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两类人假说

当前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甚为流行，无论是教学和科研的人员，或是出版的论著，在数量上都占优势。这对于我们开创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说是机遇，因为可从西方经济学吸收资源；说是挑战，因为西方经济学可能取得话语霸权，中国经济学成为附庸，现已露端倪。如人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多是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来说明中国的实际问题，一个有力的证明是，谈中国经济学的文章，所引证的几乎全是西方经济学资料。可见，光靠从实际出发来开创中国经济学是不够的，还要在基础理论上有所创新，有自身的原创理论、理论支柱，非此不能摆脱附庸的地位。基础理论创新从何入手，对此见仁见智。我们的设想是从人入手，从两类人假说打开突破口。

人是经济活动的源泉，从人入手就是从源头入手。其实，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就是从经济人假设入手，经济人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理论支柱。经济人假设反映了商品交换活动中人的本性，否定它就无法解释市场经济。我们要开创中国经济学，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能完全从经济人假说出发，也不能完全加以否定，而是要超越它，揭示其局限性，为此，从经济人假说谈起。

一、     经济人假说的历史局限性

    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谈分工的起源时有这样的论述：“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是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靠这种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1]13这段论述的要义：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以利己为目的，并以利他为手段来达到此目的。斯密没有提过经济人，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经济人（Economic  Man）概念。后人将斯密经济思想的基础归结为经济人假说，正揭示其要义。

经济人是从自利出发，通过利他（为他人提供有用物）的途径以达到自利的目的。这套经济人假说符合生产和交换过程的实际情况，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时，这一假说是不完备的，只说对了一半。我们提出两类人假说，并揭示出经济人假说的历史局限性，这是在经济学原理上提出的一个新问题，下面由浅入深来说明。

先用类比的方法，从体育运动谈起。体育比赛先要有场地和运动员，还要有比赛规则和裁判。可见，体育比赛活动有两类东西，一是运动员这个实体要素；二是将实体要素连接为一个整体并控制其运动的规则。仔细分析，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存在这两类东西，在物理世界，一方面有原子、分子、化合物、地球、太阳之类的实体要素，同时还有介子场、电磁场、引力场，将实体要素连为整体，并控制其运行。在计算器具上，古老的算盘为实体要素，同时还有乘法除法口诀，来控制运算。现代的电子计算机硬件相当于算盘，软件相当于口诀。

上述现象可用系统论加以解释。系统指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具有结构和功能的整体，一切事物，一切过程都可看作一个系统。若干要素之所以能结合为一个整体，是由于存在一种控制因素，起到控制实体的作用，如引力场将行星与太阳结合为太阳系，体育规则将运动员结合为比赛团队，口诀和软件将计算器结合为计算系统。这些因素控制住实体要素，使得一切事物按规则运行。自然系统的规则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系统的规则是人创造的。人造的规则经过反复试验和修正，不断地趋近法则（社会规律），但人的实践活动总是遵循当时的规则。在说明了一般道理之后，进一步考察生产系统，这里指的是广义生产，包含生产、分配和交换，即是经济系统。

生产系统有两大类实体要素：人和物。两大要素的相关连系相互作用可从多视角多方面加以考察。从人与物的结合上有三个方面，一是物归谁占有，即是常讲的所有制；二是人如何使用物，即常说的技术分工；三是人与自然（物）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有三个方面，一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关系，二是分配关系，三是交换关系。生产者（包括经营者和劳动者）是生产系统的实体要素，它要同物结合一起形成一定的结构，才具有生产的功能，这依赖于控制因素将实体结合起来，这种控制因素是非实体的，类似于物理学的场。[2]在人与物的结合上是确立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也是按规则确定的。建立制度和确定规则并非生产者的私人活动，而是一种公务活动。可见，在生产系统中，一方面是有人和物等实体要素，同时也存在将实体要素结合起来的控制因素。控制因素的载体是进行公务活动的人，称之为公务人。进行生产活动的人为私家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由此得出结论，在生产系统中，存在两类人：私家人和公务人。相应的有两类活动；私人活动与公务活动。马歇尔说：“经济学一方面是对财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对人的研究”[3]3研究公务人和公务活动，自然是经济学研究应有之意。

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生产的实体要素不断增多，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增多，并加速变革，即日益走向社会化。[4]167这就更加需要加强和扩大控制因素，从而公务人和公务活动的作用日益显著。从古代社会到18世纪，所有制基本上有两类：私有和公有。制度一旦确立，就长期不变。现代社会有多种多样所有制，除公有私有以外，还有合作制，基金制，特别是兴起了股份制，这就导致公务活动扩大，新增加了一套一套的法律法规，随之又增多了制定和监督法规的公务人。以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私人化、个体化的，靠自己筹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现代世界，则主要靠社会供给，如电力网、热力网、交通网、通信网、煤气管道和自来水管道等，这些公用设施，都是由公务人主持建立起来，再延伸到私人领域。在劳动资料方面，18世纪乃至19世纪，工厂的动力是自备的蒸汽机，20世纪开始有了电力网。有了公用设施，又派生出管理这些设施的公务人。以往的劳动者，也是自给式的，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代社会，劳动力靠社会供给，先经过学校教育。以往的技术发明，多靠个人在实践中摸索，现代的技术发明，依赖于科学研究。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多由政府主办。凡此说明，公务人更深入地渗透进经济活动中。在古代和近代，公务人与私家人混合而形成社会；在现代，公务人与私家人化合而形成社会。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经济趋向全球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紧密，只有政府才可代表国家与他国交往，马拉松式的政府间的世贸谈判，证明了公务人渗透进经济活动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变化，以往人与自然是一种板块关系，人在几十万年的进化中已适应了自然，政府无所作为。现代生产大规模地改变了自然，人体也受环境危害，二者相互渗透。以往天灾的破坏作用同政府无关，现代有了一些预报和防治天灾的技术，只有政府才可能运用这一技术，从而又增加了对公务人的依赖。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变革的根源在生产力，正是现代生产力推动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公务人和公务活动扩大和渗透进经济领域，正是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表现。

18世纪后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为世界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在此以前，公务人只管政治事务，生产事务为私家人的一统天下，不需要政府管。工业革命以后，公务活动日益向生产事务渗透，成为强有力的控制因素。这一变化悄悄进行，不象法国大革命那挥震撼世界，因而当时并没有人察觉出来，在70多年以后，恩格斯于1844年在《十八世纪》一文中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5]37这是首次提出工业革命概念，并揭示了工业革命深远而重大的意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对此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斯密于1776年发表《国富论》，所讲的还是手工工场，当时工业革命刚露头，人们尚未察觉出来，更不知道其深远影响，采取一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看到的是18世纪以前的景象：经济人一统天下，一支“看不见的手”控制经济，政府只是守夜人。这套经济人假设，揭示了18世纪以前的经济活动状况，斯密就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19世纪工业革命在欧美国家兴起，生产社会化程度逐步提高，公务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

进入20世纪，公务活动进一步扩大，作用更加明显。首先，生产社会化的结果，出现了一些巨型公共设施工程和大型科学研究工程，私人无力办，靠政府兴办。其次，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状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靠公务人与公务活动，得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资本主义国家，赖有公务与公务活动，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得以缓解。第三，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变革，除社会制度稳定以外，经济制度却在加速变革，正是公务人在操作制度变革。公务人与公务活动的扩大，表现在政府人员增多，财政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升高。除了政府组织以来，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非政府组在进行公务活动。市场体现的是个人活动，政府体现的是社会整体的活动，非政府组织体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的活动，它既是政府公务活动的延伸，又是私人活动的提升。如工会代表工人群体的利益，所进行的是公务活动，这种活动深入到经济领域，影响着分配关系。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责难工会干预经济，如美国经济学家坎南宣称，资本主义有能力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由于工会力量大，工人工资增加过快，导致部分工人失业。美国供应学派代表人物蒙代尔说，政府为了迎合选民而采取扩大需求的短期行为，导致经济“滞胀”。凡此说明，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公务活动，对经济的干预也是强有力的。

由于公务人和公务活动的作用日益增大，也就打破了经济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经济国家主义。19世纪末有德国李斯特的国家干预思想，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力主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20世纪西方经济学出现了多种学派，多种理论框架，而经济人假说则是共同的理论支柱。凯恩斯主义将经济人具体化为需求者，包含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经济运行受需求心理左右。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人具体化为自由人，认为国民经济是个人经济活动的相加。熊彼特经济学将经济人具体化为企业家，认为企业家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力。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宣称，制度是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创立的，创立制度的主体是企业家。公共选择论将经济人扩大到政治领域，认为政治活动也是一种市场交易。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将经济人假说作为理论支柱，因为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核心是个人之间的交换，以经济人假说为理论支柱，正反映了这一客观实际，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制度的和历史的局限性。

经济人假设的制度局限性，在于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制度。18世纪时资本主义产生不久，比封建制有明显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内在矛盾尚不明显，斯密将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制度，人们只能在这一制度下进行生产，从而将一切人看作经济人，资本家和工人也就都是经济人。到了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暴露出来，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形式，它必然走向灭亡，工人阶级正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人既是经济人，又是掘墓人。掘墓人是革命阶级，属于公务人。工人联合起来争取民主争取平等也属于公务活动。将工人单纯地看作经济人就显示出阶级局限性。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只注意到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由于18世纪时的生产规模较小，商品生产还是在一个单位内完成。人和人之间与生产单位之间是一种直线式的一对一的关系，单靠私人活动可以完成生产和交换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称作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随着生产走向社会化，生产和交换不再是一对一的直线联系，而是一对多的网络式联系，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称之为市场经济，这是首次提出市场经济概念。在社会化生产和交换中，公务人和公务活动是其中的控制因素，发挥着巨大作用。经济人假说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两类人假说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阐明现代社会化生产面临的问题。

二、     私家人与公务人

私家人与公务人以及私人活动与公务活动自古就有，古希腊将公共活动称作 politicos,现称作政治。色诺芝作《经济论》，将家庭生产活动称作oikonomid，英文为Economy，现代汉语称作经济。古汉语称公务活动是“为政”或“政”，称生产交换活动为“货殖”或“食货”，《史记》中有货殖列传，是专讲生产交换活动，即今人讲的经济。可见，古代希腊和中国，都有私家人与公务人以及私人活动与公务活动之分。

古代从事农耕和手工业、商业的人，现代从事经营和劳动的人，都属于私家人，他们可以自由地、独立地进行活动，和政府无关。但任何经济活动都以一定的环境条件作为基础，如土地、水、气候等为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为社会环境。个人无力创造环境或改进环境，这完全依赖于政府。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人创立的，有些是政府创立的，有些是自发的出现，但最后还得由政府将制度固定下来。政府为经济活动创造环境，人在此环境中进行经济活动，不能脱离环境的控制，如同地球不能脱离太阳的引力一样。

人类进行的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有几千年历史，今后还要持续下去，成为永恒话题，从人类历史上可得到证实。

中国在4000多年前唐尧帝时流行一首民歌叫“击壤歌”，歌词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中国第一首民歌，意思为百姓自己劳动生活，不为皇帝效力，也不用皇帝管。这首歌最原始、最朴素，但却孕育着一种有深远意义的思想种子，老子的无为而治以及现在的经济自由主义，都同这一思想相通。百姓种地凿井，自己能解决吃喝问题，政府不用管。但有些事私人无力办，要由政府办。各国的古代文明都发源于江河之滨，江河边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便于人生产和生活，但靠水近也易于遭水灾，私人就无力治水。根据《史记》记载，唐尧帝时洪水泛滥成灾，尧命禹治水，13年时间取得成功，大致在今天的黄河和长江中游地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共设施建设工程，也是第一次公务活动。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生既是长期演化的，也是由人创立的。以私有制的产生为例，中国的尧、舜实行禅让制，号称公天下。从夏禹开始，传位给儿子启，史称家天下，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私有制的开始。据《史记·夏本纪》称，当时有户氏部落反对家天下，启起兵讨伐，大战于甘，即现今的甘肃张掖市。可见，私有制的产生经过一段时期的自然演化，同时也是经过一番斗争而创造成的。但夏朝只是建立起家天下的政治制度，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为部落公有。西周的井田制，土地名义上为王田，分给8户，每户百亩称私田，但私田只是一种使用权，并非所有权，到了60岁即交公。春秋末年，铁器开始应用，有些强势集团，自行开垦土地，称私田，政府不承认。公元前594年， 鲁宣公15年开始向私田征税，称“初税亩”，等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但私田制尚未普遍推行。战国时秦孝公（公元前362年）开始推行商鞅的新政，废井田，开阡陌，私田制在秦国普遍推行。国学大师钱穆称井田制为制约经济，私田制为自由经济。

至此可以看出，经济制度是围绕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成的，同时也是人创造的，人选择的结果。社会上存在两类人：一类是私家人，从事生产交换活动，古已有之，亚当·斯密讲的经济人就属于私家人。第二类是公务人，从事公共活动，主要是为经济活动创造社会环境和改善自然环境。现代生产社会化了，即生产的产品供应社会，但这种生产是以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为目标，企业组织要与私人交换才能得到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营者和劳动者都属于私家人。但国有公有企业，经营者的权利来自于政府，代表政府经营企业，因而经营者具有公务人身份。故公务人和公务活动对国有公有企业的渗透和控制，远远超过对私营企业的控制。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凸显公务人和公务活动的作用。

经济活动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私家人依赖于公务人为其创造出环境。公务人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依赖于私家人为其提供生活资料。对此孟子讲过：“或劳必，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朱熹注解称：“君子无小人则饥，小人无君子则乱。以此相易，正犹农夫粟与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济而非所以相病也”。[6]朱熹讲的君子与小人，即现代讲的政府官员与民众，官员靠民众养活，没有政府制定规则，民众就乱了，官与民之间存在交换关系，如同农民用粮食交换器械一样，二者相互依赖而非相互排斥。朱子讲的这套政府与民众的交换关系颇有道理，今天仍然适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一套交换政治学，认为官员的政治活动同私人经济活动存在交换关系，同朱子的论述相通。从历史事实中可以发现，古往今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私家人进行经济活动，公务人进行公共活动，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一个，都会防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近500年的历史有充分证明。人所共知，中国在17世纪时（明朝），手工业和商业已相当发达，主要是私家人（工商业者）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公务人（政府）未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没有良好的环境，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英国在17世纪下半叶建立起国家银行和股票交易制度及专利制度，为技术创新、工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人类进行经济活动，一方面为私家人进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另一方面是公务人进行的公共活动，为私家人创造和改良环境。从几千年人类历史可以发现，私家人建设物质文明，同时也对物质文明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起破坏作用。如私家人可以砌伐树木，但却不能治理因砌树而导致的水土流失。现代的工厂能够自发的污染环境，但不能自发的治理环境。私家人能自发地破坏社会环境，但却无法治理，如市场经济自发地扩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冲突，靠私家人无法治理，还要依靠政府力量来治理。

私家人的活动是单一化的，从原古到今天，都是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公务人的活动是多样化的，从夏禹王治水起到今天的防飓风，防禽流感，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制度，实行各式各样的政策。由于生产交换活动单一化，几千年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到了今天，出现了市场经济，私家人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管不过来，也没有必要全管，只有管住私人无法管的事，公务人就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

经济人假说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学学派，都是将私家人看作本，公务人看作末，如演化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都宣称，制度是自发演化成，由私家人创造的，由此推论出私本公末说。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本末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而存在的，以制度的形成过程为参照系，可以说是私本公末，如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私人在长期交换中形成的。以现实的经济活动为参照系，可以说是公本私末，总是政府先发行货币，私家人才有货币可用。制度和一切公共物品均可用这一方法分析。西方经济学又都是将私家人看作内部因素，将公务人和公务活动看作外部因素，外生变量。这也是个思想方法问题。人们常说的外因内因，也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而存在的。如以运动员为参照系，则裁判和规则都是外因。以运动比赛过程为参照系，则裁判和规则都是组成要素，就是内因。与此类似，以经济单位和个人为参照系，私家人是内因，公务人是外因。以经济运行过程为参照系，则公务人和制度规则都是组成要素，就是内因。以历史过程为参照系，公务人是内因，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从社会运行轨道中可得到证明。

三、     社会运行的两条轨道

按照经济人假说，人人都通过利他的途径以达到自利的目的，人人就能相互协同，没有利益冲突，经济发展就沿着一条轨道前进。由此描绘的一幅图象，同人类历史和当今社会现实是不符合的。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最早发现人类社会自发的趋向不平等，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7]天之道即今人讲的自然法则，是取多以补少，结果趋向于均匀化，现代热力学证明了这一点。人之道即今人讲的社会法则，是取少以补多，其结果使得贫富两极分化，公务人和公务活动则阻止这种自发趋向。私家人进行经济活动，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有限，一部分人多得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少得，这就引起人与人的矛盾，如何分配比起如何生产来问题要复杂得多。经济人假说，只是说明个人活动的规律，整个社会的人活动的规律，并非个人活动规律的总和，因此，经济人假说无法讲清社会规律，两类人说甚为有效，下边即用两类人说阐述社会规律。

人为了生存首先要进行生产实践活动，为了生活的更好，就要不断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求生向上的本性，人必然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这可称为发展轨道，同时这也是人的一种必然选择，发展轨道也是发展规律。发展生产力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同时还存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沿着一定的轨道前进，这就出现了第二条轨道，我们称之为平公轨道，即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

平等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性。法国《人权宣言》称：“平等就是人人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同平等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是公正，平等是相同，在社会规范中人人处于相同的、平等的地位就是公正，也可以称为公平。故公平指一定范围、一定阶段的平等。在经济领域，公平包含起点平等、程序平等（机会均等），结果平等通称平均主义，不认为是公平，贡献与所的对等是为公平。

历史沿着平等公正轨道前进有三种基本途径：一是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更平等。二是改革。在现制度范围内完善规范，使规范趋向于平等，并公正的执行规范。三是民主。这是一条新途径。那些实行不平等不公正政策的执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而下台，新上台的执政党会实行一些较为平等公正的政策。改革来自于上层，是一种公务活动。革命和民主来自于下层民众，也是一种公务活动，由此可见民众具有双重身份，作为私家人进行生产活动，作为公务人进行革命和民主活动。通过革命、改革和民主三种途径，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平公轨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故而形成平公规律，也可称为平等规律。而革命和民主都属于公共活动，正是公务活动推动社会沿平公轨道运行。至此可以发现，在人类历史的航船上有两个舵手（主体）：私家人和公务人，前者沿发展轨道走，后者沿平公轨道走，这是引发社会矛盾冲突的一大根源。[8]从长期历史发展趋势看，发展轨道与平等轨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在一个个历史阶段，二者方向不完全相同。因为人人有向上的本性，追求更好的目标，这就出现了竞争，竞争推动了发展，发展会扩大不平等。两条轨道并非同步，时而发展领先，时而平等领先。原始社会是公有制，但不利于发展，为私有制取代，这是发展轨道领先。在印度和俄国一些地区，长期保持土地公有制，在以色列，至今保留着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的农场，号称基布兹和莫沙夫，这是平等轨道领先的证明。社会性质集中体现在制度上，社会制度的变化是沿着发展轨道和平公轨道，这是制度变化的规律。

社会在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上运行，二者的能量分布大不相同。发展轨道的能量分布呈渐进增大式，人类社会历经牧业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诸多形态，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正是发展轨道的一个个阶段。平公轨道的能量分布很不均匀,在短期内可爆发出巨大能量,远远偏离平公轨道,过分的不平等、不公正，会在短期内凝聚起巨大能量，乃至引发革命、动乱、政权更替。由于两条轨道不同步，能量分布不均匀，因而社会在发展轨道顺利前进时，有可能在平等轨道上翻车，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胡鞍钢说：“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从中国的历史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9]2享延顿也提出类似观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一方面对外部现代化的诱惑，要全力发展国内经济；另一方面又必须忍受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紊乱，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一旦启动，就别无选择，只有在这条荆棘密布的现代化之路上一直走下去”。[10]47中国古代哲人孔子对财富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11]意为不怕财富少，就怕分配不均。人们多据此说孔子反对致富，安于均等，这是不得要领。其实孔子主张民富，在周游列国时路过卫国，提出了“富面后教”的治国理念。弟子赐经商致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孔子称赞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忆则屡中”。[12]说赐不去作官，经商屡屡成功。当时鲁国大量开垦私田，财富较多，由于分配不均，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引起内乱。针对这一情况，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谓切中时弊。

由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都是把经济发展看作生产者的私人活动，将公务人、公务活动排斥于经济活动之外。这对于说明短期的生产交换行为还是有效的。按此设想，社会是沿着经济发展单一轨道前进，但这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其一，私人生产交换的结果，会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两极分化，劳动者的反抗斗争日益加剧，使得生产不能持续下去。其二，私人可以从开发自然中得利，而无力治理环境，受害的是广大民众，形成了利害不对称的不公平现象，生产无法持续下去。可见，私家人的经济活动会扩大不平等、不公正，导致生产活动无法持续下去。公务活动则加以阻止，推动社会沿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公务人并非是圣贤，存在决定意识，只要处在公务人位置，就会产生维护社会公正的意识和行为，否则会被淘汰，在民主制度下尤其如此,这是由制度规律支配的。20世纪70年代新起的公共选择论，提出“政治市场”说，认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诚然存在交换关系，但并非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整体进行交换。私家人交税给政府，政府以俸薪形式发给公务人。公务人制定的制度规则，并非供给某些个人或单位，而是供给全社会。这样，公务人才能依法行政，推动社会沿平等公正轨道前进。公共选择论还有个论点，说政府官员和商人一样，都是为自身经济利益而进行交换活动的经济人，按此说法，社会上全是私家人、经济人了，这在理论上讲不通，也不符合人的思维习惯。在理论上和习惯上，人和事物的性质是以最高层次为标志。如二层建筑包含一层，以二层为标志；二次方程包含一次方程，以二次为标志。公务人要挣工薪，交换生活资料，包含私家人身份，但公务人身份居于最高层次，标明其性质。人和事物受多种规律支配,较高层次的规律起主导作用。如抛出的石头受引力规律支配，成抛物线下落。抛出的鸟同样受引力规律支配，但不会下落，而是飞向树林，这是由于生物规律起主导作用。公务人也受经济人规律支配，但不会象经济人那样专门去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向着公正目标前进，这是由于制度规律起主导作用。将公务人混同经济人，如同将二次方程混同一次方程，将鸟混同石头一样，是讲不通的。

由上述可见，公务人与公务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是早已存在的，对经济活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经济学家又何以忽视公务人的作用，只是看到私家人的作用，以致于经济人假说统治了200年，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在18世纪及其以前，处于古代近代时期，制度规则长期不变，被遮蔽起来，从而看不到公务人的作用，觉得经济活动全是私人活动，全由经济人支配，由此产生了经济人假说，西方国家一直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这一假说流行。经济人假说不能有效解释社会化生产面临的新问题，由于惯性的原因，即诺思讲的路径依赖，使得这一假说牢不可破。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社会变革加快，制度规则增多并不断变化，公务人的作用显现出来。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3]23近代生产好比低等动物，难以发现公务人的征兆。现代生产好比高等动物，公务人的作用已明显化，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更加明显，很容易认识，也就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说的局限性，提出两类人假说，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四、     用两类人假说解释效率公平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功能的强弱体现在能力上，如政治组织的功能体现在执政能力上，经济组织的功能体现在生产力上，理论的功能体现在解释力上，能有效地解释历史和现实问题，就是功能强。当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个热点问题，下边用两类人说加以解释。

效率一词的含义是明确的，当前人们讲的效率是指的生产效率，发展速度。公平一词有多种解读，在英语中，公平和正义是一个词（justice）,这是个古老而又常说常新的经典问题。本文着重谈的是经济领域的公平问题。在经济领域，所谓公平是指的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均等）和结果上的贡献与所得对等。

公平所体现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包括个人之间，企业行业之间的平等关系。单个人不存在公平问题，单个企业存在内部的公平问题，不存在企业间的公平问题。效率体现人与事（主要指生产经营事务）的一种量的比例关系，同一时间内完成的事多，如生产的产品多，利润多，就是效率高，反之，就是效率低。各个单位效率的相加，等于社会总效率。可见，效率具有单位性，其基础就是企业单位。公平与效率明显不同，各个单位公平的相加，并不等于社会公平。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垄断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高于一般企业三、四倍，是由于资源垄断、价格垄断，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这就是不公平。由此一例可见，即使所有企业内部都是公平的，也不等于社会公平，足以证明，公平具有社会性，整体性。

效率具有单位性，提高效率的主体是单位，只要各个企业单位效率提高了，社会总体的效率就提高了。公平具有社会性，整体性，不能分割为各个单位的公平，实现社会公平的主体是政府。效率单位性与公平社会性的矛盾，又引伸出企业和政府职能的分立，二者遵循的是不同的原则。企业是生产经营单位，以追求经济效率为目标，坚持效率优先是理所当然的。能作到兼顾公平就是企业文明程度高的表现。由于公平可作多种解释，其中包含广大职工对公平的认定，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解释。可以得出结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适用于企业单位，是企业必须坚守的原则。政府是公共权力部门，其根本职能就是正确运用公共权力，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目标，说政府兼顾公平，如同说工厂兼顾生产，学校兼顾教学，医院兼顾治疗，是根本讲不通的。

近200多年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企业都在致力于提高效率，以便在竞争中取胜，压低工资以降低成本是取胜的一条途径。竞争的结果有胜有败，胜者富了，败者穷了，而劳动者恒穷，经营者恒富，这就会产生一种自发倾向，即效率不断提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到了19世纪末，德国宰相俾斯麦信奉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理论，力主政府干预经济，大搞国有化。提出了《社会保障法》，由国家保障工人和贫民生活，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此法案于1881年由威廉皇帝以《黄金诏书》名义颁布，诏命全国遵守，之后欧美国家也效法推行。20世纪的100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变来变去，国有化、私有化变来变去，而俾斯麦开创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从近200年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市场经济有一种强大的自发力量，企业家在努力提高效率，而政府是将实现公平放在首位。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经济转型刚刚起步，政企不分的现象严重存在，则只适用于企业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歪打正着，也用于企业，短期内可以正着，时间一长就会走歪，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缺位和官员腐败上。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初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在企业（单位）内部人人平等，体现了一定范围内的公平，由于政企不分，企业无力负担时，由政府包下来。一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企业理所当然地要效率优先，能兼顾公平就兼顾，不能顾的就不顾。医疗、教育单位同样如此。政府一旦将公平放在兼顾位置，就错位了。这样一来，体现公平的公共服务，企业甩掉了，不是由政府或社会负担，而是由个人负担，医疗改革失败，教育改革不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和事业单位都错位，一律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市场经济会自发的扩大贫富差距，官员会自发的倾向强势群体，并自发地滋生出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等腐败现象，这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政府只有坚持公平，全力消除不公平，才可阻止上述自发倾向。政府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方针，是导致腐败猖獗的主要原因。政府应当特别注重公平，将坚持公平放在首位。

经济人说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当时工业革命处于萌芽时期，生产社会化刚露头，在经济领域为清一色的私有制，私家人占统治地位。经历200多年的变化，生产和生活都走向社会化，公务人和公务活动渗透进生产和生活领域，特别是国营、公营企业的出现，其作用更加明显。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公务的作用更加突出。两类人说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更是符合社会主义中国实际的。

20世纪的100年，中国的经济学界，有个牢固的习惯，那就是满足于从国外学习引进，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斯密的《国富论》，名《原富》，开经济学引进之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将苏联经济学当作马克思主义引进，改革开放后，又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对引进，开头会令人耳目一新，长期的大量重复引进，其效果会递减。进入21世纪，人们在大声呼唤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就不能光靠引进，要创造自已的经济学品牌，特别是名牌，为此应立足于原始创新，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创新。我们提出的两类人说就是基础理论领域的原始创新，并非要否定和取代经济人说，而是有更广阔的适用范围，揭示出经济人说的局性性。经济人说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两类人说撼动了西方经济学大厦的根基，比经济人说有更广阔的适用范围，有更强解释力，能更有效的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就有可能为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提供一个理论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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