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奔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

“嫦娥奔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曹明福

200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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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0月22日，中国的“嫦娥一号”顺利升空，在奔月途中经过数次变轨，于11月7日成为名副其实的环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顺利运行，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次重大突破，对中国航空航天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不过，有意思的是，“嫦娥一号”的顺利升空以及她的运行轨道、运行过程对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着有益的启示。

    “嫦娥奔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有益启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产业结构能够适时、适度升级。在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主要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的格局下，“嫦娥一号”再一次证明了我国依然能够走出一条适度集中起部分稀缺的技术、资本等资源来成功地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道路。二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不应是直线式的。“嫦娥一号”的登月路线并不是由地球直奔月球，而是先绕地球三次外扩变轨，在奔向月球后又三次内敛变轨，最后才成为绕月卫星。这和改革开放后，我国并没有直接奔向高端产业而是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开始，而后发展附加值稍高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然后再不断提升加工环节的技术含量，并有意识地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迈进的道路十分相像。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解析“嫦娥奔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有趣启示。

    “嫦娥一号”的成功实施与国家间的“重叠要素”。林德尔（S．B．Linder）在1961年从“重叠需求”的角度揭示了产业内贸易现象。林德尔（S．B．Linder）认为，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发达国家的消费档次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富国也有穷人，穷国也有富人，这样，就会出现人均收入水平差别大的国家之间的消费需求部分相似、需求结构部分重叠的现象。两国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两国需求结构的重叠程度就越大，两国的产品结构就越类似，由此产生的产业内贸易量也就越大。

    笔者在此简述林德尔（S．B．Linder）的“重叠需求”的目的，是想说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尽管要素禀赋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部分“重叠要素”。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一样，本文认为：影响一国产业状态的是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国内厂商的生产要素结构受制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总起来看，一个劳动要素相对丰富的国家，其厂商使用的主要生产要素也是劳动；一个技术要素或资本要素相对丰富的国家，其厂商使用的主要生产要素也是技术或资本。但是，国内所有生产厂商的要素结构并不是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原版复制，厂商使用的要素结构和本国的要素结构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比例。一种生产要素，对国家而言属相对稀缺，但这种生产要素可能是一些厂商的主打要素。就是说，劳动要素相对丰富的国家，国内的大多数厂商可归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但有部分厂商属于技术或资本密集型。技术或资本要素相对丰富的国家，国内的大多数厂商属于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的结构，但也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厂商。这与林德尔（S．B．Linder）的“重叠需求理论”强调的“富国也有穷人，穷国也有富人”，就其思路而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我国目前属于劳动要素相对丰富、资本技术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我国大多数企业的要素结构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也有一批企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这批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准未必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同类行业。“神舟”系列飞船、“嫦娥一号”的探月工程就是有力的佐证。这说明，我国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发展经济的同时，如果我们能够认准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那我们就能够适时、适度地推进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

    图1描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重叠状态。我们可以参照波特（Porter）的分法，把劳动归为初级生产要素（basic factor），把技术、资本等归为高级生产要素（advanced factor）。横轴表示的是要素层次，越往左，要素层次越低，劳动密集度越高；越往右，要素层次越高，技术或资本密集度就越高。纵轴反映的是不同要素的产值比重，即一国不同的生产要素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

图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重叠”

    QA、QB分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产值比重曲线。要素产值比重曲线，就是一国不同的生产要素对应的各自产值比重的一条曲线。QA向右上方倾斜，表示越往左，产值比重越低；越往右，产值比重越高。这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要素相对稀缺，故劳动要素即低级要素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就小；发达国家的技术或资本要素相对丰富，故高级要素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就大。QB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产值比重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其含义与发达国家正好相反。E点是QA、QB的交点，说明两国在此点的同等层次的要素产值比重是相等的。E点左边，发展中国家的产值比重高于发达国家，这说明E点左边的产值属于劳动密集型；E点右边，发达国家的产值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说明E点右边的产值是技术或资本密集型。E点也就成了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的分界点。图1中，发达国家也有低级要素的产值，只不过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较低；发展中国家也有高级要素的产值，不过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较低。在F点——同等程度的要素层次下，发达国家的产值比重占到本国总产值的RA，而发展中国家是RB，RA＞RB。RB是两国相重叠的部分。RARB是两国的要素产值比重的差距。在同等程度的要素层次下，两国的要素产值比重差距越大，说明两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别大，两国的发展水平差别就大；相反，两国的要素产值比重差距越小，说明两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别小，两国的发展程度就比较接近。也可以这样说，在同等程度的要素层次下，两国的要素产值比重重叠部分越大（即RB越大），两国的发展水平就越接近；两国的要素产值比重重叠部分越小，两国的发展水平差距就越大。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吸引发达国家前来投资，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并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本国的资本要素、不断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那么，发展中国家的高级生产要素在GDP中的产值比重就会增加，而低级要素的产值比重就会下降，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结构与发达国家的重叠程度就会更大。反映在图1中，就是曲线QB随着发展中国家高级要素的不断增加而调整到Q′B的位置。Q′B与QA相交于点E′。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在E′点的左边还是右边，Q′B与QA的要素产值比重之间的差距要比QB与QA之间的小，相应地，Q′B与QA之间的重叠部分要比QB与QA之间的大。仍以F点为例，在F点Q′B与QA之间的重叠部分为R′B，R′B大于QB与QA之间的重叠部分RB。这意味着，能够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快地实现产业升级。

    要素禀赋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应按照要素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分工，而要素禀赋接近的国家应按照规模经济分工。因此，从“重叠要素”中，我们可以推断出：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部分厂商的要素密集度重叠，两国不仅可以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两国的某些产业还可以按规模经济分工。同样，由于发达国家的厂商之间的要素密集度不能完全重合，发达国家之间也可以按比较优势分工。因而，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分工、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发达国家之间国际分工的传统理论，似乎应该略加修正。第二、由于高级要素的部分重叠，发展中国家并非一定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厂商也能够凭借高级要素的优势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引导着本国产业结构积极升级，从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

    “嫦娥一号”与“重叠要素”表明，目前我国并非不存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要素基础，我们在以低廉的劳动要素与发达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分工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在某些高科技产业方面与发达国家按照规模经济分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发展经济，又能逐渐改善我们建立在低级要素基础上的比较优势。

    “嫦娥一号”的运行轨道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从理论上讲，太空中可能存在无数条人造卫星的奔月轨道，而“嫦娥一号”选择了一条分段逐次逼近的运行模式。这条运行轨道分为调相轨道、地月转移轨道和月球捕获轨道三个阶段：卫星先由火箭送入到运行周期约为16小时的轨道；在16小时轨道上运行三圈到达近地点时，将轨道周期变为24小时；在24小时轨道上运行三圈，再次到达近地点时，将轨道周期变为48小时。在轨道周期的渐次改变中，卫星远地点的运行高度逐渐远离地球，偏向月球。而后“嫦娥一号”卫星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在地月转移轨道上飞行114小时后到达距离月球200公里左右时，开始第一次近月制动，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制动，逐步从12小时轨道内敛为3.5小时轨道、127分钟轨道，最终让“嫦娥一号”变为环月飞行的圆轨道卫星。

图2 “嫦娥一号”的飞行轨道示意图

    图2中的“嫦娥一号”的飞行轨道被称为是我国目前探月的唯一道路。这是因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这条飞行轨道遵循了天体运行规律，巧妙利用了地、月引力。具体来说，这条轨道至少有以下优点：第一、消耗能量最小。从地球到月球，消耗能量最小的轨道只有这么一条。在这条轨道上，“嫦娥一号”巧妙地借助了地、月引力及其二者的消长变化，从而节省出更多的燃料，维持探测卫星的工作寿命达到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耗费时间最短。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38万公里，“嫦娥一号”并没有按照“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轨迹直奔月球，而是设计了一条看似十分曲折、绕来绕去的道路，总运行距离超过100万公里。这条运行轨道的空间距离很长，但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条耗费时间最短的道路。我们目前还研制不出能够直接突破地球引力、直奔月球的大推力火箭，我们只能在现有技术支撑条件下选择这条道路看似曲折，空间距离很长，但却是我们目前研究、设计及其运行等所有环节耗费时间最短、成功性最大的道路！我们是要空间距离最短还是所费时间最短？毫无疑问，我们理所当然地选择后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自然界中的这种运行规律毫无怀疑，但在社会发展中却常常忘记了自然规律带给我们的应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我国产业升级路径的有关争论一直不断，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应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还是应该超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我国和发达国家的部分“要素重叠”的事实说明，我国在产业总体落后的情况下，部分高端产业能够与发达国家并行发展。但我们的主流产业的升级模式却只能是量力而行，应走一条类似“嫦娥奔月”的道路。

    图3描述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过程。假设我国只有两种产业形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P1P1曲线可看成我国在参与国际分工前的原始生产可能性曲线，该曲线倾向于横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可大致分为4个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期、产业升级的初期、中期和后期。P1P1向P2P2的移动，可看成产业升级的调整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可能性曲线发生了偏向劳动密集型产值的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反而更高。P2P2向P3P3的移动，可看成是产业升级的初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可能性曲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出现了同等程度的扩张，即横轴上的P2P3和纵轴上的P2P3相等，但总体上来看，国家的产业结构仍然是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P3P3向P4P4的移动，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中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可能性曲线发生了偏向技术密集型产值的扩张，不过，和原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相比，P4P4不过是同一比例的扩张。从P4P4移到P5P5，可看成是产业升级的后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可能性曲线仍然是偏向技术密集型产值的扩张，和原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相比，技术密集型产值的比重要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值。这预示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完成。

图3 我国的产业升级过程

    产业结构升级为何会出现这样4个阶段？从理论上看，在参与全球分工的初期，我国主要是利用自身的劳动要素相对丰富的资源优势，为发达国家的企业代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环节，或者承接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转移，总之是纳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因此，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扩张，所占比重也会上升，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相对比重下降。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后产业的适应性调整。由于在第一阶段，我国正确地遵循了本国的比较优势，因而国内的相关产业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能够保持竞争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本国的相对稀缺要素如技术等的积累逐渐超过了劳动要素增长的速度，劳动要素在要素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渐向高层次迈进。在第二、第三阶段，我国及时地利用了要素结构的这种变化，生产可能性曲线先是发生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的平衡扩张，而后出现了偏向技术密集型产值的扩张。技术密集型产值的绝对量、所占比重都有所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值的总量虽然仍在扩大，但所占比重下降。不过二者的比重又反弹到了原初状态。这反映了我国加入全球分工后产业结构在适应性调整之后的成长。在第四阶段，我国的技术等相对稀缺要素仍以较快的速度积累，到最后原本相对稀缺的要素在要素构成中的比重超过了原本相对丰富的劳动要素，表现在曲线P5P5上，就是纵轴上的OP5大于横轴上的OP5。原初状态中的纵轴上的OP1小于横轴上的OP1的情形至此反了过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得以成功升级。

    我国近30年来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也表明，我国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先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环节开始，逐渐过渡到劳动密集型的高端环节，再演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低端环节，而后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端环节发展。这种不是一步到位地去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是通过要素积累，要素结构渐变达到产业升级目的地运行模式十分类似于“嫦娥奔月”空间距离较长、所费时间最短的飞行轨道。红军在当年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不也是走的这样一条距离很长，但所费时间最短，最能成功的道路么？

    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描述的升级过程，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必然会发生这样泾渭分明的4个阶段，不少发展中国家甚至无法完成升级过程。 

    此外，“嫦娥一号”卫星在旅程期间实施了４次加速、３次中途轨道修正、３次近月制动，在10次变轨的每一个关键点上，地面控制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应该实行怎样的产业政策也是一种很好的启发。

   作者简介：曹明福（1969－），男，山东省单县人，天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通讯地址：曹明福 天津市西青区宾氺西道延长线天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办公室 邮编 300384，联系电话15802269650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