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

道可道！

杨连旭

2008/3/16

“道可道，非常道。”

一句话，六个字。其中的三个“道”，还是一个字。《老子》的开篇第一句竟然是如此的简单，却竟然也是如此的难解。

（一）

以往，都是将其中的第一和第三个“道”就认定为“道”，把第二个“道”取义为“说，知道，表达”；将其中的“可”取义为“可以，能够”；把其中的“常”取义为“永恒，永久”；而“非”则取义为“不是”。

于是，原句的现代语就是：

林语堂先生的《圣哲的智慧》是：“可以说出来的道，便不是经常不变的道。”

东方桥教授的《老子现代读》是：“道是不能解说的，可以解说的道，便不是永久不变的道。”

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价》是：“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

《道德经故事》是：“可以说出具体形态的道，就不是亘古不变的道。”

总之，是“道”不可道，人们永远不知“道”。那么，《老子》还往下道什么。

由此，便有人开始附会“道”，从而把“道”引上了歪道，反到比《老子》的“道”更难道了。从此，就产生出了个道教。

这也难怪，在《老子》的5200余字中“道”就出现了75次，频率之高、密度之大，类似于《论语》中的“仁”字。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老子》中的这七十多个“道”绝不是只有一个取义，而是在不同的篇章中有着不同的取义。

正因如此，有学者又将其中的第一和第三个“道” 在现代意义上取义为“规律”。

这样，原句的现代语就又变成为：

“规律可以表述出来，就不是永恒的规律”；

这显然荒唐。因为规律如果不能表述出来，那是什么规律，《老子》又是表述什么呢。更何况，规律何曾有过永恒的和暂时的规律之分呢。

由此，杨润根先生进行了深入研究，将第一和第三个“道”取义为“世界之道”，《发现老子》指出：

“世界之道是普遍无限和绝对永恒的，我感觉到我很难描述它；如果人们说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描述它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所描述的东西一定不是我所说的那个普遍无限和绝对永恒的世界之道。”

这虽然给“道”加上了个定语，但是总体逻辑却依然如故，还是令人如坠五里雾，不得要领，不知所云。

还有学者的注解是：“能够遵循和认识的规律，就不是根本的规律”。

照此逻辑，“根本的规律”就是不能够遵循和认识的规律。这就更荒唐无稽了！

又有学者注解：“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

问题是：

    第一、既然如此，那么，道究竟应该怎样说呢？却又没了下文，最终还是“不可道”。

    第二、《老子》不是《论语》，是论文集不是语录本，也就不可能没头没脑地说一句突兀而起、孤苦伶仃、不着边际、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对此，黎明先生不拘一格，进行了不落窠臼的注解。据《乌有之乡》报道，2006年11月29日晚7：30，他在云南民族大学演讲《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究竟是什么》中说：

“老子《道德经》中〈道经〉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大家注意到我的标点是怎么标的：道，逗号！可，分号！道，逗号！非，分号！然后常道。六个字，其实应该是三句。六个字三句，似乎也跟我们的《易经》的六爻，八卦的三爻相关，我可以告诉大家，老子的思想就从《易经》而来。如果不是这么理解的话我认为所有的人对《道德经》的理解都是错误的。第一句错误，就引来后面的几乎全盘错误，第一句没有理解正确，后面就绝对不可能理解正确。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所有解老的书都不把老子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真理主义者，而是看作一个玄学者，一个神秘主义者。其实，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明明白白的书，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秘主义，而且老子的第一句话就已经把最大的逻辑说出来了，道！是什么？公理，真理。可，可能的，就是说我们人类去探索真理是可能的。道非，是指人类探索的真理不一定是对的，需要辨证，需要否定，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得到的是什么呢？常道！常道是什么道？恒道，永恒的道，永恒的真理，这三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真理是可以探索的，是可以认识的。

“然而我们的中国文人，我们的儒家文人们，是怎么解释《道德经》的呢？道可道，点！非常道，句号！完了。道可以说，但说出来了之后，是非常道！完了。这就等于说常道是不可以说的，常道是不可以认识的，就等于说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有真理，中国人永远不可能认识到真理，这种对真理的否定，实际上给中华民族后来造成的贻害的巨大性是简直没法衡量的。这是儒家用它自己的观点来解释《道德经》。

“有人说，你的才是歪曲，我们2000多年都这么理解，都是道可道，非常道，偏偏你来个道，可；道，非；常道。你代表谁？你是一个人！而我们是千千万万！我坚信真理不在于拥护的人多或者人少，拥护多的不一定是真理，问题还在于，《道德经》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它不是那样一种想当然的做梦的梦话的描述。

黎明老先生从《老子》通篇结构内容的全局俯瞰，这种方法是全面科学的！他对《老子》历史地位的论述也是振聋发聩的，他的注解也是很有道理的。问题是，如他这般注解，显然其中还缺少必要的关联词，这并不是《老子》的文风。

表达这样的意思，《老子》就该是在其中再加三个“道”字，原句就变成：“道可道，道非道，道常道。”

如若考虑文字的精练，那么就该是减少两个“道”字，变成“道，可，非，常。”

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对，那么究竟怎样才行才对呢？

其实，问题的关建就在于关于“可道”，这两个字的取义之上。

关于这个“道”字的取义。南怀谨先生认为，这第二个“道”字不能取义为“说，表达，描述”。

因为老先生考证：“道”有“说”之意，还是始于唐宋时期，且是用在日常口语和小说类的作品中。而此前，尤其是在先秦时代，凡涉及用“说”字的，都是用“曰”。

南老先生的考证应该是有些道理的。因为就我们一般所能接触到的古籍中，至少直到清代中期之前的文献，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表达说话之意时都是用“曰”，只是在小说中才有某某道。甚至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也还是在用“曰”表示说话。

但是，“道”字有“说，讲，描述”之类的意思实际上还是要早得多。至少在《诗经·鄘风·墙有茨》中就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宫廷里的话，不能向外说呀。如果向外说，就太丢人啦。）”

在陶渊明《桃花源记》也有“不足为外人道也”之句。

《论语·宪问》中，子曰：“君子道者有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这个“自道”的“道”也是“说，表白”。

《论语·季氏》中“乐道人之善，乐多益友，益矣。”其中的“道”字，即为“宣传、宣扬”之意。

《国语·楚语（上）》“书之以文，道之以言。”中的“道”为“说，议论”。

《战国策·赵策二》“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闻。（没能领会君王的意图，擅自说了世俗的言论。）”中的“道”就是“说”。

尽管如此，南老先生否定了第二个“道”字取“说”之义，也是给人以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启示。

由此，我们就可以冲出几千年来的“道”字怪圈。

问题是，南老先生虽然否定了此间“道”字之义取“说”的传统，但对这三个“道”字究竟该如何取义，他却并没有道出他的观点，反倒是开了个玩笑，说是只有去问老子本人才行。

这可真是难煞了人！难道果真就是“道”不可道了吗？

（二）

其实不然。

“道”字，形声,从辵(chuò),首声；本义:供行走的道路。古文中的“道”字，从今天的意义上讲，除已经提到的“说、谈论”和“道家”、“道教”、“道士”  之类外，还有着55个含义：

1．名词“关键”：《孙子·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战争，是国家的重大事件，是关系人民生死和国家存亡的关键所在，不得不认真研究）。”

2．名词“谋略”：《孙子·计篇》“兵者，诡道也（军事，是欺诈的谋略）。”

3．名词“前程、前途”：《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知识的人不能没有恢弘的气度坚强的毅力，因为任务重大前程遥远）。”

4． 名词“学说”：《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我的学说是用一个观点贯穿的）”。

5．名词“学问”：《论语·里仁》“士志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学者立志于学问，却又以破衣粗食为耻，就不值得与他讨论学问了）。”

 6．名词“方法”：《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把主要力量用于根本，根本确立后方法就会产生）。”

7．名词“规矩”：《论语·八佾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箭不以穿透靶心为主，因为每人的力气不一样，这是自古的规矩）。”

8．名词“途径，方法，手段”：《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9．名词“主张”：《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

10．名词“想法和做法，所作所为”：《论语·里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11．名词“行为”：《论语·公治长》“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12．名词“真理”：《论语·子罕》“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以共同学习的人，未必能共同追求真理；可以共同追求真理的人，未必能共同坚持真理；可以共同坚持真理的人，未必能共同守经达权）。”

13．名词“原则”：《论语·泰伯》“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坚定信念勤奋好学，坚持正确原则誓死不变）。”

14．名词“道德，道义”：《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

15．名词“规律”：《论语·子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工匠在作坊是为了完成工作，君子学习是为了掌握规律）。

16．名词“路程”：《论语· 壅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力量不足就会半途而废，而你却是画地为牢）。”

17．名词“政治清明”：《论语·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世界上社会秩序混乱已经很久了，上天是用孔夫子作为唤醒民众的导师）。”

18．名词“言论”：《战国策·魏策一》“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我们国君的话，就是危害国家的言论；而您又附和他，危害就更大了）。”

19．名词“技艺”：《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

竟然有如此之多的“道”，其中究竟那种才是此间《老子》的本意呢？一时间难以判定。这样，我们只能接下去来看其它三个古字的今义。

（三）

古文中的“可”字，从今天的意义上讲，除动词“可以”之外，另有含义：“可”字会意，从口，从丂(供神之架)，表示在神前歌唱，“可”似为“歌”字的古文；本义:唱；引申义:许可。

1．动词“适宜，合适，符合，适合”：《庄子·逍遥游》“无所可用，安所困若哉（没有什么合适的用处，那就会有所困苦啊）！”

2．动词“称赞，赞同”：《孟子·滕文公（上）》“百管族人可，谓曰知（百官和亲族称赞，说：有知识）。”

3．动词“值得”：《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

4．介词“能够”：《论语·为政》“虽百世，可知也。”

5．动词“对，是”：《韩非·南面》“在常古之可于不可。”

6．动词“同意，许可，准许”：《诗·小雅·何人斯》“去不我可。”

7．形容词“善,好”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如果依南老先生之意，第二个“道”字不能取动词“说，表达”之类，同时就此处环境而言，也不能取其它的动词，这样，“可”的取义显然也不能是副词，只能是动词了。

实际上，所谓“可以”就是“适合用来”的意思嘛。

《论语·尧曰》中“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如果解释成“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呢？”就显得生硬。但是将“可”与“以”分开理解，原句译为“怎样做才适合从事政治呢？”这就贴切顺畅了。

“可”字之义取“适合”，在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常用的，“可丁可卯——正合适。”

只要我们将此间“可”字的取义确定为动词“符合、适合”之类，那么“道”字的取义空间就相当明确。

所以，“可”字的取义是解读本句的关键所在。

再看古文中“非”字的现代含义。“非”字指事，金文作“兆”，像“飞”字下面相背展开的双翅形，双翅相背，表示违背。本义:违背，不合。

1．形容词“错误的，不对的”：《孟子·公孙丑（下）》“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

2．动词“反对”：《吕氏春秋·孟秋记·禁塞》“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

3．动词“没有”：《吕氏春秋·审应览·具备》“贤非衰也，智非愚也，皆无其具也（德才没有衰竭，智慧没有愚蠢，都是因为不具备立功扬名的客观条件）。”

4．副词“不是”：《吕氏春秋·孟春记·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5．名词“过失，不正确，错误”：《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明察只是用来遮掩错误迷惑笨人，那么这种明察就是祸害）。”

6．连词“不但，不仅”：《孟子·公孙丑（上）》“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拔苗助长，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那么，“非”字在此究竟该取何意呢？

这还必须结合“常”字的取义，才能判定。现在，还只能从句式上判定，不能取助词、名词和形容词。

古文中的“常”字，形声，从巾，尚声；本义：旗。从今天的意义上看，主要有如下内容：

1．形容词“永久的，固定的”：《孙子·虚实篇》“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2．形容词“普通的，平常的，一般的”：《庄子·人间世》“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表情无常，一般的人才不敢违抗他）。”

3．名词“准则，规律，定律”：《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4．量词，古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一常。

5．副词“经常，常常，总”：《墨子·七患》“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

6．连词“永久，假如、如果”：《墨子·兼爱下》“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如果让这俩位君主，说话讲信用，行动有结果，做到言行一致，如同符节相符合，那就没有行不通的言论）。”

7．名词“纲常，人伦”。

8．名词“同‘裳”：《说文解字》“常，下裙也。”

9．名词“常规，常法”：《国语·越语》“无忘国常。”

10．副词“同‘尝’，曾经”：《韩非·外储说》“主父常游于此。”

11．名词“周代王家旗帜名”：《商书·周书·君牙》“厥有成绩，纪于太常（卓有功绩，名字写在了王家的太常旗上）。”

12．名词“海棠”：《诗经·小雅·采薇》“彼尔为何？为常之华（盛开的花儿是什么？海棠开放一朵朵）。”

（四）

至此，我们已经将原文中四个字的现代含义基本查清了。那么，如何判定它们在原文中的取义呢？

现在，我们将原文中的第二个“道”字，确定为不取动词“说，表达”之义，那么也就不可能取其它动词。

因此，“可”字也就不能取介词，而只能取动词“符合、合适”之义。

这样，其中的第一个“道”字自然也不能取动词和介词。

从原句结构看，既然前两个“道”字不能取动词，那么第三“道”字也就更无动词之可能。

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三个“道”字均无取量词之义，而第二和第三个“道”也无取介词之嫌。

所以，原文中此间的三个“道”字的现代取义，就只能限定在名词范围了。

考虑到词义成句，那么，第一个“道”取义“方法、理论、主张”，第二个“道”取义“规律”，第三个“道”取义“学说、学问、理论”，才能文通字顺。

明确了第三个“道”字只能是名词之后，此间的“常”字自然就不能取名词之义了。显然，从句式上看它也不可能是量词和连词及副词。

这样，此间“常”字的取义范围就被限定在了形容词。

进而，“常”字之前的“非”字也就只能取副词“不是”了。

由此，考虑到顺理成章、对“道”的各个含义在句式中进行排列组合，综合分析，顺理成章，我们就可轻而易举的判定出，原文的现代语言表述就是：

理论主张符合规律，就不是普通的学说。

那是什么呢？是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正确反映。

显然，《老子》在这里明确提出了理论的判别标准。即什么样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这也就在客观上指出了真理的现实性。《老子》认为，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

那么，《老子》为什么开篇第一句话就提出了理论标准问题呢？

因为《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以奴隶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正在崩溃之中，社会秩序随之而处在瓦解之中，出现了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局面。

应运而生的是，群雄并起，百家争鸣。

仁人志士都在苦苦思考，努力探索社会发展的新途径。政治家们招贤用能、变法图强，学问家们周游列国、传经布道。一时间，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开阔，社会充满生机活力。

然而，蜂拥而起、纷至沓来的种种社会思潮，形形色色的济世理论，五花八门的变法主张和各式各样的治国方法，确实又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于是，《老子》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地提出了判别和选取的标准。同时，也为理论研究工作指出了“道可道”的指导原则。强调，只有依据客观规律而确定的方法和主张，才能应用于实践。

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常”字的形容词取义还有“固定的，永久的”。这样，原句就有了另一种含义的表述：

理论学说符合规律，就不是永久的政策主张。

那是什么政策主张呢？是变化的，是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政策，是“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的政策主张。

《庄子·天运》介绍：孔子周游列国却到处碰壁，五十一岁了还没得“道”，就去向老子求教：

“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认为有了成就，熟知了其中的道理；据此游说了大多数的国君，论述先哲们的理论和周召二公的经验，可却没有一个国君采用。竟然会是这样！究竟是人很难说服呢，还是道理难以阐明呢（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答道：

“幸运啊。你之所以没有遇到采用你的主张治理当世的君王，就因为那六经只不过是先人们留下的遗迹，而决不是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现今你所讲的，就如同足迹一样。足迹，是鞋子踩出来的。可那是鞋子吗？白鶂相互对看，眼珠不动就能交配生育；虫子，雄的在上方鸣叫，雌的在下方应和才能交配生育；类本身就是雌雄两性，所以生育。本质不能变化，命运不能改变，时间不能停止，道路不能阻断，如果掌握了规律，就没有不能做成的；失去了规律，就什么也做不成（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于是，孔子闭门思考了三个月后，又见老子说：

“我掌握规律了。乌鸦喜鹊孵化而生，鱼类是由濡沫而生，蜜蜂是由变化而来，有了弟弟哥哥就会失宠而哭。长期以来，我孔丘不能依据变化做人呀！不能依据变化做人，又怎么能教化别人呢（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老子赞许道：“可。丘得之矣好。（孔丘掌握规律了）。”

或许正因如此，才有了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立志在‘道’，根据‘德’的要求，依照‘仁’的标准，反复学习‘六艺’。）”

所以，孔子之道才得流传至今，亘古不衰。

如果庄子的记载属实得话，那么即说明老子已经总结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非常重视变化和发展的，是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的与时俱进的，是非常注重反对机械的的理论应用和理论的故步自封的。

但是，考虑到表达这样的意思《老子》完全可以用：

“道可道，无常道。”

或是：

“道可道，道无常。”

这样，就更明确和直观。

所以，还是采用第一种注解为好。

                           （五）

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强调：“道可道，非常道（符合规律的理论是真理）。”

可现在却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孰是孰非呢？

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

理论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果，人类的主观认识只有符合客观规律才能称之为真理。可怎样才能判断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呢？只有实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确实是检验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认识正确与否、理论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问题是，实践是个广义的概念，既有前人的实践，又有别人的实践，既有相同条件的实践，也有不同条件的实践，既有可重复性实践，还有一次性实践。所以，正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强调，实践标准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

实践既有相对性，又有绝对性，那么也就决定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也是既有相对性，也有绝对性的。所以，才会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发生，就必须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强调实践的发展。

由于人与物的不同特点决定了不同理论和实践的不同特点。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以物为对象的自然科学领域表现的很是显性精确，易于定量定性，也就容易判断理解和统一认识；在以人为对象的社会科学领域表现的却是隐性模糊，难以定量定性，也就不易判断掌握和统一认识。

同种的物在世界各地多是相同的，不同的物在世界各地多是不同的。所以，研究具体的物的自然科学实践就有了个体多普遍性，总体多孤立性，定理公式的适用条件是明确清晰的，结果是立竿见影、无可辩驳的特点。

物理就是研究物质的形态规律，化学就是研究物质的性态规律；只发生形态变化的反应就是物理反应，发生性质变化的反应就是化学反应。所有的应用必须有精确的数值条件要求，符合了就形成正确的结果。否则，结果就是错误的。PH值大于7的就是酸，小于7的就是碱；零度以上，就是水，以下就是冰。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

这样，每个自然科学活动多是相对的规模小、周期短、可重复、孤立单调易行，强调的是专业化和精确化。

人和人不同，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村庄、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各有不同，可又相互联系。所以，研究人的社会的社会科学实践就有了个体多特殊性，总体多关联性，政策措施的适用条件就是含糊混杂的，结果是短长兼顾、见仁见智的。

经济就是经济资源运用效率和生产力发展效率的最大化，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效率的最大化，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其中，不仅所涉及的问题如产权制度等等，往往既是经济也是政治问题，两者难分难解、割不断理还乱，而且所有的活动无法精确计算正确与否。

政治和经济的终极目标就是强国和富民，可由于资源有限，这强国富民在政治上怎样取舍、在经济上孰轻孰重，在政治经济上怎样兼顾，没有精确的比例界定。上到秦始皇修长城，郑和下西洋，下至毛泽东“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改革开放，至今也是是是非非、众说不一。

这样，各种社会实践多是相对的周期长、一次性、关联复杂难行，强调的是综合化和感觉化。

所谓感觉化，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成效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取决于其

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给人的感觉。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那么什么是幸福呢？肯定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互不相让。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复杂得很呐！

其实很简单！所谓幸福，那就是感觉好。无论是收入多少，还是住房大小；不管是爱情有无，还是爱人怎样；无论是地位高低，还是职业好坏；……

总之，无论客观怎样，不管别人怎看，只要是自己感觉好，那就是幸福的！

一时感觉好，那就是一时幸福；一事感觉好，那就是一事幸福的；一生感觉好，那就是一生幸福的；永远感觉好，那就是永远幸福的。

快乐着的就是幸福的，幸福着的就是快乐的！绝大多数人感到幸福的社会，那就是幸福的社会；绝大多数人感觉幸福的时代，那就是幸福的时代。

幸福的人们充满着爱！爱他人、爱生活、爱劳动、爱国家、爱人民……，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幸福着的人们的爱是幸福的爱、是伟大的爱！生活在幸福社会和幸福时代的人，无限热爱幸福的社会、无限热爱幸福的时代！他们愿意为幸福社会和幸福时代贡献自己的一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舍生忘死、视死如归。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记载：贞观元年时，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出现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太宗勤勉听政，并加以安抚，百姓虽然东乞西讨，也未曾抱怨。这一年即贞观四年即630年，全国大丰收，背井离乡的人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整个一年犯死罪的只有29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均夜不闭户，旅行不带粮，只是在路途上取食物人。

贞观六年即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李世民大发善心，恩准假期，让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谁也没想到的奇迹发生了，次年9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所有死囚竟然一个不差，全部主动回来受刑。

由此，这就不难理解什么是幸福的社会了！

再看看毛泽东时代，那些舍生忘死的英勇将士，那些战天斗地的工人农民，那些献了青春献子孙的科技人员，我们就不难理解什么是伟大的爱了。

既然幸福是社会的个人生活感觉，那么就无需听别人说长道短，只要自己感觉好就好！他人更是无需说三道四，。因为任何人也不能代替别人在社会上生活，也就没必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只要人人不损害别人的感觉又自我感觉好就好。

所以，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必须注重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感觉，不仅要从衣食住行方面，而且要从安全、娱乐、发展、文化、氛围、风尚各个方面让绝大多数人感觉好，感觉畅心爽快、感觉心满意足、感觉精神愉悦、感觉前途光明、感觉再苦再累也是甜。这就决不不仅仅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必须在精神文明及非物质领域的各个方面，全方位提高多数人生活的综合质量和总体素质。

这样，也就更加大了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难度。

正因为如此，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可以一一实验鉴别，决定取舍。可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却不能全部实践检验，只能是百家争鸣。所以，社会科学理论的选择取决于决策者的能力和水平。正所谓：

“语曰：‘夫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成事。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君书·更法》）。

所以，《老子》强调：“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在强调对规律认识的日积月累、厚积薄发。

可是，规律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找到规律呢？《老子》在后面予以了回答，这里暂且存而不论。

另外，有学者总结道，诸子百家几乎个个重视“道”的概念，形成了各自的道论。此话绝非妄言，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在《易传》中 “易”是根本的范畴。但是，就其所发生的影响而论，却远远没有“道”大。“道”字在《易传》中出现大约100次，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易传》的道论，主要是阴阳之道。

阴阳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基本的一对概念，表达宇宙间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两种力量。阴阳之道在《易传》中得到比较系统的论述，正如《庄子·天下》所说：“《易》以道阴阳。”

《易传·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传·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易传·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孔子非常推崇道。《论语》中，“道”字在出现大了约100次。

《述而》记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卫灵公》记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里仁》记载：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

孔子把“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立志于弘“道”，认为“道”因人的弘扬而彰显。这是因为如孟子所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所以，孔子的“道”主要是人道而不是天道，他的道论主要内容是仁道，他主张仁道而反对不仁之道。。   

法家的前期人物的慎到〔亦称慎子，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以“势”著称，齐宣王时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申不害〔亦称申子，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即今河南新郑人，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法学代表人物之一，以“术” 著称，少年从学黄老，后在韩为相19年〕等，提出了因天道而任法的思想。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深受老子道论的影响，他在《解老》一文中将“道”理解为自然界的总规律，又提出 “理” 这个新概念，表示万事万物的特殊规律。《韩非子·解老》说：

“道者万物这所以然也，万理之稽也”。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韩非道论的主要内容是因道全法的思想，道为法之根，法因道而设。

孙子认为，“道”为“安国全军之道”，是治军用兵的原则。在治军方面，他提出以道为首的五事原则：“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始计》）。

在用兵方面，他总结出胜败之道的原则：“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地形》）。

对于战争的一般规律，他有所总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兵者，诡道也”（《计篇》）。

孙子的道论是系统的，但仅限于人道中的兵道。

在先秦时代与儒家、道家平起平坐的墨家也用了很多道的概念，都属于人道范围。《墨子》中最高的概念是天志，而不是道，整个理论体系是以天志为中心设立的，天志即天的意志，或有意志的上帝。其中有的具体如“舟车之道”、“衣裳之道”；有的抽象如“有与无之道”；有的政治的如“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暴人之道”；有文化伦理的如“儒之道”、“知者之道”、“君子之道”、“人臣之道”。这些人类社会的规范，都来自于天志与上帝，都服从于天志与上帝。

那么，诸子百家何以头头是道呢？这引起了不少神秘感，以致干脆形成了个道教。

其实，诸子百家头头是道这并不足为奇。诸子百家典籍中虽然头头是道，但是却各行其道，他们的“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范畴。由此可见，“道”字其之所以出现的频率高、密度大，完全是因为“道”字的取义多、涵盖大、适用广，并无其它神秘之处。

                  选自河北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老子之道》（杨连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