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仇富”、“仇智”与“仇罪”

　　
　　“仇富”与“仇智”是“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基金会学者”们最爱用的两根大棒。只要碰上不同意见，立刻抽出这两大法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棍：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厉以宁）
　　
　　——“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茅于轼）
　　
　　——“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是我国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但是，一些顽固坚持‘左’的错误思想的人继续把专业人员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者‘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对象”、“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吴敬琏）
　　
　　——“少数人……把大众‘仇腐’的正当感情引向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的歧路……针对专业人员的合理报酬和企业家的合法利润；鼓吹对高层经理、教授、医生、高工等的工薪收入进行限制或课以重税。”（吴敬琏）
　　
　　……
　　
　　然而“主流经济学家”们“仇富”“仇智”的指责却总是无头告示：如今中国社会中到底是谁在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仇富”“仇智”？举不出来。今日中国社会中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仇富”“仇智”的代表性人物是谁？举不出来。今日中国社会中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仇富”“仇智”的代表性理论、代表性著作、代表性言论都有哪些？举不出来。如今中国社会究竟有多大百分比的人受到了“蛊惑”、“煽动”、“蒙蔽”、“挑拨”，也跟着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仇富”“仇智”，以至于“严重损害了专业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和企业家群体艰苦创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威胁”？举不出来。——一句话，既无确切的代表典型，又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大骂了半天“仇富”“仇智”，一样确切的东西都没有，纯粹是泼妇骂街。
　　
　　唐．吉柯德大战风车是跟心目中想象出来的“敌人”决斗。“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骂“仇富”“仇智”是在跟凭空捏造出来的“敌人”决斗——中国老百姓真是在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仇富”“仇智”吗？要论富，姚明、刘翔可谓富矣。有多少人在“仇”他们这个“富”？要论智，袁隆平可谓智矣。有多少人在仇他这个“智”？谁见过象吴敬琏说的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就一概仇视的人？如果连这样简单的事实都不知道，那不叫无知叫什么？如果连这样确凿的事实都不承认，那不叫无赖叫什么？就凭如此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证明“主流经济学家”们大喊大叫的所谓“仇富”“仇智”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就凭如此无知兼无赖，足以证明这些号称“精英”、“学者”、“专家”的“学术研究”究竟是何等的脱离实际，何等的荒谬绝伦。
　　
　　至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用“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之类“理论”来解释历史则更是蹩脚：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最流行的信念是什么？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命好托生富贵家”、“前世造孽，今生受罪”、“今生积善，来世享福”、“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之类。这些能证明中国穷人“都有仇富心理”、“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吗？至于“擅入民宅，非奸即盗，打死勿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之类律法民谚证明了什么？是证明“中国历史上富人不受保护”、“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还是证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无不严厉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富人”？——当然，“保护不保护富人”是一回事，“能不能保得住”是另外一回事。“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王朝末日，官逼民反，虽拼命保富人却仍然徒劳——这只能证明中国历代政权“保护富人”的努力落了空，但不能证明人家没有“保护富人”——“主流经济学家”们反串“历史权威”角色解释历史，勇气固然不小，脸皮也确实够厚，只可惜忘了一点：他们一直以“经济权威”的身份忽悠人。一旦“捞过界”，出了那个圈，原来那身伪装就唬不了人了，“假行家”的本色就露馅了。
　　
　　实际情况是：中国老百姓既非“仇富”，也非“仇智”，而是“仇罪”——仇恨一切形形色色的罪犯，仇恨一切不劳而获、巧取豪夺、侵占自己劳动成果、榨取自己血汗的寄生虫、盗窃犯，尤其是窃国大盗。（尽管有些犯罪行为一时被巧妙地掩盖了起来，甚至披上“合法”的外衣，但老百姓的心中自有一杆秤，终归分得清好坏）——犹如一群老百姓把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积蓄作为公积金存进了银行，银行头头却把这公积金全拿跑了据为己有。而一帮“主流精英”却跑出来宣布这公积金本来就是“无主之财”，活该被人拿走。你说这些老百姓能不恨这样的骗子吸血鬼吗？——只有这才能解释为什么老百姓并不“仇”姚明、刘翔这样的“富”，不“仇”袁隆平这样的“智”，同样也并不盲目仇恨“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只是“仇”盗窃国库压榨百姓而肥者如周正毅、顾雏军、赖昌星之类的“富”，以及一贯专门为这样的“富”效劳的“主流精英”、“基金会学者”如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茅于轼之类的“智”。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老百姓明明是“仇罪”，“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硬要说是“仇富”、“仇智”呢？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脱离实际”、“无知兼无赖”，那倒还没那么严重。因为那不过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作风问题。真正的原因其实是说不出口的，涉及到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根本利益与核心目标——世界上凡说得出口的原因都能够辩驳，只有说不出口的原因是无法辩驳的。而一贯有“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家”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更无从辩驳。能做到的唯有分析揭露，让大家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老百姓的“仇罪”硬说成“仇富”、“仇智”不仅仅是简单的“指鹿为马”，而且至少有两大政治考量：
　　
　　1．金蝉脱壳，李代桃僵，移花接木，嫁祸于人
　　
　　贼被人抓住，最常见的伎俩就是胡搅蛮缠，硬说自己是个普通人，说你不是在抓贼，而是在迫害所有跟他同样打扮的普通老百姓：如果贼是学生打扮，他就说你在欺负学生；如果贼是工人打扮，他就说你欺负工人；如果贼是学者打扮，他就说你侮辱斯文，迫害知识分子；你说贼是个男的，他就说你要把所有的男人都当贼；你说贼是个女的，她就说你要打所有女人的主意；你说贼是个中国人，他就说你在侮辱全体中国人……总之拼命把水搅浑，自己好浑水摸鱼，叫你谁也抓不成。“主流经济学家”在这里“以贼为师”，手法如出一辙：你仇犯罪致富的罪犯，他便说你“仇富”，以便把正当致富的也拉下了水来跟你作对；你仇为罪犯出谋献策的“精英”，他便说你“仇智”，硬把一切“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都变成“犯罪嫌疑”……同样也是拼命把水搅浑，自己好浑水摸鱼，叫你谁也抓不成。这也不奇怪：伎俩相同是因为本质相同，都是贼一类，不过是小贼大贼、明贼暗贼、蠢贼奸贼、俗贼学贼、民贼官贼、盗贼国贼之别而已。归根到底都是贼。既是贼，那就免不了贼性相同，贼气相通，贼喊捉贼的伎俩手法自然大同小异。
　　
　　2．“软刀子”开路，为将来用“硬刀子”杀人奠定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
　　
　　“仇罪”，意味着仇恨的是犯罪，是坏人，是挑战邪恶，是非分明，属于正义之举，理应支持鼓励。犯罪的总是少数，仇罪的总是多数。定性为“仇罪”，意味着将专政机器用来对付少数犯罪分子，是按有罪无罪划阵线，是依靠多数人民，镇压少数，打击犯罪。
　　
　　“仇富”，意味着仇恨的是一切富人，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不管好人坏人一概仇视，一概要打击，跟整个社会为敌——这实际是拐着弯子宣布对方是“匪”：只有“土匪”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专找富人下手。换句话说，只要定性为“仇富”，“匪”的帽子其实就已经坐实了，只不过现在暂时不便说出来而已（能做不能说）。
　　
　　不过要注意，现在暂时不便公开说“仇富”者即“匪”，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不如此宣布。一旦条件成熟，“主流精英”们拿到了政权，有了杀人权，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主流经济学家”们现在正在为直接执掌政权拼命努力。君不见“经济学家”一个个突然全变成了“政治权威”，公然宣布中国必须由“主流精英”执掌政权？
　　
　　——茅于轼最近宣布：“现代化的社会非常复杂必须由专家治理，专家治理还不一定能搞的过来，你让老百姓去治理怎么治理得了。所谓精英治理就必须是专家治理，公务员的班子必须是专家班子。”“治理人，就是公务员系统，应该是精英治理，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选举制度）从道理上讲，选举出来的人，像政治家，是要不断更换的”（“价值中国网专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2007．9．18．）
　　
　　——吴敬琏索性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下达任务：“辨明社会主义本质，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就成为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党的路线教育所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吴敬琏：“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2007．8．31．）
　　
　　看看，直接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首要”而且“必须”，多大口气——吴敬琏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党主席？
　　
　　不仅如此，吴敬琏在该文中还特别规定了一条：“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是“我国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
　　
　　注意吴敬琏的这个提法：“我国执政党”——也就是说，吴敬琏不仅为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而且为他认为今后将取共产党而代之的执政党同样规定了“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既然用了“我国执政党”这一可以泛指的提法，那显然是为把共产党赶下台之后的执政党预做规定，可谓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这里吴敬琏还把自己当成“经济学家”吗？分明一副中国“政治教父”的口吻。
　　
　　所有这些第一足以证明“主流经济学家”们根本意不在经济，而在政权，已经公开宣布“精英统治”、“精英执政”，“改革攻坚”，直接向最高政权发起冲击了。第二足以证明“主流精英”们的“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什么“民主选举”都还没有搞呢，结果就已经出来了：“应该是精英治理”、“你让老百姓去治理怎么治理得了”、“所谓精英治理就必须是专家治理”——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纯粹自欺欺人，根本一文不值，否则怎么说得出口，公然宣布剥夺老百姓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这番话不打自招证明：“精英”的“民主”之“民”不包括老百姓，只包括“精英”。“精英”专制才叫“民主”，老百姓参政就是“民粹”。“主流精英”的“民主选举”是假，“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才是真：“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卖光国企；“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工人下岗；“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农民失地；“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国有资产流失；“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医疗卫生产业化”；“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教育产业化”；“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市场换技术”；“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不争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我国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现代化的社会非常复杂必须由专家治理”；“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公务员的班子必须是专家班子”；“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剥夺老百姓治理国家的权利；“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共产党非法”；“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看看“主流经济学家”们这些年来“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的历史，谁能保证一旦他们大权在握不会再来一个“‘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仇富’即‘共匪’，杀无赦”？——翻翻当年国民党“剿共”时期的报刊，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拿“富人穷人”说事就是宣扬“贫富不均”，就是鼓吹“社会不公”，就是“宣扬过激”，就是“宣传赤化”，就是“赤匪”，就可以“明正典刑”、“杀一儆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电影《洪湖赤卫队》里不就是有这么个情节吗，唱“小曲好唱口难开”唱出“月儿弯弯照高搂，高楼本是穷人修。寒冬腊月北风起，富人欢笑穷人愁”，顿时惹恼了“彭霸天”，差点把唱曲的给毙了。如今“主流精英”对“仇富”如此敏感，其实大有当年“彭霸天”的遗风。）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仇富”这两个字的“帽子”，这里边的杀机大了去了。
　　
　　“仇智”就更厉害了。“仇智”，意味着仇恨知识分子，意味着仇恨知识——不仅是愚昧，而且是拒绝开化，跟整个文明做对：这已经属于“劣等人”了。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这样的“劣等人”根本就不配生存——当年代表“先进文明”的西方征服全球时，不是充满了将“愚昧”而“拒绝开化”的“劣等人”全部灭绝的“壮举”吗？“主流精英”们不是通过“大国崛起”之类再三赞扬这是“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的“进步”吗？同样根据这个道理，谁“仇智”谁就属于“愚昧无知”、“拒绝开化”的“劣等人”，也应该被灭绝、被剥夺生计、任其自生自灭而无须任何“理由”（难怪“主流精英”说这种话时一点不在乎：“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仇富”与“仇智”，意味着仇恨社会，仇恨文明，是挑战正义，属于犯罪破坏，理应打击消灭。而可能“仇富”与仇智”的嫌疑人范围无穷大——只要不“富”不“智”，那就难免有“仇富”与“仇智”的嫌疑。如此一来，除了极少数的“富”、“智”之人，任何人都属于“高危群体”，靠不住。——一旦按有“钱”无“钱”、有“智”无“智”划阵线，打击面之大可想而知。也就是说，一旦把问题定性为“仇富”与“仇智”，就意味着要将专政机器用来对付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公然指责贫富不均者是“仇富”、“仇智”，要镇压；其他不“富”不“智”之人呢？至少“存在决定意识”，属于容易受到“蛊惑”、“煽动”、“蒙蔽”、“挑拨”的，靠不住，要防范。——难怪厉以宁要宣布：“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不争论”还是不准公开说出来。而厉以宁呢？不但不准说，不准想，连“认为”都不行，换句话说是连“有什么不公平”的“感觉”都不允许。（难怪鲁迅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如此严厉而心虚，还说什么“言论自由”、“民主是个好东西”，讽刺不讽刺？
　　
　　“仇罪”，将把政权引向保护、依靠绝大多数人对少数罪犯实行专政的方向。
　　
　　“仇富”、“仇智”，将把政权引向依靠少数“精英”、“富人”对绝大多数人实行专政的方向。
　　
　　只要把问题定性为“仇富”与“仇智”，那实际就已经给人定了死罪，用“软刀子”判了死刑，为今后实际的杀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具体动手只是时间问题。“软刀子”既至，“硬刀子”还会遥远吗？
　　
　　“主流经济学家”把问题的性质从“仇罪”歪曲为“仇富”与“仇智”，仅仅几字之差，政权的性质、依靠谁、对付谁、镇压谁、矛头刀锋的指向就彻底颠倒了。其用词之恶、用意之毒、用心之狠、用计之辣，实在超出普通善良人们的想象。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仇罪”是一种敌我划分。“仇富”、“仇智”则是彻底颠倒的另一种敌我划分。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只要看看是坚持“仇罪”说，还是坚持“仇富”与“仇智”说，就足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