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集》是怎样编辑成的？

《毛泽东文集》是怎样编辑成的？

 

作者：05txlr

 

【按语一：《毛泽东文集》是怎样编辑成的？——毛主席的文章“正确”、“不正确”，选不选，删不删，竟然都由编辑者说了算！请先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

 

冯蕙：《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选稿”部分）

 

[作者简介]冯蕙，女，1931年生，四川成都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编审。

 

《文集》的选稿方针，是只选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内容基本正确的文稿选入时要从严掌握。《文集》的选稿，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难度较大，选不选，如何选，全文选入还是节选，单独成篇还是集纳成篇，这些问题颇费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选稿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节选；有的文稿，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单独成篇选入，只好将几篇文稿中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段落选出，集纳成为一篇。《文集》选稿的时间范围，从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直到1976年他逝世为止。开卷篇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由于1976年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所以终卷篇是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文集》不收入毛泽东的诗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的多种专集，这些专集中的精华和比较重要的篇目，都选入了《文集》。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内部发行)，其中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实质性内容的文稿，也选入了《文集》。已于1982年停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选入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70篇，这次从中选入《文集》的是相当的一部分。这些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略有调整。例如，集纳几段或许多段文字为一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集纳的文字比《毛选》第五卷有增加或减少。《毛选》第五卷中《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这一篇，集纳了6段文字；《文集》第六卷中《关于“三反”、“五反”》这一篇，除了这6段文字外，又增选了13段，共集纳19段文字。《毛选》第五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按语》这一篇，选了43条按语；《文集》第六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这一篇，只选了32条按语，其中与《毛选》第五卷相同的有24条，那些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等的按语，《文集》不选入，而又增选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按语。《毛选》第五卷中单独成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也有所调整。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是节选，《文集》第七卷是全文选入。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毛选》第五卷选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讲话，《文集》只选1月27日讲话，并删去其中第五点“闹事问题”，1月18日讲话的一些内容不宜选入《文集》。《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关于《文集》的选稿，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些分析和介绍。
第一，自从《毛选》第五卷于1982年停售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要求编辑出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文集》第六、七、八卷的出版，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这三卷文集在选稿的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毛选》第五卷，共选稿299篇，《毛选》第五卷选稿只有70篇；在选稿的时限上《文集》比《毛选》第五卷也大大延伸了，《毛选》第五卷选稿截止于1957年，《文集》延伸了18年，截止于1975年。特别是《文集》的选稿，剔除了《毛选》第五卷中一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

 

第二，《文集》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许多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思想观点。单以《文集》第六、七、八卷来说，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就有几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7月29日)、《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 3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959年5月7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关于人的认识问题》 (1964年8月24日)，等等。

 

第三，《文集》的有些选稿，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党史上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党在某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例如，《文集》第三卷选入了毛泽东在七大作的五篇报告和讲话，加上选入的七大召开前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和七大闭幕后不久他在七大代表参加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演说，就是七篇。如果将《毛选》第三卷中的七大开幕词、闭幕词和《论联合政府》也计算进去，那毛泽东关于七大的报告和讲话，就有十篇之多。在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作这么多次的报告和讲话(内容十分丰富，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观点)，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曾将这十篇报告和讲话出了一本专集，题名《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受到好评。又如，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单是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文集》就选了四篇。这些谈话，深刻而具体地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从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原则，谈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定息问题、对资本家的安排问题，再谈到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谈话，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有的选稿是经过考订确认为毛泽东所起草而选入《文集》的。例如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封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在实际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是国共关系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献。毛泽东称这封信是“我们新的宣言”，认为它提出了实现国共联合抗日的具体方案。我们分析这封信很可能是毛泽东起草的，因为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联合抗日而发出的致国民党中央的某些当权人士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信，大部分是毛泽东执笔的；另外这封信的论理和文风，也很像是毛泽东的手笔。但是，这些分析还不是作出判断的直接依据。判断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直接依据，是从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作的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中找到的。他在发言中说：“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周恩来引用的“爱国有罪……”这句话，正是出自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第五，《文集》的选稿中，包含了毛泽东有些涵义深刻、不少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下面举两三个例子。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七卷《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在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上的批语)。

 

最后，谈一下“文革”时期的选稿问题。“文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一时期他的一些主体性的论述，都无法选入《文集》。但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在其他某些具体政策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我们挑出这些方面的五篇文稿选入《文集》，其中四篇是关于国际问题、外交问题的，一篇是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

 

   【按语二：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编辑成的《毛泽东文集》，究竟是毛泽东的《文集》，还是编辑者的《文集》？说什么毛主席的文章有“不正确”的，所以不能选入，这“正确”、“不正确”到底由谁说了算？为什么毛主席的所谓“不正确”的文章不能公布于世，让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呢？难道你们就是毛泽东著作的审判官，一切都得听你们的？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抹煞毛泽东著作的光辉，就能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能把毛泽东“改造”成一个合乎你们需要的、一味讲求“和谐”的资产阶级庸人？！
    接下来，再看看《毛泽东文集》的编辑者是怎样删改毛主席的完整文章的。】

 

“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毛选》第五卷选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讲话，《文集》只选1月27日讲话，并删去其中第五点“闹事问题”，1月18日讲话的一些内容不宜选入《文集》。”——冯蕙

 

   【按语三：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被删去了两部分重要内容。其中1月27日的讲话一共讲了六点，被从中间活生生地删去了第五点，直接从第四点跳到第六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毛主席不识数呢！现在看来，这些被删的内容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大家不妨读一读。】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 一月十八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就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有点象，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1]。七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二　　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冯蕙

 

   【按语三：又一篇被《毛泽东文集》删掉的重要文献，是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次是只从其中选了一小段，怕露痕迹，还另起了个篇名，但只要看看这篇文献的全部内容就可知道，编辑者的“阶级斗争观念”有多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讲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一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也行。但是，也要承认我们还有点不行，因为有一部分自己还不能设计。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正确，现在可以作一点结论，明年也可以作一点结论，我看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结论。这里头不犯一点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救灾也方便。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举手，但是懂不懂呢？叫作又懂又不懂，不甚了了。用三榜定案的办法，你就那么十分懂？也不见得，还是跟经手的同志有距离。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的时候，大家都说是可靠的。现在看起来，这个预算有不到十分之一不可靠，有的项目安排得不对，有的项目用钱多了。所以，以后要注意安排好预算中的项目。项目到底安排得好不好，要靠专家注意，同时也要靠我们，特别是省一级的同志注意。当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 这个戏， 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二

 

　　国际形势，总的看来是好的。几个帝国主义算什么呢？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

 

　　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2]，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定名称的还不知道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我们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3]。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于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四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4]，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于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毛选》第五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按语》这一篇，选了43条按语；《文集》第六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这一篇，只选了32条按语，其中与《毛选》第五卷相同的有24条，那些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等的按语，《文集》不选入，而又增选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按语。”——冯蕙

 

  【按语五：毛主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被《毛泽东文集》的编辑者删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的内容和按语，其目的可谓昭然若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中被《毛泽东文集》删除的内容和按语：

 

　　（《毛选》第五卷注）毛泽东同志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这里选辑了四十三篇。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印了一部分按语，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写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全文如下：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一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如象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 的一种表现。 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就是书记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烦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力、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

 

　　二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们认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社容易巩固难；农民太穷，资金无法筹集；农民没有文化，找不到会计；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共产党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合作化将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经过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扩大）的批判以后，统统都打破了。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

 

　　三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

 

　　五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人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

 

　　六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霸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

 

　　七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

 

　　八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九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乡已经有了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七个互助联组，三个常年互助组，十四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以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有把自己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的，现在在全国还是不少的。不但支部，可能还有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一点。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赖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

 

　　十九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二十

 

　　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

 

　　二十二

 

　　反革命破坏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贵州省都匀县第五区一个地方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别省的同类刊物上却很少看到这个问题的反映。在合作化过程中，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充分地注意这个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的问题。要学都匀县这个区一样，在合作社内，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保卫组织。在县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党的区委，在研究了情况，向党内外作好了宣传和解释，提高了群众对于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警惕以后，对于混入合作社领导机关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加以审查、清洗和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不过清洗的必须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真正的坏分子，不能将好人或者只有某些缺点的人说成坏人。处理尤其要恰当，必须经过县的批准。

 

　　（《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

 

　　四十一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

 

　　四十二

 

　　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海南岛红旗合作社的经验也是证明。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它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这样做，它们仍然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作出自己究竟在何时实行并社升级为宜的决定。但是，一般地说来，有三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按语）

 

　　四十三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一点。大约办了三年左右的初级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各省各市和各自治区的党组织对此应有研究和布置，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内，应当在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办一些试点性质的高级社。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如果能够在这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个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且在群众中显出它们比较初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后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当着人们看见了大型社和高级社比较小型社和初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当着人们看见长期规划将给他们带来比较现在高得多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意并社和升级的。城市郊区的升级会要快一些。北京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其他具有同类情况的合作社的参考。

 

　　（《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由于 1976年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所以终卷篇是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冯蕙

 

【按语六：1975年8月到1976年2月毛主席的几篇重要文稿和谈话记录稿，都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编辑者竟说什么“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完全是自欺欺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中1975年8月到1976年2月毛主席的几篇重要文稿和谈话记录稿：

 

(一）关于《水浒》的评论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二）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越南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胜利地举行了“八月革命”，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十年来，为捍卫自己民族的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越南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特别在近十几年来，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越南人民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不怕牺牲，艰苦奋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终于赶走了侵略者，摧毁了傀儡政权，完全解放越南南方，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越南人民的胜利，不仅在自己民族解放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时也是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的又一例证，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革命实践雄辩地证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拿起武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成为自己国家命运的主人。

 

　　目前，越南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越南北方人民怀着胜利的喜悦，积极开展劳动竞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越南南方人民以主人公的姿态，正在重建家园，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我们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越南人民，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兄弟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向都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祝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团结和革命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三）毛主席重要指示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

 

　　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四）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按语七：以上几篇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献（还有其他的），竟然都被《毛泽东文集》的编辑者拒之门外，还说什么“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毛主席最后一年多的生命，竟然成了一段空白！现在什么都有假的，但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连“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也有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