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与《上海警察》

一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现为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是当今美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也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在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魏教授不仅以多产著称,而且以其独特的治学路向和叙述风格独树一帜。他的每一部著作出版后,几乎都曾在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激起程度不同的积极回响,这在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是相当罕见的。
       在他众多的学术著作中,我们认为有三部最为重要,它们分别是:《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Gate),《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和《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其中前两部已有中文译本,并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好评。这三部著作:分别代表了魏教授治学生涯的三个阶段:《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他在"美国天才历史学家"李文森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从独特的视角透视近代中国的早期历史,它的出版使他在美国的汉学界中声誉鹊起,并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汉学教授,是他的成名作：《洪业――清朝开国史》于1985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以明清易代为运思课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民族诸多方面的复杂线索与因果之中,深入地剖析、揭示了帝国秩序的崩解与重建的历史过程,在这部名著中,魏教授的思辨睿智和叙述技巧,以及驾驭宏大历史场景和微观历史细节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是魏教授积多年苦思完成的一部心血之作,也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段历史研究无法绕开的极具份量的著述,可以说是他治学生涯的第二个里程碑。此后,魏教授逐渐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近代上海城市史――特别是上海警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上海警察研究三部曲――即《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上海歹土一一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Shanghai Bad 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和《戴笠传》(About Daili,已完稿,目前正在修改和出版过程中)。这个三部曲构成魏教授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阶段。
       从《大门口的陌生人》到《洪业》再到《上海警察》,魏教授的学术生涯颇耐人寻味。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三个互不搭界的研究题目,但事实上,魏教授在这三个互不搭界的研究题目中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具体地说,这种内在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在他前后一贯且日臻娴熟的叙述技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对中国社会控制问题的高度关注。换句话说,在众多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中,魏教授似乎更关心一个社会如何从乱到治、从无序到有序的复杂控制过程,以及不同控制模式的成败得失。治乱相循,是中国历史的常态。魏教授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问题,可谓抓住了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教授转向上海城市研究之后,选择警察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就现代城市社会而言,很少有比它的警察更为重要的机构了。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预防公共危害的一种社会控制力量,警察扮演多重社会角色,承担着"广泛得可怕的"社会责任。他们不仅维护秩序、防止犯罪、保护生命财产,而且历史性地还要救火、镇压罪恶、协助健康服务、指挥交通、搜捕逃犯。此外,警察还被认为是公民自由和社会稳定的特别保护者。可惜,警察之于城市社会控制的重要性被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严重忽视了。在这个被历史学家"严重忽视了"的领域,魏教授却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工作。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具体地说?这种挑战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料的庞杂,且分藏于世界各地,收集极为不易;二是上海公共安全的严峻性和警政本身的复杂性,三界警政互不统属,各自为政,有合作,更有对抗,其间的关系扑朔迷离。魏教授在开始着手这项研究的时候就已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挑战性,但在魏教授那里,这种挑战更像是一种诱惑,一种牵引。在长达十数
年的时间里,他沉酣寝馈于其中,创造性地还原出上海警政错综繁复的演进脉络和惊心动魄的历史烟云。
二
      上海警政起源于租界,而后推而及子华界地区。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成立后,基于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建立近代化的警政成了特别市政府的首要目标,于是而有上海公安局之设。作为上海警察研究三部曲的第一部,魏教授的《上海警察》即以上海公安局为轴心,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系统地、全景式地研究和描述了1927至1937年间上海特别市警政及其与多种政治力量对抗与合作的历史。
全书除导言与尾声外,共分5个部分15章。
在"导言"中,魏教授简要地说明了研究对象的确定及其研究目的,并阐述了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随之建立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共和国(the warlord-republic),二是1927年蒋介石建立的党共和国(a party-republic),三是1949年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共和国(a people’s republic)。对上述政治史的解释,西方史学界的流行观点强调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非延续性,诸如帝制崩溃后的军阀混战与国家分裂,国民政府重建政治秩序的努力被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所中断,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民众运动的发展,以及新的国家认同为城市民主运动的失败所打断,等等。这些看法都是有关中国历史的非连续性观念的产物。与这些看法相反,魏教授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是环环相扣,具有延续性的,诸如晚期新政与国民党的整合、社会主义的巩固之间,警察与罪犯之间、不同阵营的秘密组织之间,以及1910年天津警察与1931年上海公安局的发展脉络之间,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历史联系和连续性。《上海警察》一书就是要从警察这一特殊的角度展示出上海城市的复杂性,以及在极其繁复的历史联系和连续性中上海警察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这个特殊的城市腐蚀和击败的。
       第一部分为"来龙去脉(context)",含第1、2、3章,主要分析1927年国民政府在上海建立政权、特设公安局之前,上海的社会政治历史环境。第1章"法律与秩序",从"犯罪与社会不宁"、"娱乐与犯罪"、"法外治权与犯罪"三个方面论述了在上海寻求和确立社会秩序的困难性.1920年代以后,上海的犯罪急剧上升,西方新闻记者认为这是由于军阀混战的结果,因为军队是培养罪犯的最佳学校;而西方大商人与工部局则认为是由于罢工与激进的民众运动;中国官员却认为有租界存在、城市扩张、劳工反抗等八大因素制约了上海的"安宁"。当时繁荣发达的所谓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茶室、说书场,还是新的戏院、赌场、游艺场,无论是日本人的游戏,还是西方人的赛狗都是犯罪的滋生地。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租界是罪犯的天堂,这里不仅不制止一些犯罪行为,而且当罪犯逃匿于此,还不能拘捕。魏斐德教授指出"法租界有最大的鸦片烟窟、最吸引人的赌场、最大的妓院和最无耻的卖淫者"（第14页)。因此当公安局建立后就一直试图收回"警权"。第2章"从地方保安到国家警察",主要叙述了上海中国警政的起源与发展。上海地方保安最早可追溯到1860年代,大批难民涌进上海,成立了大约200人的"营巡或城巡",把守7个县城大门。后来上海道台还成立了一个总巡领导的巡房保甲局。上海警政从地方保安向近代城市警察发展转折点为1898年,一是地方绅士在地方自治中于1898年成立了"巡捕房","招捕"要求年龄30岁左右、身体健康、上海话熟练、有良好的道德习惯(如不抽烟、喝酒、赌博等)；二是上海道台蔡钧邀请日本人来上海,仿照明治维新的警察改革模式建立警察部队。晚期新政中,警政改革是重要内容,到1904年,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其后上海借鉴日本模式逐步建立起近代形式的警察制度。与此同时,士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民兵组织一一"商团"依然存在,并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到淞沪警察厅建立后,士绅组建的"商团"方才解散。第3章"罪恶的种子"。从"组织犯罪"、"黄金荣：犯罪老板与警察头子"、"鸦片与犯罪"、"鸦片与统治"等方面论述上海
       这个"罪恶渊薮"的犯罪犯因子。没有青帮的同意,无论是讨饭的帮派、从事性服务的团伙,还是鸦片走私黑帮,都不可能有所"作为"。青帮是当时上海犯罪的最大组织,他们与官府、与租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其首领黄金荣还是法租界的警察头子。更令人信服的是,魏斐德教授对"鸦片在上海的作用"的分析。"近代上海准确地说是建立在鸦片贸易之上的"(第34页)。中外鸦片商人在鸦片贸易中发财致富,一方面带动了上海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又使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了鸦片的消费之地。20世纪初,上海有超过80家鸦片商店公开出售鸦片,有1500多家鸦片窟。在国际国内压力下,鸦片成为禁品，可鸦片走私的利润更是使人"垂涎"。各路军阀开始争夺这一权益,并不惜兵戎相见,1924年的"江浙战争"即为典型,魏教授甚至称这场战争为"鸦片战争"(第38-39页)。
第二部分为"新警政的概念化"(new policing conceptualizations),包括第4、5、6章，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建立近代化警察系统的努力。第4章"管制新的城市秩序”、分"创建新的地方秩序"、"重建警察系统”、"市资金改革"、"新警察的职业化"、"建立近代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等方面论述。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便致力于建立新的城市秩序,并提出了进行城市近代化建设的具体方案。它包涵行政机构重建和警政近代化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1927年7月22日,隶属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公安局成立,并大力扩充警力。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接收当时上海各种警力的大杂烩,包括淞沪警察厅的3000多名警员。11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接收淞沪保卫团,名之曰"改善警制,扩充警力"。不仅如此,当时警察配备的武器亦十分落后,可面对的却是拥有世界上最精良武器的强盗和劫匪。后来进行改革,警员组成发生变化,警官大多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而警员大多来自北方,他们人高马大,且与地方犯罪团伙素无瓜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特别市政府开始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工资,购买武器装备,进行职业化培训,建立近代的管理运行机制和建立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系统等。这样,上海警政的近代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表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城市,于是收回警权的运动开始展开。第5章"通过警权要求主权"。工部局巡捕房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工作无效率、机动性差、举止失当,这在"五卅"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工部局在三个方面与中国存在根本冲突:一是对有关中国事务的新闻控制不够,导致西方媒体的报道往往是误导；二是对外国激进分子和进步分子的监控有毛病;三是利用白俄扩充警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强烈要求收回利权。首先是收回越界筑路的警权,并由此引发了收回路权与司法权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公安局在新任局长袁良的领导下,进一步改革,包括引进美国警察体制、提高文化水平等,以提高工作效率。第6章"犯罪与社会控制"。在近代西方,法律实施与秩序维持是相关但绝对分开的,可在上海,公安局却将司法警察与行政警察混为一体,他们既是"导师",又是"保姆";既要抓各种形式的暴力犯罪,又要反"黄";既要规范
市民的行为,又要控制新闻媒体,还要成立所谓的"电影检查委员会"。警察只有在"司法"与"行政"两方面的作用十分有效,其目标才能达到。魏教授从"犯罪洞察'、"公安局与犯罪控制"、"新城市社会的难民与无业游民"、"警察的家长主义式管制与社会控制"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安局在担当上述角色的窘迫与尴尬。
第三部分为"有组织的犯罪",包括第7、8、9章。第7章"罪恶行径:赌博与卖淫"。上海所有的司法机构包括日本领事的警察都不时地从事各种非法的营生,特别是赌博与卖淫。1920到1930年代上海的赌博业比同期的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红火”其营业额每周超过一百万英镑,因此有人宣称上海已取代蒙特卡罗而成为世界头号"赌城"。"这些没有社会价值的娱乐工业怂恿白领犯罪与暴力犯罪(武装抢劫在每年秋季的赛马前陡增),而且促使普通民众的贫困化,因为他们的金钱在跑狗、赌场和流行的彩票如‘花会'中漂走,于是他们的生命就结束在一一当时流行的俚语‘跳黄浦江'与跳大世界"(第97-98页)。应当说,上海公安局在关闭这些娱乐场所与取缔花会的行动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虽然有法租界的作梗。而卖淫与娱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上海色情行业在1920年代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据统计1920年租界妓女超过7万人(109页)。而1928年国民政府的禁令又使大批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妓女涌入上海,1937年单公共租界就有各类窑子1000家。第8章"杜月笙：贩毒头子与政治红人"。杜月笙1924年取代黄金荣,垄断上海的贩毒活动。他从黄金荣的遭遇中体会到不可一世的黑社会头子在军事力量面前的无助,于是他广泛地向政权靠拢。1925年与法租界达成"互惠"协议一一警察保护其贩毒,他给租界及其官员相当丰厚的"回报"。1927年的"清党"是他在上海政治舞台的"处子表演",在"表演"中,他与蒋介石结下不解之缘,被封为少将参议军衔,成为"不朽人物"。据说1931年蒋介石出资一百万元让杜在上海建立反共组织,并使杜在扬子江流域的贩毒垄断权合法化。这样,杜月笙不仅是黑帮头子、法租界华董、国民政府的要人,而且还控制上海的劳工组织。贩毒与政治联姻之后,杜月笙的贩毒网络可谓无坚不摧。第9章"赤色运动"。对意识形态的过分敏感自公安局成立之日起就已存在。当公安局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反共的时侯,就妨碍了其维持秩序的正常警察工作。为了加强反共,一些新的组织在上海成立,有中央军官学校警务组毕业学生组成的专门搜集情报的组织、中统的上海机关等等。当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杀害、逮捕或叛变时,中国共产党也成立了相应的应急机关,于是暗杀与反暗杀、秘密与破密斗争在上海滩一幕接一幕的上演。歇斯底里的反共势必会产生两个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一是这种心态会使公安局的民族主义热忱受挫,他们发现在反共过程中他们与租界其实有许多的共同点,于是他们的合作乃成必然;二是公安局需要更多的熟悉上海情况的警察,与黑帮联系密切的分子乘机而入,将会付出昂贵代价。魏教授在"作为政治控制的警力"、"新的合作:公安局与工部局巡捕房"、"帝国主义与反共警力"、"作为上海生活一部分的情报搜集"、"牛兰事件"、"顾顺章事件与白色恐怖"、"顾顺章事件后的斗争"和"法律实施的联合"等标题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深人的分析论述,精彩纷呈,新见迭现。
        第四部分"警政抉择的政治牵连",含第10、11、12章,主要探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上海警政的转变。第10章"抉择",魏教授通过"互相矛盾的压力"、"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处置"、"在控制不同政见者中中外警力合作"、"管制不同政见者的合法性问题"、"公安局变动不拘的地位"、"日本人的挑战"、"政府的混乱"、"对日决策的确定"、"对日作战的情报搜集"等专题论述公安局在社会变动中的角色转变。公安局不仅面临公众要求降低犯罪率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政治性要求:控制左派的言论、新闻与出版,逮捕蒋介石的政敌诸如共产主义者、汪精卫的改组派和广西派等。在这些活动中,上海公安局进一步与租界警政合作,虽然租界曾受到"合法性"的质疑。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日本军国主义的肆意挑衅。于是,控制"九·一八"事变后的群众抗日活动,搜集"一·二八"战事中情报,惩处汉奸又成了上海警察必需肩负的新的社会角色。第11章"日本帝国主义对警政的冲击"。"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开始控制上海。战后一片废墟的闸北,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指使下成立以"华警队"为名的傀儡警力,他们主要是由苏北的匪
帮分子组成。虽然其名义上为了维持闸北的地方秩序,但目的却是在闸北开设鸦片烟窟与赌场。同时,杜月笙由于在与法租界的较量中失败,这个匪帮大王又看中了闸北,欲将其产业向闸北转移。当然闸北的傀儡警力很快倒台,国民政府从北方招募了500名警察进驻闸北,新的秩序又开始建立。闸北的废墟上竖起了许许多多的棚户,居民虽然回来了,但"一·二八"事变打断了上海的近代化建设,上海公安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市民社会的代价增强政府的权威。维护市政府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市政民主"(第212页)。第12章"第二次机会:吴铁城市长的当政"。闸北的重建给上海市的近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强心剂,吴铁城及其领导的一个全新精英市政班子,使上海的未来充满了阳光,吴自己也曾说新的"中国复兴"将出现。可是事情的发展如何呢?魏教授分"上海未来的观察"、"统治的精英联盟"、"反共合作"、"压制反日示威"4个专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指出在吴铁城的任上,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其改革计划也得到租界当局的合作,而在反共上,中外警力更是找到了共同话语。同时,公安局为避免日本军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一直控制着上海的学生、工人等的反日活动,为上海的建设赢得时间。
       第五部分"新城市秩序的有限性",包括第13、14、15章。第13章"新生活运动与民族救亡运动",分"新的警政改革"、"新生活运动"、"民族再生与法西斯主义"、"安内攘外"等小节。吴铁城相信,强有力的警察体系是国家富强的关键,日本与德国是其榜样。中国人缺乏"自治力"与"组织力",而公安局有教导培养他们的责任。当然警察先得要自我改造。1935年蔡劲军被任命为上海公安局新局长,他领导了警政的第二次改革,从警察的组成到警察的装备与机构,以及平时的训练,都进行了一些改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付像1932年日本入侵这样的紧急情况。与此同时,一场以改造民族、复兴民族为目的的新生活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这场由蒋介石发起、国民党领导、公安局实施的运动并未达预期目标,这只要从1935年上海召开的一周年庆祝会上仅要求"清洁街道"云云就了然了。在民族改造与复兴运动中,蓝衣社、力行社、复兴社与中国文化学社宣扬法西斯主义,"CC"系则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开出了"本位文化建设"的药方,两派之间的斗争十分"火热"。而南京政府奉行"安内攘外"政策也为上海的建设赢得了时间。第14章"警政的国家化与犯罪正当化"。1930年代的上海有两个发展趋势逐渐汇合：一是蒋介石政府的警察国家化努力,为满足国家与地方的需求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改革;二是更加地方性的,上海的犯罪行为正当化,犯罪分子体面化。当两种趋势缩接在一起时,上海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环境,那就是分不清警察管制与犯罪行为、爱国主义与恐怖主义。魏教授以"地方控制与国家警察体系"、"对上海的影响"、"秘密警察的诞生"、"秘密警察在上海的扩展"、"犯罪的正当化与体面化"、"犯罪与爱国的混合"等专题全面论证了上述观点。南京政府的警察国家化管理虽然对上海影响不大,但仍清晰可辨。譬如,军统与中统势力渗入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而联系公安局、军统、中统的红线就是上海犯罪网络的编织者杜月笙。随着犯罪活动的正当化和犯罪分子的体面化,爱国与犯罪之间的界限也就逐步泯灭了。第15章"政府的犯罪化”分"蒋介石的毒品政策"、"蒋介石的两面派作风"、"福建叛乱与吴市长位置的幸存"、"毒品使用与新生活运动"、"日本在毒品贸易中的地位"等5个小节,着重剖析蒋介石在毒品处置与贸易过程中的两面派作风,上海发生的市长倒台危机,以及与日本在毒品贸易中的斗争等等。至少在表面上,南京政府一直在打击毒品贸易,并在新生活运动中宣称6年消除瘾君子。可是蒋介石的另一手却是建立一个政府的毒品贸易垄断网络,其中杜月笙的系统最为重要。在蒋介石授意将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杜月笙精炼海洛因的交易中,吴铁城的市长位置产生危机,要不是发生福建事变,吴铁城的市长位置就很难保住了。在与日本的毒品贸易战中,在上海成立了专门的组织,上海公安局从中获益不少。当然日本也利用杜月笙的网络进行其毒品贸易活动。
       在"尾声"中,魏教授叙述了抗战爆发后上海成立的非常时期服务团、别动队等组织在抗战时期的活动,诸如搜集情报、暗杀汉奸等。并以"一个时代的结束"为题，作为全书的结尾。认为上海公安局由于不堪重负,受制于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网络,自然不能完成其:任务。其目标后来共产党政府虽达到了,但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魏教授的这部著作,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思辨和娴熟的叙述技巧完整地再现了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最初十年的历史,既动态地分析了它的来龙去脉,又深入地探讨了国民政府上海警政最终走向失败的深层原因,并从警政的角度揭示了上海城市的复杂性。可以说,这是一部上海警察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也是一部有关城市社会控制的范式性著作。这部著作的精装本出版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久,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就推出了该书的简装本。法国知名汉学家白吉尔教授称魏教授的这部著作"必将具有历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三
一本有价值的著作除了具有学理深度外,往往还展示出一种科学的方法,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汲取有益的东西。魏教授的《上海警察》就是这样一本书。它的原创性和学理深度早已获得学术界的确认,而它的范式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逐渐显现出来。这些当然已用不着我们来讨论,在这里,我们仅谈两点读后感。
(一)大史识和大视野。研究上海警察当然以上海警政的演变为中心,但警政的变迁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情境的产物。一方面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情境促发并制约着上海警政的演变,另一方面警政的演变又会给整个社会环境带来多重多面的影响。因此,警政研究势必牵涉到整个上海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势力。要从各种错综繁复的横向关系网络与纵向的历史联系中准确把握警政的演变脉络和内在逻辑,是否具备一种大史识和大视野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上海警察》中,魏教授完全摆脱了孤立地就警察论警察的模式,将上海警政的变迁与整个城市治安环境的变迁乃至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缜密地分析论证了国民政府上海公安局的成立、作用及其演变,体现出一个史学大家的大史识和大视野。书中以城市社会控制为轴心详尽描述了1920到1930年代上海的社会背景、社会特点,并从上海的三个政权(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多种阶层、两个社会(大都市社会、地下社会)等方面揭示出上海城市的特殊性和社会治安的复杂性。从这个角度看,《上海警察》并不仅仅是一部上海警政演变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从特殊角度展开的上海城市史。
(二)对上海警政失败原因的分析发人深省。应当说,上海公安局成立之初,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上海特别市政府,都曾寄予厚望。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说:"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他认为上海特别市不仅是中国各地之楷模,而且为"中外观瞻所系,非有完善之建设不可"。因此他要求上海特别市市政府依照孙中山的遗志积极建设,"如照总理所说办理, 当比租界更为完备,诸如卫生经济土地教育等事业,一切办得极完善,彼时外人对于收回租界,自不会有阻碍,而且亦阻止不了。所以上海市之成立,关系内外重大。"黄郛在就职演说中也向广大市民保证,要谨遵总理遗训,努力建设好上海,特别提及要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敢请市民十分安心"。上海特别市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特别市在建设上海和维护城市社会秩序方面确曾做过多方面的努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近代化的警察系统,因为在蒋介石和上海特别市市长的眼中,警察是控制和管理上海,并给上海这个混乱的城市带来安全和秩序的关键力量。但在事实上,上海公安局成立后并没有给上海带来安全和秩序,市民根本无法"安心",南京国民政府企图借助警察来达到完全控制上海的目标最终也没能实现。原因何在?魏教授认为,上海公安局的最终失败,成了"官方的耐用劣质货",当然与1937年日本入侵有关,但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原因,譬如"警政的国家化"、"犯罪的正当化",以及“政府的犯罪化"等等都是。魏教授在"新城市秩序的有限性"部分中,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发人深省!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