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阑静听潇潇雨－何新学术思想人生漫评摘录

      正是何新很早指出了，20世纪以来兴起的殖民地独立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运动浪潮，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严格意义上，只是要实现近代西方类型民主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同时，“在世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走向富裕、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对各国都同样宽阔的多行道。” [注十]

    正是他很早指出了，以狄德罗、卢梭等“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激进启蒙思想和民主浪漫主义理论，既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具有很大空想成分的局限性。并提出作为一种比较，我们必须从近代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思想库的理论建树及其国家崛起强大的历史中，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经验和教训[注十一]。

    正是他很早指出了，由于政治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由于文化土壤的深刻差别，由于人口数量、文化素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民主需要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和耗费国内外资源的支撑，近代西方类型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不能像外科手术那样作简单模仿、盲目搬用和强行移植的。在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国家转型中，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会经历一个代价异常巨大而痛苦的过程，其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变革、动乱、革命和战争。凡是主动或被动盲目搬用、简单模仿和强行移植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不陷入国乱邦危、经济凋敝、民生凄苦、欲罢不能悲惨局面的。西方“民主”之旗所到之处，亦即“革命”动乱战争开始之时。[注十二]

    正是他很早指出了，所谓名噪一时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所以出现在中国大陆周边地带，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先进政治制度，还具有西方针对新中国实施边缘地带封堵的深刻战略涵义背景。而经过席卷于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之后，现在却又似乎重整乏力，已经沦降衰退为“四小猫、四小虫”。“它们在70—80年代的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条件一旦消失，就未必能继续保持给人如此印象深刻的发展，不信就请再看十年。这种特殊性，恰恰与50年代新中国在东方崛起，而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战略大包围的历史背景有关。亚洲“四小龙”最初都是借美国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而起家。没有新中国存在，美国当时就不会给他们这种援助（这恐怕就是‘四小龙’都产生在亚洲和中国大陆周边，而未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它们的高明，是在于不失时机地抓住和充分利用了历史提供的机会。” [注十三]

    正是他很早指出了，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上未能产生近代西方国家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古代中国不存在民主政治的文明因子和民主治理社会形态，绝不意味着古典中国文明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例如，古典中国文明的经典文献中，很早就具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惟天无亲，克敬为亲。民无常怀，怀于有仁”、“同力而度德，同德而度义”“以德者昌，以力者亡”（《尚书》）、“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李世民）……等等伟大的民主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一部中国历史，绝不是一部如某些批判者所形容的那样只有“专制”、“屠戮”、“吃人”、“暴政”的丑恶史、黑暗史（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否则就不能解释，在这样一个“黑暗落后”的国家中，竟然能够连续出现汉、唐、明、清那样疆土辽阔、政治清明、文化发达、国势鼎盛强大的伟大帝国。发源于远古的中国古典文明，乃是完全不逊色于源自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欧美国家的一种伟大文明，是一种负有伟大使命的文明。她之所以能够五千年而绳绳不绝、存续到现在这个事实的本身，即已证明了她具有无比深厚神奇的伟力和无穷发展前景。可惜的是，经过了上百年不断激进彻底的反传统、动乱、革命、战争、运动和文化反思，我们许多人似乎已经习惯于数典忘祖崇洋惧外了。在人类历史中，正如文明有多种类型一样，国家社会的民主治理方式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这正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西方国家企图以其近代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一统天下，这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体现，更不是科学的态度。何况它们自身也从来没有达到止于完善的地步。所以必然要遭到质疑和反抗。所以必须认真仔细地区分“形式民主”与“事实民主”。[注十四]

正是他很早指出了，尽管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民主”，但却在世界更大范围内造成了大规模的不民主。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名，置世界其它国家亿兆万千生灵之国权、生存权、发展权于不顾，持强凌弱将痛苦和灾难强加于穷困落后国家人民头上。其实正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和世界和平的敌人。这种以飞机、导弹、核弹和航空母舰为后盾的“炮舰民主”即使有可能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必然也不会长久。民主固可爱，但绝不仅仅只是知识分子头脑里抽象神圣的浪漫主义理念。民主和人权，早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用以进行国际经济政治斗争的世界战略性工具。这就是“民主”和“多极化”背后的另一面。我们不要陷入另一种神话、空想和迷信。

    正是他很早指出了，理性的文化和历史研究者，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发展历史，摒弃并非出自马克思本人、带有浓厚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烙印和西欧文明中心论色彩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理论，抛弃用苏联教条主义理论和西欧封建社会模式，生搬硬套强加于中国历史的所谓“封建主义论”“封建社会论”、“封建传统论”……等等。从而消解和粉碎西方批判攻击我国“封建落后传统”的政治心理优势和所谓“学术话语”霸权，以及“学术汉奸”据以自我贬损、自我丑化与自我摧毁的“文化卖国”理论渊薮。[注十五]

    正是他最很指出了，站在致国家于现代化的高度，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嘲笑、丑诋、诟病的“改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改革是一场革命”，其实，改革何尝不是一种改良呢？从历史看，那种打着“革命”、“运动”、“进步”等各种名义进行的活动，有时倒恰恰导致社会的退步。革命固然不可避免，但改良也绝非没有道理。我们已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思考一下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改良”、“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运动”，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基本性和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人身上所穿的衣服。改革需要谨慎小心。尤其必须警惕当采取某种改革政策往往是来自外部的“批评”、“建议”、“意见”、“鼓励”以至煽动的时候。[注十六]

    正是他很早指出了，长期以来，若干具有世界战略意图的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是口蜜腹剑，一方面玩弄维持亚洲大陆均势的惯技，一方面却极其畏惧中国的复兴崛起，害怕中国打破均势，变成脱缰之马，不利于维持其在目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的霸权地位。为此，信守和实施“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的马基雅弗利式政治招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持一种机会主义与长期战略相结合的立场：坚持“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四项基本原则，内则以鼓励、培养、拉拢、庇护、收罗“持不同政见者”，物色储备若干仰其鼻息潜在的政治代理人，同时授意其对外宣传机器和经济政治“智囊”“策士”，制造和大灌其“自由市场”和“民主人权”的神话迷汤，试图蒙蔽引诱中国政治领导人接纳和采取实际暗布陷阱的经济政治理论和政策，以及一旦大规模实施之，必然造成经济困难、社会震荡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乱、政权更迭、国家解体恶果的所谓友好的改革“建议”、“意见”和“点子”，谋图从内部分化破解颠覆之。外则以具有弹性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体制为主干建立军事战略封堵圈，谋图最大限度的限制中国发展空间。一旦时机成熟，则鼓励扶植发动，以至导演促使人民离心、社会动乱、中央权威分崩离析、地方军阀割据内战、国家版图肢解破裂局面的出现。使中国“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注十七]

    正是他很早指出了，21世纪前期仍然潜伏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危机。经过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冷战”和“冷和平”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因素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在“民主”、“自由”、“人权”、“全球化”口号和“贸易摩擦”、“经济壁垒”、地区与国际冲突的后面，已经隐然潜伏着世界战争的魔影。今天，中国所厕身的仍旧是一个复杂迷离和严峻险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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