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U型假说与收入分配不平等

一、引言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长期变动趋势的倒U型假说（Inverted-U Hypothesis）。库兹涅茨在引证了普鲁士1854～1875年的数据资料论证了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的趋势之后，利用历史上的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以及二战后一些国家的数据，阐述了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随经济增长得以改善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增长的后期阶段则逐渐缩小。” ^[1](p.18)

我国经济学家陈宗胜在1994年提出了“公有制收入差别倒U型曲线”，指出，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类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在低收入阶段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典型的平等特征；随着经济增长，中低收入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开始逐步扩大，待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则逐步缓解。^[2]之后，陈宗胜根据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以“混合经济中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阶梯型’变异”理论解释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跳跃性；^[3]并预测出在“现有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趋势将在21世纪初叶末达到拐点进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阶段。^[4]

显然，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和陈宗胜的“公有制收入差别倒U型曲线”以及“混合经济中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阶梯型’变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收入分配不平等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对于谋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倒U型假说的问题是：首先，这样的变动轨迹是否存在；其次，如果存在，促使收入分配平等从恶化到改善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二、对倒U型假说的检验

研究者对倒U型假说的检验没有一致的结论。

鲍克特（Paukert, F）、阿鲁瓦利亚利（Ahluwalia, M）进行的横截面数据检验支持了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见表1和2）。鲍克特在比较分布在不同收入组的56个国家基尼系数[①]平均值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进入301～500美元组之前，经济增长将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而当人均GDP超过这一组之后，收入分配差距将逐步缩小。^[5]阿鲁瓦利亚利用60个国家[②]的样本资料的验证表明，库兹涅茨指数、阿鲁瓦利亚指数[③]和基尼系数三个数据都支持了“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6]

      表1    鲍克特检验：不同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基尼系数

*以1965年美元计算，括号内为各组平均数

资料来源：Paukert, F. 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Evidence[J].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Aug-Sept,1973.

表2       阿鲁瓦利亚利检验：不同类型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

*1970年美元。

资料来源：Ahluwalia, M. Inequality,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6），1976.

表3        “亚洲四小”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Fields, G.. S.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even Small Open Economies[J].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84.

但被横截面数据的检验所支持的倒U型轨迹并没有被时序数据检验所支持。

钱纳里（Chenery，H）等人检验了18个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50～70年代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相关性，其间，有6个国家和地区4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11个国家4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的增长慢于整个经济的增长，而韩国在1964～197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份额是与GNP同步增长的。^[7]这一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早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并非唯一的规律。菲尔兹（Fields, G. S）根据对“亚洲四小”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经验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并非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详见表3）。^[8]倒U型假说指出的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也未被时序数据检验证明；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反而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扩大的局面。威尔伯引用伊尔马·阿德尔曼等人对42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序数据考察结果指出，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主要影响在于减少穷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那里的发展好处非但没有自动地间接流下，发展过程却反而典型地使好处间接流上，受惠的是中产阶级和富人”。^{[9] (p.12)}这种情况在以巴西为代表的执行着“经济增长第一，社会公平第二”主张并有着突出的经济增长成就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见表4）。

表4         巴西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

*1988年美元。

资料来源：吕银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巴西实例研究报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基思·格里芬．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对我国而言，尽管理论界、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对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判断不尽相同，但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则是共识。表5引证的来自于不同研究者的对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基尼系数的测量数据，明确地表明了我国在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扩大的趋势：公有制或者混合所有制中倒U性变动的前半段有着足够的数据支持。

表5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

^*在陈宗胜等人的研究中，明确区分了“正常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考虑“非法和非正常的”收入分配差距，表中列出的只是陈宗胜等人对正常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估算。其他研究者没有明确指出是否考虑到了陈宗胜等人分析的“非法和非正常收入”。

^** 1996和1997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转引自中国国情国力[J]．2001，（1）和调研世界[J]．2003，（8）；陈宗胜数据引自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上海：上海三联版社，1994，陈宗胜，周云波．再论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极分化了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世界银行数据转引自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姚洋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平和平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7～11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数据引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http://news1. jrj.com.cn/news/2004-03-23/000000776356.html；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数据引自经济日报[N]．2003，6，16；赵人伟、李实数据引自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分配再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三、倒U假说验证的启示

倒U型假说验证的不一致启示我们正确地认识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及其变动趋势。

首先，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

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中维持了收入分配的平等，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改善了收入分配的平等，但就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是经济增长中的必经阶段。我们也发现，那些在较好地解决了收入分配平等与经济增长矛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和地理上的“小国”。这表明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广阔而区域间经济发展条件相差极大的大国，在协调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矛盾要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困难；这样的困难或许是我国未如“亚洲四小”那样取得增长与平等的双赢，而为经济增长付出了更大的不平等代价的原因之一。

其次，倒U型变动的趋势不是市场经济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

倒U型假说暗示：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在经济增长中“自然”地改善；政府无须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过分关注，在大力促进济增长的同时耐心等待收入分配差距缓解拐点的到来是最优的政策选择。而库兹涅茨在作出倒U型变动趋势时依据的是一组横截面数据，支持倒U型假说的也大都是横截面数据检验。但横截面数据检验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国家转换成为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忽略了不同国家经济制度与政策的差别。库兹涅茨在分析促使收入分配平等拐点出现的原因时特别指出，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作为经济增长代价的收入不平等所进行的重新评价，会促使政府采取诸如遗产税、累进税、救济法等政策和立法措施限制和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些政策与立法措施对收入不平等由恶化转为改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这种制度与政策的差异恰恰被横截面数据检验中抽象掉了。而时序数据检验没有完全支持倒U型假说也恰是因为它还原了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制度与政策差异：政府是否作出了政策的调整是决定收入分配平等变动方向的重要因素。坚持效率优先的政策而不作任何调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就无从缓解。

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扩大的事实表明，“社会稳定”决不能成为政府判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严重性的标准。

阿尔塞尼亚（Alesina，A）和佩罗蒂（Perotti，R）在一篇经典的文献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中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会诱致有组织寻租，最终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10]一些研究者据此提出了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适宜的“社会稳定标准”，指出，我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社会局面总体状况稳定，并没有出现阿尔塞尼亚和佩罗蒂的指出的由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社会动荡，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是适当的。^[11，12]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历程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并非一定导致社会动荡——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墨西哥、智利、巴拉圭、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54、0.565、0.591和0.601，^[13]但这些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也没有发生激烈的社会动荡。所谓“社会稳定标准”极有可能成为听任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理由；按照这一标准，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恶化到导致社会激变之前就都是“并不严重”和“适当的”。而对于一个以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国家，以这样的标准指导实践只能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1].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55.

[2].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陈宗胜．收入差别、贫困及失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4].陈宗胜、周云波．再论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极分化了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Paukert, F. 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Evidence[J].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Aug-Sept,1973.pp. 1～28.

[6].Ahluwalia, M. Inequality,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 1976.pp. 307～342.

[7].Chemery, H; Ahluwalia, M.S and others. 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8].Fields, G.. S.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even Small Open Economies[J].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84.

[9].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0].Alesina, A; Perotti, R.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4486.

[11].游宏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12].金在喜．当代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版社，1996．

[13].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 WDI 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