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华：百年中国的精神脑震荡——在北京大学讲座

百年中国的精神脑震荡 

                                                             ——在北京大学讲座

主讲人：姚国华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想，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叫做“精神脑震荡”状态。下面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揭示这一思维方式的误区。我在《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两本书中列出了三十个概念，都是当代汉语中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几乎从没有人怀疑的词，离开它们我们可能就没法说话了，但恰恰就在其中，包含着一些思维陷阱。这些陷阱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关，是它们约束着中国现代进程。

今天我主要讲的三个概念，第一个是“封建”。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把两千年来的传统中国定位为封建社会。直到前些年，已故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提示出这个错误来。错在哪里呢？“封建”一词在古代汉语里，与相应的英语词汇“Feudality”相似，是指“封土地、建诸侯”，大约是夏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井田制，建立郡县制，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就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制度，而在此之前中国是所谓奴隶社会。可事情的真相恰恰是秦始皇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而中国的奴隶社会几乎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这是一个历史的简单常识，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关键词，在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而且并未意识到这个低级错误。 为什么说这是个低级错误呢？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是两个对立的东西，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不是封建主义，倒是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如果把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跟西方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他们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可以雇工，农民有钱可以买土地，没有钱可以给人做长工、打短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这哪有西方贵族庄园的影子？哪有封建主与农奴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呢？哪有西方诸侯并起、城堡林立的封建秩序呢？事实上，我们过去说的所谓中国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并不是明清才有，宋朝有，唐朝有，汉朝就有，甚至更早中国就有了农业资本主义，而且中国的工商业城市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用词错误，那好办，约定俗成，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大家默认就完了。可是，我认为这不止是一个简单的用词错误，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包涵着一个基本思维方式的错误，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维就没有办法翻身。 原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被打晕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西方的船坚炮利，但这不过都是些外部手段，奇技淫巧而已，并没有什么心灵的震撼，传统中国被蛮族打败的事情多了。到了19世纪末，泱泱大国却被向西方学习了的小小日本打败，接下来的义和团的挣扎更是输光了所有的面子，我们才渐渐发现西方的整个体系都很优越，自己几乎什么都比人家不上。这样，我们急于要找到一种解释自己处境的理由，我们的整个文明坐标却崩溃了，过去的所有理解都不灵了。 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相信，人类的文明有着一种进化的方向，一种普遍进步的套路。只是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同点上，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我们快，走在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还有非洲、澳洲、东南亚，以及我们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在更后面。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不同水平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胡适之本来不叫这个名字，改成这个名字就是要体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20世纪初期，这种来自西方的进化论思潮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挨打的原因，才能避免挨打。西方人解释说，你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他们走过的那条道路前进，赶上去。这样，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希望，激起直追吧。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上，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方向进化，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这一趋势是唯一的方向，是必由之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观念里，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一逻辑，自然就是西方的昨天；西方的昨天是封建社会，所以呢，我们就是封建社会了。原来，说中国两千多年来不发展，也是因为我们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里，这个同语反复的结论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境况出发，而是以这种逻辑想当然地推导出来的。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记忆，丧失时空观，丧失自我坐标，就这样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毫无道理地加于中国历史。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的。可是，在座的各位，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误解。达尔文并不认为生命进化的方向是统一的，而是呈一种树状分化的趋势。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猩猩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再往前是爬行动物，还有鱼，小虫子等等。按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荒唐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前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我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我的尾巴有一天掉了，变成猩猩，再往前进一步也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钻地洞，将来也要做灵长动物，做猴子，变猩猩，最后进化成人；甚至一头猪，一条鱼都不甘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有朝一日，也要变成人。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近代中国的主流思维却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后来，我们又接受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化链条，这种支配我们思维的进化逻辑，完全是斯大林时代被人杜撰出来的，根本不属于马克思本来的思想。 第二个概念是我们仍在使用的，而且还没有人认为它是陷阱，这就是“启蒙”。 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点化，大家都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则更为隐晦得多。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前者的错误，但他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公民教育的启蒙。 其实，“启蒙”与“封建”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Enlightenment”与汉语中“启蒙”的意思比较接近，都是指人处在黑暗中要获得光明，由蒙昧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好比一座房子，本来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外面的光线照射进来。聪明、才智、文明、智慧好比这光芒，照亮了我们无知、麻木、愚笨的心灵。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他们心目中的智慧是某个已经存在在他们面前的参照系，他们要以之为标干。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固然是他们当然的智慧立足点，或许还有一些外部世界的参照系，譬如说阿拉伯人的文化，还有更远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经说：当欧洲人还在阿登的森林里游荡着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善良。所以，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一个重要智慧源头来自东方，来自中国，他们要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可能就在那里。 然而，当年欧洲人向往中国，与我们今天向往西方是根本不同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很大程度上只能依据道听途说，大多靠自己想象，他们关注、向往、讨论着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这就好比你在渴望爱情的时候，眼前一瞬间闪现过的一位美貌姑娘，可能会激起你无限的遐想。你越是没法见到她，越是会想念她，梦中都想和她相会，而且越是有距离，你的想象越自由，你心中的偶像越是完美，但与真实的她相差越大，甚至完全是两回事情。 法国人崇尚东方，他们以为的“Enlightenment”是用中国文明开启西方智慧，其实他们自己误解了自己，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也就是说，他们那里真实的启蒙并不是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是智慧的自我觉醒，自我启迪。在上一次的讲座上，我重点讲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是古代希腊哲学、犹太信仰以及通过中世纪一千年的融合所形成的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基督教文化中固有理性因素的自然萌发。所谓启蒙，只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思维内核，打破信仰主义外壳的束缚，一步步萌发、生长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德语中与“启蒙”对应的“Aufklaerung”一词比较清晰的揭示了它的本意，与英语、法语中“Enlightenment”的意思不一样，它是指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发育、自我进步的过程，这与德国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意识与辩证法思维的深刻悟性有关。 可是，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主流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基于认定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黑暗、落后、被动的，需要接受外来光芒的照耀。说穿了，就是以西方的教科书，西方的优势话语，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武装自己。这种启蒙，一厢情愿地将所谓先进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光明起来，这与西方本来意义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受动的，只不过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丧失个性与主动能力，越来越平庸、自卑、被动、敏感，“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现代化”。 恐怕从未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它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进化逻辑，基于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误解。只要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化”呢？你不是某个东西、某种状态，却要变成那个东西、那种状态，这就是“化”。那中国人要“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是在现代。在座各位，2004年4月4日的咱们这群北大学子并不是现代人，而是古代人，或者中世纪人。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所以才要现代化。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时间的错乱。实际上，“现代化”概念与“封建”概念一样，它们立足的时间观是一致的，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的现代才算现代；而中国人的现在只相当于他们的过去，我们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中世纪。这种思维的实质，就是取消中国人独立的时间坐标。 我有一个发现：20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两个极具有戏剧性的变化。 上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简单地说，他的狭义相对论打破了统一的、绝对的、纯粹数学意义的时间坐标，建立了相对的、多元的、以物质运动体系为尺度的时间坐标。这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据说，曾有一个小伙子对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爱因斯坦就打了一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不得不与一位罗罗嗦嗦的老太太说话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那样漫长；如果你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亲密，一小时却如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说，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绝对同一的时间坐标。 可是同样是在20世纪，在人类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里，却有一个与自然科学的相对时空观恰恰相反的变化。原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坐标，有不同的历史记忆，有不同的纪年方式，还有记录每天时间段的不同方式，有太阴历、太阳历等等。但到了20世纪末，全球却几乎都认同了一种统一的、一元化的时间坐标，人们在社会生活时追逐着同一个时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全球化”。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全世界都很激动，新千年第一天的曙光从太平洋上升起，无数度假者、旅行家、新闻记者站在那里狂欢，并感染着全球，人们觉得这一天似乎真有什么不同。可是，这一天真有什么特殊吗？它只是西方纪年的偶然设置，这一天只有人为的数字意义的特殊。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历法的二月份通常少两天，而七、八月份却连多两天，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不过是因为奥古斯都的生日在八月。有意思的是，中国台湾称“西元”1999年、2000年，以维护他们仍在使用的民国八十八年、八十九年的独立意义。中国大陆叫“公元”1999年、2000年，因为我们没有共和国五十年、五十一年的叫法，便刻意强调我们用的纪年方式是全球公认的。 有人说，不管你汉语里面“现代化”一词有什么荒谬，用它来代表西方现成的“Modernazition”总是可以的吧。 英语里“Modernazition”当然没有汉语这样的时间错乱，它是指时尚化、新式化、流行化，统指人们生活里冒出的最新事物。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但这种理解普及化，也会造成一种错觉，那样在逻辑上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Modernazition”了。西方的“Modernazition”是指近代以来的一个内在的必然进程，这个进程并不会出现在其它民族及其文化里，至少不会在其它文化里自然生成；它是由古代希腊文化里奠定的数理化、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孕育，在近代宗教改革后重新萌发，而形成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法理制度；它主要体现为人们对普遍理性原则的确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西方文化现象，一方面没有普遍的必然性，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有。另一方面，它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有它的内在必然性，不是偶然出现的。 但是，在我们的视野里，在追赶西方文明的非西方民族的思维里，Modernazition只是一种文明现实，亦即文化外化的现实存在，只是经济、政治、军事、法制及日常生活里呈现出来的东西。它代表着先进、发展、光明、智慧，与之相反的是落后、麻木、黑暗、野蛮。中国有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学者，煞有介事地研究所谓“现代化”、“现代性”，无非对西方现实的静态归纳，如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权力结构，社会管理，市场流通，城市消费，传播方式等等概括，想统统照搬过来，还定了那么多的指标，其实都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 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语言背景上的“Modernazition”，我们的理解也容易陷入误区：只看到它的现实结果，并视为普遍而必然的全球化目标，却看不到它特殊的文化基础与渊源。这，也正是非西方民族“现代化”的被动性根源。 这个问题，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王小波教授说得很有趣。我跟他有过两次对话，我谈到这三个词的错乱，他除了对“启蒙”还是持保留态度外，都表示赞同。他说，“封建”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的；而“现代化”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送给全世界的。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中国、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跟着他走，就说既然人类都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你们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们高一级，所以你们挨打；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那你们看着办，到底是跟西方走，还是跟我们走？跟着我们走，你是可以跳跃一级的哟。中国人一想，可以跳级的吗，那当然跟着你走呀。于是，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昂首阔步朝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现代化”呢，也有这么回事。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现在仍然存在，它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它资助了一个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大会，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那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美国人显然是要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连日本人也想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它为中心的“皇道乐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但美国人没有太足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再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欧洲，它又是一个大杂烩。所以，它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词，叫时尚化、新潮化。但说穿了，这是不叫“美利坚化”的美国化。所以，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大家都跟着美国人、欧洲人走。 我查了一下，发现王教授的说法与事实有些出入，但基本理路我是赞同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就有了现代化这个词，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那时，中国人就在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这种现代化实际的运作过程，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概念的误区，标志着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外来文明彻底瓦解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了，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这种状况，我称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这就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看不清方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先验的时空坐标全部垮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电影、小说，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当下的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只能跟随眼前正常人走到那里算哪里，重建新的时空坐标。通常在文学作品里，在他重建自己的时空理解体系的过程中，有一天终于唤回了过去的记忆，新旧两个人，两个世界，于是构成一部悲喜剧。 西方哲学史上有个划时代的人物叫康德，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解析，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认为，知识既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也不完全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纯粹的先验都不可能产生知识。他说，当我们以感官面对外部对象世界时，获得的只是一种混沌无序的感觉刺激，它必须被我们头脑中先天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整理，才能形成清晰的印象。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并不是对象世界中有的，只是人先天的认知能力，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它如笛卡儿的坐标系，纳入混沌的经验，构成我们的知性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陈述与判断。这种知性再用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概念体系第二轮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他还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在对象世界中也不存在，都是人先验的东西。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有一个科学的丰富与修正，他说时空坐标和概念模式，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康德强调，人的知识需要一个先入为主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的前提，这无论对哲学还是科学，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据说，爱因斯坦13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相对论就是以更新牛顿以来建立的时空观念，来重建现代物理学体系。 在这一视野里，我们可看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的时间空间、语言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我们说一个民族的脑震荡，就是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时空观念。 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虽然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但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我们集体感到自卑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今天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认同——也不一定，最近颠覆鲁迅的也成了一种时尚，他对于世界潮流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但这在国内知识界，已经完全疏离了。 按照康德的逻辑，一个集体处于脑震荡状态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想能力也就瓦解了。即便搬来了别人的时空坐标，在头脑不清醒，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自由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人失语，丧失话语权，根源在哪里呢？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人类思想的海洋中却没有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能够引出我们的许多反思。 今天中国人有没有健全的思想能力？当我们谈到某一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模式，而不是质疑、剖析它。真正的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既定的结果，只属于他人、前人，Thinking才是活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 今天，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科学了，大陆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而且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中国科学家在做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独创性研究。更有甚者，9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等奖常年处于空白状态。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中国科学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至于这样，决不是什么物质条件不够，而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科学知识，跟踪研究他们已经做过的结论。你去看看中国那些大的科研项目，其中最关键的词就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跟踪了二十多年怎么样呢，除了80年代初期咱们北大的王选在汉字激光照排这一技术项目上跟踪并且赶上过日本之外——汉字激光也要日本来完成，那真有理由要开除中国人“球籍”了，所以王选是很伟大的！只是再没有听说还有什么人做出过世界性的科技成就，在此之前，甚至wenge前后的中国还有一些。 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就是简单的国际接轨，以为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拉升GDP的数据，就是发达国家了。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也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不考虑如何确立自己民族的对于现代文化的认同。 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更大了。前些时，一位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应该取消教育部。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意味着某个主体站在高处，把所谓知识、思想和真理授予别人，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启蒙。这种教育取消了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这位激进的思想家说，应该以学习部取代教育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汉语里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学习这个词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甚。 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仿效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原理、真理、范式、榜样、楷模摆在面前，我去接受它、模仿它、照搬它、运用它。“习”原是指小鸟学飞的样子，就是重复练习，掌握得更为娴熟而已。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农业文明传承上的相对稳定力，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的确是不鼓励标新立异，只需要顺应天时地利就够了，所以，也导致了它的停滞不前，丧失活力和创造。中国人的教育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博士后。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近代以来，我们的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以国际接轨为目标，洋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死板、平庸、劣质。 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当然也有学习。但是，他们既有Learn，又有Study。Study并不等于我们的学习，它主要是指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领域，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Study这根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只有想象才能发展知识。推而广之，想象包含着人的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上面，被动接受别人既定的文化结果，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这种状态不改变，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处于思想脑震荡状态是不可能建构真正大学的。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学外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先生，对一位恭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外文资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徐先生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真正的智慧。 中国社会里有太多的领域，我们被西方的坐标套住了头脑，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我们要拽住这种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坐标，用它来定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财富。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自卑与虚荣造成的耻辱。 比如说，要说长城伟大，就说长城是月球上可以肉眼看得到的全球两大人工景观之一。我的书中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上太空之前就识别这种说法的荒谬。我说很简单，只要你走出对洋人的迷信，包括让洋人夸耀来获得自尊的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一点朴素的科学思维与判断，就会发现很多真相。 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20多年前的法国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官方安排他参观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要借此机会，向法国客人们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的确被镇住了，不假思索就冒出一句话来：“啊上帝，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然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历史悠久的伟大中国，面对如此壮丽奇特的中华文明遗迹，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呀？我们说远点，他的说法跟两千年前的夜郎王的思路有点相似。汉朝一位使者出使西南的夜郎国，夜郎王接见里问使者从哪里来，你那个国家和我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于是，我们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一笑就是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过去那种自信，他们可能也要笑一笑希拉克，笑他两年，二十年是可以的吧。为什么？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代希腊，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便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尽管包括巴比伦、埃及、希腊文明的代表性遗存，并不包括其他文明古国可能同样伟大的奇观，所有加起来在地域面积上也没有中国大。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其实呢，希拉克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已是丧失了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思维脑震荡患者。那些当地的官员们一听说兵马俑被希拉克排上“世界第八”，受宠若惊，太了不起呀。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成为西安市内最显眼的宣传广告，成为所有导游小姐的必说之辞。这哪是什么荣耀，这是一种耻辱啊！还有什么长沙的马王堆、随州的擂鼓墩、成都的三星堆，自然还有万里长城，也都要争夺这“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模仿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前面我们谈到过，就在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也曾以东方为楷模，从东方汲取的资源。但是这种楷模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及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当年，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中国；哥伦布历尽艰辛，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实根本不是。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乃至虚构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比如，《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朝廷没有什么关系。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或三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指南针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它发现新大陆。英国人在幻觉中向往中国皇帝的开明统治，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创造成了另一种意义的东西。 可是，在今天开放的中国，在接受和模仿西方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世界里，做了洋人的弟子，回国就会备受瞩目，有了话语权力，谁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能谈笑风生，便是有水平，有资历，却并没有当年西方人发现、开发、创造、重构的自主性。人们欣赏着着西方文明的每个细部，以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进行着精确的接轨，有效的模仿，全盘的移植。当然，我们也从洋人的趣味出发，仿造一些假古董。一百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每个人，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中纪委公布的数据令人吃惊，中国每年政府官员用于公费出国考察的经费高达三百亿美元，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好多官员出去连外语都不懂，只是公费旅行而已，绝大多数人是走马观花。即使是最认真的考察，获得西方最精确的知识、原则、图纸，回来完整地模仿，也不过得到一些僵硬的、机械的、没有灵魂的复制品。其实，这都是脑震荡者的逛荡而已。 我们中国人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先拿体育来说吧，一百年前中国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而现在却是世界奥运金牌第二国家，可是我们真的有健康的体育了吗？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主张，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磨练出来。他自己就以登山、下水、风浴、日光浴、冷水浴等方式锻炼意志。这一倾向有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建国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受到重视，大家一定记得那时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三条政治军事意义多些，前面两条的倾向比较接近本来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那时，中国也参加国际体育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那时重心在大众体育方面，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等。

但是到了80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面对西方的优势，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拥有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失落了，在所有看得见的方面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坠入一片自卑中。但是中国女排五次获得世界冠军，后来中国又参加奥运会，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当时，这些金牌像兴奋剂，给国人一阵阵民族精神的振奋。据说，“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女排冠军时的狂热中喊出来的。这时，人们眼里的体育主要已不是大家锻炼身体，也不是激励自己的斗志，而只是让几个健儿为国争光，以名次为国家争面子、获荣耀。体育牵系于国人的自尊，因而也上升为政治，获得国际比赛冠军的体育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群众体育无论在人们关注里，还是资金投入上，一年年萎缩了。 世界上由政府组织体育运动，并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持竞技体育的，主要是中国和原苏联体系的国家。而中国财政投入体育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争夺金牌。有人统计，每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相对应的四年间国家投入体育的成本是7亿元，这个比例是俄罗斯的28倍。投入几十万、几百万来增强某一技术设备是家常便饭。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奥运金牌，主要靠高技术以及一切可能的外在手段，与身体锻炼的原旨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流水般的花费，都是为了在看得见的名次，给我们添一点面子。世界第三、第二、第一，一个失去信仰的民族，内心世界就需要这东西来支撑。毛泽东时代嘲笑别人“锦标主义”，今天中国体育可能比谁都更锦标主义。中国运动员只有得金牌才算数，得银牌的运动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灰溜溜的，他们获得的指责可能多于褒扬。因为，国家花费那么多钱，个人则拿自己青春作赌注，只有金牌才有达到显示国家面子的效果。不像别的国家，包括第一运动强国的美国，运动员得个铜牌就很高兴，因为这奖牌就是他自己成功的证明，对于他来说够了。 这种为了一切最终奖牌的体育越来越远离了运动本来的意义，甚至完全走向了反面。以下特点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尤其突出：一是运动员承受着“魔鬼训练”的压力，片面的、过度的运动反而有害健康，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常常留下身体与心理的终身残疾；二是运动过程很少直接的快乐，很少有艺术上的美感，象体操一类艺术性强的项目，运动员主要靠高难度的技艺，而不是艺术感取胜；三是在需要团体配合与协作的大型运动项目上难以成功，个人或两个人的比赛项目就容易一些，这与缺乏有效的文化凝聚与激励有关系。 还有一层，表明中国体育上的强势，仍然是整体上依赖于西方主导的文明体系。在体育竞赛上，我们通常用西方人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少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术、技巧上追逐人家。 再比如说，中国人热衷于建摩天大楼。美国纽约被本·拉登手下的人撞垮的世贸大厦，建成都30年了，但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使用价值，以还有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等方面，都已证明是不划算的。因此，尽管从技术上讲，盖出一座比世贸大厦高一倍的摩天大楼，都已经是可能的了，但美国人再没干过这种傻事。美国造这种摩天大厦的公司，据说通通都搬到了亚太地区，尤其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如今你看，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上海有座高楼世界第三了，还要建设世界第一，北京也要建高楼。大家暗暗较劲，要超过别人的高度，竞争这世界第一高楼的名份。 追求自由与超越，也许是人类的天性。但是，这是真正的超越吗？不是，我们在精神实质上，在理论、原则的创新，我们无法超越，只能在表象上，在西方人既定的模式里超过人家。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价值标准，而我们想要强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于是我们便在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上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内涵，只有数字意义。这种对数字的热衷，可不具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信仰与理性的意义，而仅仅是一种对西方强势的盲目崇拜，以及要与之看齐的自卑心理。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媒体都在争GDP水平，它心态与许多傻冒们追逐所谓“吉尼斯大全”的记录是一样的。这种数字游戏既得不到西方文明的精髓，又立不起自己文明的灵魂，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 这些年来，有一种不断变换句型的说法经常成为国人的焦点，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看中国不都成为世界工厂了吗？不知道经济学家搞清楚什么“四小龙”、“四小虎”的神话在金融风暴中一夜间破灭没有，也许他们永远都搞不懂其中的奥妙。在西方人主导的文明体系和产业结构里，你以人家的标准、人家的智慧、人家的品牌、人家的管理组织生产，你的打工仔再劳累，生产的产品再是堆积如山，你赚的小钱再多，也改变不了脑震荡的民族全面依附于人的命运，你恰恰是完全陷入了人家的体系里不能自拔。一旦人家的产业结构变了，尖端技术更新了，口味改变了，你这GDP通通成了泡沫，辛辛苦苦经营的工厂成了垃圾，自己仍旧是一无所有的游魂。 治愈这种脑震荡，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那里去寻找某种启迪。国人需要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出路。 在我《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两本书中，既不完全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完全赞同右派。我反对简单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孤立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出路，是类似西方曾经有过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但必须是自我启蒙。我第一次在贵校的讲坛上，就是讲20世纪中国的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出现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则培植了一整代民族精英，甚至连国民党、wdGCD的政权，也都是建立在黄埔、延安的“准大学”基础上的。21世纪的中国必须在自己内部建立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特区，让国人心中拥有独立的精神空间与文化坐标。我强调的大学文化特区，区别于仅仅照搬别人二手货的经济特区，应当以青年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创造为核心。著名的上海思想家朱学勤先生，说现代中国最重要是经济，是政治，最不重要的是文化。文化相当于身上的脂肪，可有可无。我理解，他说的这种文化，就是脑震荡状态的大脑，的确是跟脂肪差不多。 但是，我们需要正常的、健全的大脑。因此，文化立国，是我们根本的出路。（热烈掌声） 姚国华，现居武汉，资深讲师。 与犹太民族相比，我们缺少点什么？ 多年来，一个遗憾总在刺痛着国人的神经，每年一度诺贝尔科学奖结果里，我们总是维持空白。细心的人却发现，获奖者中每年几乎都会有犹太人，那个只有中国人口百分之一，全人类的四百分之一，且大多散居在世界各大洲（以色列仅占其三分之一）的民族，竟然获得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18％。 几百年来，中国几乎没有左右世界历史进程的人（毛泽东算不算一个还有争议），而犹太民族却涌现了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人物，除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罗依德这样的顶级思想家之外，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以及经济、政治的每个领域里，在那些开创者和革命者的人群中，都能发现犹太人密集的身影。抹去犹太人的名字，现代文明史恐怕会失去一半的光辉。 美国百万富翁里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均收入是其他族裔的两倍，他们控制着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洛克菲勒、索罗斯、格林斯潘）。他们尤其在新闻传播业里兴风作浪，谁要得罪了犹太人，谁就别想竞选美国总统。2004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辞职前最后一句轰动世界的话，他以一个穆斯林的眼光发现：当今世界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因为犹太人操纵着美国，美国操纵着世界。 要说，中国人与犹太人都算得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无论是从他们超过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延承上，从各自文化对于现代文明形成的贡献上，还是从他们被世界公认的智力水平上，以及从他们在当今世界舞台的份量上，都是如此。可是两个民族为什么在文化尖端的创造力上却如此的悬殊呢？ 有人会解释说，犹太人渗透在西方现代文明生活里，他们与西方主流文化保持着直接的交流和接轨，而中国人却由于历史原因，置身于西方现代文明之外。这样说自然是有道理，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尤其是器物用度与消费生活未必真是无动于衷、颤然以对，犹太人对西方主流世界也未必总是趋之若骛、其乐融融。事情却有恰恰相反的另一面，现代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只知与国际接轨却放弃了自主性，而犹太人则坚定地恪守着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生活的传统，这种惯性即使在他们改变了信仰的后裔身上仍然发挥作用。 ●犹太民族的苦难历程积淀成内心的惊人原创力 犹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具有对现实世界最大程度的超越性，它不是直接地关注此岸现实，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是相反，让人退回到内心，去建构一个有所敬畏、有所信仰，从而更具深厚力量的世界。 犹太民族是有历史记载的最灾难深重的民族之一。约公元前14世纪，一支希伯莱人自幼发拉河流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3世纪末被埃及法老征服并掳为奴隶，后来摩西带领他们冲破艰难险阻，从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创立犹太教，但于公元前10世纪分裂。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被并入亚述，公元前586年南部犹太国为新巴比伦所灭，成为“巴比伦之囚”。后来波斯人灭新巴比伦，犹太人被允许重建自己的国家，却又于公元前63年被罗马所并。公元66－70年和131－135年他们两次举行反罗马起义失败，被赶出巴勒斯坦，从此彻底失去祖国，散居各地。 一个失去祖国近两千年，一直生活在苦难记忆和死亡恐惧中的民族居然没有灭绝，这本身就是奇迹。欧洲历史上无数次反异教徒运动、排犹运动中，犹太人成为全社会的发泄对象——“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夏洛克，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应当被惩罚的冷血杀手，这可以见得欧洲主流社会眼里犹太人是什么角色。两个法国人发生冲突而难分胜负，找个犹太人一起共同发泄一通，两人反而能和解。20世纪最残酷的屠戮发生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犹太人身上，近600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只有引颈待戮，比日寇屠刀下的中国人还窝囊。而有些中欧、东欧弱势民族被法西斯征服，却在迫害犹太人方面与纳粹合作。 在现实的苦难背后，一个人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生都在内心深处执着地追求着一个梦，他的理想与抱负定能有所成就。犹太民族在思念故国，期盼终极解救的憧憬中顽强生存下来，他们集体意识里有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梦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祖国，面对哭墙，祭祀神灵——这个梦直至18个世纪之后才终于实现。他们总在不幸的笼罩中，在现实里得不到任何幸福，唯有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彼岸，才能得到内心的慰藉。他们相信是亚当、夏娃的原罪及其不肖子孙的罪孽，让上帝发怒并责罚众生。只有面对苦难，保持对上帝的虔诚，救主弥赛亚有一天降临，以色列人才会作为上帝的选民进入永恒世界。 这种执著的精神信仰、坚定的宗教文化，使他们成为最虔诚、最顽强、最保守、最封闭，但也最具内在力量的民族。他们行割礼，守洁净，不吃猪肉，遵守“摩西十戒”。历史上，敌人常常在星期天即安息日去攻打不会还手的犹太人的城池。残暴的征服者要求犹太人在吃猪肉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容赴死，尸体堆积成山。犹太人不仅不可能在寄居地的政治上得到充分的权力，还要遭受不断掠夺、烧毁、驱逐、屠杀，从而使他们把内心的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当作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理防卫。 这个遭遇最悲苦、最不幸的民族，靠着关于彼岸世界的信仰战胜着被欺侮与蹂躏心灵，顽强精神生存下来，并且影响了其他民族。犹太《圣经》也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共同的《旧约圣经》，甚至伊斯兰教《古兰经》也与它有相当多的共同处。它成为西方的现代进程最重要的信仰基础，是它拯救了西方文明。 ●“梨子”与“禁果”代表中国人与犹太人的不同文化逻辑 中国人和犹太人的不同文化背景与人生哲学，可以拿人们面对一枚果实时截然不同的态度来作分析。 在中国，人最关心的，首先它可以吃。但到底谁吃，有三种态度：一是自我克制，把好处让与给别人——“孔融让梨”；二是把它作为礼品与别人互让——“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投我以木瓜，报之琼琚”；三是争夺享用权，为了自己抢食而不顾别人，甚至置人于死地——“摘桃子”，“二桃杀三士”。 第一种态度引申出来就是道德伦理，便有所谓“重义轻利”的原则；第二种态度推广到人际交往中就是“礼尚往来”，“礼轻仁义重”，情义、恩情也是由可吃可占的利益体现的；第三种态度放大了就是阶级斗争，形成政治权力结构。 犹太人自然也要吃果子。但在《圣经》里却有一个果子不能吃的禁忌：上帝规定伊甸园的“智慧果”不许吃，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而偷吃了“禁果”，便犯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下到人间承受苦难，而这种原罪会世世代代传承。我们从人道主义立场来看是不能接受的，那果子明明能吃，吃了还长智慧，上帝凭什么不让人吃；上帝凭什么给吃了的人惩罚，更有甚者，凭什么把原罪加于所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无辜者身上。这种文化岂只不人道，简直蛮不讲理。 翻开旧约圣经，上帝创造人类之后便发生的这一幕，构成后来整个犹太教、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在这部书里，上帝扮演着一个专横、残暴、嗜血的主宰者角色，人类必须对它绝对服从，稍有违逆、放纵、疏忽便会遭到重罚。有人统计，上帝前后处死的人达27万之多。就是宗教这种对人的欲望、利益乃至生命自身的当头一棒式的否定，给现实的人生带来极大的精神恐惧，引出了原罪观念，形成超越人的现实享乐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逻辑起点就是禁欲主义。 “让梨”所代表的中国道德主义立足于世俗生活，旨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无论是争抢还是谦让，是政治、道德还是情义，总归是围绕吃梨子展开的。所以，中国思维立足于直接的功利主义。人们关心的以及最终落实的都是物质消费，是既定物质利益的再分配，即你吃还是我吃。尽管农民在长期的探索中也形成了关于梨子的丰富知识，但只停留在直观经验层面。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都属于经验层面的成果。 “禁果”所代表的西方禁欲主义却从根本上否定肉体的欲望，形成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敬畏与信仰，这又带来人们更多超越对象本身实用功能的纯粹好奇心的探索，不为多吃、多占几个果实。尽管近代西方人认为，知识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培根），但知识是相对独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这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知识的增长反过来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于是现代社会获得更多又大又甜的文明果实。这是西方后来居上的奥妙。 犹太人出身的马克思曾批评说：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金钱。但是，犹太人以赚钱的成功来验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获得自己内心苦难的解脱。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世俗利益中寻找精神的解放。中国人即便敬天神，也只是为了谋求世俗享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清教徒的精神与规范化、律法化的近代犹太教相近，敢于冒险、进取的精神，尤其是那种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普遍复兴于清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倾向里。 可见，理解犹太人的文化秘密，可以找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钥匙。 ●从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的逻辑关系看两种文化的结构 人的精神是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高度标志着人走出动物的程度。人越是直接地关注并服从、依赖于现实生活，那么越是缺乏改变它的能力；越是拥有自己内心的关怀，越是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越能主动的改变现实。以人类挣脱自然界的必然性，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空间的高度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社会生活及文化内容分析为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五个层次： 本能：人在自然生态里生存，吃喝玩乐，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不属于我们讨论的文化范围。但需要强调的是，人的本能与普通动物相比反而弱化了，高级动物出生时离开父母不能独立生存，而人几乎除了吸吮乳汁和哭的能力，所有本能都退化了，人出生后需要一个学习与成人阶段，在社会中重新获得生存的能力。 功利：人们寻找一切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机会，争取自己的本能的满足和优势地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利是图，趋利避害的倾向是人的本能在意识层面的直接体现。韦伯说，功利主义是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的基本生存意识，关键是在它之上还有更高的文化价值来约束和升华自己的取向。 道德：人们意识到不只是自己生存，还有他人生存，在群体生活里对自己有所约束，照顾别人或者群体的利益，对他人的尊重与礼让，遵守共同的规范，正其义不而谋其利。即使是自己利益有损失，却能够提升群体的生存能力，达成人际间的和谐、互利与友爱，从而让个人的生存融入群体的生存中。 理性：人们从自己的生存需要中走出来，以超然、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寻求普遍的真理，并以为独立的价值，不管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甚至不顾社会道德的效果。理性思维也意味着以这种普遍原则和理论规范人的行动，以带来社会的最大利益。中国传统缺乏这种独立的理性精神。李泽厚所谓“实用理性”，其实也是出于功利主义或者道德主义目的，不是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 信仰：在复杂的世界和多变的命运面前，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无助、孤独、恐惧，便倾向于放弃或否定个体的欲望、意志、理智，而敬畏伟大的力量，崇尚神圣的理想，关怀终极的世界，把小我无条件地寄托于无限的目标上，让个体在精神上升华为最高的存在，克服时间空间上的有限性，以获得慰藉。信仰是心灵离本能与现实最远的一种追求。 信仰主义和功利主义代表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前者是超越感官需要的精神追求，后者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物质利益。理性和道德这两个层面或者建立在信仰上，或者建立在功利上。信仰过于突出，会形成迷信、盲从、狂热、偏执；理性过于突出，没有信仰就是相对主义、玩世不恭，没有功利和道德就是书斋里的空谈；道德过于突出，否定信仰和理性，就是狭隘的人情关系，否定功利，则造成矫情的伪君子；功利过于突出，就成为自私、势利、狭隘、短视。 西方文化立足于犹太式的信仰主义，表层是源于希腊人的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的枝叶和果实；近代启蒙之后，从信仰主义的彼岸出发，自上而下形成普遍的科学理性和广泛的契约精神，道德（及法律）也是无条件地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的自律原则，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才有了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的空间，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经济学家看到，功利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但韦伯却揭示，它是最后才从新教伦理文化中产生出来。这种建构主义文化的逻辑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本能。 中国文化根本上是脚踏实地的功利主义，表层是温情脉脉的道德主义，理性、信仰是末梢的工具和点缀。道德一种调节相互间的权利冲突和利益分配的原则，总是被它背后的物质利益瓦解；理性是由功利和道德上升的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仍是实用的；天人合一的信仰是极少数人迈越的精神境界，但个人体验自下而上却难以提升，普通老百姓把它看作晃晃惚惚的东西，信则有，信则灵。社会越到穷途末路，迷信的人越多。实用理性、实用信仰更是像纸一样单薄，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和周期性动荡。这种自然主义文化的逻辑是：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 ●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化 理性与信仰基本上是西方文化概念，以之界定和分析中国文化稍有牵强。冯友兰把人的精神境界分解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境界，这样贴切些。这也是说人的精神由自然状态一步步升华达到终极关怀的，而不直接由信仰设定的。 整体上看，中国文化主要是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建构社会，重视此岸、现实、人生，忽略彼岸、精神、死亡。人们平常强调的道德，不过是利益分配的制约，内容仍然是利益。所谓“重义轻利”，缺乏更为普遍的精神理念的支撑，便难以立足。中国人开放、宽容、自由、享乐、市侩、理智，实用的、功利的、物质的、技术的文明最发达，但没有什么执着信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传统文人拥有的文化只是上层阶级的摆设、装饰、排场和消费，是有闲阶级自我慰藉的奢侈品和消闲方式。基层百姓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所谓文化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刺激和消遣，文字书写几乎是多余的。文人要么入世，讲究经世致用——不免功利化、势利化、官僚化；要么出世，讲究无为超脱——不免消极、遁世。 中国技术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给整个旧大陆的生产方式以巨大推进。马克思曾说过：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此之前还有纸的发明和运用，对文明的影响深远。《白银资本》的作者贡德·弗兰克也认为，欧洲近代化是靠亚洲的经济快车带动的。他甚至认为这种带动是欧洲崛起的根本动力，否认西方文化包括哲学与科学的内在提升作用，但这是我不同意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国以科举取仕方式为核心的官僚制度还成为西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参照系，演变为现代公务员制度。 通常，人的精神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不会太远，完全脱离现实臆想也不具有持久而普遍的意义。一种文明的逻辑是从肯定人的自然状态出发，一步步向高层次提升到普遍的信仰：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因此，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精神生活服从于社会生产需要的证据。但是，高级文明的文化逻辑却会倒过来演绎，以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为本位，由它派生和演绎出整个文化结构。 由于儒家道德和佛教哲学对本能欲望的无限膨胀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加上不断有北方少数民族清新血液融入，才没有像罗马人那样走向彻底的毁灭，每次频于毁灭都能再生，延续至今。在宋代，传统的生活方式高度成熟，失去了进取的动力，人欲的泛滥不断造成自我毁灭的痛苦，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要用普遍的天理否定并抑制人的本能欲望，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展开反思，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宋明理学给以后中国社会带来更有力的文化约束，它一方面造成了我们所通常说的精神禁锢，另一方面却维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 ●两个民族的奇特相遇 中国人在广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过着稳定而安逸的农耕生活，其四大（或许三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成为现代技术原始基石。犹太人因为其苦难的生活遭遇而对现实生活的彻底绝望，他们在死亡的恐惧里形成了坚定的精神信仰，其文化关怀不在生存而在死亡，把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宗教的彼岸，为此他们形成并贡献给世界以超越现实、精神至上的彼岸信仰。 犹太人常以其智慧、执著、精打细算成为各地最富有的人。中国人在海外也因其勤劳、务实而富有，尽管大富豪不太多。 一个是最虔诚、最保守、最封闭、最有内在力量的民族，一个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直观主义、世俗享乐、随遇而安、乐观开放、宽容豁达的民族；一个是最顽强的固体，一个是最强溶度的溶剂。历史上他们曾有过文化的相遇： 一支数千人的犹太部落流落到波斯，又漂泊到印度孟买，再辗转从“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泉州，然后经扬州到达宋朝的京城汴梁。中国皇帝以他对外邦人素有的宽容与怀柔（皇帝们在外人心目中通常比在国人心目中要好得多），赐给他们一块土地住下来，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却并不干预他们的信仰；中国百姓称这些“以色列”人为“一赐乐业”，大概是说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的漂泊者得到皇帝仁慈的恩赐，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在以后几百年的漫长时期里，这些犹太人严格遵守自己的信仰和戒律，上教堂，行割礼，守安息日，不吃猪肉，宰牛羊要挑去脚筋（因此，百姓称他们的宗教为“挑筋教”），实行族内婚制。 但是，由于他们在这里受到其它地方所没有的善待，反而失去了恪守传统的心理张力和理由，于是他们渐渐地接受并逐步融进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开始尊孔祭祖，参加科举，甚至与汉人通婚。1866年美国传教士到开封发现了他们，但预言他们将在半个世纪内会被彻底同化。民国初年，还有上百人隐约可现其远古的特征，不久，这个古老民族终于彻底融入中华大家庭里。 还有一件事情，30年代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欧洲再度沦为犹太人的地狱。而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却是唯一没有限制地容留着犹太兄弟的国家，上海一度收容的欧洲犹太难民25000人，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离开。不过今非昔比，这回让老朋友光顾，与其说是我们雍容大度的召唤，不如说是我们贫弱无力的让渡。 以色列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而今这个的国家，已跻身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之列。从全球70多个国家100多个民族里走出的犹太人，语言、习惯甚至血统都有了很大差异，却保持着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还复兴了早已死亡的古希伯莱文字和语言。尽管他们处于一百倍的穆斯林人口包围中，立国之后旋即爆发战争，但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居然强无敌手，游刃有余了。 那以后，中国也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然而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我们多少有点步履蹒跚。我们把自己的落后归于臭名昭著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但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不仅自称“犹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有一种叫“基布兹”自愿共产主义组织，其公有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国营企业。人们过着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土地及全部财产共同占有，不属于任何成员或家庭；共同劳动，集体食堂吃饭，各种工作的待遇完全相同，生老病死完全公共负担；每人除一些零花钱外，连工资都没有；在外工作的人也自觉把工资的主要部分交公，并接受统一分配。所有决策都是由体现全体成员意志的民主程序作出。基布兹存在了近一百年，是以色列工党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说到底，人们关于制度革命与体制改革的一切理由，通通基于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观念。我们在中国传统的背景下很难发现它的局限，很难想到用全新的文化理想重建社会。对此，犹太人能够给我们启发的很多。 ●现代国家的强大 以色列人文化上十分保守，男孩要行割礼，许多人装革履，头上却戴自己民族特有的标志：瓜皮小帽。这让人联想到早已绝迹的长袍、马褂、大瓜皮帽，还有主导了半个世纪的中山装，今天都成了开放的中国人取笑的对象。 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很小，土地是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狭小贫瘠、战火纷飞。他们不仅有最著名的政治军事情报系统“摩萨德”，而且拥有遍及全球的商业情报网，因此其商业行动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率极高。 中东地区水资源奇缺，以色列人口515万，淡水仅16亿立方米。但他们凭借独特的智慧，开发出节水灌溉和遗传工程，在沙漠和戈壁上种出了世界最好的庄稼。农业人口仅5％，农产品却自给有余。中国九亿农民，粮食却要进口。 中国人旅行世界，在飞越北美、西欧、俄罗斯时，看到无边的森林、纵横的湖泊，与中国西部大片的黄土、戈壁、沙漠和东南部过度开垦的田园一比较，似乎明白了自己贫穷的理由。然而到过以色列的人，却不得不沉默了——那里资源的贫乏、环境的险恶，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以色列棉花产量达每亩200公斤，是中国平均水平的四倍。据说，多年来中国派过不下于一百个考察团到以色列学习喷灌、滴灌技术，但回来总是做不好。 教育被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希望，从内部开拓实力，即所谓“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父母在小孩稍微懂事时，让他去吻滴有蜂蜜的《圣经》，以体验智慧和信仰追求的快乐；犹太人有许多爱书的禁忌，不烧书，书橱要放在床头而不摆在床尾；以色列人每月平均读书一本，为世界之最。但他们并不死读书，蔑视死的知识，他们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看得同样重要。 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犹太人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相当于祭司的拉比，是人们心中最受尊重的老师，甚至高于父亲。 从1882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想办自己的大学，只是由于政治外交压力，希伯莱大学才于1918年正式奠基，1925年在战火中开学，立即成为保护犹太文明的学术中心。希伯莱大学的创立者哈伊姆·魏兹曼1948年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他曾说，我们在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里，却在自己的学校院墙内找到了避难所，把知识和精神的能量保存下来，它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他还把希伯莱大学比着一个发电厂，它是全体犹太人精神和知识的源泉。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科学研究的成就已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卸任总统后又回头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说，教育上的投资是就是经济上的投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相应比例最低只有2.58％，至今低于4％的世界平均水平。

犹太民族的竞争力归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达。无论是科技研究的人员比例，还是投入研究与开发的资费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以色列都在全世界属于最高者之列。而投入相等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以色列大学获得的专利是美国大学的两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