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留步，孕妇之死考问的就是你！

成绳之拧： 制度留步，孕妇之死考问的就是你！

作者 苏   杜

2007-11-30

        发生在北京朝阳医院分院母婴双亡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对“制度”的激烈讨论。这引起了《中国青年报》的不满，它发表了曹林的文章《不要过度阐释拒签致死孕妇这个特例》，说，“网络让表达变得相对容易，加上利益失衡和社会断裂造成的对立情绪，使得当下舆论对某些大众话题有过度阐释的倾向，喜欢对一些个案进行无限发挥，将特例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动辄上升到制度层面和体制层次进行貌似‘深刻’的反思，其实离题万里。”

        真是这样吗？“舆论”真的发生了“过度阐释的倾向”，真的在“进行无限发挥”，真的“离题万里” 了吗？不。我们只要接着将曹文读下去，就会发现，“舆论” 并没有对“大众话题过度阐释”，也没有“进行无限发挥”，更没有“离题万里”，曹先生接二连三地指责“舆论”，只是因为“舆论”对“制度”的“阐释” “发挥”，与他的“阐释”和“发挥”不相合罢了。请拜读曹先生下一节文字：

“尽管对孕妇和胎儿之死充满同情，对生死攸关的失败救助心生怒火，但不得不说，这是个特例。虽然医生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本可以救治的生命死在医院，这个场景让人难以接受，但医院在制度可以通融的范围内，确实尽力了——承诺减免费用，苦劝丈夫签字，请示上级领导，一次次采取手术外的急救手段。如果家属不在场，医院可以当做紧急情况处理立即手术，可家属在场并明确拒绝手术。要知道手术签字不仅意味着责任担当，更是患者对自己身份的主权体现。虽然‘无签字就不能手术’导致了孕妇的死亡，但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错。”

很明白，我们谁也不必“貌似深刻”，“舆论”只有与曹先生一齐说“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错”才叫作“切中题意”，一块定“大众话题”为“特例个案”，将它与制度体制剥离，才算是“适度阐释” “有限发挥”。曹先生是主张“制度要有钢性”的，的确，我们在体验到了“制度的钢性”，但也同时感受到了“制度的蛮横”。

为什么“这个制度本身没有错”？“医院在制度可以通融的范围内，确实尽力了——承诺减免费用，苦劝丈夫签字，请示上级领导，一次次采取手术外的急救手段”，“丈夫”也在按“这个本身没有错”的“制度”办事，但是，结局呢？结局是少妇与胎婴双双死，死在可以救活她们的高等医院里，死在可以救活她们的白衣天使身边，死在伟大祖国的首都闹市，而且，死得医院无责可担，死得大夫无错可纠，死得祖国更加伟大！这样的“制度本身没有错”，什么样的制度才有错？！的确，对这样的“大众话题”进行“阐释”也好，做出“发挥”也好，算不上什么“深刻”，只能算是为刚刚开始生活的李丽云和还没有开始生活的胎婴喊一声冤，诉一声苦，流一滴同情泪，但比起网上为死狗死猫的大出丧来，总不至于更值得《中国青年报》和曹先生大恕吧？

不错，制度是应当具有钢性的，否则，还称得上制度吗？这是常识，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就要不断地研究制度，不想“离题万里”，总要看一看制度的钢性是不是能为社会所接受，能不能为人类的进步所接受，而不是为它的钢性所屠杀，不想为它的蛮横所奴役。人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制度的钢性，但当一种钢性为社会与人类的进步所不容进，就一定要推翻它。奴隶制度被推翻了，活人不必为死人去殉葬了。封建制度被推翻了，百姓不必再为一姓所牧了。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最终要被推翻的，私欲总有一天不再横流。这些，想《中国青年报》与曹先生比我知道得多得多，就不再多说了，想附加一句的是，任何“话题”，只要是“大众”的，那就离不开制度，这不是“舆论”好“过度阐释”，好“无限发挥”，而是“大众话题”不是空穴来风，它总是从“社会制度”中生出来的缘故。现在，我们的嫦娥把月亮的照片传回来了，从那里面就寻不出什么“大众话题”，即便是因此而怀疑阿波罗登月，但仍然是地球上的“话题”。再不然，《中国青年报》和曹先生举一两个与社会制度无干的“大众话题”来，如何？

谈“大众话题”而不想牵扯“制度体制”，割肉而不流血，这是威尼士商人也办不到的事。其实，曹先生也不是不谈及制度与体制的，不过，他所“阐释”与“发挥”的是“这个制度本身并不错”，并以为这才是“适度”与“有限”。《中国青年报》与曹先生这样“阐释”与“发挥”，是贵报与先生的权力与自由，但自行将“大众话题”标之以“特例”或“个案”，蛮横到只准“大众” “信仰制度”，“承受钢性”，不得街谈巷议，不得“网络表达”，放制度“走人”，那就对不起，我只能说一声：制度留步，母婴双亡考问的就是你！在冰冷的母亲与她的胎儿尸体面前，如果你还不能低下你尊贵的头颅，大耍钢性，还有多少大众会信仰你，承受你呢？制度，体制，如果你真想高贵起来，真想钢性起来，那你就得接受大众的“群殴”，而不能只凭几位曹先生的讴歌存身立命。如果你真的有点理性的话，那你应该看到，许多不可动摇不可一世的“硬制度硬道理铁手腕铁心肠”，已经土崩瓦解，节节败退，李丽云和她的孩子，若泉下有知，一定会知道，人间不能总像阴间一样冰冷。

钢性的制度，冰冷的人间，这大概就是问题的实质。但是，曹先生是主张“特例”说的。他强调：“特例就是特例，偏执就是偏执，失常就是失常”。 不错，这的确是一个拒签的“特例”，但是，所有的“特例”都存在于常例之中。多胎孕、胼体婴，都是“特例”，但它只能存在于人类传种接代过程中，不会发生在嫦娥身上。大众舆论阐释、发挥“孕妇之死”这一“特例”，正是因为有着太多的常例。比起“拒签而亡”来，更多的是签字而亡，签字而残，签字而穷。这用不着在此费笔墨举证吧。正是因为有了更多、更普遍的签字的冰冷，才有了这一“拒签的偏执”， “死也不信”的“失常”。 相信与失信，都是建立在常例之上的，不是建立在特例上的。所谓的“医患紧张”，是因常例而形成的，不是一两个庸医，一两例失败的治疗所造成的。病人走进医院，就像羔羊走进狼群，签字是温顺，拒签是挣扎，结果都一样。但“签字”并不总是发生在医院，“紧张”也不单单存在于“医患”之间。当大夫护士走出医院，当他们走进“楼市”，走进“学店”，走进“钱庄”，甚至做一个天天不知做多少遍接打电话动作时，他们照样是走进狼群的羔羊。与肖志军、李丽云以及他们的孩子所不同的是，白衣天使们毕竟还有一块自己的二亩三分地，他们还有责令肖志军们签字或听凭他们拒签的资格。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地忽羊忽狼，有着自己二亩三分地的人们，就特别看重制度的钢性，喜好签字的冰冷，怀着虽在别处是羊但在此地是狼的心情，官兵一致、底气十足地“发挥”着制度的钢性，讴歌着制度的神圣，沐浴着制度的恩泽。而肖志军、李丽云们，他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自己的二亩三分地，走进医院是羔羊，走出医院还是羔羊，在制度的铜墙铁壁间，他们走投无路。李丽云与她的孩子已经言行两亡，连留下的不幸，不久也会淡出街谈巷议、网络表达，剩下的只是肖志军们一脸一脸的茫然。制度在《中国青年报》与曹先生的呵护下，青红相间了，皂白分明了， 可以趾高气扬地“走人”了。但是，不必高兴得太早，前边还有“特例”等着你,又一场“群殴”风暴在不期间凝聚，谁也挡不住它的降临。

附：

不要过度阐释拒签致死孕妇这个特例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9日07:21 中国青年报 　　作者：曹林

　　网络让表达变得相对容易，加上利益失衡和社会断裂造成的对立情绪，使得当下舆论对某些大众话题有过度阐释的倾向，喜欢对一些个案进行无限发挥，将特例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动辄上升到制度层面和体制层次进行貌似“深刻”的反思，其实离题万里。正处于舆论焦点的“丈夫拒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就有这种过度阐释倾向。

　　尽管对孕妇和胎儿之死充满同情，对生死攸关的失败救助心生怒火，但不得不说，这是个特例。虽然医生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本可以救治的生命死在医院，这个场景让人难以接受，但医院在制度可以通融的范围内，确实尽力了——承诺减免费用，苦劝丈夫签字，请示上级领导，一次次采取手术外的急救手段。如果家属不在场，医院可以当做紧急情况处理立即手术，可家属在场并明确拒绝手术。要知道手术签字不仅意味着责任担当，更是患者对自己身份的主权体现。虽然“无签字就不能手术”导致了孕妇的死亡，但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错。

　　这是一个特例，特在匪夷所思的拒签上。医院已经承诺减免费用，并不厌其烦地告知了不动手术的严重性，病友甚至已经开始为他捐款——我想，一个有着起码理性、对爱人有着起码情感的人，这时都应签字同意手术，可那个偏执狂就是拒绝了。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想象如此极端的情况，无法穷尽地考虑到生活现实所有的复杂冲突，也无法驯服失去理智的人。

　　可这些，却在反思中被忽视了。有人提及中国医疗费用过高，导致患者家属潜意识中对医院的手术治疗望而却步。医院不是承诺减免手术费用了吗，病友们不也在现场发起捐款了吗？即使费用昂贵，在妻子生命处于危急状态，也应该先签字手术啊！有人说到医患间的信任危机，如果不信任医生为何还把妻子送到医院？生命攸关之时，除了医生还能相信谁？有人严厉批评医院的官僚主义，把制度的某种刚性和原则性的规定阐释为官僚主义，这是对制度的无知。还有人谈起了中国社会的人际隔膜，可人际再隔膜，当那么多医生和病友苦口婆心地相劝相助时，就是一块坚冰也应被融化。

　　更多的人则把矛头指向了“签字才动手术”的制度和医生的道德。只能说，单纯从这起特例看，如果不需家属签字就能动手术，孕妇母子也许都能活命，可换到一般情形下，那将会导致更多的医疗纠纷和医权滥用。比如，在你拒绝手术的情况下，你的胆囊或肾被医生莫名其妙地割掉。作为事后的旁观者，我们可以假想“如果医生知道变通该多好啊”，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涉及人命的行为，必须有刚性的制度保障医患双方的权利。

　　如果观照一下现实，认真阅读新闻和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境，推己及人地考虑具体问题，就不会以一种习惯性的偏见凭着情绪和想象发表议论。中国的医疗费用过高，有医患冲突，有信任危机，有人际隔膜，有贫富差距下的阶层断裂，医疗制度有问题，但具体到孕妇死亡这件事上，这些都并非直接原因。特例就是特例，偏执就是偏执，失常就是失常，你无法用一种普遍标准去度量和对号入座地分析(依据最新报道，事件当事人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这就使得拒签一事变得更具特殊性)。

　　脱离事实本身的过度阐释，一来是打偏了目标，对解决具体问题毫无助益；二来会强化医生群体的对立情绪，加剧医患间冲突；三来会弱化社会的制度理性，舆论集中炮火去批判和问责一种遵守制度的行为，会让遵守制度的人无所适从。舆论整天呼吁着要建构这个制度要完善那个制度，这种吁求不能叶公好龙。我们不能只在制度被人践踏时才呼吁严守制度，源于制度的刚性带来某种伤害时，更考验着我们对制度的信仰；我们不仅只欣然接受制度良善的一面，有时也不得不承受制度刚性包含的点点弊端。

　　悲剧需要反思，两条人命的责任需要追究，但不能丢掉制度理性，不分青红皂白把医院和制度推出来群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