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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族主义看美国冷战后对华外交策略的嬗变

火烧 2007-10-23 00:00:00 国际纵横 1027
文章从种族主义角度分析美国冷战后对华外交策略的演变,揭示其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工具和媒体妖魔化手段影响对华政策,强调种族主义在美国对外扩张中的核心作用。

从种族主义看美国冷战后对华外交策略的嬗变

王雯姝
  

一、种族主义是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意识形态工具

  种族主义是一种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 鼓吹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优等”种族生来具有创造高级文明的生物本质,“劣等”民族则无力创造和掌握高级文明,“优等”种族注定要统治和奴役“劣等”种族。美国迄今200 多年的建国史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外扩张史, 由于种族主义契合了美国进行殖民征服和对外扩张的需要, 因而它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核心观念, 成为美国政治精英论证其对外扩张政策合理性的意识形态工具。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H ·亨特在长期研究中美关系中, 发现了有史以来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三种核心意识形态: 伟大国家的使命感、种族主义和反对社会革命, 而种族主义又居于三种核心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亨特指出: 在美国,“黑人被当作铁砧, 美国人在此铁砧上锤出了种族等级的理论以及伴随而来的以肤色划分世界的观点, ⋯⋯这些种族观点早在南北战争前已在南方各州形成对外事务的看法, ⋯⋯由于辩论者与政策制定者的思想一致, 由于新闻媒体也深受影响, 由于成为竞选中的一个重大立场问题, 种族观念强烈地影响着国家的对外关系。它不仅涉及富兰克林时期以前的印第安人, 而且还包括拉丁美洲人、东亚人和欧洲人。”[ 1 ]植根于18 世纪、19 世纪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对当时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了深刻与广泛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还一直延伸到了20 世纪、21 世纪。美国在历史上的每次扩张, 种族主义都要成为其矮化、丑化或妖魔化其他民族, 论证其扩张政策的“正义性”的工具。美国移民始祖最初对印第安人的驱赶和杀戮, 按照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的说法是因为印第安人是“无知、愚蠢、不懂礼貌、天生懒惰”的“野蛮人”, 他们没有资格占有肥沃的土地, 从而阻碍了作为高贵种族的白人的“成功、结婚、生子的机会。”[ 2 ]而1845 年美国之所以从墨西哥人手中强夺得克萨斯及其西南领土, 则是因为墨西哥人是热衷于赌博、道德沦丧、低能的、懒惰的民族, 这样的民族是不能掌管得克萨斯的。为了把西班牙人的势力赶出拉丁美洲, 美国积极谋划对西班牙的战争, 并通过对西班牙人的丑化为其战争辩护: “西班牙曾受到历史的审判与定罪。他们的宗教是偏执的; 他们用柴捆与刑具来装饰圣事。他们的政治家臭名昭著; 他们的外交政策虚伪之至; 他们的战争就是大屠杀; 他们至高无上的目的就是摧残与祸害, 决心要把大陆弄成不毛之地, 把居民通通杀光。”[ 3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美国这个“伟大帝国的胚胎”预感到其对外扩张将受社会主义的坚强抵制, 苏维埃因而被描绘成一种建立在腐败无能的官僚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 借自由之名, 行恐怖之实, 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是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美国的媒体就曾撰文宣称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凶恶的、无耻的敌人”, 并号召美国人行动起来,“这不仅是挽救俄罗斯的问题, 而且是在保卫文明。”[ 4 ]冷战结束以来, 坚持改革开放并不断走向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因而成为美国持据全球霸主地位的障碍, 美国传媒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便集中火力“妖魔化”中国。正如李希光在《妖魔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美国报界素以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自居,但最近一年来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读起来完全是一个声音, 如此舆论一致, 如此有组织性, 真是罕见。美国报人对于来自中国的消息, 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是否编造或是高度夸大。他们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妖魔化中国。”[ 5 ]在美国的媒体中, 中国被强行扣上了许多妖魔鬼怪的面具: 未来核战争的“人”、偷窃知识产权的“海盗”、威胁全球经济的“奸商”、要吃光世界粮食的“恶魔”、溺杀女婴、迫害不同政见者、出售犯人器官、血染西藏以及孤儿院屠杀孤儿,导人则被固化为乖戾的、半妖半魔的中世纪帝王形象, 如此等等。可见, 种族主义为美国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辩护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传统。当然, 种族主义能成为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意识形态工具, 是有其思想和现实基础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种族主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教义中“上帝选民”、“天赋使命”、“山颠之城”等宗教理念, 这样的宗教理念在美国现实的对外关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转化为种族主义的论调, 则完全出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 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美国必然向外扩张, 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供给地和投资场所, 免国内生产过剩, 危及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 “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 又是它的结果。”[ 6 ]“每个‘民族’资本主义总是表现了扩张的趋势, 即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越出国家疆界的趋势。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施行征服政策有三个基本动力: 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市场和争夺投资范围的竞争激烈化。”[ 7 ]

二、美国种族主义的特点及其与外交策略的联系200 多年来, 种族主义作为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精英执行对外扩张政策得心应手的意识形态工具,逐渐形成了三个基本特征。首先, 针对一定国家或民族的种族主义的内容完全根据美国扩张政策的需要而定。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种族主义不仅针对不同的国家或民族有不同的说法, 而且针对相同的国家或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不同的表述, 但不管美国的说法或表述如何变化, 总是离不开美国执行对外扩张政策和全球战略的需要。比如, 从19 纪到20世纪, 出于对拉丁美洲的扩张政策的需要, 美国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场合将拉美人塑造成三种不同的形象: “其一, 拉美人是半开化的野蛮人, 由此可以证明对他们予以蔑视、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是正当的。其二, 作为女性化的拉美人, 允许美国人扮演热情的求婚者或侠义的拯救者的角色。其三, 婴儿化的并且常常是黑人婴儿的形象, 使得山姆大叔的耐心呵护与严格管教十分必要。”[ 8 ]而对待中国人, 美国人也正如他们塑造拉美人与印第安人的形象一样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一种是肯定的, 适合于美国心怀慈爱去慷慨施恩的‘愉快’时期; 另一种是否定的, 适合于美国恶语相加或扩张权力为时代主调的‘紧张’时期。”[ 9 ] 当中国尚未进入美国的扩张视野时, 中国人是较可信赖、干净、勤劳的, 中国也是一个有着进步潜力和有指望的地方。而当中国进入美国的扩张视野时, 中国则成为一个处于道德的原和半文明状态的国家, 那里的人民愚昧无知, 腐化堕落, 正等待着具有特殊责任的美国去指导和保护。其次, 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种族主义总体上有两个基调: 一个是肯定的, 另一个是否定的种族主义的肯定基调多是针对与美国具有更多共同利益、相似文化价值观的西方国家。只要这些国家不构成美国全球扩张的障碍, 或者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扩张, 美国对它们的评论一般是肯的并充满美丽的辞藻。但是, 当这些国家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障碍时, 美国也会毫不留情地恶语相加。比如, 欧洲国家一般能够或多或少地与美国共享种族阶梯中的优越地位, 英国被认为是能坚定地与美国合作的亲戚, 两者既出于相同的政治传统, 又出于相同的血统, 两者的合作是世界最好的希望。而对于与美国相竞争的法国人和斯拉夫人, 美国则在肯定的同时也颇多微词:法国人被认为是“喜怒无常, 虚伪做作”的民族; 斯拉夫人虽被认为是“组织精密, 表现出巨大毅力耐性、强劲”的民族, 但却“失去了对自由的热爱”,“残酷、野蛮”; 特别是俄罗斯人, 既有本民族的“残忍无情的能量”, 又像“亚洲人那样不讲道德地耍手腕”, 令人头痛。[ 10 ]种族主义的否定基调多是针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在这些国家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从而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障碍的情况下, 美国对这些国家的丑化或妖魔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比如, 19 世纪的巴、波多黎各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人的眼中一直在半开化、半野蛮中挣扎, 即使希望独立, 也无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 需要美国人予以严格的教育。而此时的中国人则被认为是“不接受自由贸易, 对外国人怀有疑虑与敌意, 信奉异教仪式, 还有溺婴、一夫多妻等不道德行为”的民族, 甚至像美国地理教科书所形容的那样,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诚实的、卑劣的、偷窃成性的民族。”[ 11 ]进入20世纪, 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无法摆脱美国种族主义否定基调的阴影: 拉丁美洲是充满“困惑的不幸的社会”, 拉美人已经退化到“极端个性化, 无法无天,表里不一”状态; 非洲人的解放还是遥远无期的事情, 因为他们是“人类的最低一级”; 阿拉伯国家不仅愚昧、肮脏, 而且各个方面都显示出宗教的偏执与狂热; 印度人是“可笑的人民”, 不值得信任;越南人“落后”; 中国人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 愚昧无知, 对生命损失毫不动心。[ 12 ]在1976 以来的美国所谓《国别人权报告》中, 被指责侵犯人权的也总是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 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种族主义的否定基调又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愚昧论”, 另一个是“威胁论”。“愚昧论”一般针对的是不发达的国家或民族,特别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有色人种的国家或民族,主要以贬低、丑化或妖魔化这些民族或国家的生活方式、道德、情感和智力水平为内容。与“愚昧论”相对应的常用词汇主要有“恶习”、“奴性”、“懒惰”、“迷信”、“肮脏”、“道德沦丧”、“淫荡”、“不诚实”、“偷窃成性”、“暴戾”、“偏执”、“野蛮”、“愚昧”“无知”等等。而“威胁论”则是比“愚昧论”更为严厉的层次, 一般针对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或民族。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只要与美国扩张利益相冲突又不肯俯就美国, 美国针对这些国家的种族主义就会转变为“威胁论”。“威胁论”主要以肆意夸大这类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竞争力和异化文化价值观为主要内容, 从而制造这些国家或民族威胁别国安全、掠夺别国财富以及挑战自由、正义和文明等“人类天性”的国际国内舆论。与“威胁论”相对应的常用词主要有“妖魔”、“恶魔”、“恐怖”、“残暴”、“刽子手”、“威胁”、“狂热分子”、“凶恶的敌人”等等。从18 世纪到21 世纪,在美国历史上关于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苏联、日本、中国等国家的“威胁论”几乎从未间断, 俯拾皆是。比如, 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担心法国大革命引起美国社会动荡, 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没有人人平等的法律, 没有人身自由, 没有财产, 没有生活”,“法国的龙牙已经露了出来, 就要变妖怪了。”[ 13 ]而苏联则被美国称为“恶魔”,“正在冷酷无情地通过武力、渗透和恐吓‘蚕食自由世界’”。[ 14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对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的“妖魔化”以及“中国威胁论”更是甚嚣尘上。由于种族主义有史以来就是美国对外扩张政策和全球战略的意识形态工具, 它与美国的外交策略之间早就形成了极为紧密的联系, 其他国家或民族在美国种族主义视野中的形象背后往往隐藏着美国针对性的外交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 种族主义堪称美国外交策略的“晴雨表”。实际上, 种族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外交策略的“晴雨表”, 主要在于无论什么形式和内容的种族主义都是美国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整体评价或基本定位, 而对其他国家或民族从种族主义看美国冷战后对华外交策略的嬗变65的整体评价或基本定位又是美国确定针对这些国家或民族的外交策略的前提和基础, 也决定了种族主义与美国外交策略之间必然形成某种密切联系。总结美国的对外关系史, 种族主的肯定基调一般预示着美国和平与合作的外交政策, 主要是针对与美国具有更多共同利益、共同文化价值观的国家, 抑或这些国家不构成美国全球扩张的障碍, 甚至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扩张。种族主义的否定基调恰好与之相反, 一般预示着冲突与对抗的外交政策。在“愚昧论”的层次上, 国的外交策略一般是以征服和改造为主, 具体的手段则主要是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和文化渗透。然, 在征服和改造对象不肯接受美国的征服与改造的情况下, 武力也会毫不犹豫地排上用场,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美国对印第安人、拉丁美洲以及南美洲国家的征服和改造过程之中。而“威胁论”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冲突与战争信号。纵观美国对外战争或冲突的历史, 几乎每一次投入战争或冲突之前,“威胁论”总是成为美国对内对外舆论的主调。自1917 年开始, 随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并逐渐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政治和军事大国, 美国便把任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视为一种危机, 一种对其基本价值观可怕的和根本性的威胁, 并散布美国面临苏联军事侵略的经常性和紧迫性的威胁, 从而最终导致30 年后对苏联的冷战。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 美国认为伊拉克不断扩充军事实力破坏了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 对海湾地区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当1990 年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 美国终于找到了打击伊拉克的理由, 在维护海湾地区安全稳定、保护国外的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制止“巴比伦屠夫”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舆论下, 四个月后美国立即投入到对伊拉克的战争。自1991 年以来, 美英两国不断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 理由是伊拉克正在寻求制造生化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从而威胁美国和世界的国首脑声称: “伊拉克是威胁”,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与本·拉登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是“世界上最邪恶、最不可容忍的人”。[ 15 ]从1991 年6 月爆发科索沃危机开始,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便营造巴尔干地区冲突对整个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氛围, 为干涉南斯拉夫内政制造舆论当1999 年3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发动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后, 则宣称米洛舍维奇是一个“希特勒式的恶魔”、“种族清洗者”; 南斯拉夫政权是“欧洲的最后一个专制政权”; 南斯拉夫军队在科索沃建立了集中营, 拿难民做“人体盾牌”, 南斯拉夫军队抓了许多阿族年轻妇女, 进行“体强奸”。[ 16 ]种族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外交策略的“晴雨表”, 还在于它的公开性。美国外交政策服务的根本对象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一般说来是与美国民众的利益是不相干或相对立的。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精英们为交政策上升为国家的行为, 就必须努力使之获得民众的支持, 从而获得国会的财政拨款。这样, 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就不得不控制美国的主流文化, 用某种有利于外交政策顺利开展的所谓的“理论”去影响民众的态度, 而这些“理论”要转化为民众的舆论, 是不可能秘密进行的。如果美国政治精英不顾美国民众的态度, 试图以秘密形式展开外交政策, 不论正确与错误, 迟早必因其行为的强奸民意的属性而倒台。对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来说, 历史上这类教训是不少的,最典型的恐怕就是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因此, 正如亨特所说: “种族等级观念之所以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驾驭世界的一种最现成、最有用的方法。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 唯独这种观念最牢固、最稳定。这种观念最容易被大众所理解, 也最容易使人去愉快地运用。”[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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