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孙中山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题记：伟人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站了起来,而我们还跪着。——马克思

　　吴雁南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中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无论从其内容，抑或规模看，都是空前的，是以往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难以比拟的。因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空前的伟大事业。”

　　何谓“空前”？是他那不断革命、逐步社会主义化的政治纲领，使我们亲切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革命中被利益掩盖的本质，即资本主义革命实质上空前地有别于“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空前地宣言着否定一切私有制，这是被它不断解放的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它无法抗拒这个要求，它为生产关系而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必然地和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发生矛盾。

　　孙中山的伟大，是他看到了这种矛盾，并企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克服这种矛盾。孙中山说：“凡属于生产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他满怀自信地设想：以“社会主义精神”引导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在《实业计划》一文中，孙中山公示了他的目标和指向：“利用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

　　彻底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自觉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孙中山忧虑于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增加却贫富悬殊，“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 他坚信：“盖资本家之专制与政府之专制一也。政府有推翻之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日。”（《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为此，中国应“睹其祸患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为，“皆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民报发刊词》）

　　他盼望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余言至此，极抱乐观。”（《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7页）

　　 孙中山不赞成资产阶级社会学，他主张“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人类进化的目的绝不是简单进化的弱肉强食，绝不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而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文学说》） 同时，他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作社会主义中的圣人。” “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吸取他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创立了三民主义。”（转引自洪源：《孙中山传》）

　　可以说，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将社会主义理论与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评价孙中山的革命，“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 这“一部分”必然地服从整个“世界”大势。也许康有为更适合中国国情，但却不适合世界之“世情”。无论这种“世情”是被帝国主义逼迫、被人民革命推动还是被社会主义激励，革命，都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必然。

　　孙中山是置身于历史必然之风口浪尖的“弄潮儿”。

　　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警醒着孙中山。“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社会。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绝不是欧美所能及的。”（《民报发刊词》） 怎样一个社会的国家呢？“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榷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在广东旅桂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 孙中山明确了走俄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孙中山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朱执信注解孙中山的思想：“俄国布尔什维克精神，只是在他们那为社会牺牲的精神上。他们共产党员工作的时间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给比非共产党员少。要有这样的牺牲精神，然后才可以做成一个事业。” （《革命党应该如何》）

　　孙中山晚年另一个重要合作者廖仲恺，则公然强调：中国“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立一社会主义国家。”（《题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孙中山在对本阶级的失望中看到了工农群众的力量，在他思想深处，资本主义内涵已经向社会主义转变，他振奋精神，以无畏的胆识提出了“重新革命”（《救国之急务》）的口号。

　　革谁的命？

　　革军阀、官僚、政客的命，革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命。

　　然而，继之而起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是也悄悄地转向革本阶级的命吗？

　　俄国是革资产阶级命的。中共是革资产阶级命的。站起来的工农也是要革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命的。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国民党人所恃后盾者，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 这就公然把矛头指向本阶级——资产阶级，而以人民大众为后盾。这分明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是革命领导权的易位。

　　孙中山敢于与未来的“敌人”结盟，是因为他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敌人”的阵营，而另一只脚，已经抬起，即将离开本阶级的阵营，也向“敌人”的阵营迈去。

　　英帝国主义者看得很明白：“孙中山已经越来越走向赤化了，他迟早要和共产党人搞到一起去。”（转引自洪源：《孙中山传》）

　　如此，他怎能享受本阶级的拥护！

　　“国父”之名，是他死后，被捧为无害的偶像，来为原阶级服务的。只是蒋介石们的内心深处，对孙中山是爱还是恨？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有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孙中山没有完成的革命，毛泽东完成了。这个革命确实不是欧美所能及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历来政权的争夺者们一方面借助人民的力量，一方面又唯恐人民冲击自己的私利。而孙中山晚年的三大政策，毛泽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大无畏地把历史的命运与未来诉诸人民。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利，因而不畏惧人民的冲击。

　　“人生有一知己足矣。”（鲁迅语）  孙中山堪为毛泽东知己吗？

　　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民权主义做了新解释：“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他主张效法列宁的苏联，说苏联之“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 （《三民主义》）

　　“人民独裁” ！

　　 “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国父全集》第二册）孙中山晚年向个人专制倾斜，是视自己为人民的代表，而代行人民独裁之专制。

　　1923年，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他指定 9 人新党纲起草委员会，指定9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指定党内各重要机构负责人，指定国民党改组委员，委派廖仲恺等召开特别会议，委派廖仲恺、李大钊等为国民党执委、候补执委，委派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省6名代表中，确定每省推选3人，孙中山指定3人；在一大开幕时，孙中山又指定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指定9人组成大会宣言审查会。在孙中山的“指定”中，中共党员在各机构都占据重要位置。

　　宋庆龄说：“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合作还是投降？ 有着不同的解读。

　　三大政策确立，国共合作的1924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孙中山一柱撑天，才阻止了党内多数人对“联共”的非议。大会之后，短短一年时间，孙中山之子孙科便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孙中山的挚友、国民党元老邓泽如要求“从速严重处分”共产党；上海国民党员联名致电孙中山，请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严厉制裁廖仲凯等国民党左派。遍及北京、上海、武昌、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弹劾”共产党的议案铺天盖地，并出了专门的“护党特刊”。

　　汪精卫确实有着阶级的敏感，他对孙中山力主的国共合作之可怕后果一目了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像“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一样。（见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稿》）

　　 国民党元老惊呼孙中山将会改变国民党的性质，孙中山的总理之位将会让位于共产党，虽然有些言过其实，却洞穿了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本质或未来方向。

　　对于领导权，孙中山可以让给共产党，国民党的多数却是不答应的。孙中山活着，他们可以在反对与破坏中隐忍一时；孙中山去世，综合实力占优的国民党，便必然地完成清党“使命”。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蒋介石，本是孙中山极为器重之人。不管是真左派还是假左派，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他们要保住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便必然地倒向国民党内多数人的阵营。而这个多数人绝不允许共产党“窃取” 他们浴血奋斗打下的江山，“篡夺”他们的胜利果实。蒋介石背叛革命，但没有背叛他所属的阶级。他举起屠刀，制造政变，赢得了资产阶级及其后台帝国主义的弹冠相庆。

　　很显然，私有制及私有观念所决定的政权陵替，只能是权力与财富的易位。孙中山继续革命，要彻底剥夺私有制。而资产阶级从封建君主手里得到的财富和权利，就会被再剥夺。这显然超过了社会发展阶段，脱离了国民党员的大多数，即如毛泽东对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 孤军深入的革命辉煌，避免不了被整个社会旧势力所清算的命运。

　　对于权力与财富，孙中山可以放弃，国民党中的多数是不能放弃的。因此，孙中山死，追随孙中山、可以放弃权力与财富的廖仲凯也必须死。射向廖仲恺的子弹，实际上是射向孙中山的；是资产阶级政党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否定。

　　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洋溢着他对国共合作前景的自信，他说：“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

　　然而，这“彻底”二字，若彻底到否定自己的阶级，否定自己的家庭，否定自己的财产，否定自己的特权，否定自己的贵族地位，那么，国民党内，除了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寥寥几公，大多数人能做到吗？

　　别说当时的国民党，就是后推半个世纪，在以“天下为公”为宗旨的共产党内，当毛泽东喋喋于“彻底革命”的殷殷中，不谈死去的先烈，活着的诸公又能有多少人响应这一“彻底”呢？权力与财富的易位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呀！

　　能够冲击与战胜这引力场的，唯有革命。

　　如同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前呼，孙中山马不停蹄，不断革命。

　　辛亥革命前的起义不去说他，便是辛亥革命后，便有“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国共合作、三大政策……，务求“天下为公”而深恐不待，终如夸夫一样，与日逐走，不支而亡，化为一片桃林，为后人遮荫。

　　而辛亥之后的袁世凯、黎元洪、段其瑞、张勋、冯国璋以至于身后的汪精卫、蒋介石者流，一个个“城头变幻大王旗”， 谁不是为一己一家一族一姓之私利而蝇营狗苟，与“天下为公”的彻底精神风马牛不相及。

　　孙中山以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不断的自我否定，区别于他的前驱康有为。

　　孙中山勇于以人类的根本利益冲破自己的思想体系。

　　孔子、董仲舒、朱熹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但孔子、董仲舒、朱熹更在本质上以对自己阶级的否定，成为人类思想家。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同样以他对本阶级的否定，成为人类思想家。

　　正因为孙中山对本阶级的背叛，才前有孙中山的亲密战友邓泽如、张继、胡汉民等的背离，后有蒋介石、汪精卫的镇压革命与投敌。

　　这些战友和学生才真的没有背叛本阶级，也因此达不到孙中山人类精神的高度。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虽然一再强调中国国民党之“领袖地位”，但同时陈独秀的具体步骤明确指向了社会主义：“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造国论》） 这是推动资产阶级政权向无产阶级政权渐进性转变，是通过合法斗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如果孙中山活着，则存在着向这方面努力的可能。然而，资产阶级及其所依赖的强大的旧势力是不干的。无论对于孙中山，还是对于陈独秀，都只能是真诚的空想。两种势力的战争不可避免。在孙中山，死得其时；在陈独秀，便可悲地背上“右倾”的重负而被历史抛弃。

　　其实，孙中山与陈独秀，正是两种势力的优秀代表在思想上的合拍。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时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 他自负地承担起解放全人类的使命。这与陈独秀并无二致。

　　而孙中山“资本专制，其害甚于君主专制” 的见解，（《在广州行辕与各界的谈话》）也许播下一粒火种，为50年后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引燃将资产阶级作为一切剥削阶级总代表来批判的思想之焰。

　　孙中山以他的彻底革命精神，迈过背叛本阶级的门槛，成为新民主主义奠基人。

　　林家有在《试论孙中山后期革命思想发展的几个问题》中以五四运动分界，这之前，“中国的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范畴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此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却改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范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

　　新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运动代替旧民主主义运动成为历史的前导。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尽管从形式上保持着资产阶级领导权，但实质上，已经向共产国际、向中共、向无产阶级拱手让出了领导权。对本阶级的出卖，使孙中山成了孤家寡人；对被压迫阶级的投降，则使他赢得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支持与爱戴。

　　这种投降，使他如鲁迅之为“逆子贰臣”一样，心中升起了光明的希望。只是鲁迅分明地为旧阶级所不容，“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孙中山却在旧阶级中保留着神圣的灵光，又在新阶级中得到了顶礼膜拜。

　　孙中山的去世，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运动，是巨大的损失；但对于孙中山本人，则是“快哉快哉”，正其时也。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变革社会制度的伟大革命。然而，她又同时是一场农民革命。

　　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在封建所有制崩溃之际，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孙中山革命是适应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的革命，同时也是人民革命。这个革命的先进代表不能只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和他的对立阶级——无产阶级的统一体。在统一体中，双方进行进行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以争夺取代旧生产关系的革命的领导权。遗憾的是，两个阶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与成熟，因此，无论是他们的成员还是他们的领导者，都不能不置身于农民阶级即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中，都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小生产者的观念与意识。

　　因此，无论是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后的新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都难免在小生产包围的强大势力中，向旧的生产关系、旧的意识形态倒退。封建所有制与封建观念的复辟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战士不满孙中山与毛泽东，并明确着落实新民主主义，发展与成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呼唤。两个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着发展新生产关系的共同任务，也面临着谁领导谁的权力之争。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形成时，即远未成熟时，它的政治代表便登上政治舞台，先是康有为，变法维新，以资本主义改造封建制度；后是孙中山，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

　　同样，无产阶级在形成时，即远未成熟时，它的政治代表便登上政治舞台，企图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强大的封建势力，一次次地挣断孙中山、毛泽东向前拽动的绳索，把孙中山、毛泽东孤零零地丢在前面。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那渐向专制的倾斜，尝受着别一类的孤家寡人的悲哀。孙中山的晚年，那小圈子只剩下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区区数人。便是这几人，恪守着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又焉能理解孙中山的全部思想！毛泽东的晚年，那小圈子只剩下区区“四人帮”。便是这几人，恪守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高指示，又焉能掌握毛泽东的博大精深！正因如此，从宋庆龄到江青，无论是依附还是被打倒，都不足以成为时代的领军人物。 

　　这孤家寡人式的专制，尽管从本质上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区别于历代帝王之专制，却同样不能为时代所接受，无法逃避专制的命运。孙中山的专制，在他逝世之后，演变成血雨腥风；毛泽东的专制，在他逝世之后，演变成精神的堕落。

　　孙中山身后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继承与崛起；毛泽东身后，谁来继承与崛起？

　　为彻底革命的精神的礼赞！

　　如果孙中山活着，他会像他伟大妻子宋庆龄那样，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吗？他会像他的继承者毛泽东那样，不停留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吗？

　　“想要中国进步，不但对于政治主张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革命。要把全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知难行易》） 为了几千年的错误！孙中山呐喊出与旧世界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文化革命的先声。

　　孙中山说：“欧美演此贫富悬殊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适剂于平”，“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转引自洪源：《孙中山传》）

　　然而，孙中山的“改革” 没有消除贫富差别之“一重罪业”， 以至暴发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令广大人民“更衍惨境”；同样，邓小平的改革也没能消除贫富差别之“一重罪业”，反而大大扩大了这种差别。放眼世界，贫富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今天的80：1。（见2004年12月30日《参考消息》）这分明是孙中山说的“更衍惨境”。如果孙中山预言不错的话，那么无论中国还是欧美，革命不可避免，“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适剂于平。”

　　所谓“平”，即“共产这种制度，在原始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究竟到什么时候才打破呢？是在金钱发生之后。……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钱，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这种斗争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呢？必要在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孙中山：《三民主义》）

　　“天下为公”。

　　同一切伟人一样，孙中山是他那个时代的伟人，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史的伟人。他有着时代的烙印，也同时有着不断推动历史车轮前进，不断否定私有制，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正是这后一点，使伟人从那些平庸的执政者和思想家群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