这一两百年来增长了数十倍了吧？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对这土地资源的稀缺是依靠我占了地不给别人用解决的？显然不是，而是依靠找到新的资源共享的方法。比如说，同一块土地上通过造楼房就能解决更多人的住房需求。如果这块土地是私人产权的，咱只要自己有地方住了，别人住不住管我屁事，与其与穷鬼挤一块，远不如咱自个儿围起来养鸡养鸭、种菜打鸟，回归大自然，享受绿色生活来得惬意吧？对于排他的私人产权来说，咱怎么处置资源是与别人无关的，即使资源被低效使用也与别人无关。因而私有产权何以来保证资源的高效使用？何以来解决资源有限的问题？私有产权解决上述的居住问题，其实是在将这块土地交给私人，并且这个私人要靠造房子来谋利，不赶紧造，造得不好没人买的前提下，才是有可能解决资源的效率问题。但即使是将土地交在私人手上，如果没有对资源应当解决别人需求的要求，对稀缺性的土地来说，立即造房子未必就比囤积等升值更能让老板赚钱吧？因而对私人占有者来说，不是满足别人需求才有钱赚，不满足别人需求，吊人胃口，把别人往绝路上逼反而更能赚钱。由于吊人胃口、把别人逼上绝路不违反自由原则，别人不能撤换你这个占有者，没理由侵犯你的产权，因而你的把人逼上绝路的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上绝路的人除非掏钱，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模式下，私人占有者就从效率的追求者变成了无效率的追求者，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了，在此情况下，老马就要鼓动人们起来造反了。古往今来的造反都是被逼出来的，任何一个有道德的人都知道打架是最不挣钱的。
　　
　　如果你拥有一大块地，在这块地上，你是养鸡养鸭，还是种菜打鸟，说起来也是个人偏好，别人有这爱好，似乎也不能算“不道德”，那么凭什么要强制别人要拿出来共享？不是说“德”不依靠强制的吗？这问题其实不是问题，这问题的提出是在私人占有的前提下才是问题的，正是有了私人占有，你才能种菜打鸟，在这时候说个人偏好，目的仍不过是为了占有罢了。在资源的有德者居之的前提下，你占有资源就得给出理由，比如说，你曾经为一家企业做了很多事，让员工挣了好多钱，把企业搞得很繁荣，老了退休了，想要这么一块养老的地，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地有富裕，没有人因为你的这块地没法过日子了，让你过得好些，给后来的人做个好榜样，后来的人也可以为企业好好干活，员工为什么不能让你拥有这样的一块地？“德有”并不排斥任何形式的拥有，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你得给出理由，给出你的“德”出来。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德有”的话，就会发现“德有”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要求。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系统的理想状态是完全竞争，考察任何一个经济系统，西方经济学都是将完全竞争作为范本来考察的。只有当经济系统是满足完全竞争条件的，该经济系统才能实现“经济”，即达到最大的效用。完全竞争是说行业没有壁垒，企业可以自由进出，有充分多的生产者可以被消费者选择，在这种前提下，市场就会发挥出作用，将不好的企业、效率不高的企业淘汰。但在资源排他占有的模式下，即使市场对你这个老板的产品进行了淘汰，但这淘汰却不意味着这个老板就失去了资源所有权，资源还是在他手上，对这个老板来说，干好事，硬碰硬与别人竞争争不过，但干坏事却是完全可以的，咱可以生产假冒伪劣，可以广告轰炸，可以打擦边球，可以搞传销，赚钱的方法多得是，不是非得在一颗树上吊死的。国内的市场现在还比较自由，国外的市场查得严了，靠造假不灵光了，但咱还以从管理要效率，逮住工人使劲坑害，可以血汗工厂，可以黑煤窑，只要资源在我手上，坑人的法子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即使现在“民心”了，工人坑害起来有点难度了，但咱也捞得差不多了，转移资产，移民国外，小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留下的烂摊子让工人自己扛着，看谁熬得过谁，经济一衰退，上头一着急，到时还不得再把咱胡汉三请回来？所以，在资源的排他占有模式下，市场对企业是淘而不汰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公司多的是。现在西方经济学中都知道有市场失灵一说了，市场何以失灵？其实就在于资源的排他占有阻碍了市场的选择，在排他占有下的市场只是一个伪市场。只有当市场可以对企业进行淘汰，而淘汰下的企业可以通过更换更有能力的所有人，重新参与竞争，那么市场才能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在允许老板霸着资源不放的情况下，老板就不一定要通过满足别人的需求来赚钱，不满足别人的需求也可以挣钱。如此市场就只能是优而不胜、劣而不汰的了。所以，“德有”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德有”的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仔细考察以“德有”为基础的经济的话，就可以发现，“德有”的经济才是真正满足自由经济理想的经济制度。自由经济的理想是政府尽量少干涉经济，最好不干涉。但在排他占有的情况下，少数占有者主导的经济并不能实现满足人们需求的目标，反而会蜕变成以坑害人为己任的经济，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模板的国家，无不以或明或暗的经济干预才实现了经济系统的平衡。比如说，在西方自由经济下，消费者永远是弱势的一方，为改善消费者的地位，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就必然要求通过行政措施来保护消费者，国内盛行的假冒伪劣为何在国外吃不开，依靠的就是国外政府的强势干预，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不对经营者行为进行规范，就不可能使产品不往假冒伪劣方向发展。保护消费者当然没错，但问题是与自由经济的理想就背离了，政府就不可能不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但在“德有”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企业生产假冒伪劣，消费者就可以要求更换企业的经营者，经营者的更换当然也可能是在政府主持之下进行更换，但在这种模式下，对企业产品的最初监督不是依赖政府，而是依赖消费者，消费者对生产企业的监督是以多对少，而政府面向生产企业的监督必定是以少对多，那么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对企业的约束就必然使政府职责减少，政府的责任不再是去管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合格，而是去主持公道，将黑心的企业经营者替换。两者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德有”下的经济，政府是不干涉企业经营行为的，政府只对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负责，也就是说，政府只对“德”负责。只要企业以满足别人需求的方式进行生产，企业的生产是给别人省事、省钱，那么企业就是有“道德”的，就可以自由拓展他的业务，但只要企业试图通过占有形成的各种垄断而谋利，那么企业就应当被改组。排他占有下的经济，因为政府不能将经营者更换，因而政府只能对经营者行为进行规范，必须告诉经营者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这不仅必然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而且必然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大，必然导致对个人行为的干涉。而在“德”的观念下，经营者怎么经营不是政府能管的事，政府只对经营行为产生的后果进行评判，只要后果不能令各方满意，无论你做事的理由多么高尚、多么伟大，经营者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经营者都该被要求进行反思，对他的后果承担责任。政府以后果为导向，通过换人的方式对经济进行调控，就不会产生规范人行为的要求，因而就不会对经营行为进行干涉，经营者就有充分的自由按其独特的方式进行管理。相比于排他占有的经济，哪种经济更接近自由经济的理想？
　　
　　自由人是否该承担自己行为后果呢？很多自由主义的半吊子会说自由人应该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但实际上承担后果却与自由主义理论不相容。理由相当简单，自由思想的基础是“权利”，而“权利”是不对后果负责的，“权利”的普世性就意味着其不可能对后果负责，普世意味着绝对，意味着不管什么情况咱都有这“权利”，因而就不能因为后果不良好而失去了“权利”。比如说李银河主张的那些的“权利”，因为后果不好就能否认那些玩意是“权利”了吗？老李会为那些“权利”的后果负责吗？正因为老李对后果的不负责，她才能说出她所主张的这些论调出来。实际上，如果从资源占有的角度来看，那么就可以更明白地看出“权利”的真面目。如果你主张资源的排他占有，那么你会对你占有的后果负责吗？显然没法负责，如果要负责的话，对资源的拥有就只能是“德有”了，如果别人因你的占有而生活不便的话，你就该让贤了。所以，对于资源的排他占有来说，其要求的理论就只能是不计后果的理论，只有不管别人死活，我的就是我的，才能实现真正的排他占有。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就是排他占有所要求的理论，“权利”通过普世性就完成了对后果的不负责。西方思想中，认为自由人该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其实是萨特的思想，萨特的先于本质的存在，存在才需要对后果负责，因为在“存在先于本质”的情况下，本质是存在创造的，存在不得不为自己的本质负责。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是个大杂烩，只要某种说法听着不错、看着有理，就有人将其往“自由”的大锅里划拉，结果似乎自由人能对后果负责了。要看清这其中的迷雾也不难，只要看其制度实践就可以了，制度的基础如果建立在某种普世性东西之上的，就不可能是为后果负责的，只要是追求绝对的，追求对所有人行为进行规范的，就不可能是为后果负责的。西方的排他产权是如此，为这种产权提供支持的契约理论也是如此，建立在契约上的法律体系也是如此。
　　
　　在排他占有的前提下，不能更换老板，再来要求自由经济，其目的相当显然，就是为了占有者可以为所欲为。战国初期的李悝说过：“故上不禁技巧，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民已为邪，因以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排他占有下的自由经济论者，巧舌如簧，唾沫星子把花也说谢了，发展出了种种理论技巧，目的无他，就为了论证他们占有的合理性，试图将这种占有格局永恒化。这种格局下自然就免不了贫富的分化，免不了“富足者为淫佚，贫穷者为奸邪”，而受中国文化滋养的中国人会因为这些学者们的忽悠就象西方人一样甘当奴才了吗？显然不会，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永远是不甘被人欺侮的，永远要求刚健自强的，因而永远不会放弃对自己利益的争取。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所谓的学者们来搞什么法治社会，试图以不讲道德的法令来巩固他们的统治，“诛之不赦其罪”，无疑就是为了“为民设陷”，挖了坑让老百姓跳进去而已。挖坑的技巧，西方人是直到凯恩斯才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且与西方其他的理论一样，都是靠忽悠人、靠要求别人相信而存在，凯恩斯的理论永远无法明白地解释为什么挖了个坑就可以启动经济了，正如西方人永远无法明白解释为什么少数人占有资源的世界居然是“自由世界”了一样。事实上，挖坑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为民设陷”而已。中国人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明白，无“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挖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为民设陷”的社会。
　　
　　中国人在先秦时代的战乱中，已经经历过了西方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的原型，从那时就已经形成了对资源“有德者居之”的思想，秦的暴政更是坚定了中国人的选择，秦之后的时间里中国人的骨子里就已经注入了这种道德观念了。古代中国何以能长时间领先于西方？依靠的其实就是这一优秀的观念。比如说，西方人一直无法理解古代中国何以能在较长时段内维持一个大一统的格局，这点从“德”来看一点不奇怪，两个人相互对立、相互打架一点也不划算，而合作才能生活得更好，只要有方法能使两人合作，为何要分？合作显然只能是我尽我的能力提供我的服务，你尽你的能力提供你的服务，双方都尽力才能相互无怨。要相互无怨的话，当然就得允许别人也来干我的活，只要别人同样的成本干得没有我好，别人还有什么话说？在这种方式下必然要求资源是开放的，必然不能认为资源是我的就是我的，而只能是因为我的能力才能占有资源的。对中国人来说，大一统的时代才是有“德”有“道”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都是无“道”而缺“德”的时代。分裂的时代，各个小国的占有者是没有义务为别国提供服务的，两个国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相互竞争，而不能达成无怨，竞争的结局只能是相互刁难，看谁能先把对方搞垮。一争起来，自然各种手段都能用，就不可能有“德”了。西方人有种奇怪的论调，认为竞争不可怕，只要竞争合法就可以了，但合法的竞争也是为了将对方搞垮，所谓合法其实就是对竞争行为的限制，西方人永远离不开对人行为的限制，但限制又不能不把对方搞垮，那样的话就没必要竞争了，所以出现的情况只能是，缺德事总是要干的，最多是干得隐秘一点而已。西方人的“自由”理论其实就是优秀的干缺德事的隐秘方法。中国文化例来强调“和”而不是“争”，原因何在？现在不少中国人已经被洗脑成了相信竞争才能带来发展，这其实是西方文化的入侵的后果。中国人的“和”如果在排他占有下，当然就是莫名其妙了，我的不可能是你的，怎么可能与别人“和”？但在“有德者居之”的情况下，却是相当容易理解的，“无怨”即是“和”，让别人对你拥有的资源“无怨”，自然就“和”了。中国人现在讲“和谐”，谈国学，说起来也是一种传统的回归，但只有认识到“德有”，制度上实现了“德有”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和谐”，真正完成中华的伟大复兴。
　　
　　现在很多人在谈文化复兴，有人搞汉服，有人搞各种祭祀，有人恢复古代的礼节。从这里谈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文化的复兴，其根本在于制度的复兴，制度是文化的精练与体系化，正是中国人的“德有”的制度才保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盛，要再次回归文化的繁盛，就离不开对制度的重新建构。古代中国的“德有”，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帝王只能由战争产生。古代中国的有“德”帝王，从来不是资源的所有人，资源是交在每一个具体操作资源人的手上的，帝王的作用是建立并维护一种让资源能到达最能发挥资源效率的人手上的制度。有“德”的帝王从来不是靠占有资源而成为帝王的，而是靠获得“民心”才成为帝王的，而“民心”是什么呢？“民心”当然是让老百姓挣钱啦，让百姓各有所“得”才是帝王的“德”。中国人例来有君子、小人的说法，有劳心劳力的说法，具体操作资源的人其实就是“小人”，一般百姓只要有家有业，能安心过日子，就可以幸福了，但对君子来说，如何建立起一个可以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的制度才是君子该关心的事，君子是“无恒产”但“有恒心”的人，可以抛家舍业，为其制度目标而奋斗的人。君子的“德”就是建立在使百姓有“得”之上，百姓有“得”之后，应该报答君子，使得君子的“德”也有了“得”，才真正成就了一个有“道德”的制度。劳心与劳力本来就是有区分的，而且显然劳心者做的事更不容易一些，当真有“德”了，所“得”自然也比劳力者的“得”多，手头有资源的百姓所以称作“庶人”、“小人”也是这个道理。比如说，四书中的《大学》称作“大人之学”，其实指的就是“君子之学”，“大人之学”不是用于自己一个人生活得幸福的，不是为了“敌一人”，而是为了“敌万人”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管理之学”。“大学”之道，首在“明明德”，“明德”者，其实指的就是让百姓各有所“得”的方法，因为这方法与百姓并不对立，不是为了把别人搞垮，自然是光明澄澈的。这“大人之学”，起于“修身”，却终于“平天下”，因而其原本就是制度之学，是中国人制度思想的精华所在。现在讲传统文化，讲文化复兴，如果不知道文化复兴的依靠最终要落在制度上，无疑是“大惑矣”！
　　
　　西方文化因其贪婪的对资源的态度上，免不了阴冷而刻薄，始终摆脱不了对人行为的专制。而资源开放的中国文化却无疑是阳刚而大度的，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从来都是不排斥的，择其善者而从之。现代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选举文化，西方人为解决他们人与人之间永远的对立，搞出了选举文化来应对，使得西方人在他们制度下也得到了发展。古代中国的帝王通常由战争产生，并且世袭，这无疑也是一种专制，并不符合上古三代帝王禅位让贤之风，而且说实在，指望人自己让也颇不保险，并不能保证“有德者居之”，而西方的选举文化却无疑给中国人的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西方人对资源的态度远不如中国人的开明，但西方人用于解决冲突的选举却可以被中国人用来解决有“德”者的产生问题。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应该可以从这点上求得突破。
　　
　　中国文化的兼收并蓄，包容大度，其实并不是只是嘴上多说说、脸上多贴点金就可以完成的，而是有着真实的制度支持的，正是中国人对资源的态度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包容大度。因而如果要真正体现文化的大度的话，其实该做的是实现支持其的制度，而不能靠象西方那样成天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好”，就指望别人犯傻居然信了他们的话来实现。“德”是要有实际利益的“得”来支撑的。与西方人的制度相比，“有德者居之”实现的社会才是真正以个人才能为导向的社会，对资源的拥有依靠的是才能而不是其他。西方人总说他们的制度是平等的，但对资源的产权却又是死霸着不放的，资源不能到最有能力的人的手上，如何说明西方人制度的平等？所以，西方人的平等例来是一种伪平等，只能在抽象的“权利”层面讨论平等，一进入到对资源的具体使用上，一进入到对人能力的确认上，立马歇菜，暴露出其专制的本来面目。因而只有在中国人的对资源开放的态度上，才能实现一种让有能力的人拥有资源的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实质的平等。
　　
　　资源是属于谁的，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西方人私有制度的弊病已经日益明显了，比如说，西方股份化的企业制度已经使私有制度产生了变异，纯粹私有制度的衰落已成为必然。西方人谈论的西方文化的衰落，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随着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对纯粹私有产权的置疑而出现的。马克思的公有制社会是对西方制度的一大突破，但却无疑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马克思对基本的所有权制度的探索无疑有着光辉的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人的所有权制度一直以来未能得到明确的表述，从这里的探讨来看，中国人的所有权制度相对于西方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制度的突破，将其视作马克思精神的延续也不无不可，当然更恰当的说法也许应该是马克思的思想在向中国思想靠拢。技术的进步，使得地球越来越小，东西方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将走向融合，制度也必将走向统一。以“德”来说，统一的“德”必定大于分裂的“德”，世界终将走向“大一统”。那么是西方人的制度更适合这个融合的世界，还是中国人的制度更适合这个融合的世界？答案是显然的。对世界性制度赵汀阳做过探索，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更适合于一个世界性制度”，不过赵先生将“天下”观念先验化了，认为天下的“无外”是天下的先验原则，但从资源出发来考虑的话，就可以看出，“无外”不过是资源向所有人开放的逻辑结论，中国人的“德”是不分种族、民族的，只要你的“德”是建立在对别人有用，为别人提供服务上，拥有资源显然与种族、民族无关。中国人的传奇故事是，一个小国因其有“大德”，于是就“王天下”了。“天下”作为一个宏观观念，并非是先验的，而是有着明明白白的微观机制的。
　　
　　中国这些年来的社会进程，显然是一个西化的进程，产权越来越明确，离“道德”却越来越远，群体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一切其实都有着明确的原因，就是资源越来越不开放了，资源日益被霸占，不仅经济资源如此，政治资源也是如此。如此下去，必然是无“道”而失“德”的，更奢谈什么中华复兴？所以，抛弃西方人狭隘阴暗的资源排他占有，重新回归中国人开放的“有德者居之”，中国的文化才会有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也才能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