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山西省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陈永贵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特勤

前山西省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陈永贵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特勤

说说前山西省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

段存章

写大寨，写陈永贵，不能不提到昔阳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怀英。

张怀英同志1926年8月生在昔阳县丁峪村一个贫农家庭。十六岁参加抗日活动，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九岁任区武委会主任，二十二岁任区委书记，二十七岁任县委书记。他有三个突出：读书突出，个性突出，本事突出。一个人在领导岗位几十年办过的事难以记清，而张怀英却有三件大事刻骨铭心。

第一件，陈副总理入党的事。

张怀英在回忆《陈永贵入党》一文中写道：

1948年秋季，区委秘书交给我几份申请入党的名单，我看了看，其中有陈永贵的名字。从1947年冬季开始，为了解决党内组织不纯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能吸收新党员，原来的基层组织也都停止了活动。从1948年7月开始吸收新党员后，其手续比过去严得多，必须有两人介绍，支部大会通过，报请区委批准，并经区委书记签字才能生效。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刚在区委传开，区政府一个秘书说：“陈永贵当过伪代表，1945年昔阳解放的秋天还在群众大会上挨过批斗，他怎么能入党呢？”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划掉就算了。

可是陈永贵就不同，他在我记忆里是一个不寻常的人。1946年春季，我调一区任区委会主任，我带着几个民兵到虎头山看地形，从山上下来走到大寨村的半山上，有一个不高不低、不胖不瘦、壮壮实实、身穿白布衫的人说：“张主任，你来做什么? ”

我说明来意，他边笑边指着虎头山给我说这里的来历和地形。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陈永贵，今年三十二岁。我跟他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聪明、诚实，讲起话来口若洪钟，叮当有声，虽然才进而立之年，但是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显然他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离开以后，我一路想，陈永贵在村里是一个好劳力，到部队是一个好兵。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

1947年4月，“正太战役”打响，昔阳出动了大批劳动力支前。一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各村调集来的民兵住宿情况，在县城街上遇见了陈永贵。我说：“永贵，你来城干什么他说：“我来城买点东西，准备参战。”我说：“你也参战呀。他说：咱不参战谁参战。”这一句话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深切地感到翻了身的农民是向着共产党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飞机大炮的根本原因。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得很好。战斗结束后，在评功会上他被选为模范，受了奖励。

1948年7月，我任一区区委副书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陈永贵是大寨第一个劳力强、会经营的男子汉，却把那些翻身后年龄大、体力弱、不会经营和一些年龄小的人组织起来了，村里人叫他们是娃娃组。有的人讥笑他们是“懒散组”（老少组是后来给起的名字，当时并不叫老少组），成不了气候。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土地整修得很好，把多年塌了的地堰也垒起来了，庄稼也长得特别茂盛。这个片的区干部看了喜出望外，跑回来就给我汇报。我正在为“组织起来”寻找经验，忽然听到了这样一个先进典型，而且又是在我脑海里挂了号的陈永贵，我便亲自到大寨去进行查看，证明了这个区干部的汇报完全属实。

我又找陈永贵访问，我说：“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

他说：“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叮叮当当，真是人们说的放倒一根茭格栏，立起来一根粟粟秸，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我听了陈永贵的一番叙述，意识到这个人不简单，真是想得深，看得远！基于陈永贵在我脑子这一连串的印象，我觉得对陈永贵的入党不能简单从事，抱着对党负责、对陈永贵负责的态度，我决心把他的历史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就派组织委员闫维周到大寨去调查。闫维周走后不几天，陈永贵到区里来找我，他知道我对他的印象好，就很自然地对我谈起了他的心酸往事：

我七岁时母亲被卖掉，父亲后来也被逼上吊自尽。我在大寨是外乡人，逃荒到这里的。在最残酷的时候，村里没人敢当伪代表，他们欺负外乡人，硬逼着我干。我曾准备往解放区逃跑，恰好一个卖布的人，化名为老曹，他找到我对我说：“让你干你就干，你表面上给日本人送情报，实际上给八路军办事，这不也是抗日工作吗？’我问他到哪里去找八路军，他说：‘你跟我联系就行了。”我一听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感到亲热，共产党不是爱穷人吗？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我就有参军的打算，所以我就满口答应了。我们规定了接头的地点、时间，每次给日本人送的情报都是老曹给写的。我被捕出来以后，再没有见到老曹。

我断定陈永贵谈的都是真的。当时有规定，特勤一旦被捕，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转移，为的是防止特勤叛变。

陈永贵走后，我想，陈永贵如果真的是我们的特勤，直接的证明人难以找见，但是总可以找到旁证。我就到共产党独立营常住的后龙风垴村访问，那个村的支书李先模证明，独立营住在这里的时候，陈永贵是跟姓曹的常联系；再访问闫庄窝村，那里的村支书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还不放心，又专程到陈永贵的家乡查看，看见的是一片凄凉景象，陈永贵的老家连间房子都没有了，只有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当年上吊的那棵松树还在。这时候我就放心了。出身在这样人家的长工汉，不可能为日本鬼子卖命。

闫维周将他在大寨调查的情况给我做了详细的汇报，证明陈永贵谈的都是真的，最后我在他的入党申请上签了字。从此，我和陈永贵就结成了好朋友。

张怀英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亲自批准的农村的一位普通党员，几十年后当了国务院副总理，这实在是一件难忘的大事。

第二件，毛主席批示的事。

昔阳县1952年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不到一年时间，群众对脱产干部多起来非常有意见，说什么：“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不知村外荒了地。”

1957年，中央发出了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号召，村干部在地里做一些象征性劳动，地、县干部也提出干部没有时间劳动。可是大寨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从初级社到高级社，除了外出开会外，没有一天不是和社员同样劳动。后来，张怀英发现王寨乡北泉村支部书记耿德华也和陈永贵一样不脱离劳动。

张怀英根据这两个典型，把干部能不能参加劳动的问题提到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讨论。会后，张怀英又到刀把口大队，同太行模范张老太商量，张老太说：

“不是能不能参加生产的问题，是必须参加生产，不参加生产就领导不好生产。当兵不离营盘，放羊不离羊圈，如果班长、排长和连长都不和战士住在一块，打仗不到第一线指挥，行吗？像刀把口现在有一千来只羊，有十来个放羊的，如果放羊长官不到羊圈，羊还能放好？”

张怀英认为，张老太的话很深刻，受到了启发。县委于1958年做出了“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决定。从此开始，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生产队长都参加生产劳动，用行动批评了“工作忙，不能参加生产”、“当干部就是为了不劳动”的错误说法。

有一次，张怀英带领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去劳动，路过北关村口时，大队支部书记的母亲惊奇地说：“现在世道变了，县委书记也给劳动改造了，怪不得村里干部都上了地。”

经过1958年全年的试验，证明了不论大村小村、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能参加生产劳动。到1959年，昔阳又经过试验，连会计、保管也能一天参加半天劳动，一百户以下的生产队如大寨就基本上没有补贴过，全靠挣工分。

到1960年，昔阳在全县系统地总结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领导生产的经验。1961年4月，张怀英调到文水县当县委书记，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让中央、中央局各省的负责同志深入到农村，工厂进行调查。月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文水，当天晚上就让张怀英汇报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并肯定此经验宝贵。年冬季，毛主席批转了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并且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讲：“昔阳的土质不好，可生产上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带起来了。《红楼梦》里贾家是怎样败下来的？就是因为他们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wengewang.org

第三件，邓小平表扬的事。

寿阳有二十万人口，八十万亩耕地，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量一亿两千万斤，是山西有名的产粮县。可是到1973年，粮食总产量降到九千万斤。与寿阳山连山的昔阳有二十万人口，四十万亩耕地，“文革”前年产量九千万斤，到1973年是一亿八千万斤。1971年仅余粮就卖了八千万斤。这一事实引起省委和中央的重视。

1974年1月，张怀英受命带着十三个干部到寿阳担任县委书记。张怀英发现寿阳学大寨没有学到点子上，不是学大寨精神，而是照搬大寨一些具体办法。比如寿阳应该把现有八十万亩耕地种好，可是有些大队把耕地荒了，到沟里打堰造地，群众积极性不高。为此，县委提出从实际出发，在现有耕地上精耕细作，科技种地。张怀英还提出寿阳学大寨坚持“四不”：一、不搞大队核算；二、不搞大寨记工法；三、不取消自留地；四、不抓大队领导班子里的“五种人”。同时，还宣布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年以内一个也不换，有错误的干部改了就好，如果不改，第二年再说。这就及时地稳定了干部群众的情绪。

“文革”期间，寿阳从县级到公社的在职干部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轮流掌权，谁掌权就宣布对方是反革命派，这样不断地武斗，先后伤亡达近百人。张怀英上任后，强调对冤假错案平反，有人不服气。他们认为是给反革命平反，就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幅大字标语：“坚决不让地、富、反、坏、右在寿阳翻天”。意思是说县委给坏人翻案了。因为标语是黑夜贴的，心慌意乱，把“不”字给丢掉了，这样就成了“坚决让..翻天”。公安局立即戒严，拍了照。县委多数领导人认为这是“反标”，要进行追查。当时和贴标语有联系的那些干部都非常紧张，怕把他们这一派的人都牵连进去。因为事关重大，张怀英到现场去看了看，仔细分析，不像是反标，他提出很可能是掉了字。在常委会上大伙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是寿阳人民的父母官，要对寿阳人民负责，不能一手平反冤假错案，一手再制造冤假错案。”经过细查，果然是铁厂一个派性头头贴的，确定是把“不”字掉了。所以县委没有过问此事。这个派性头头受了感动，主动向县委写了一个检讨，张怀英把检讨退给他，并告诉他只要以后不搞派性就行了。这样做以后，使那些怀疑县委有派性的人，彻底消除了疑虑，说县委是搞党性的，上下拧成了一股劲！

1975年，寿阳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二亿五千万斤，向国家交余粮达一亿斤。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专程去寿阳采写了寿阳学大寨大翻身的报道。

邓小平在全国召开的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寿阳这个地方我去过，过去和昔阳一样，穷得不得了，两年翻身，了不得呀！”

人一生有顺境，有逆境，张怀英的逆境比顺境多。在他近三十年的黄金年龄里就遭受到四次批判：

第一次受批，“十月事件”硬顶了。

据雷震一（晋中水利水保局老干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晋中地委办公室任秘书）回忆说，“晋中十月事件”是山西省一起整人事件。起因是：1964年3月间，地委办公室干事靳振春私拆办公室副主任任井夫一封私人信件。来信是地委副秘书长王振国，内容大部分是他在文水担任县委书记受到处分的冤情，夹有辱骂地委书记王锈锦的脏话。靳出于讨好领导，急于向地委领导邀功，想捞取点政治资本，没有把信交给本人，而是交给了王锈锦，王批给地委副书记王荣阅处，王荣多年分管干部和纪检工作，在干部管理上有一套整人术，他将信给公安部门复制以后，原封还给本人，并立为专案，布下罗网，跟踪追索。不到半年时间，任井夫、王振国两条“大鱼”落网，三百余条“小鱼”也落网了。10月，晋中地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揭批任、王“反党”罪行。张怀英认为任、王有缺点，有错误，但不是反党，他在会上一言未发。就在这次会议之前，省委、地委负责人与他谈了话，决定让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提任地委书记。因为张怀英不会见风使舵，于是任、王“反党集团”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大会矛头转向张怀英。先在县委书记小会上“帮助”，怀英连句违心的检查话都不肯说，接着便大会批判揭发，还特地让我到昔阳把陈永贵请来，当晚常委们对陈永贵做了工作，陈答应第二天在大会上揭发批判，参会人员扩大了一百多人。我没有想到陈永贵说，我一生流过三次泪：第一次是我父亲被地主逼死时；第二次是怀英调离昔阳时；第三次是昨天晚上。反党分子头上没字号，我认识不了......原来地委想让陈永贵揭发张怀英一些有分量的问题，看来陈永贵跟不上地委的意图就让他回去了。

陈永贵的确保住了自己，但却保不住张怀英。结果，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二年，工资级别降了两级。

第二次受批，始终没有低头认罪。

“文革”开始，张怀英是“十月事件”成员加“走资派”，在文水县受造反派批斗的最早，次数最多，折磨得最惨。坐喷气式，关牛棚，挨骂挨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几次批斗大会，张怀英双腿不能走路，坐着妻子拉的平车去参加，红卫兵按着他的头说：“不老实交待，就砸烂你的狗头！”他说：“我是人头，我没反对过毛主席，我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

第三次受批，想不通“三个六年”错在哪里？

1972年，张怀英重返昔阳担任县委书记。他为了在全县进行路线教育，把昔阳学大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为“三个六年”。当时县委领导班子里有小人告状，向陈永贵反映：“张怀英突出个人，贬低别人。”陈永贵翻了脸，立即来了个批判“三个六年”整风运动。张怀英说啥也想不通错在哪里？

第四次受批，在地委书记岗位被开除党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张怀英调任山西省运城地委书记。他在寿阳刚刚打了胜仗，雄心勃勃正准备在晋南盆地领导学大寨大干一场时，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他碰到了新的难题。开始，他思想转不过弯来，比如不开放集市贸易等。尽管领导运城人民搞水利建设取得不小成绩，至今老百姓还念叨他。但是，因为他一时没有顺风而行（三中全会之风），而逆风行舟，那时全国拨乱反正势如破竹，“否定学大寨”这一刀砍在了这位老干部、老党员身上，也可以说他成了一个突破口。最终，张怀英被开除党籍，处分决定列举的第一条错误是：反对三中全会，《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消息。

十年前，张怀英多次到北京上访，要求恢复他的党籍。中央没有重要人物说话，下边同情人多也无能为力。张怀英只好回到昔阳闭门读书，静度晚年。他居住昔阳县城，不知是何原因，不能在昔阳领工资，而由平定县发工资，报销医药费。平定待他不错。据平定县政协主席李铭魁说，省里决定为他补发工资（处级补到副厅级），平定县拿出七万余元，送到张怀英手里。李铭魁还登门看望张怀英，促膝长谈，说古道今，其乐无穷。从这些事看，平定人够朋友，够同志，够宽厚了！

张怀英酷爱读书，谈古今，谈社会，谈人生，谈别人，也谈自己。他著作的《聊天录》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八万多字，收有一百三十多篇杂文、随笔。

（选自段存章著《我在大寨十三年 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从吴桂贤与陈永贵的三三制说起

“到了北京当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她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1975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一是官员的职务与工资：“到了北京当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而我们现在则是只要一升官，马上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包括特权都跟着上去了。这究竟对不对呢？我无法回答。但我要把刊登在8月30日的《南方周末》的《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的一段话抄录在这里，请大家自己回答：“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在大家没有自己回答前，我觉得南街村的党员和干部是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做的。

二是公私分明和不搞公款接待：“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而我们现在呢？如果谁喝茶水要交茶叶费和开会吃饭交餐费，会被认为他不是中国人。因为那时候是没有公款接待一说的，而我们现在是堂而皇之的“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就是因为财政部实行了会计制度改革吗？在会计核算科目中增设了“接待费”，堂堂正正地实行了公款接待费的“核算”了吗？

三是干部与工人一起劳动：“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而我们现在，我几乎没有看见一位领导干部与工人农民一起劳动。即使参加一些劳动，也纯粹是为了作秀，更不说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劳动。官大的领导不参加劳动，或许情可原谅，还没有达上品位的官员也不参加劳动，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如，现的在一些科局级的局长们，在职时不干具体工作，从领导岗位退下后也不干具体工作。我所知道的湖南某县审计局的一位副局长，由于该单位官多，一度他只能分管到一个兵（后来也只分到俩个）。按规定，审计工作必须要由两人以上的审计人员组成审计组，理所当然的他是审计组长。但他只挂组长的名，不做组长要做的事，整个审计工作就由那个审计员一人完成。而他整天悠悠荡荡，竟然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副局长规定的一切。对于官员是否应该参加劳动，或者说应该做些具体工作，毛主席的指示是肯定的。毛主席一直主张领导干部不能只当官，不做事。对于什么事都要依靠秘书的人，格外反对。列宁则把用“多次重新登记党员”和“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图‘享受’当一个执政党党员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可见，官员劳动不劳动、做事不做事，决不是一件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