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现代性的诊疗

马克思与现代性的诊疗

张有奎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现代性是当今社会运行和前进的主要动力，因而成为这个时代的“总问题”和焦点话题。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风险性后果的反思并非始于霍克海默、阿尔多诺的“启蒙理性”之批判和后现代的传统形而上学之颠覆，而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和黑格尔的主体性理论。沿着黑格尔的理路行进的马克思，虽然从未明确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其一生的理论研究主题完全可以归之为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治疗”。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既不是激愤的道义立场，也不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而是辩证历史的本真状况的彰显。

　　一 “人对物的依赖”：现代性的诊断

　　马克思现代性的理论视野不同于现代性批判的传统范式。换句话说，马克思不是讨论理性、主体性、进步、自由意识、个人主义等纯粹思想范围内的东西，而是更其根本地深入现实生活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探讨商品以及资本运动的状况。此种理论视野的拓展源于马克思的如下看法：“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也就是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意识形态不过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回响，它们的独立性外观只是一个假象，社会生活不是世界之外的某种非历史的神秘法则支配下的活动过程，而是有着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诊断出现代性的真相就是“人对物的依赖”。按照历史主体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性阶段、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的自由个性阶段，并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等称谓“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而人对人的依赖性阶段则相当于前现代社会，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相当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人的生产能力一旦突破了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人们的物质性活动一旦形成普遍的联系，每个个人一旦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社会就会从人对人的依赖性阶段转向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他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P104）

　　“人对物的依赖”中的“物”不是普通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的物，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而已。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商品入手详细地分析了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揭开了“物”的神秘面纱。在此，商品绝不是个别现象，不是按学科分类理解的纯粹经济学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生活的核心和本质。卢卡奇强调指出：“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偶然。”[3]（P143）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它表面上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是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它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通过考察商品的二重性，尤其是价值和抽象人类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揭示了商品价值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撇开各种具体劳动形式，仅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这样，一切商品的质的差别消失了，成为纯粹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价值不仅是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价值同时是一种商品交换其他商品的比例的指数，是这种商品在生产中已经换到其他商品（物化劳动时间）的比例的指数；价值是量上一定的可交换性。”[2]（P84）深入研究商品这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的结果使得马克思发现：“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P138）也就是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当这种虚幻形式被看作独立存在的东西，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商品拜物教。所谓货币，不过是商品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不过是社会权力的一种表达。实现价值增殖的货币，就是资本。所以，资本也是社会关系，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P345）“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4]（P577）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实质不过是商品拜物教的更加明显的形式而已。

　　商品、货币、资本及其拜物教性质乃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基本领域的本质现象，与之相应的现代性症候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传统社会的人对人的依赖性关系被破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变成了冰冷的纯粹金钱关系。马克思指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P104）人们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掉了，一切神圣的光环不见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了，人的个性、尊严等全部变成了一种交换价值，那些不能变为交换价值的人性的东西，就成为错误的根源，其结果是人们彼此变得冷漠，每个人都倍感孤独。

　　其二，流动性。瓦解传统之后，新的社会秩序就是资本原则。资本的最大特点在于通过不断的革命性变革维持生存。马克思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P275) 鲍曼用流体一词形容现代性的流动性和不断求新的特点。

　　其三，交往关系的普遍化。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它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和拓展才能够实现。这种内生的原动力驱使着资本之化身的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P276），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世界市场的开拓，世界历史的开创。世界历史绝不是简单地仅仅指人类活动的过程，更是指人们彼此影响、彼此制约、全面依赖的关系，它是世界一体化的过程。当代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马克思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理论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二  分工、大工业与私有制：现代性的根源

　　“人对物的依赖”乃是马克思诊断现代性的结论，这一结论不会随着人对它的认识而消失，毋宁说，它的历史呈现乃是一种天命，追问其本质根源，绝不应当停留于理性／信仰、人性／神性的颠倒与置换的探讨，更需要深入社会物质生活的分工、大工业和私有制的领域探查究竟。

　　分工之事由来已久，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和碑石。工商业与农业的分离、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分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大分工，代表着历史上的几次典型分工。分工使得精神劳动／物质劳动、享受／劳动、生产／消费由不同的人来承担成为可能和现实，这种可能和现实导致了如下后果：一是私有制的形成。分工的不同阶段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分工直接决定着个人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P84）二是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对立。三是人的活动被限定在特殊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1]（P85）分工最终造成城乡分离。城乡分离意味着资本和地产的分离，意味着不依赖于地产的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的开始，意味着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随着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加剧，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这件事情就日益成为社会的突出现象，人们在生产中的固定的依赖关系逐渐解体了，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生产者之间成为一种互相独立的关系，这种互相独立的关系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最广泛的分工与机器生产的结合就是大工业。大工业需要世界市场实现商品的交换才能得以维持，所以，新的交通工具被创造出来，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交往日益普遍化，商品流通加速，资本逐渐集中，出现普遍的自由竞争以及保护关税问题，传统的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被消灭或者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在大工业之前，人类也有过重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有过规模巨大的远航，但是，那样的行为并不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大工业的出现，使得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使得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而且，不仅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这样。完全可以说，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大工业使得一切从属于资本，把一切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1]（P114）

　　大工业、竞争、货币影响着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关系，形成特定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害在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在于私人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就是说，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作为商品必须通过交换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样，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的价值以物的价值形式体现出来，最终，人不相信自己，而相信自己创造的物。马克思指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4]（P13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社会性质”，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另一种表达。就其实质而言，资本乃是活劳动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相反。在资本原则之下，个人完全屈从于分工，劳动本身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个人的交往还不是作为人的个人的交往，人的内在丰富性异化为单纯拥有的感觉，人不再是自然的邻居和看护者，而是自然的主宰者和征服者，自然在人的眼里不再是神秘的诗化的存在，而是伽利略意义上的可计算的数理世界，这样的世界是一个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的世界，技术成为这个世界的支配性力量。海德格尔把这个技术时代的根本特征把握为“可订造性”。他说：“再也没有‘对象’了，只有为了每一位消费者的‘消费品’，而消费者自己也已经被置于生产与消费的运转之中。”[5]

　　大工业和私有制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现代性的悖谬状况：“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鄙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P775）也就是说，现代性并没有带给人类福音，并没有实现启蒙理想，而只是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异化和颠倒，这种内在矛盾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的表现。“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1]（P775）

　　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分工、现代化的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彻底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消除二者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维持二者对立情况下的枝节性修补。也就是说，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彼此协调和适应。这种认识决定了马克思的现代性重写方案。

　　三 去资本化：现代性的治疗

　　现代性不是人类狡计的产物，而是一种历史的天命。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4]（P589）所以，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关键之点就是从物质层面消除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状况，也就是说，在于“去资本化”，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从观念上颠覆现代性的种种。

　　马克思和后现代主义的原则分歧在于，现代性治疗的核心究竟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文化观念层面展开。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异质性、平面化、个体性、多元化、无中心、微观叙事，反对本质主义、理性主义、泛逻辑主义，反对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对于运用先验逻辑的抽象范畴框定活生生的感性现实的近代形而上学来讲，可谓击中要害。问题在于，这种激进主义的态度只是适应于资本主义新阶段生产方式小型化、分散化的变革特点，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现实根基，也就是说，并没有否认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是以它们的存在为前提，所以，这样的批判最终落入哈贝马斯所言的左倾保守主义之筌。马克思要求从物质层面抽去现代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从而超越现代性，乃是极为高明之举。哈维赞叹说：“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描述，极为丰富地洞悉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情感的根源。”[6]（P154）

　　“去资本化”的另一种表达就是消灭劳动、消灭分工。马克思说：“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1]（P118-119）消灭劳动，只是消灭劳动的雇佣性质，并不是取消人的本质之体现的劳动活动；消灭分工，只是消灭分工的自发性和强迫性，目的在于达到自觉分工。

　　就其实质而言，“去资本化”就是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克服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废除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使得活动着的个人成为目的而不是资本增殖的手段，从而颠倒人与物的颠倒关系，消除人对物的依赖。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P344）这里的“一定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消这种特定关系，人才能够摆脱异化状态，实现自身的解放。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去资本化”否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不否定个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否定的只是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它要建立的是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P269）

　　“去资本化”的现实运动就是共产主义。准确把握此处所言的共产主义，需要克服两种流行的错误观点。第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道德乌托邦式的虚构，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宗教的天国。罗素把马克思和奥古斯丁拉扯在一起，比较了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有关内容：“为了从心理上来理解马克思，我们应该运用下列的辞典：亚威＝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马克思 选民＝无产阶级 教会＝共产党 耶稣再临＝革命 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 左边的词汇意味着右边词汇的感情内容。正是这种夙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所熟悉的感情内容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7]（P447-448）第二种错误观点认为共产主义乃是与个体活动无关的“必然到来的”理想，认为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都会为自己开辟道路，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除了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个先验的自我运动的怪物之外，别无作为。这两种倾向丝毫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如下一段话的真实意义：“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P87）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就是私有制的废除，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P75）

　　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历史运动，具有经济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不是抽象道德原则的呼吁和呐喊，而是要求通过现实的物质条件变革解决问题。具体讲，无产者需要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P122）“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最大特点在于消除了一切自发性和受制约的交往，不再屈从于分工，劳动成为自主活动。这样的“个人”是有个性的个人，而不是偶然的个人。他们构成一个真实的共同体，而不是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在此真实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最终，“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1]（P130）

　　“去资本化”作为一种历史运动趋势，并不是任意的伴随主观认识就会发生的事实，而是具有自身内在的运动规律。它在经验上成为可能的现实条件有两个：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二是交往的普遍化。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本身就还不是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普遍交往就不能建立，强行“去资本化”，只会导致极端贫困的普遍化（我国曾经所犯历史错误的根源即在于此）。所以，马克思说：“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1]（P104）。没有交往的普遍化，个人就不是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而是地域性的个人，交往的力量就还不是一种普遍的不堪忍受的力量，勉强“去资本化”，只能建立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交往的扩大必将消灭这种狭隘的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去资本化”昭示的现代性命运，并不意味着否定现代性的当代价值，恰好相反，它要求我们放弃简单化情绪化的错误态度，既不要把现代性仅仅看作人类的福祉，也不要把现代性完全看作罪恶的渊籔。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讲，把握这一点尤显重要。现代性在中国远不是需要批判的现实，而是尚未建立的目标。在以下的一系列对子中，权力／理、人情／法、关系／能力、依附／独立、出身／实力，前者正是封建的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后者则意味着现代性的内容。所以，思考现代性的困境和问题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如何亦步亦趋地紧跟西方的理论步伐，而是如何反省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警惕和防范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3）．

　　[6]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Marx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odernity

ZHANG You-ku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whole theoretical topic of Marx may be considered a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odernity. Marx diagnosed that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was “Human beings depending on object”, and thought that the essence showed itself three symptoms: objectific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 fluidity; generalization of intercourse. Going deep into the history and their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divide the work, great industry and private ownership, Marx explored genius derivation of modernity and thought that the key was “de-capitalization” for overcoming the reversal of human and object,  commanding again our own social relation, realizing human real liberty. That is to say, it is the only feasible solution for modernity to change capitalism mode of production.

　　Key words: Marx; Modernity; “Human beings depending on object”; De-capitalization

　　该文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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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2006-07-15

　　作者简介：张有奎（1971-），男，陕西凤翔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