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反思与反反思

杂谈反思与反反思

马王爷

（一）

予生也晚，又没读过多少年书，反思一词，不知出自何典，从小没就听说过，最早才见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当时，这个词颇为流行。开始有些人在反思文化大革命，陆续又有些人反思建国后的工作，进而还有些人反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后来更有些人在反思毛泽东思想及其事业以至于毛泽东个人生活中的言行。尽管这种做法引起了我周围人群的诸多不满，连自己也深有腹诽。可是，对于这种情况和态势，好像该管的人员和机构却毫无反映，听之任之，而且不满和腹诽也没有可以公开发表的报刊，甚至也没有可能找到上达从而获得高人倾听的渠道。由此也让我不能不寻思，那些强烈对此坚持进行反思者所一再引证的伏尔泰曾经说过的话：“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也许这种引语不一定和原话完全相同，其大意是不是似乎也还有一点道理呢？细想起来，毛泽东同志不是也曾经说过吗！“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大家说话，让人批评。”“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那是很不对的。”“总之，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俗话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既然如此，我对自己不那么看得惯的那种反思，也就不能不加按捺，冷静下来，听吧，看吧，想吧，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观千器而识剑，历万人而遇贤，斟酌了千言万语，也就会有一定之规了吧？

（二）

建国前后投身革命参加工作的这一代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从一开始自己人生的历程，无论是在部队或地方，便生活在具有比较充分的民主气氛的环境中，经常所受到的也是虚心听取和尊重群众意见的教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记在大家心上挂在大家嘴上的座右铭。在那个期间的班务会、小组会上，各自真是几乎达到了“吾日三省吾身”的地步。不过，那时不叫反思，而叫检查，叫反省，叫自我批评，叫自觉进步。就连毛泽东有了问题，也得这样干。

大家都知道，在1962年1月30日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对自己的过失，公开作过检查。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他还说道，“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这位同志，何其光明磊落，何其勇敢诚挚啊！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真应该成为大家的楷模才是！

在此之前，1960年夏天（6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在十年总结（引者注：成文后题名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中说：“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了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随后，同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的报告的批语（引者注：后来以《永远不许一平二调》为题，下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曾特地亲笔写下：“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引者注：即毛泽东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再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的时间是太快了。”应该说，这已经是毛泽东主动地在全党各级组织面前，进行公开的检讨了。

第二年，即1961年6月12日，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毛泽东虽然还没有觉悟到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的决议是错误的，但是他已经觉察到了某些不妥之处。他这样写道：“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么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几十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搞不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很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在庐山给予彭、黄、张、周的那种处理对全局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对于自己身上出现的问题，公正地说，还是比较敏感的吧？所以，到了后来，1965年9月23日，当他派彭德怀下三线去工作之时，才会在面谈中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如此这般，这当然是其来有自的。

以上我们仅仅就“高举三面红旗”前后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着眼，由此举例说明，毛泽东对于自己的不是和失误，应该说，还是能够自以为非的。

更具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在1958年9月2日于北戴河《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时，毛泽东竟然说到；“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走，要就跟着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状况。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例如中国、土耳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他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本书里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说来书中的观点是对的，只有像上面所说的个别地方需要做一些补充。”对于自己已经在全世界人民中脍灸人口、奉为经典的理论之作，还清楚地看到缺欠，指出不足，并不文过饰非、坚持成见，而能够非常主动地采取如此实事求是、谨慎认真的态度，那的确是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的吧！

（三）

我曾经琢磨过：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有如此的自以为非的态度呢？看来这和他有着过人的自知之明不无关系。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发生在1960年的这么一件事：“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斯诺是他的老朋友，他对斯诺所说的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老实话。他对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说过：“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回事。”他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他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所以，在建国后十年总结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一文中，他冷静地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白纸黑字，声音神貌，就在我们眼前，你能说他不是一个明白人么！

在这里，请允许我多插一下嘴，附带讲讲毛泽东当时对在未来探索客观规律的设想。也是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这样说道：“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势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后来，1964年7月9日，在和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外宾谈话时，他还讲到了未来可能遇到失败的问题。他说，“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一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大家说说，这种预见是不是也很清醒，很冷静，很实在，很有理？尽管世事如棋局局新，可他真是一碗水看到了底啊！

（四）

如果仔细再想想，我们还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这种自知之明，完全是来源于对于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清醒认识和纯熟把握。他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同志们说，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其实，此前他已在十年总结中指出：“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1960年前后，毛泽东曾深入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和一起探讨的同志们谈论到，“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在1961年5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进一步讲到，“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其实，此前在十年总结中，他就说过，“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

毛泽东向来认为，“成绩有两从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是我们很好的教员。”（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而对于成绩和错误，对于事物的两重性，他又曾经公正地做过分析，他说，“头脑要热又要冷，又是统一性的两个方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注1）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1958年12月1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谈话）。由此，我们真不能不叹服：毛泽东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论辩证法方面的高深造诣。

（注1）在原来谈话的原稿上，此处还有以下的一句话：“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1961年9月16日收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前送审时，毛泽东亲自将之删去了。——引者注

（五）

从前述的回顾想来，无论是一位人士，一件事情，一次会议，一家刊物，一张报纸，一个团体，以至各种行家里手，各级党政机关等等，如果能够稍微向毛泽东学习一二：比如他的自以为非，比如他的自知之明，比如他对客观社会的认识，比如他对客观规律的把握，比如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论辩证法方面的造诣，等等，从而经常、不断、虚心、冷静、认真、负责地进行反思，那对于我们的进步，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富足，我们的强盛，不见得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而这种反思，同时也应该允许和吸引广大的群众参加，允许和吸引广大的群众发言。多一个脑袋多一条计，多一双手多一把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而且，行事之际也更需要好好落实老伏尔泰曾经说过的话：“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可惜，现在许多当初奉伏尔泰此语为圣旨的高人，却不再提倡和力行他老的这则名言了。例如，有一位曾对毛泽东思想及其事业以至毛泽东个人生活中的言行进行过诸多的挑剔的反思的知名人士，现在虽然还依旧被人称为高干，但是相反地倒在进行着反反思了。诸多草根平民表达的有关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等方面的迫切要求，干部群众有关国有资产的流失、三农问题严重、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化猖獗、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信仰迷失、风气败坏等等方面的普遍质疑，竟都被该员在一家全国发行的周刊上，毫无举证地和毫不讲理地诬指为所谓的“反思”或“纠偏”，诬指为借反思之名而行反对改革之实，不惜高声高调，上纲上线加以批判、责以叛逆。他有意闭目塞听地否认客观存在的社会弊病，存心危言耸听地斥责人们十分正常的反思言行，是“夸大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最终将损害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这岂不是要堵众人之嘴，钳众人之口吗？实在叫人无法理解、诧异不已。一个参与执掌党的教育事业的专家、首长，居然连“成绩不说跑不了，错误不说改不了”的居家处世的普通道理都不懂！您当年不就是以此为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思想及其事业以至毛泽东个人生活中的言行进行过诸多的挑剔的反思的么？为什么前踞后恭，朝三暮四，一改常态，转脸就变？从主张反思转而为反反思？是不是生来就学会了看人下菜碟的潜规则？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大家对改革有不少意见，有一点偏激的言论，甚至于是不太正确的怪话，就不能让人直率坦白地开诚布公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么？我们不是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优良传统吗？我们不是在实行“以民为本”吗？我们不是提倡老百姓应该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吗？我们的国家不是正在崛起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已经出现盛世了吗？那位大人物，怎么就那么毫无“忧患意识”，那么毫不“解放思想”，就那么神经脆弱，那么七窍生烟，听不得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窃窃私语，见不得具有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朗朗乾坤呢！说到这里，还是看看毛泽东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吧？也是在七千人的大会上，他说道：“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所以，应该指出，那位先生的反反思的所作所为，才是大大不利于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大业的啊！然而，更叫人悲哀的是；对于上述这种情况和态势，好像该管的人员和机构却还是毫无反映，听之任之，而且人们的不满和腹诽也没有可以公开发表的报刊，甚至也没有可能找到上达从而获得高人倾听的渠道。呜呼！

（六）

在下如此煞有介事地并且颇为激动地提出上述问题，也不是庸人自扰，闲着没事干，而实在是重读了毛泽东的又一段话才有感而发，不能择时择地就张口放言了。毛泽东的那段话，还是出于《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应该算是经典之作，想来大家都会很熟悉的。下面就请大家重温一次吧！他老人家的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大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执行。……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啊，同志们。

（30/1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