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池：十七大报告的另一层深意

　　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大量的具体政策放在了政治报告里，而且几乎涉及了所有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按照惯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主要任务是阐述大政方针，具体政策要在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但这个报告为何把大量的具体政策放在了政治报告里面呢？我认为，其中的一个深意，就是在充分肯定成绩、鼓舞斗志的同时，更专注于对我们发展中产生的突出问题的关注与解决。我看大体有这么几点：

　　一、报告向世人宣告：立足民生已经成了我党执政理念的基本点。

    　在我看来，胡锦涛同志报告中最令人鼓舞的一句话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这话看似平常，实际上反映着人类历史上劳动人民一切政治斗争的终极目标。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次革命造反，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吗？

　　我之所以认为，胡锦涛同志这句话表明立足民生已经成了我党执政理念的基本点，是因为这个看似平常的话语，实行起来并非易事。2005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为什么“中央政令有时出不了中南海”》的文章，称近年来，中央关注民生的一系列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无论中央政府如何“三令五申”，总有一些地方或者顶着不落实或者敷衍应付。民间的一句顺口溜对这类现象作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中央为了降低房价，连续出台多少“新政”？为何房价仍然一涨再涨？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的亲民路线在贯彻落实上的大大折扣？现在民众把“上学”、“看病”、“住房”称作“新三座大山”，民众对这三个问题的关切甚至超过了对久议不改的腐败问题的注意。2007年2月26日新华网“网民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调查显示，新“三座大山”分别以76%、65%和50%的得票率位居前列。一则传播颇广的新民谣，对“新三座大山”作了形象的描绘：“教改把家长逼疯，房改把家底掏空，医改是提前送终。”

　　先说医疗卫生。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17.2%。而发达国家政府负担为73%，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为57.2%。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去看，29.6%应住院不住院。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37%应就诊病人没有就诊，65%应住院病人没有住院。

　　再说教育情况。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意味着国家发展的后劲；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则意味着子女以后的生存条件和前途。所以，在教育事业发展上，无论国家，还是家庭，基本上都是不遗余力的。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都做到了免费教育，即使一些人均GDP只有我们三分之一的国家，如柬埔寨、越南、孟加拉国等等都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朝鲜做到了全民教育由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而这些年他们的经济情况比我国差得多。然而，目前中国的人均财政教育经费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到世界倒数第8位。有人根据相对购买力，将我国教育收费情况与其他国家作了比较。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最近的10年间，大学学费猛涨了约20倍；但这1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有机构计算出，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上完4年大学，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

　　再看看住房问题。这几年房地产市场在开发商“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下，房价更是一路暴涨，连来自中央最高决策层的调控措施屡屡“失控”。根据计算，现在开发商一年仅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所得就高达4000亿元左右。而全世界的住房商平均利润率仅为3-5%，当中国其他行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为10%左右，中国开发商的利润率却高达300%。近日，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富豪榜都发榜公布了中国的富豪名单。列在这两份财富榜单首位的皆是碧桂园26岁的接班人杨惠妍，她也是亚洲最富有的女性。《福布斯》认为她的个人净资产高达160亿美元，胡润给出的财富数字更高，大约是1300亿元人民币。有意思的是，这两份富豪名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房地产富豪榜”。例如在胡润富豪榜的前10名中，有6个是做房地产的，如果将样本扩展到前40名，依然发现有20个是房地产富豪。同样的规律也出现在福布斯富豪榜上，福布斯富豪榜前10名中也有6人涉足房地产业务；福布斯40富豪中有15个富豪的主业是房地产（不包括一些以集团控股的方式涉足房地产业务的富豪）。正如已故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说的，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最有钱的富豪是倒卖土地和造房子的商人，那就很危险。

　　房地产业成为暴利行业的同时，也推动了“房奴”一词的流行。国际上衡量房价高低有个统一的核算口径，即商品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联合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30多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个比值正常范围是4～6。日本房价最贵的东京，一般家庭用不到5年的收入就可买一套房，也就是说房价收入比低于5。而在我国，根据某杂志2006年初的“房价泡沫排行榜”，全国37个有代表性的大城市的家庭购房平均要用13.38年，最高的温州、上海、杭州等地要用超过20年的时间。相关调查显示，近四成人买房后生活滑坡，负债超过警戒线。据业内估测，在新购房人群中，每月偿付按揭贷款占个人收入比重30％以上的家庭至少有50％以上，而按揭还款占其收入50％的家庭大致有30％左右。从买房的资金来源看，只有8％的人选择了“家庭积蓄”，50％的人选择了“银行贷款”，40％的人选择了“家庭积蓄、银行贷款和父母赞助”组合。在目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的家庭积蓄还没多到可以拿去买房子。有媒体指出，房价飙升的背后，是90%的城市居民购房意愿下降，是70%的城市居民丧失购买新房的能力，是全国城市商品房空置面积达1.2亿平方米。

　　由此，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在胡锦涛同志的政治报告中，为何亲民政策占据报告绝大部分篇幅的深意。胡锦涛同志之所以要把大量的具体政策都放到政治报告中，证明我党就是要昭示天下昭示全党昭示全国人民，我党立足民生的执政理念、政治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同志所说，这表明，今后的改革就不再是仅仅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是要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再仅仅是创造经济表面的浮华泡沫，而是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胡锦涛同志报告中提出的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和历史自信，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辉煌论断。这将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阳光将照耀在每一个劳动者头上。这也是东方文化关于和谐社会理念的完整体现，只有幼者有其学、劳者有其酬、病者有其医、老者有其养、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才能成为和谐社会。

　　二、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我们的发展观确立了方向和灵魂。

　　“改革”之初，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转变思想观念，并且说这是中国能不能生存、发展的关键。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使这个口号为许许多多的腐败分子、投机暴富分子打消了几千年来国人皆有的“道德约束”，只要能够致富，谁都可以为所欲为。

　　这里不能不说一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中国历朝历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承袭了这样一种文化传统。那就是以伦理规范为主，以法律制裁为辅。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基本遵循就是按照几千年形成的伦理规范，很少有人考虑这是不是违反了哪条法律。只有对于那些“不自觉”的人，才要进行法律制裁。

　　与我国文化传统相反，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竞争，“自由”在其现代政治价值观中占有首要位置。要使竞争有序进行，就必须建立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建立确保“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有序进行的法律体系。所以，在西方人心目中，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取舍的根本依据是是否违法。只要不违反法律，无论对其他人造成何种影响和损害，都是不予考虑的。这就是常常以现代文明代表自居的西方为何能够制定出那么多幼稚可笑的法律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制定法律的动力主要来自以特殊个例为防范对象，自然永远都有制定不完的法律，永远都有的法律漏洞。这是西方文化环境下必然的逻辑走向。比如，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就规定有禁止赤脚上街走路，除非花5美元申请特许；不能从旅馆的二层射杀水牛；站着喝啤酒不能超过三口等等；佛罗里达州严禁穿泳衣喝酒，未婚女子不准在星期天跳伞，等等；在迈阿密州禁止骑不带喇叭的自行车，可同时又禁止骑自行车按喇叭等等，以致使美国成了大家公认的荒诞法律的“制造”中心。

　　所以，对于人们的行为准则，西方强调的是“法律约束”，中国则强调“道德约束”。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历经长时期的法律建设，正在日益完善；而中国由于文化传统使然，法律体系建设不可能放在比道德约束更重要的地位，当然也就难以很快适应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投机钻营、尔虞我诈等复杂情况。在社会主义和新价值体系缺失情况下，盲目呼吁更新观念，就容易让人们放弃几千年形成的道德约束，从事没有道德底线的“竞争”。当然，结果也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不仅给我们的党风、政风带来严重损害，而且怂恿、造就了一批厚颜无耻的贪官污吏，甚至推动了社会性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失范，并最终形成了弥漫于社会各个层面的腐败文化环境。在最近国际上对“中国制造”大加讨伐的时候，美国《商业周刊》网站2007年8月17日发表了里克·施瓦茨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德鲁克给中国的提醒”。作者的有感而发，可谓一语中的：中国制造的最危险的东西既不是刷含铅油漆的玩具车，也不是磁铁脱落的洋娃娃和蝙蝠侠玩偶，而是迅速蔓延的重利轻义的资本主义风气。

　　放弃道德约束的发展观，不仅严重扭曲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严重毒化了我们的社会风气，而且最终也销蚀着我们的政权本身。在我们党内和各级政府机关，意志上的退化，文风、政风的庸俗，也已举目皆是。

　　反腐败是全国民众十分关注的大问题。从各种传媒、从各种艺术作品中，反腐败的报道、作品几乎每天都有，中央反腐力度也一天比一天大，但为何越反腐败越猖獗呢？我看，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腐败文化环境。君不见，人人都对腐败现象咬牙切齿，但轮到自己办事情那个又不是用的腐败办法呢？从假水泥假钢材到假农药假种子，从假烟假酒假奶粉到毒瓜子毒大米泔水油，从洗衣粉馒头到加“吊白块”米线，从假发票假年龄假学历到假执法假评估假政绩……从官员到商人，从学者到农民，做假害人之风已弥漫到我们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中央电视台《质量报告》栏目所列举的触目惊心的制造假冒伪劣的经济活动，人们一时见怪不怪，只要自己不上当就行。那些生产害人的伪劣产品的人，大多是那些没有权势的弱者，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他们既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又是道德沦丧的推波助澜者。河南不是就有整个村庄制造假药，安徽有整个村庄经营职业乞丐，湖南整个村庄操练假学历么？道德约束群体，法律制裁特例。当社会道德彻底沦丧以后，法律就会变得相当脆弱。问题在于，在一个社会道德普遍沦丧的国度，实现民族复兴岂不是一句空话？

　　腐败的社会环境，颠倒了正常的处事准则：堂堂正正的事通过歪门邪道去办，歪门邪道的事可以堂堂正正地办。甚至说，只要有了钱，没有办不成的事。面对晚清的腐败不堪，大思想家龚自珍曾经哀叹：“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大呼：“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临头了！”现在的中国政治社会状况如何呢？

　　上述问题的出现，根本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发展指导思想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胡锦涛同志的报告郑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这就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明确了灵魂与方向。

　　三、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与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民主划清了界限，确保了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今年第十六期《求是》杂志刊登了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学习胡锦涛同志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的文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文章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很长的历程。在已经走过的路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风平浪静的。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一有机会就想改变航向，把中国引向别的道路。干扰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篇文章击中了这个问题的要害。多年来，有一部分人一直试图扭转我国的政治走向。他们在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思想和法律体系“改造”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通过对“民主”概念的偷梁换柱，使“民主”完完全全地由人民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概念，变成了扼杀人民根本权利的利剑，既摒除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法律体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又剥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包括司法事务在内的国家事务的宪法权利，为西方“西化”、“分化”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法律条件。

　　多年来，这些政治精英们最能蛊惑人心、玩弄得最为娴熟的概念莫过于“民主”了。而究竟“民主”为何物？它的本义是什么？西方的“民主”与它的本义是何种关系？这些人从来没有向人民明明白白说清楚过。

　　说到“民主”，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代议制民主”、“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民主”、“人民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社会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权威性民主”、“极权民主”，还有“民主的专制”……真是形形色色，眼花缭乱。要给“民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确非易事。然而，它毕竟还是有一个本义，有其本来的内涵。那就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作为一种政体，就是指由人民执政。到了18世纪，卢梭又进一步赋予它“人民最高主权”的概念，即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来自平民百姓或“多数人”。

　　然而，“民主”在西方的实践状况如何呢？我们看到的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形：现代“民主”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认为“人民完全不适合”讨论“国家大事”，“民主”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人民“选择其代表”。然而，哪些人能够在这种普选中脱颖而出呢？那就要看你的经济实力了。要在竞选中胜出，必须建立庞大的竞选班子，为你出谋划策，为你组织各种各样的竞选活动，这都必须以金钱为前提。以美国大选为例，1940年竞选费用为3500万美元，1980年已达8亿多美元，2000年又攀升到了30亿美元，2004年达到了40亿美元的制高点。而没有总统选举的2006年，仅一次中期选举竞选经费就高达26亿美元。仅这些花费，就把老百姓完完全全地摒除在了“参政”之外。那些政客们就拿得起吗？同样拿不起。这些经费只能由那些谋求从执政者那里获取好处的不同的垄断资本集团来出。你用我的钱当了总统，那就必须代表我们的利益要求。而这个要求就是通过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各种政策、作出重大决策，来保证他们“弱肉强食”痛快淋漓的进行。

　　对于西方现代“民主”的实质，西方那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倒比我们的政治精英要坦白得多——

　　英国思想家密尔指出，（真正的）“民主”内涵着“多数人的暴政”的危险，必须保障少数人的利益。
　　法国政治学家吉·赫尔梅在《民主的边界》中指出，西方现代“民主”并不是“人民”在做“主”，而是“各种精英在抵抗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

　　所以，打着卢梭“民主”的旗帜，假普选之手，在“人民最高主权”的名义下，赋予政府合法性，然后通过“自由”与“法治”，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确保“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这才是西方政治家经常津津乐道、并用来指责、教训他人的“民主”的本质。

　　人民的基本状况是由人民的主体来体现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样也是由人民的构成主体来体现的。在我国，人民的这个构成主体，不是哪些人可以随意指定的哪一部分，也不是什么新的社会阶层。它只能是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都是依附于工人阶级的社会阶层。在一个国家，看它是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决定国家事务的程度与力度。而这个程度与力度的体现，就是其代表在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比重、地位与利益诉求被重视程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根本方式。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近些年来，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呈步步下降趋势。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中，工农代表占51%，第五届为47%，第六届为29％，第七届为23％，第八届为21％，第九届为19％，到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在2985名代表中，工人农民551名，仅占18.5%。这不仅与工人、农民在社会各阶层中所占比重根本不成比例，而且其中真正的工农代表实际上寥寥无几，其代表名额相当一部分被党政官员、各种精英、富豪人群所顶替或挤占。

　　所以，在怎样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建设怎样的民主政治，尽管内容五花八门，但在本质上，则一直存在着是走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尖锐斗争。胡锦涛同志报告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这实际上是向世人郑重声明，“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共产党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与实施者。同时也抓住了当前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本质与核心。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其中，尤其是“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更是石破天惊，为逐步解决农民代表与农民人口比重严重失调，农民意愿不能充分表达问题提出了根本原则。

　　四、报告对过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给以了充分关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切实加以防范。

　　这一点也是十分明确的。

　　比如所有制结构和工人阶级地位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劳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由于缺乏经验走过一些弯路，但在旧中国一穷二白和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基础上，以平均每年增长7.4%的速度，较快地建立起我国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在世界上一亿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明显地居于发展的领先地位，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进一步加快。从1979年到2006年，平均每年增长9.7%。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0.94万亿元，居世界各国的第4位。我国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成就应当充分肯定，同时也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全国人民视为命根子的“根本依托”却出现了问题。据测算，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经过近十来年的剧烈变化，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大变化，对国家来说，是加重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削弱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则是直接引起劳动者在企业地位的根本性变化，重新成了任由私营企业主挑选的劳动力商品。

　　由于工人阶级企业主人地位的丧失，同一地区同样工种，在国企与在私企相比，且不说政治地位，即使劳动强度和工资待遇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据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9年公布的调查材料，直接生产工人周工时超过法定40小时的占45％，超过51小时的占17％。山东青岛市一家电子有限公司开工一年多，每月人均加班100小时。一家针织有限公司强迫工人连续加班3天3夜，许多工人晕倒在工作台边。有材料说明：“私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是国有企业的1.2倍。”而实际工资和福利待遇也要相差两三倍以上。据国家有关资料，目前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仅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5%到6%，不到发达国家的3%。这些私营企业主，宁可让国际上通过“反倾销”加大进口关税制裁、宁可让国际劳工组织进行抵制，也不愿拿出一少部分利润增长工人的工资。这既是国有企业难以同私营企业平等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又是这些私营企业为何能够实现快速积累的重要途径。2007年4月9日，新华社一则“一项4000户入户调查显示:上海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的消息就很能反映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与尴尬。

　　对于这个问题，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重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在国企改制过程中“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等等所谓“改革代价论”，澄清了许多同志一系列糊涂观念。同时再次明确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也彻底否定了厉以宁“国企改革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的歪理邪说。（厉以宁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他认为：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引进外资和拉动经济增长问题。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现象就是，国际资本对我国的产业控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快速升高。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为70％。目前更是达到了80％，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这个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知道世界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为17％。这不仅引起国内资源供应紧张、贸易摩擦频发等显性弊端，而且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价格一路走低。譬如，化纤印染布每米出口毛利润以由加入WTO之处的0.11元下降到了0.03元。

　　国际垄断资本还特别用心收购我国国有经济，达到控制我国经济命脉的目的。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先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再到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企业。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垄断与控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时卫干在其“外资角色再审视：28个主要产业中21个外资控制”一文中介绍，据统计，2005年，国内并购案创记录地达到1251宗，数量上，外资占比在10%以上，而且外资的收购标的额，平均高出内资收购的50%。一般而言，外资收购中国企业，坚持着“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的“三必须”原则。从行业上看，银行、保险、电信、汽车、物流、零售、机械制造、能源、钢铁、IT、网络、房地产等，凡此种种，这些热门行业都已经有外资进入。并购方阵营中，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最多，占比超过30%，欧盟企业次之，约占27%，其余来自东盟和日本等。

　　对于这个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比如我们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首先看看我们的能源消耗。高速度、高耗能、高污染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1979-2006年GDP年均增长9.7%，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出经合组织30个国家平均值的20%，资源供应紧张，所需石油约50%依靠进口。据李忠海《实施标准战略，规范和突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一文，我国万元GDP的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万元GDP的能耗为2.68吨标准煤，是发达国家水平的3－11倍。

　　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7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2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40%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

　　再看看我们资源的贱卖。稀土是中国具有战略优势的资源之一。近15年来，中国的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稀土价格却下降了36%，国内有关矿产企业的利润普遍只有1%～5%。也就是说尽管出口量大，我国稀土行业却陷入了“卖得越多，赚得越少”，甚至还出现过“不卖不赔，越卖越亏”的局面。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包头的稀土矿占世界稀土矿的90%，一度成为国人的骄傲，但是经过近些年的盲目扩大生产及国外发现新矿藏后，我国的稀土资源仅占世界稀土总储藏量的30.7%，稀土资源的优势正在迅速减弱。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由于稀有金属具有的巨大价值，加上我国稀土产品出口价格低廉，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大量进口我国稀土产品加以囤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矿的国家实行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我国进口作为战略储备。

　　由于缺乏战略层面的规划和调控，中国焦炭企业同样面临着产业重复建设、市场供过于求、环境日益恶化、国际市场缺失定价权的不利局面。2004年，中国与欧盟就焦炭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焦炭出口价每吨将下降200美元左右。此后，国际市场焦炭价格开始大幅下滑，从2004年5月份的每吨440美元，直线下跌到8月份的每吨200多美元。2005年，我国出口焦炭1276万吨，出口平均单价为每吨183美元，相比2004年又下降30%。

　　再看看我们的生存环境。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大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02年的10月间增加了33%。大约20%的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地区，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情况危急。过去几年里，有75%的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平均每年有20个天然湖泊消亡，近一千个湖泊因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正在逐步消亡。我国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16个。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估计，我国平均每年因大气污染而早亡75万人。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换来的仅仅是10%的微薄工资，而80%—90%的利润则为外资拿走。2006年2月11日《参考消息》引外电消息：我国商业部研究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

　　国际垄断资本不但通过把制造业的末端在我国大集合，消耗我们的能源，污染我们的空气，而且还直接向我国出口垃圾。据新华社《参考消息》报道，全世界70%的有毒垃圾都运进了中国，垃圾已成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商品之一，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仅英国每年倒在中国的垃圾就超过二百多万吨。汕头大学研究报告指出，南方垃圾进口地区的中国孩子有80%铅中毒，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经合组织测算，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损失占GDP的13%（另据媒体报道，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GDP的3%到8%，草原、湿地、森林、土壤侵蚀等生态破坏约占GDP的6%-7%）。

　　对于这个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加强“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切实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比如金融机构引进外国所谓战略投资者问题。我们国内银行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据有关专家计算，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1.7万亿元。2007年7月，在有关专家一再提醒、国家有关部门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汇投”公司董事长力排众议、拍一次板就购买已经引起美国乃至国际恐慌的美国资产毒垃圾1000亿美元。现在，我们手中握有的“资产毒垃圾”已高达2000多亿美元。这2000多亿美元合16000亿人民币，摊到全国13亿人头上，每人合1200元，相当于庚子赔款全国人均负担一两银子的12倍（现一盎司约旧制一两，一盎司白银约合人民币100元）。

　　所以，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提出，要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胡锦涛同志这个要求决不是无的放矢，随便说说，而是击中了当前金融改革的要害。

　　其他方方面面，比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等等，也都有许许多多新的提法与要求，无一不是针对当前发展所必需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