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发展

刘凤义[1]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   300071）

摘要：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以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关系变化为主线，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变及企业内部关系演进。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企业理论的新发展主要包括对股份公司组织形式和内部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对垄断组织的资本性质及企业边界等问题的阐释；对战后现代公司（即跨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实现形式的深入分析等等。论文认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企业经济关系的分析比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更具解释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   股份公司   垄断组织   跨国公司

引言

企业理论是现代经济学中的重要分支，也是近几年我国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然而，很多人提起企业理论言必称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主义者，似乎他们才是企业理论的真正代表。不可否认，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相比，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具有进步性，他们使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回归到对人与人的关系研究上来。但必须指出的是，新制度主义者仍然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抽象调社会生产关系，在自由契约的前提下，来研究企业性质和企业内部关系的，如产权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等等，这些理论在企业管理层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无法以企业为载体，揭示特定社会的制度结构和经济关系。比如，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能够做出的解释就是私有产权最有效率、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是“经济人”，因此改革方案只有私有化。但对私有化这种所有制变革带来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后果，则避而不谈，其实是他们也无能为力。再比如，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问题，按照新制度企业理论的观点，企业就是自由契约的产物，劳资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企业内部本身就是平等、自由、和谐的劳动关系，如果是有矛盾，也无非是“经济人”之间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因此，这种冲突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他们显然回避了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的本质区别，因为在私有制企业中，劳动关系本质上就是劳资关系，劳资双方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本所有者通常在劳资关系中起主导地位；而在公有制企业中，劳动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关系平等基础上的，企业内部不存在劳资对立，只存在劳动者之间分工的差异性。这两种性质的企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思路显然是不一样，但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对此无法作出分析，因为他们的企业理论回避了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

面对我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能够做出很好的解释。当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来解释现实，首先必须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最先是由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阐述的，对此，我国理论界已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挖掘。但理论界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发展，则少有系统的归纳和梳理，本文在此试图做这方面的工作，[2]以期为我们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抛砖引玉。

    一、股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希法亭、列宁和布哈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进一步推进了企业理论的发展。[3]

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首先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进行深入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希法亭，正如斯威齐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公司的学说，在鲁道夫·希法亭1910年发表的重要著作《金融资本论》中，得到阐明和发展。”[4]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布鲁厄也指出：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对股份公司有过论述，“但希法亭对股份公司的论述确实是对这一重要主题第一次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5]

希法亭首先批判主流经济学对股份公司的描述，他指出：“迄今为止的经济学，主要仅仅从组织形式的区别和由此直接产生的结果中来寻求个人企业和股份公司之间的区别。它指出两种企业形式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时而把主观因素（经营者的直接利利益和责任的大小，企业控制难易），时而把客观因素（资本筹措的难易、积累力量的大小），作为区别的标志加以强调。但是它却忽略了对两种企业形式的基本的经济区别的研究，尽管这种区别对理解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理解股份公司的胜利及这种胜利的原因，就根本不能理解这种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6]

他认为要对股份公司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中信用的作用的天才概述（可惜，他没有详加论述）中，把股份公司的形成理解为信用的结果”。[7]并在这一基础上分析了股份公司的资本集中功能，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变化的特征。循着马克思的方法，希法亭进一步强调从资本的经济功能（资本职能）的演变过程来研究股份公司的产生、经济实质。他从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入手，通过对资本循环中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运动及职能演变，剖析了股份公司的经济特征。

1、股份公司不仅是一种资本集中方式，而且是一种控制力的体现

股份公司是资本家投入资本而建立的，因此，每个资本家的表决权或支配权力自然也是依据他所付的资本量。一般说来，为了保持完全的支配权力，只需要他的一半资本，在实践中，足以控制股份公司的资本额通常还要小，只是资本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甚至比这个数目还小：而股份公司的控制者却支配别人的资本，就像他支配自己的资本一样。现实中，股份公司并非是单一的公司，而是金字塔式的公司，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组织结构，从经济意义上看，与股份资本的控制力直接相关。“随着股份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技术，它的任务是以尽可能的自有资本保证对尽可能大的他人资本的控制。”[8]资本权力的控制最终集中在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少数人集团中，他们通过自资本的力量或作为他人资本的力量的代表，构成了股份公司的高层领导。从股份公司产生的实际过程来看，信用制度、金融交易技术和制度、银行作用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法亭才指出：“因此，股份公司在它创建的时候，并不诉诸于执行职能的和有执行职能能力的资本家（他们必须把所有权职能和企业家职能结合在一起）的相对狭小的阶层。它从一开始就同这种个人的性质无关，而且只要它还存在就仍然如此。”[9]希法亭的这一结论批判了那种把股份制度看作是企业家个人能力的产物，或者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的超历史的观点。

2、股份资本内部经济关系的特点

希法亭通过个人企业与股份制企业的对比，指出股份制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与个人企业面对市场的决策的差别。他认为这种差别首先不是来自个人能力或理性程度，而是来自客观经济条件。对于一个个人企业来说，因为其资本规模有限，市场上利润减少，他就会考虑收回资本，否则他的利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失去经营手段。但对于股份公司来说则不同，他们容易在市场上筹集到资本，所以，在公司管理层中管理者的努力程度不像个人企业那么高，因为他们有经济实力，即使经营利润下滑，也不至于马上面临生存危险。个人企业一旦经营不利，个人资本减少，马上面临破产危险，这种约束是强制性的；但股份公司则不同，他们虽然也有市场的约束和强制，但只要纯利润减少，而没有消失，就可以继续存续。正是因为股份公司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为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提供了经济基础。试想，如果股份公司中的经营者或管理者像个人企业一样，没有很好的退出机制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企业自身自然就无法承担经营管理层的很高的管理成本。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股份公司的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才会在利益分割上产生矛盾。“对股份公司的管理者来说，所有对尽可能大和尽可能快地谋取利润的关心，在每个资本家心灵中潜伏着掠夺式经营的冲动，达到一定程度时，便退居到经营所提出的纯粹的技术要求之后了。”但作为经营者，为了业绩，“他们比私人企业家更为热心地装备企业，使陈旧的设备现代化，为征服新的领域进行竞争而不顾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使股东遭受的牺牲。在管理他人资本时，表现出精明强干、合情合理以及不作个人考虑的特点。”[10]在希法亭这里，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显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经济人”行为假设的结果。也不是每个“经济人”都必然在经济活动中存在偷懒的动机。

希法亭指出：股份公司的内在机制造成一种假象，就是似乎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雇员只要努力，就能上升为资本家阶层，股份制度的发展“使管理权同所有权相分离，使管理成为具有较高报酬的雇佣劳动者和雇员的特殊职能。同时，较高的职位变成势力强大和报酬优厚的职位，谋取这种职位的可能性似乎对所有雇员都是敞开的。对发迹的关心，对晋升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任何等级制度中都会产生)，在每个雇员身上苏醒过来，战胜了他们的休戚与共的感情。”[11]所以，雇员最初仅仅看到这种利益的和谐一致。但产业和银行结成大的垄断组织，资本的控制力加强，它使雇员处境进一步恶化，雇员试图通过自由流动、升迁，改善自己的地位越来越困难，表面上的自由契约变成一纸空文，而围绕劳动契约进行的斗争则成为劳资关系的主题。希法亭把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个别工厂主同各个工人相对立；第二个阶段，个别工厂主同工人组织进行斗争；第三个阶段，企业家组织联合起来同工人组织相对立。工会类似于组成劳动力供给的卡特尔，他们试图通过对劳动力供给价格的垄断，提高工资。

3、关于股份资本与所有制的关系

在对股份制企业内部关系做了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希法亭进一步指出了股份制经济的实质：“随着股份制的扩大，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越来越成为这样一种有限制的所有制，它只给资本家一种简单的剩余价值的要求权，而不允许他对生产进程进行决定性的干预。但是，这种限制同时也使巨额股票所有者对少量股票所有者施行无限制的统治。于是，极大数量的小资本家的所有制越来越受到限制，对生产的无限支配权被取消了，生产支配者的范围日益狭小。资本家们形成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大多数人对管理是不容置喙的。对生产资本的实际支配权，落到那些实际上只付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的人的手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不再作为个人而存在，而是他们形成一个公司，从公司那里，个人只有对收益的相应部分的要求权。”[12]

在交易所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其纯粹的形式上表现为收益证书；剥削关系，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令人不解地转化为收益证书。所有制不再表现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是成为似乎同某种活动完全无关的收益凭证。所有制脱离开任何对生产、对使用价值的关系。任何财产的价值似乎都是由收益的价值决定的，是一种纯粹量的关系。数就是一切，物什么也不是。只有数才是现实的东西，而因为现实的东西不是数，所以相互联系就比毕达哥拉斯派的信念更为神秘了。一切财产都是资本；非财产，债务，像任何国债所证明的那样，同样也是资本。一切资本都相等，都体现在在交易所上下波动的印刷纸片上。实际的价值形成，是一个完全脱离所有者的领域并以极其神秘的方式决定他们的财产的过程。

财产的大小似乎同劳动没有什么关系；劳动和资本收益的直接联系，在利润率概念中已经被掩盖，在利息率概念中则完全被掩盖。一切资本向带来虚拟资本形式的生息资本的表面转化，完全抹杀了对联系的任何认识。把不断变动并且实际上能脱离直接的生产过程而变动的利息同劳动联系起来，似乎是荒谬的。利息表现为资本财产本身的结果，表现为具有生产力天赋的资本的果实，“‘财产价值’(一个荒诞的范畴)随利息而变动，这种价值也像未来一样，显现为神秘的和不确定的。似乎是单纯的时间过程产生利润，庞巴维克就是根据这种假象创立了他的资本利息理论。” [13] 由此可见，股份资本的发达形式，使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神秘化，一方面，资本社会化程度在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似乎与价值增殖没有必然联系；另一方面，资本的经济控制力在加强，少量集中的资本可以控制大量分散的资本。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虽然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产权关系，但却不研究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因为在英文单词中“所有制”与“所有权”同一个词，即“Property”，所以，我国在翻译新制度经济学文献时，有时把“Property”翻译成“所有制”，其实是不准确的。本文认为在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应该翻译成“所有权”，即已经赋予法律意义上的经济权利，它的权项的集合构成“产权”概念，即“Property rights”或“the right of property”，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制度（Institutions）是上层建筑层面的内容，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制”理论。

二、垄断组织的资本性质及企业边界

1.垄断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理论

希法亭时代，垄断组织已经产生，因此，对垄断组织问题进行研究，就成为经济学面临的新任务。在这个领域，除了希法亭，列宁、布哈林、拉法格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做了自己的贡献。

（1）资本主义企业联合的经济动因。布哈林曾明确指出：“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过程，是资本积聚和集中过程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延续。”垄断形成的主要条件是生产集中，一般说，生产力越发达，垄断组织的力量就越强。在垄断形成方面，“股份公司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大大促进了对生产的投资，从而建立起规模空前的巨大企业。所以，在卡特尔运动中领先的，正是在世界市场上突飞猛进、名列前茅的两个国家——美国和德国，这是很自然的。”[14]企业联合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具体原因则不同，希法亭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是生产领域里阻止利润率下降。垄断组织是否形成，与经济发展态势、竞争中的利益协调密切相关。同一部门内部，在经济高涨时期，需求大于供给，企业之间通过联合抬高价格，这种情况下，企业之间容易联合；相反，经济萧条时，供给大于需求，每个企业力求自己生存和发展，每个人都无情地进行反对其他人的活动。不同部门之间，产业部门间的利润率的不均衡，也会导致联合的出现，或者说，通过联合企业来克服这种利润率的差别。联合的根本动因是利润率差别，联合的方式主要有：向上联合，例如轧钢厂将高炉和煤矿并入自身；向下游联合，例如煤矿购进高炉和轧钢厂；混合联合，例如钢厂将煤矿和轧钢厂并入自身。希法亭认为，“概括来说，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盈利价差的生产部门将盈利较多的生产部门并入自身之中。”[15]

另一方面是在流通领域里减少流通费用，用现代企业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降低交易费用。在流通领域里联合企业的出现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合表明，在分散和独立企业的其况下，商业可以帮助产业资本家完成流通过程。但在联合的企业情况下，“在涉及同种商品（批量商品）的巨大集中的企业以及在一个企业的生产满足另一个企业需要的场合，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商业变成多余的了。商人及其利润可以被消除，并且商人也实际因这些企业实行联合之而被消除了。商业利润的这种消除是联合制的固有特点，它与同类企业的联合不同，在那里，当然不存在商业关系。”[16]当然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之间的联合就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交易关系。

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对企业边界问题的认识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是心理主义者，他们往往从主观上寻求对问题解释。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从生产角度解释问题，所以，他们往往把问题归结为客观因素。同样道理，对企业问题的解释也是如此。新制度主义者试图把企业的联合、兼并归结为交易费用；而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归结为客观经济规律——生产和交换的规律。

（2）资本主义企业联合的组织形式。企业联合的组织形式可以有不同分类，希法亭主要从利益共同体和兼并的角度对企业联合的组织形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垄断的利益共同体是卡特尔形式，而垄断的兼并形式则是托拉斯。希法亭把卡特尔、托拉斯看作当时的现代企业，而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当作是古典企业。卡特尔组织松散，个别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破坏或逃避卡特尔的约束。但企业脱离卡特尔，必须要有自己的顾客群。为了从顾客群方面控制破坏卡特尔的行为，就产生了创新的组织形式：辛迪加。辛迪加对投机商人是一种束缚，它限制了投机者的自由。因为它必须按着辛迪加规定的价格从事交易活动。“消除商人投机的一个手段是签订长期合同。例如，煤炭辛迪加总是不变地确定它一整年的价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偏离这个‘基本规定’。”[17]

  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费用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对对市场的替代，与之相适应，企业规模扩大就会限制分工与交易。这一结论显然与事实不符，结果招来了众多批判。其实，新制度主义者的问题出在了没有区别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而这一区分恰恰是马克思最早阐释的[18]。希法亭坚持马克思的方法，把企业联合划分为同质联合和异质联合，兼并或利益共同体的结合发生在同一领域内，称作同质联合。如同在工业领域联合、同在商业领域联合。而不同领域的联合，如商业与银行的联合，工业与商业的联合，称之为“异质联合”。联合对社会分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会加快社会分工；相反，企业内部交易增加会使社会分工受到限制，但会使企业内部分工精细化。从经济意义上看，不是所有的联合都对分工和技术有好处，如卡特尔、辛迪加等组织形式，仅仅是由纯粹经济上的好处而产生的；但有些联合则是为了获得技术上的好处，或者为了垄断技术，或者为了创新技术。希法亭实际上已经把产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区别考察企业联合问题，我们今天所概括的福特生产方式、丰田生产方式，都是从企业内部分工角度看的；而我们所说的电力时代、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则是从产业分工角度说的。这些解释比后来单纯的交易费用理论显然要深刻得多。

 （3）企业形成的经济边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研究垄断组织的边界问题。布哈林比科斯更早地提出了企业边界问题，只不过他们两个人提出问题的角度正好相反：科斯是针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大工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大工厂能够运行的很好，按照新古典理论这些工厂是不能运行的；而布哈林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帝国主义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竞争的表现，因此，这种竞争一旦消除，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也就消除了，那些独立的“民族的”集团的资本就转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组织——一个与世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全世界托拉斯。“如果抽象地从理论上谈问题，这样的托拉斯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因为一般来说，卡特尔在经济上是没有边界的。”[19]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还有边界的呢？布哈林运用希法亭方法论证了这一问题。

  从经济方面看，垄断组织的边界在于控制垄断价格。当经济处于景气时期，垄断组织的形成规模在于控制购买和销售价格，使价格不要下跌；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垄断组织的规模在于控制价格不要上升过快，以保证企业利润。由于垄断组织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所以，垄断组织的边界是不确定的，用希法亭的话说：“关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适合于一切生产部门的一般答案。”[20]布哈林则进一步强调社会与政上因素的影响。他认为从经济政策角度看，即使在经济条件相差不多的国家之间，国际贸易要涉及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实力强的国家为它的工业争取最有利的贸易条件，帮助它的金融资本垄断销售市场、原料市场、特别是投资范围。“所以，很容易理解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估计世界市场上斗争的条件时，不仅要考虑斗争的纯经济条件，而且要考虑有关国家的经济政策。”[21] 这种对垄断组织边界的认识对我们今天理解跨国公司的边界问题，仍然具有启发性。

   2.金融资本及其经济性质

  希法亭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组织考察一个重要贡献是对资本性质变化的研究，这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金融资本”理论上。

  金融资本是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的结合。希法亭指出：由于卡特尔化，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密切程度与产业资本本身的强大程度有关，也与股票市场的发达程度有关。在同一时期，英国产业资本对银行的依赖比德国要小，因为英国通过购买股票，存款不断地流向产业投资领域，不需要银行来作为融资的主渠道。随着资本主义及其信用组织的发展，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也加强。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企业规模的扩大，使产业资本家越来越依赖银行让别人的资本来执行自己产业资本的职能；银行也要把用于投机信用的资本变成产业资本，以支付稳定利息，于是，“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也可以说“归银行支配的和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22]资本本身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上变为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金融资本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产业的垄断化而达到它的顶点。其本质是银行资本投入产业资本。“很清楚，随着财产的日益集中，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与控制产业的资本所有者，越来越合而为一。”所以，“随着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金融资本达到了它的权力的顶峰，而商业资本去经历了最严重的衰落。”[23]

列宁批判地吸收了希法亭、布哈林关于垄断组织理论和金融资本理论，指出竞争导致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垄断的业资本与垄断的行资本相结合而成为金融资本，银行成为万能的垄断者，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通过经济上的“参与制”和政治上的“个人结合”，控制着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值得指出的是，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是以当时的德国垄断经济发展为例进行的考察，所以，他所描述的金融资本的特征主要是针对德国的经济现实作出的，而对于美国等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完全适合，这也正是后来的马克思思主义者如巴兰、斯威齐、明兹等要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的原因之所在。然而，不管怎样，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布鲁厄指出的：希法亭用他的金融资本概念概括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变的重要特征，这无疑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词汇最有名的贡献。马克思分析了划分为三个部分的资本：产业资本(生产性企业，包括资本主义农业企业)，银行资本(银行和同样经营货币资本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商业资本(商人资本；买卖商品，而不是生产商品)。而希法亭则认为，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分离，这是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不存在，金融资本才更能反映这一时代的特征。[24]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研究垄断组织问题，而这一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沉浸在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之中。直到20世纪30年代，垄断组织的发展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日趋下降，他们才意识到研究垄断问题，于是在1933出现了琼·罗滨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把垄断引入了对市场经济学分析中，但在企业理论上仍毫无建树。

  三、战后现代公司理论的发展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二战前，兴起于二战后，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企业进行理论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巴兰、斯威齐、明兹、布雷弗曼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以美国企业为例进行考察的，下面就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梳理。

1.资本存在形式从金融资本转向了“集体资本”

  二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使得希法亭等人所使用的“金融资本”概念已经不能反映企业资本的组织特征。巴兰和斯威齐在他们著名的《垄断资本》一书中指出：恩格斯对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垄断现象有评论，但“他不曾企图把垄断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希法亭虽然十分重视垄断，但他认为垄断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量”的方面产生影响。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这样的理论阐释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就研究企业问题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是：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巨型企业的资本不是以银行资本控制为主要形式的金融资本，而是企业自有资本积累为基础的产业资本的控制。对此，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明兹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希法亭所讲的“金融资本”不再是垄断资本的基本形式。“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和工业垄断混合生成的资本……银行垄断获得了借助规模和作用空前庞大的信用来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可能性。”[25]但二战后的金融资本已不再像20世纪初到1929年年代那样占统治地位。明兹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企业资本结构为例指出：美国企业已经不像是金融资本阶段那样依赖金融机构，企业自筹资金（利用利润投资）超过了股票筹集资本和利用银行贷款筹集资本。美国“利润在所有工业公司的全部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将近50％。在许多公司中，如同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投资利润比重甚至超过全部资本的一般还多，而有实则超过80％。”他同时还列举了100家瑞典企业的财务状况，这些企业在1961年全部投资中约74％是通过自筹资金来弥补的，外部资金所占的比重相当小，仅为10％左右；发行新股票的收入约占16％。[26]由此，明兹得出结论：现代资本主义巨型企业越来越摆脱金融机构的控制，“在美国，不是银行控制工业企业，相反，“存在这样的跨国公司，它们在自己的世界体系中增殖那么多的资金，以至它们本身就成为自己的银行家。”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的作用扩大，因为这些公司本身就是工业资本日益发展的核心力量。”[27]

   那么，金融资本之后的资本组织形式被称为什么资本？巴兰、斯威齐和明兹都没有具体概念，在巴兰他们那里称之为“巨型公司”的垄断资本；而明兹则称之为资本主义“集体资本”。相对于内容本身来说，概念本身的变化也需要次要一些。明兹之所以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巨型资本称之为“集体资本”，体现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组织形式变化的认识。

   在明兹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发生了重要变化，资本主义完成了从个人所有制向机构所有制的转变。其基本变化是股权分散在股票持有者之间（但实际领导权还是属于经营管理者）的这种公司作用日趋明显。这种公司分两类：一类是一群股东控制公司，他们掌握多数股票或所谓的股票控制额；所有权分散的公司，即任何一个股东或股东群都不掌握股票控制额。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如个人业主主企业、集体资本主义股份制、分散的资本主义股份制、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等等。这其中，并不是所有的资本组织形式都决定社会的经济性质，而是占统治地位的垄断组织形式决定社会经济的性质，据此，明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性质是由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决定的，即“由此可将股权分散的公司所有制称为私人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而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可分为私人所有制和全阶级所有制。”[28]这一过程是伴随股权分散化产生和演变的，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利益集团化的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的过程。

实际上，明兹所谓的资本主义集体资本的性质就是巴兰、斯威齐所说的“公司所有制”或“机构所有制”，它一方面表明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组织形式已经不是由个人或家族控制，而是通过股份公司在社会范围内筹集资本；另一方面也表明，现代巨型公司的资本以自有资本为主，而不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更加依赖金融机构的资本。所以，巴兰和斯威齐认为现代巨型公司特征有三个：第一，公司控制权掌握在经理部门，即董事会加主要行政人员手中。第二，经理部门控制。经理部门是一个内部循环的利益集团。他们并不是股东的产物，而是经理内部培养或从其他较小公司选拔而来。第三，财务独立。每个公司都企图通过内部资金的形成来达到独立，资金处于经理部门的控制之下。当然，与之相适应，企业内部的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 

    2.现代公司内部关系的变化

    （1）现代公司行为模式的变化与“公司灵魂”说。明兹、巴兰、斯威齐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同意伯利、米恩斯所提出的现代公司出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这一事实，他们也认为钱德勒所描述的“经理的革命”这一现象客观存在。因此，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大公司的控制权在公司内部，而不是股东手里。股东要想发言，必须进入企业内部。基于这样的基础，公司的行为模式发生怎样的变化？

巴兰、斯威齐认为，正统理论认为公司的行为模式类似于企业家行为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些的理论中，现代公司只是古典企业家的一个放大了的翻版。而伯利、米恩斯的名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代公司代表着同个人企业家这种较老的形式在质上的决裂，从现代公司应当期望看到根本不同的行为方式。巴兰、斯威齐同意伯利和米恩斯的观点，他们认为现代公司不再追求投资最大收益的所有者的代理人了，它把自己看作是对股东、雇员、顾客、一般公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公司是“有灵魂的公司”。

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这个‘有灵魂的公司’学说的含义十分常深远的。事实是，如果接受了这个学说，全部传统的经济理论都必须放弃，”[29]因为没有最大化的假设，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什么用？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试图挽救这一惨剧，结果这一假设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救命稻草。巴兰、斯威齐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认为现代公司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命题上。相反，在他们看来，问题不是现代公司追求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模式与一个不现实的假设连在一起：他们认为企业家的决策有完全的知识，即企业家是无所不知的，这个假设自然是荒谬的，它远远不是一个有用的抽象。“商号（是个人企业家还是公司，并无差别）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对于变化着的情况只具备有限的知识。”“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只能是追求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实现的最大的利润增长。”[30]

在巴兰、斯威齐看来，现代公司有灵魂并不是他们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个目标是制度的产物，不是个人偏好的结果，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司必然是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现代公司行为不同于早期企业行为在于，它们在获得利润最大化后，确实感到有责任从事社会性活动，如慈善事业、对高等教育的捐助、美化自然环境等等。这种“公司灵魂”的实质是“它从资本家人道主义的垂死的躯体中逃离出来，现在移居到了资本主义公司中。对整个制度来说，灵魂性并无丝毫增长。”[31]

（2）公司管理者的行为模式。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他们的时代，公司由管理者而不是股东控制。公司经理人行为特征是关注工业过程的监督和调解，以“组织人”、“公司人”，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身份而自居，现代经理是职业经理，他们更现身于公司事业，而不是少数人的发财。按照今天现代企业理论的说法，大公司的经理部门形成了某种单独的、独立的或者是‘中立的’社会阶级。但巴兰和斯威齐则认为这一基本观念是错误的，经理阶层是有产阶级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一部分。所有的研究表明，它的成员主要是从阶级结构的中层和上层补充进来的，所以，经理们是大所有者中的一员，由于他们出的战略地位，他们的作用是充当所有大规模财产的保护人和发言人。他们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实际上凑成了有产阶级的领导阶层。经理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远远大于与大股东的冲突。这一点，在关于股息政策不同要求上有明显反映。一般说来，小股东倾向于高股息，而大股东则倾向于低股息，大企业财产。

同时，经理利益与大股东利益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别性。由于现代公司实现了两权分离，所以，正统经济学中有一种假设：认为经理的目标函数与大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即经理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大股东追求现金收入最大化。巴兰和斯威齐认为不是这样，其实，经理和大股东在追求目标函数上有一致的地方，既考虑企业价值，又考虑现金数量。而较高股息支付率的压力往往来自于小股东。现实中的股息政策，往往是经理部门、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妥协的结果。现实中，少数富人或家族企业倾向于采取最低的股息支付，而大量小股东的企业则倾向于高股息政策。现实中，经理部门和大股东往往联合形成一种利益集团，处于金字塔的顶端。

针对正统经济学把经理行为看作是“经济人”，巴兰和斯威齐认为这是一种依据心理学的假设，渗透十九世纪功利主义的思维方法，这种传统只会导致混乱和蒙昧主义。经济人形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高的成功形式在商业上的反映。所以，马克思认为经济人实际上资产者的形象。巴兰和斯威齐也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最高的商业形式是大公司。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青年人把成功定位在现身公司事业，提高自己的职位，追求公司高职位。经理在公司中追求名望、威信、荣誉等，因为个人形象与公司连在一起。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是个人心理原因，而是社会结构使然。公司经营者要使公司有社会地位、自己有社会地位，必须确定公司发展的规模，这些目标是以利润率为标准和基础的。利润尽管不是最后的目标，却是达到最后目标的手段。是公司成功的尺度，公司合理性的试金石。

巴兰和斯威齐针对经理人的行为，深刻地指出：公司经理人员是否追求薪金或个人收入最大化并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目标，因为现代企业的经营者是公司制度下的产物，他们只是公司目标的执行者，而公司目标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不是个人目标的产物。他们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比如一个职业棒球运动员，可能完全为了钱而打球，也可能完全出于兴趣而打球，但不管个人动机如何，只要到赛场，什么动机已经不重要。因为比赛的制度规则会使棒球运动员表现出为名次最好而奋斗。这是比赛的规则使然。否则，违背规则，他就会被罚下。在棒球运动中，动机变的无足轻重，除非动机有助于行动效率，而这时动机又和其他因素，诸如体力、智力、技巧、训练等一道发生作用。斯威齐和巴兰借用马克思的论述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是个人动机或人性，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欲望并非出自人性，而是它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制度的产物。”[32]由此可见，垄断阶段的资本家不是个别商人，而是公司。所以，商人自己干了什么，他对个人收入的态度，与制度运行无关，重要的是他在他的公司干了什么，对待公司收入的态度。个人资本家由公司资本家所代替，构成了资本家职能的制度化。对公司经理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巴兰、斯威齐引用杜邦公司总经理克劳福德·H·格林瓦尔特的话：“总经理职务的最好的类比，也许是交响乐的指挥，在他的手下，一百种左右高度专业化然而又极不相同的技巧变成了一种效能极高的单一的努力。”[33]这一说法实际上正是借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企业管理者的形象说法。

巴兰和斯威齐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提出这些理论的，而这些理论后来却成了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不过新制度学派的委托代理论的出现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而且他们的分析还是坚持“经济人”的那套逻辑，其理论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

3.现代公司劳动过程的变化

前文的分析表明，明兹、巴兰和斯威齐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主要是从资本的组织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经营者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但对现代企业的劳动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者的地位变化，并没有深入分析。正如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指出的：“我们特别意识到，像我们所使用的这种方法，结果是几乎完全忽视了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题目：劳动过程。”[34]20世纪70年代，布雷弗曼在理论上填补了这一空白，斯威齐在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的：“现在，我们在这本著作中终于看到为弥补上述的大部分缺陷而作出的严肃认真的努力，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完全成功的。这种努力‘试图系统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有的各种技术变化对工作性质和工人阶级的组成（与分化）所造成的影响’，”布雷弗曼“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到由于资本不停地扩大而造成的新方法和新职业上面去。”[35]

 布雷弗曼主要从现代资本的技术变化带来的劳动过程的变化，研究了工人阶级职业、社会地位等发生的相应变化。布雷弗曼指出：劳动力的性质带有很大的潜能，有无限的适应性，这种性质一方面成为资本家赖以扩大自己资本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资本家提出了挑战，资本家要利用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在技术上加强管理，设法控制劳动过程。劳动过程的变化是由分工引起的，同时，“生产中的分工，是从劳动过程的分解开始的，这就是把生产劳动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36]当分工和劳动过程联系起来考虑的时候，资本家得到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分工可以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管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的兴起，“就是要把一些科学方法应用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越来越复杂的控制劳动的问题。……它所研究的并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如何使劳动适应资本的需要。”[37]泰罗制度首先是劳动过程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分离开来，劳动过程从以技能为基础转变为一科学为基础。它的后果是“它要保证的是，当技艺下降时，工人会下降到适宜于做许许多多简单工作的无差别的一般劳动力水平，而科学发展时，它会集中在经理部门手里。”[38]由此可见，科学管理的兴起，对劳动者的影响不仅仅是让他们的劳动成为局部劳动，更重要的是，劳动技能更为下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分离。与之相给适应，工程师职业、管理劳动职业兴起。工程师的劳动是设计、规划、测量，把劳动过程分解成具有可控性，管理者负责对劳动过程的具体控制，于是，劳动者的劳动越来越隶属于资本增殖的目的。于是“劳动不再是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它转化为一种客体。管理部门和工程技术人员把全部操作、一直到最细小的动作，都加以概念化，设计测量，使适合各种训练合作业标准——这一切都是预先定好的。”[39]

 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典型变化是“数字控制”，数字控制和其他许多控制系统在工业上广泛应用，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电子革命发生后的事情。劳动过程复杂程度提高，而工人技术水却反而下降。因为他们只需要简单训练就可以完成工作。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是生产过程处于管理部门的工程师的掌握之中，并使工人无需增加其知识或训练。同时，自动化机器还使生产资料吸收活劳动能够的数量减少。

由于生产现代化和自动化，生产过程的重新分工，使得现代公司职业结构出现了三方面的重要变化：第一方面是销售管理人员的规模和地位提高。由于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公司为减少对其产品需求的自发性，增加诱导，增加销售活动。第二是管理结构的变化，现代管理由过去单线管理转变成把职能再分为各种职能的各部门的合成体，每个部门又增加管理人员。管理部门变成了行政部门，以控制劳动过程。最后，公司还有一种社会协调职能，他们要协调与政府、社会团体的关系。职业结构的这些变化，改变的只是雇用劳动的工作性质，而不是雇用劳动关系本身。在这些人中，少数人能够进入资本家阶级的阶层，是“由于他们为之服务的资本主义组织看中了他们的才能。”“然而这是一种例外情况，这不只是因为最高经理阶层通常来自这个阶级内部，而且还因为整个经理阶层并不是一个庞大的阶层。”[40]由此可见，新技术对劳动过程的确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对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也产生了影响，但这并没有改变工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相反，那些所谓的“服务经济”的发展，“它的使人失去人性的倾向，它使大部分居民只能从事低等的劳动。”由于服务经济大部分工人不参加工会，而且是从工人阶级最低层的贫困劳工中招来的，所以这些行业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新的低薪阶层，他们比机械化生产领域的工人要更受剥削和压迫。[41]

布雷弗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力地证明了在资本高度社会化和科学技术不断革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雇佣工人的职业在不断变化，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是对高唱“自由契约”赞歌的新制度主义者的有力回击。

 四、跨国公司时代资本关系的新变化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跨国公司的研究，都是从资源配置和企业管理一般的角度进行的，而对跨国公司的生产关系则不予分析。然而，跨国公司发展的实践却表明跨国公司并不单纯是把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在国际范围内配置，商品在国际市场销售的国际性企业。跨国公司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给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劳动者带来的副面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同，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从生产关系的视角研究跨国公司，如前面提到的波兰的明兹、美国的斯威齐、巴兰等。

1.跨国公司内部经济关系

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在1969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章研究多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42]“多国公司指的是，在一国设有总公司并在其他国家设有各种各样子公司的那类公司。可是，这些著作中简直就没有一本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的。”[43]他们指出，多国公司不是为了按国家来分的各个企业单位，而是为了整体取得最大限度利润。跨国公司的产生是资本扩张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的扩张主要是降低成本、增加投资、赚取较大利润，然后在资本积累；到了垄断时期，每个企业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单纯的降低成本、扩张生产能力等问题，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最主要的是保持垄断价格，并审慎地扩大生产能力，这样，资本扩张必然要求侵入新生产领域和新的市场，企业走向集团化和跨国经营。斯威齐等人对跨国公司的起源遵循了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而“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的企业学说一直不适当地忽视了这种螺旋形成过程（资本－剩余价值－扩大的资本）的含义。”[44]所以，无法对跨国公司的出现做出科学解释。

关于跨国公司的内部关系，斯威齐等指出：从管理的角度看，多国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属于同一国家，而不会与多国分享，在这个意义上，多国公司与国内公司没有什么不同。针对一些理论家指出的通过股票市场，多国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正在走向国际化，多国公司将成为“世界公民”的观点，斯威齐等指出，虽然欧洲人可能买美国公司的股票，但事实上，欧洲股东“通常对经营管理和政策方面不起什么影响，这就等于说，许多欧洲资本家并不把资本直接投资到欧洲企业，而是把资本交给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来处理。所谓所有权的‘国际化’就是这样变成了美国资本控制外国资本的许多途径之一。”[45]针对一些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雇用当地人属于分享控制权的说法，斯威齐等指出：这只是问题的表面，“因为控制权是原封不动地属于母公司的。如果母公司的董事会和最高管理机构也开始有很多外国人参加，那自然是个值得仔细分析的问题。”[46]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也有管理机构，也有经营管理者，这些人是跨国公司业务所在国当地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利益如薪金、奖金、升迁等由母公司决定，所以这些管理者必须代表母公司行事，这样，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利益与它业务所在国的利益相互冲突。因此，跨国公司往往要把所在国的经营管理者“非本国化”，“这自然削弱了当地资产阶级，使得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更难于抵制来强国的要求和压力”。[47]

2.跨国公司的国际经济关系

米夏勒认为，跨国公司的本质特征不在于资本和劳动在不同国家的流动，也不在于资本输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输出。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由在国外建立子公司（以反对通过贷款的‘有价证券’投资，或购买作为纯粹金融资产的股份）的公司或金融集团的直接投资所创造的。大的垄断公司和金融资本的出现是海外子公司创立的必要前提。”[48]由此，米夏勒认为跨国公司主要是把生产组织移至落后国家，剥削廉价劳动力，然后把商品在世界范围内销售。

斯威齐等人指出：从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角度看，资本没有国籍，但从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角度看，资本是有国籍的，因为资本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的国籍不属于资本所在的那个国家，而是属于掌握这些资本的人。”可见，“资本虽然具有其量的方面，但基本上不是一种东西或物质，而是一种关系。……因此拥有资本纯粹是剥削工人的权利。所有资本家都有这样的权利。因此，资本家们在如何对待工人方面利益是一致的。”[49]然而，跨国公司还有其特殊性，那就是它使得一部分资本家拥有比另一部分资本家更优越的剥削权利，而这种特殊权利的存在经济上依靠强大的资本，政治上依靠强大的国家，所以，资本不可能没有国籍。事实上，跨国公司和它所在的业务国家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而一些辩护者却认为合作是主要方面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他们认为跨国公司能够大力帮助不发达国家建立由他们自己控制的工业。斯威齐等人则认为，跨国公司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为母公司利益最大化行动，他们控制其他国家的资源、剥削劳动力、操纵当地政府、造成环境污染等，都是必然的。

斯威齐引用保罗·巴伦的论证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它的生产剩余额的大小和利用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被多国公司渗透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生产剩余规模的大小和其利用的控制权都操纵在不同国籍的外国资本所有者或其官员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多国公司虽说不算是东道国一切经济发展的敌人，只有那些丧失了国民性并供外国资本驱策的人除外。”[50]

跨国公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热拉尔•迪蒙和多米尼克•莱维也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两个金融霸权阶段，第一个“金融霸权期”是19世纪末～1933年，这个阶段资本特征就如希法亭所分析的那样；第二个“金融霸权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阶段。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最富有的资本所有者和金融机构对整个经济行使着权威和控制，当然这种控制实施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而不是金融公司，同时这种控制不仅在国内，更主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作为中心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所有权，控制外围国家的资本和利润。他们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来自国外的资本收入流量达到了国内利润的80％！”[51] 当然，这种高利润率是跨国公司“通过强给劳动与管理之上的纪律，以及对剥削外围国家的刺激，即依赖其施加的达到历史记录的获利水平的压力，实现资本所有者收益和财富的恢复的。”[52]

3.跨国公司中金融资本的新变化

跨国公司最高的的管理机构越来越脱离具体产品和生产过程，正如斯威齐指出的：“总公司关心的愈来愈是纯粹金融方面的事务。即利润和积累方针的决定，而把生产、工艺等等问题的处理权交给下属机构、子公司和负责生产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负责公司许多产品销售的工厂经理。”因此，“简单地说，多国公司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金融资本的关键体制。”[53]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的金融资本运动呈现出何种特征，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费郎索瓦·沙奈等在1996年出版的《金融全球化》一书中做了很好的阐释。

该书作者们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本书是凯恩斯学派、调解学派和马克思学派作者之间对话的成果。”[54]它们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金融化全球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组织形式基本特征就是“金融全球化”。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这一判断，似乎是对希法亭理论的回归。然而，从内容上看，并非如此，希法亭提出的“金融资本”理论强调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的结合，并且银行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而沙奈等人所强调的金融资本，是以工业资本为核心，同时工业企业中的金融活动构成了企业经济行为的最重要内容。如果说希法亭时代的金融资本是强调银行资本向工业资本渗透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金融资本则是工业垄断资本向金融领域渗透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是以当年的德国为例作出的实证分析；而沙奈等人今天对金融全球化的分析则是以法国为例做出的实证分析。从活动主体上看，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资本不是由一般垄断组织，而是由大型企业集团来作为载体。他们指出：“我们清楚地看到，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大企业集团，在20年来逐步形成的全球化金融体系内表现活跃，并深深地改变了自己在资本增殖方式上的战略决策。实际上，它们越来越明显地变成金融集团。确实，它们仍以工业活动为主，但在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其生产活动方面的决策越来越经常地受到错综复杂因素制约，受到‘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会的左右。这种行为表明，大企业集团与银行和金融机构（如各种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等）一样，为促进全球经济金融化发挥了重大作用。”[55]

他们认为，现代企业集团以金融为中心，有诸多不同部门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资本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生产设备等形式存在的、作为生产过程基础的资本；另一部分是所有权和债权构成的、并表明其所有者有权分享创造出来的价值的资本。于是，资本似乎具有了马克思所说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双重意义的资本。而且，现象已表明货币资本在企业增殖中起主导作用。然而，沙奈指出：值得明确的是，这种增殖并不是来自货币固有的或天然的所有权属性，而是由于资本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关系使资本得以占有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资本结构的变化，使得资本增殖在两种极端不同的形式下进行：一种是通过公司实现工业投资；另一种是在金融市场上纯粹金融投资行为。现代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得所有者可以用这些工具控制别人创造的部分价值。金融全球化是使得大企业集团将其资本的增殖转向了金融市场，集团财务管理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不再是仅仅控制和分配利润，而是积极参与股市和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者认识到，如果自己不去有步骤、经常性地干预这类市场以获取收入，他们可能将增加机会成本。所以，企业集团开始建立自己的银行，企业银行变成了利润中心。“1982－1989年期间，法国企业用于生产性投资份额从76％下降到47％，而其占有的金融资产则从2.9％上升到35％。新增加的这部分金融资产是由不动产（股票、债权）和金融投资（货币合同证券、证券投资机构）两部分组成，它们几乎各占一半。”[56]

究竟该如何认识大企业集团中生产性和金融性投资之间的关系？沙奈首先批判了主流经济学中关于生产性投资和金融性投资的分析方法。他指出，金融资产模式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追夺效应的基础上的，该模式认为企业在每阶段都要根据资产预期收益和资产风险来决定选择实物资产还是金融资产。这一理论建立的假设是：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不存在任何障碍，而且，企业经营者有足够的理性能够判断出哪种资产收益更高。“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不论是对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本的预期收入率还是对金融资本的预期收入率都拿不准的。”所以，“我们认为，研究生产性与金融性投资间的关系，要求人们不能把二者单纯地看作是理性的个人根据掌握的收益预期作出的一种互换的、可替代的、相互排斥的选择。”[57]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企业集团追求的行为方式是先扩大资源，如股票、债权等，再把它们经过一定金融工具进行组合，形成各种金融资产。这一过程推动了有价证券的价格上涨，同时也增加了股息的分红比率。它导致的结果是企业集团中的虚拟性资成为主要载体，进而使资本的金融形式与生产性形式相脱节。尽管如此，但毫无疑问，它们固有的资本职能最终还是生产性行为。从实质上看，金融收益，是对生产过程中新创造价值的各种提取而生成的，从社会资本再生产来看，金融资本的本质属性仍然是寄生性的。

现代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组织结构的新特征，与企业所有者对企业施加的影响密切相关。作为股东，他们考虑的往往是股息和红利，所以，他们更希望自己的资本能够迅速增殖，至于公司是从事生产性投资还是金融性投资，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由于现代生产中技术进步很快，固定资本更新以及产品创新要求都很高，这无疑加剧了工业资本的不确定性，所以，按照股东的“短期主义”的逻辑，他们宁愿选择金融资本带来迅速增值。沙奈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下的企业行为从“生产的逻辑”转向了“金融逻辑”，尽管这样会在短期内产生价值的增殖，但长期必将损害经济的物质基础，国际性的危机不可避免。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有其深刻性和解释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也是开放的理论和发展的理论，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而是努力去挖掘和拓展，以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