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储备的民生战略

中国外汇储备的民生战略

作者 李国旺

当前中国正处于资产价格、商品价格、货币价格同时上升和通货膨胀预期强烈形成的时期。资产价格、商品价格、货币价格同时上升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流动性过剩是因为外汇储备超过了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外汇储备的过度积聚却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成果和我国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对外汇储备的积聚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劳动力过度剩余、资本极度短缺、土地（资源）短缺以及对管理、技术强烈需求。为解决资本极度短缺，我国实行了全面的对外开放以储备外汇和利用优惠的土地政策吸引外资，实现利用国际资本、资源和技术弥补自己的短处：

一是集约利用土地的特区和开发区政策。通过政府强力引导，将相关产业引到特区和开发区，集约使用和开发土地，使单位面积土地产生最大效用。二是大量引进“三资企业”，以弥补资本、技术、管理方面的不足，配合以便宜的劳动力、资源、能源和土地使用。三是对中资企业实施出口导向政策，采取“出口退税”等政策鼓励出口，以换取外汇。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这种以换取外汇外和引进资本为政策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一是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为农业人口的顺利转移到第二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具备了引进技术和抵抗金融风险的资金储备；三是人民币开始从贬值压力转化成升值压力，逐步成为地区货币。

但是，外汇储备的过分积聚，却产生一个负效应，即人民币升值开始成为世界范围的历史性事件。这一事件如果处理得好，将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地无形中消耗改革开放的成果。

2007年以来，为了抑制物价上升和经济过热的形成，央行已经通过提高超额存款保证金率和发行央票以吸收流动性，但仍然无法解决不断涌出来的流动性，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既有客观的巨额外汇储备基础和西方国家为其利益几乎一致的对我人民币升值压力。既然资产价格、商品价格、货币价格同时上升和通货膨胀预期强烈形成即形成经济过热特别是高房价和高物价的根源是外汇储备过多而引发的升值预期造成的，既然人民币升值是近三十年来在劳动力剩余和土地稀缺条件下解决资本极度短缺政策的自然结果，因此，要解决因为资本剩余迫使本币升值推动的资产价格、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的上升问题，就得溯本清源，围绕土地稀缺、劳力剩余这个核心问题上来考察。

围绕人多地少问题，对内我们不仅要继续通过货币政策抑制流动性，但还要采取特殊的财政，提升民生福利，启动内需，从而通过社会保障的实现来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人口红利与民生改善、人口红利与国力增强有机结合。

这一对策的主要依据是：2001年后，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能源、土地、水、空气等全面成为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战略资源的组成部分。国际垄断资本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利用中国的资源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中国在劳动力低工资条件下，为引进资本和技术，实际上牺牲了三亿民工的正常福利。同时，产业转移到中国的多是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的企业，即转移到中国的多数是产业分工中“微笑曲线”底部即加工工业部分。

中国人多，人均占有耕地不到世界平均的1/3，剩余劳动力只能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外向型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吻合，从此积聚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过多的外汇储备如果处理得不好，就成为流动性泛滥的源头并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金融领域实施“精确打击”的手段。具体表现为：

一是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其国家力量，开始形成欧美国家的共同意志，逼迫人民币升值，从而“冲销”其对外贸易的赤字；二是通过国际垄断资本掌握人民升值的话语权，制造人民币快速升值“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舆论压力，逼迫中国政府放开外汇管理和资本项目的对外对外开放，以求得其外汇领域的投机利润；三是一旦中国政府屈从于外在压力突然进行50%以上的升值，国际垄断资本可以将中国的资产泡沫迅速吹大，然后进行“远程打击”，将中国资产泡沫用力刺破，最后以最便宜的价格收购中国战略或者核心资产。因此，如果我们按国际投行的代表们的讲法去进行外汇管理或者投资，就有可能出现中国被国际垄断资本忽悠的可能。

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民生战略要从财政政策创新角度分两个层次来解决，即围绕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两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层次是解决人均耕地少的问题。耕地少，地力就会过度使用，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会形成地力下降、土地污染和土地沙漠化，从而加剧土地资源短缺。当前，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21%的人口，地力负担已经大大超过了负荷，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对土地短缺的沉重的心理压力。这种对土地是稀缺资源的认识，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实行了全世界少有的公有制，城市土地为国有，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同时，人均耕地少，在工业不发达的建国初期，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全面实施了户口制度，从而将城乡人口分割并固化之。公有制土地制度、户口制度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就出现了以下的经济结果：

（1）公有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在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起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有土地制度，使土地征用成本低下；户口制度下的劳动力有序转移，使劳动力的组织成本低下，从而实现土地和劳动力等核心要素价格低下，为中国产品的出口提供了强大的价格优势，这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工业领域起飞而印度只能在很少占用土地资源的软件上起飞的内在经济原因。因为印度土地私有制度限制了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征地”或者圈地活动，没有户口制度的印度很难低成本组织劳动力。印度因此利用其英语语言优势和哲学、数学优势进行软件开发，最终成为世界软件外包中心。

（2）土地资源稀缺，特别是大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和高度垄断，为房地产价格出现脱离收入水平增长制造了理由。大城市地价上升虽然是房子价格上升的最好理由之一，但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城市土地稀缺的恐惧是造成提前和集中购房的原因之一。多数投资者认为买了房子就有了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消费幻觉，因为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投资者的使用权是土地之上建筑物的使用权，实际上100平方米的房屋户主对其土地的使用权可能不到10平方米。城市土地稀缺的集体恐惧加上本币升值造就的流动性泛滥，对城市地产的投资需求在其它投资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就成为按揭贷款等金融创新推出来后利用金融杠杆进行投资的主要渠道之一，2000年后房地产逐渐成为投资者的主要选择，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城市土地稀缺的集体恐惧的压力必然会出现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房子销售价格完全可以脱离居民的收入和房租增长而长期存在，确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观,并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为此,国家财政,特别是外汇管理上可以在建设廉租房的问题做出贡献。因为外汇是国家的，但它是人民生产出来的，如果用于社会稳定，其作用将是更大的社会稳定溢出效应，从而实现从公平向效益的转变。

（3）土地资源稀缺，形成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从而出现了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的不同层次的制度和价格。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农业用地因为不能进行交易，是无价值的，本质上是一种可以生产商品粮的“自然之物”，其价值实现必须通过土地征用或者拍卖才能转化成工业用地或者商业用地后才能实现,但这种价值实现按照目前的土地制度已经与农民的利益无关,因此农业用地其本质相当于一种自然之物，这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国家的整体背景不协调。农业土地无价和不能转让交易、加上农业产品在剪刀差基础上对城市的贡献，实际上成为在户口制度下农业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手段。这一过程进行了五十多年，在国家已经有巨大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条件下，已经具备条件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如果外汇储备在提供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地区，将对缩小城乡差别进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特别贡献。

第二层次是解决人口过多问题，主要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向第二产业转移的问题，需要进行综合配套外汇使用政策改革。人口多，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并集中于第二产业，形成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竞争，造成工资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因为劳动者在就业市场处于“弱势”的谈判地位。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更是社会稳定的问题。分流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有货币政策手段，更得有财政政策手段。外汇储备的积累，农村劳动者转移出来的民工功不可没。如果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财政转移支付,比如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教育机制，农民没有生活上的后果之忧并享受教育方面的全民待遇，农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会大大提高，从而出现改革三十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农村消费市场的增长率低于城市的局面。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惠民政策如果能够实施，将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起码对中国内需的拉动持续三十年，从而一下子扭转过度依赖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形成消费、投资和外贸三驾马车平衡推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真正实现经济领域的科学和谐发展。

这种政策实施的背景是科学观的落实和和谐社会理论的实践，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在城乡人民都是国家主人,农村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投资于农村的社会和医疗保障，就是投资中国未来的可持续繁荣，因此必须改变落后的农村是经济发展的障碍的旧思想。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不是在农村建立几座新房子，不是搞些硬件建设就可行的，核心的问题是让农民在解决后顾之忧后，解放农民的思想，让农民敢于消费、能够消费、方便消费并能够向享受和发展消费发展。养老、医疗和教育，这是现在中国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三座大山”，如果由国家财政特别是外汇转移承担支出来实现之，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与本义才能真正实现，因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能长期建立富城市穷农村的基础上。养老、医疗和教育等三大软件建设好了，农村的道路、电网、水利建设等硬件设施才能成倍地发挥效益。如果能够这样，新农村建设这一功德无量的事业将通过消费和需求的双推动，真正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