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影响了近代中国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总序

罗炳良

>>罗炳良编《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十二本名著》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个特定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著作，人们习惯于把这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称之为名著。历代名著以其丰富的内涵、睿智的思想和深刻的启示，不但给世人提供了行为龟鉴，而且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惟其如此，关于名著的汇编与刊刻，历代层出不穷，成为我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仅以20世纪为例，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严译名著丛刊”，影响颇大。从50年代开始，商务印书馆又组织翻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无与伦比。90年代末，河北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国人对于名著的浓厚兴趣和价值认同。21世纪伊始，华夏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丛书，遴选12种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撰写或翻译的学术名著加以评注、整理出版。这不仅是继承前贤事业的总结性工作，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又将成为学术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谓具有双重的意义。

一

　　谈到学术名著，在一般的文献目录书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分类和确切的定义。但是，由于世人长期约定俗成地广泛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评价标准。我认为，名著最主要的内涵就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出时代的特征。优秀的学术名著大多能够站在时代潮流之上，揭示当时社会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反映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境界与精神风貌。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考察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就可以看出这些名著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作者的思想动机，发掘出名著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从中得到借鉴和启迪。

　　（一）名著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津梁。关注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评价学术名著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重视学术名著的归宿。研读历代学术名著，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有助于世人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社会历史演变的规律，增强自身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自觉投身于社会历史运动，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活动，为现实社会服务，把人类社会纳入良性发展和理性运转的轨道。

　　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注重考察社会的变迁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揭示学术名著的时代价值。先秦时期的孟子说：“王者之迹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一统天下的历史被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大国争霸的局面所代替，因而颂扬夏、商、周王朝功业的《诗经》也就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记载诸侯国历史的《春秋》。在孟子看来，《诗经》则代表诸侯争霸的分裂割据时代。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名著的产生受时代的激荡，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历史的演变及其特征，直接影响着《诗经》与《春秋》的盛衰兴替；二是人们从名著的盛衰消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历史的演变，区分历史发展阶段，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写《史记》，是一部藏之名山、流韵千古的学术名著。司马谈极为重视时代发展与学术事业的关系，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其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既讲到从春秋末年诸侯割据到汉朝统一的时代变迁，又强调学者应该把这一历史变革及时记载下来，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脉络。司马迁继承父亲的史学意识，以揭示社会历史演变为己任，郑重地说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訄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把自己撰述历史的事业和周公制《礼》《乐》，孔子修《春秋》联系起来，既表现出深邃的历史感，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所以《史记》能够成为“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名著，决非偶然。汉代以后，历代学者认识到名著是据今识古和引古筹今的载体，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名著的社会价值。南朝刘勰撰《文心雕龙•史传篇》，指出：“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意识是说，人类社会的产生，在后世看来乃是非常遥远的事；而人类历史又是一次而过，不具有重复性。后人要想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只能借助于前人的文献纪录；一旦离开文献记载，历史的真相也就渺茫难稷。唐朝建立以后，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空前统一的强大皇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们时时以隋朝短祚为借鉴，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李世民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任贤》）。即把前人的行事当作一面镜子，既能看到历史上朝代的兴亡、政权的更替，又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参照，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从亲身经历的政治生涯中认识到史籍的重要性，大力提倡修撰前代史书。他在《修晋书诏》中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史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强调后人居今识古的途径，只有通过史学名著去认识历史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史籍作为沟通历史与现实纽带的作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强调：“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撰写出《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著。他认识到要想写出名著，就必须戒除治学浮躁、心存侥幸、急功近利等不良作风，必须做扎实的学问，这样的著作才有学术价值，才能对社会发挥作用。

　　在今天看来，学者居今识古，是为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而引古筹今，则是要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应用到现实社会，古为今用。如果离开历史名著（当然不仅仅限于名著），这两个目标都将无法实现；而恰恰是名著的存在，搭起了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桥梁。

　　（二）名著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飞越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翼并进。经过时间长河大浪淘沙洗礼而流传下来的历代名著，无疑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名著中蕴含着许许多多优秀的东西，而最有价值的是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成一种崇高的爱国情感，超越了特定的时代界限，成为我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代优秀的学术著作，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极为关注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通过集资社会历史的治乱盛衰、学术思想的得失利弊、人民生活的贫富苦乐，反映出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风貌。这种关心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成为历代学者致力于撰述政论和学术著作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古代学者中，历来存在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意识。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说明孔子修《春秋》是在礼崩乐坏、世道衰微的社会局面下，具有一种试图拨乱世而反之正的忧患意识。而《春秋》这部名著一经产生，就发挥了让乱臣贼子心存戒惧而不敢犯上作乱的社会作用。到两宋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使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突出。范仲淹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他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卷七）。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使《岳阳楼记》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龚自珍的忧患意识也很突出，特别强调“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阐明史学名著具有世人忧国忧民意识、陶冶爱国主义情操和教育世人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价值。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加剧，救亡图存成为学者们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魏源撰《海国图志》，明确认识到要抵御外侮，必须学习外国长技，富国强兵。他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原叙》）。这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回答现实社会所提出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环伺中国，边疆事物日渐孔亟。这一时期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逐渐增多，产生出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和姚莹《康酋纪行》等名著。以何秋涛研究边疆问题为例，主要着眼于中俄关系。他认识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英、法、德、美等国有隔海之遥，而沙俄与中国接壤，势必成为最大的威胁。他说：“我朝边境接壤俄罗斯，几及万里。康熙年间设界碑于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诸地，此北徼界碑之始；钦定大臣至尼布楚会议，定约七条，此北徼条例之始；雍正年间，设卡伦于忽论贝尔及楚库河诸地，此北徼卡伦之始。皆宜详考，以备掌故。”（《朔方备乘•凡例》）。作者以极其深刻的边疆危机忧患意识考察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目的在于为清廷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依据和借鉴。果然，此书撰成后墨迹未干，沙俄就通过《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霸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这样惨痛的事实，更加衬托出这部名著的远见卓识和爱国主义思想。进入20世纪，名家辈出，名著更加丰富。新历史考证学派史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人，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情节寓含在著述之中。陈垣在日伪占领下的北平拒不与敌人合作，阐扬历史上爱国志士的民族气节，撰《通鉴胡注表徽》，成为现代史上的一部名著。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忧患意识与爱国思想更加鲜明。郭沫若在“风雨如晦”之际、“鸡鸣不已”之时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为了民族的出路研究历史。他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他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史稿》，与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撰写的一大批史学著作，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今天我们研读历代名著，可以继承和发扬先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全社会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传统的教育，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感情沟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统一，使中华民族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三）名著是每一个社会公民增益历史智慧的源泉。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整个社会中每一个公民文化素养的程度。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我一直认为，要培养全社会的人文素质，首先应当重视哲学教育和史学教育。哲学可以培养人从现实的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而史学则可以培养人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因为小自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规划，大到国家施政方针的制定，都不外乎两个依据，一个是以现实社会客观形势发展为依据，另一个则是以历史过程演变为依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说社会实践是个人和社会增益现实智慧的源泉，那么历代名著则是个人和社会增益历史智慧的源泉。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认识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物，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就是说，生活在现代的人之所以要认识古人的所作所为，目的是要给自己找到一面镜子，汲取古人的智慧。但是，由于各个时代古人的行事各不相同，对于历史上人们实行的一些制度和古人的做法，后人又不能像镜子一样完全模仿、照搬。因为古人的各项制度都是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哪怕是最完美的制度，由于时代的不同，也不可能完全适应于后世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形势。所以后人只能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智慧，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好自身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深刻地总结出从名著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方法。他说：“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桥，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丛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 ；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箱筴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乃若《春秋》成而贼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制》）。我们从刘知几所谓“世无竹笔”和“竹帛长存”两者情况所造成的不同结局，可以清楚地看到史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后人阅读史籍可以达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自省的效果，使客观历史通过史学名著而发挥启迪和教育功能，增益人们的历史智慧。第二，汲取历史智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财富，是人生修养的当务之急和治理国家的至要之道。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对名著的价值作了全面论述，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借鉴历史智慧的杰作。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强调史学名著可以起到借鉴作用，指出不具备供人借鉴功能的史书没有价值。他进而又阐述借鉴古人经验教训的重要性：“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辩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读通鉴论•绪论四》）。如果不懂得汲取古人智慧，即使名著读得再多，也会毫无所得，入宝山而空归。接着他进一步论述借鉴历史的方法，认为“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读通鉴论•绪论四》）。历史借鉴决不同于镜子照映物体，必须通过历史认识主体的内心认知活动来实现。所以他指出：“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重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民情之利弊，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绪论四》）。也就是说，后人必须具备借鉴历史的意识和方法，才能够在历代名著中汲取智慧，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投身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从而使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提高。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尤其需要高素质的建设人才。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文化修养和文明程度越高，那么个人或社会就愈益成熟。人类社会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历史的性质。离开了历史，个人与社会都会迷失方向。人类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历史当中，才能清楚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明确现实行动的准则。全社会现代化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历史智慧的应用。任何一个公民乃至整个社会，只有通过研读历代名著汲取前人创造的全部学术精华，明确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界限，才能不断提高个人文化素养和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创造出具有民族传统和现代特征的新型文化，把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

二

　　众所周知，一定的社会条件创造出一定的学术思想，历代名著都是各个时代社会历史的产物，因而社会历史的演变必然影响名著的面貌、特征与内容的变化。然而学术对于社会的反映又不是被动的，名著一经产生，就成为社会精神产品的一部分，必然会对社会产生能动的作用。这表明，名著既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这是我们把握学术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认识和评价名著的标准。

　　按照传统的历史分期方法，中国近代社会的上限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界标，下限以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为界标，涵盖了80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时段中，通过救亡图存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通过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迈向近代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每当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期，都有一批先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自觉的意识撰写出一批名著；而这些名著因为关注与反映社会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大都能够揭示出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激励着当时和后来人们的行为，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综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与近代名著的互动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富国强兵。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国家，尽管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但仍以泱泱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版图之上。1840年开始的中英鸦片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衰弱和腐朽。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士绅认识到，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传统的治国措施和伦理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外国力对比悬殊，使他们对西方国家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认为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国家。于是他们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内容的富国强兵运动，发展近代中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史称“洋务运动”。反映这个阶段历史有代表性的名著主要有三部：一是林则徐的《四洲志》。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正确看待西方国家和学习西方国家的人是林则徐，被后人誉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为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让手下幕僚把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翻译出来，亲自加以润色、编辑，写成《四洲志》一书。本书简要叙述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当时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在林则徐的影响下，产生出一批研究外国史地的著作，此书实为开风气之先的创举。本书的编印和传播，在万马齐喑、固步自封的清代学界犹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开始扭转中国封建士大夫以天朝自居、视外国为蛮夷的愚昧无知观念。二是张之洞的《劝学篇》。作为洋务运动主将之一的张之洞，对中西文化优劣作了比照，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他强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辅，既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又能使国家实力富强，谋求与西方强国的平等地位。张之洞的主张代表了清朝封建士大夫中开明派的思想，既反对顽固派官僚死守祖宗家法、盲目排外的做法，又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主张维护皇权专制制度，不求政治改革，仅仅采用西方国家的近代科技成果，引进洋枪洋炮、军舰轮船，加强清朝对内镇压和抵御外侮的国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世纪50至60年代出现了洋务运动的高潮，清朝兴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建立了近代陆军和海军，成为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三是严复的《天演论》。严复翻译英人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前两章，取名《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者先绝”思想，把西方历史进化观念传播到中国。古代中国流行的思想是历史退化观念，上古三代是儒家理想的黄金时代，后世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自西方进化观念传入中国以后，全社会才逐渐形成后世胜过前代，人类社会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观念。《天演论》教育了近代一批批学者学者用进化观点观察社会，分析和解决问题，影响历史至深至远。

　　第二阶段，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变法维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中国战败，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程度。随着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清廷洋务派惨淡经营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严酷的现实逼使近代爱国志士进一步反思，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国家工业和军事技术之皮毛，不对已经僵化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加以改革，并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这个阶段反映这种思想逐步深化的名著有四包：一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清代买办阶层的代表人物，在兴办洋务的实践中洞悉洋务派近代军事工业的内幕，朝廷巧取豪夺，大肆搜刮；各级官僚营私舞弊，侵吞公款；任人唯亲，弄虚作假等等，弊端百出。他主张变革朝政，开设议院，兴办新学，设立商部，主张以“商战”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侵略。郑观应的主张代表了我国最早一批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唤醒了更多官僚士大夫萌生改良政治的愿望，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二是康有为的《大同书》。随着中国近代内忧外患加剧，国内要求改革朝政的呼声日渐高涨，早期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发展成维新变法思想。康有为撰《大同书》，较早阐述了变法维新观念。他以中国古代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进化论结合起来，设计出人类社会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从而实现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他把人类社会历史描绘成这样一幅蓝图与前景，目的在于宣扬渐变学说，逐步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维新主张。三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宣传与组织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变法通议》是一部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集，由10余篇论文汇集而成，主要宗旨是以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阐明社会演变乃古今之公理，国家变则兴，不变则亡。变法目的是为保国、保种、保教，变法内容为兴学校、废科举、改官制、行立宪，要求清廷学习西方，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免遭各国列强瓜分豆剖之厄运。梁启超的文章先在《清议报》和《时务报》发表，语言生动，文字流畅，为人传诵一时，成为维新变法时期最有影响的代表著作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四是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时期抨击旧政、宣传变法的激进派人物，为反对封建专制、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而贡献出宝贵生命。他所著的《仁学》一书，提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批判封建制度、纲常名教，宣扬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上下相通、废除不仁的理想社会。他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由变法维新到暴力革命转变的契机，带动了许多民主志士放弃改良主义幻想，走上反帝反封革命斗争的新征途。

　　第三阶段，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共和制度。戊戌变法失败，使人们进一步认清皇权专制政治的本质；而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被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秩序完全确立起来。严峻的内忧外患局面，使变法改良派人士彻底清醒，除极少数人堕落为保皇派以外，绝大多数人放弃了对清廷的幻想，萌生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他们认为改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极端腐朽的专制统治下，没有生存的土壤。只有推翻君主制度，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才能发展资本主义，挽救中国危机。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宣传革命的著作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其代表著作主要有四部：一是邹容的《革命军》。本书以宣传革命为主题，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国家独立与民主；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方案，主要内容是组建民主政府、设立议会制度、制订和实行宪法。本书篇幅不大，出版后各地争相传阅，出现各种翻印本，影响非常之大。二是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部书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宣扬种族革命，号召国人起来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建立汉族人执政的民主国家。作者认为，清代朝廷已经是洋人统治中国的代理工具，根本无力维护中国独立与民族生存。要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要推翻清朝政权，然后才能谋求民族自立和国家富强。由于两书分别以弹词和白话形式写成，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宣传革命道理，流传甚广，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有利地促进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三是章炳麟的《訄书》。章炳麟一生思想几经转变，所以这部书的内容也两度重新编订。《訄书》初刻本思想倾向尊君改良，颂扬清帝；内容包括议政变法，损益改制等；其封面由变法派主将梁启超题署。重订本《訄书》修正了初刻本宣扬的改良思想，转变为宣传革命，富有激烈的排满言论和反清思想，适应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中山既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民主共和制度的建设者。他在临时大总统任内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形式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固定下来，在我国近代民主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所撰写的《建国方略》，首次为中国描绘出一幅全面而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蓝图。从此以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皇权专制思想退出历史舞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历史意义极为深远。

　　第四阶段，向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他们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这一胜利果实却被代表新型封建官僚利益的袁世凯所篡夺，中国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国家。这种状况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能夺取政权，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不能掌握和建设政权。这样一来，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任，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身上。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中国的希望，决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中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最终探索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李大钊著《平民主义》，可以作为这方面较早的代表性著作。李大钊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公开宣称自己开始完全信仰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稍后又撰写《平民主义》一书，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阐明中国的出路在于通过劳农结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平民政权，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真正寻到救国救民之路，标志着一个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崭新时代的到来。

　　从以上评述可以看出，我们遴选的12部名著，反映出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历程，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主旋律中最强劲的音符，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名著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一是深刻的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二是鲜明的变革社会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三是崇高的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历史上这些优秀遗产，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时间范围，升华为中华民族永久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献身于民族富强和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业，这是中国近代的名著影响近代历史最为显著的价值。当然，这些名著也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洋务派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与顽固派进行斗争时，为论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把西方近代一切先进的科学与制度统统说成是中国古代圣贤制度的绪余，打出不是要用夷变夏，而是恢复上古圣贤道统的旗帜，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妥协性。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民族主义，没有把外国帝国主义与满洲政权明确区分开来，民族革命的内涵不甚清晰，因过于激烈的排满情绪而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不但削弱了联合满族人民一致反抗外国侵略的阵线，而且对汉族内部阴谋篡权的野心家认识不足，疏于防范，以致葬送了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在阅读这套名著时，应当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给与实事求是的对待和评价。

三

　　中国近代史上的学术著作思想之深刻、数量之众多、影响之深远，为我国古代社会所无法企及。我们这次遴选近代名著的标准，一是注重开风气之先的著作，二是注重具有思想层面的著作。至于其他的名著，我们准备留待将来评注出版，争取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继续下去。以上遴选的12种名著，有些著作被收入作者的专集或全集，学术界也已做了标点整理工作。如《天演论》收入《严复集》（中华书局），《盛世危言》收入《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劝学篇.》收入《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仁学》收入《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革命军》收入《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猛回头》和《警世钟》收入《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訄书》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建国方略》收入《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平民主义》收入《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等等。有些著作目前已有人做过评价和注释工作，如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谢俊美主编的“醒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等等。这些成果给我们的评注和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条件，成为我们工作的起点。有继承才有发展和创新，倘若没有这些成果做基础，就没有进一步前进和提高的阶梯，我们的评注和整理工作也就不可能深入，质量无法提高。

　　目前这套丛书与前面已有的评注和整理成果相比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过去评介与注释名著大多重在字词的标音释义与成语典故的注释，其实这些内容凡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都能在相关的工具书上查到。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方便了读者，而实际上是助长了一些年轻人不愿亲自动手查阅工具书的懒惰习惯。这次评注则重在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和旧名今译。关于历史人物，对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名人如孔子、司马迁、乾隆（爱新觉罗． 弘历）、孙中山、陈独秀等，一般不再注释，主要注释那些专业性比较强，广大读者难于检索的人，而重点注释那些称呼郡望、封爵、谥号、别字的人，如宣尼、韩昌黎、朱晦翁、于忠肃等等，凡属此类，虽名人亦出注。近代学者对某些外国人名、地名的称呼，今天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用现在通行的称呼注释，读者将无法理解，所以这方面内容是我们重点注释的对象，成为评注这套名著的最大特色。当然，这项工作难度较大，我们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只有尽最大努力，给后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铺平一些道路。二是评注和整理了某些前人未曾整理或较少涉及的名著，如林则徐《四州治》、梁启超《变法通议》、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和《警示钟》、李大钊《平民主义》等等，或是首次单独整理评注出版，或是建国以后没有标点整理的单行版本。这对阐扬这些名著的价值，方便广大读者索书阅读，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三是对注释的名著写出《评介》和著者《评传》。《评介》可以帮助读者认识每一部名著写作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学术价值、历史地位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了解版本流传情况，从而更好地理解名著地思想。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我们根据孟子提出地“知人论世”原则，增写了名著作者《评传》，以便了解作者所处的环境和时势，进一步增进对名著精髓的理解。正文与注释、评介与评传相互配合，不仅使这套丛书体例完备，而且使其内涵相得益彰，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比较显著的社会意义。四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注疏和整理更加完善。这次整理，对于原著的俗体字、异体字和繁体字，一律改为通用字和简体字；而原书大量的双行加注小字也不符合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一律改为正文字体，并加括号，与正文相区别。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无论前人抄录或刊刻的古籍，还是今人点校出版的古籍，都无法避免鲁鱼亥豕的错误。文字有误，势必造成读者理解错误。诚如乾嘉学者戴震所说：“有一字非其底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戴东原集•与某书》）。结果必然造成对前贤思想或历史事实的误解，传播错误的历史知识。例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解放后已经出过几个整理版本，其中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夏东元先生标点整理的《郑观应集》本成就最高。《郑观应集》本《盛世危言•原君》有“神农憔悴，尧瘦矅，舜黧黑，禹胼胝”一句，赞誉古代圣贤勤民劬劳。然而“尧瘦矅”一句不可理解，而通行的工具书里也找不到“矅”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盛世危言》评注本则改作“尧瘦曜”。但是“曜”字为“明亮”、“光耀”之意，不仅不能与“瘦”字组合成词，而且与作者表达的含义恰恰南辕北辙。经查阅光绪庚子（1900年）待鹤斋重印本《盛世危言》，得知“矅”字乃“臞”字之误。“臞”同“癯”，意为“瘦弱”，正符合作者原意。据此可知“尧瘦矅”一句乃为“尧瘦臞”之误。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或系出于校对疏忽所致误，中州古籍出版社则是沿讹误改而愈误。又如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体注释本《天演论》卷上《导言十六》正文“持今日之英伦，以与图德之朝相较”之后，有一段夹注小字：“自理（查理）第七至女主额勒查白（伊利莎白），是为图德之代。按《天演论》各本夹注均作“自显理第七至女主额勒查日，是为图德之代”。商务简体本把原文“额勒查日”改为“额勒查白”，是其校勘成绩。额勒查白现在通译伊丽莎白（1533——1603），英国都铎王朝末代女王（1558——1603）。但把“显理第七”径改为“查理第七”，显然失误。因为显理第七现在通译亨利七世（1457————1509），是建立都铎王朝的国王（1485——1509），正与原文意合。而查理第七现在通译查理七世（1403——1461），为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422-1461），与英国图德之朝（今译都铎王朝，1485-1603)风马牛不相及。再如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演论》卷下《论一。能实》有“今夫策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匊之物也”一句，“策”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查1931年“严译名著丛刊”本《天演论》，该句为“今夫筴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匊之物也”，得知“策”字系由“筴”字简化而来。又上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慎始基斋原刻本，也作“筴”字。后经核对赫胥黎原著，始悟“筴”字乃是“莢”字之误刻。“筴”的异体字为“策”，而“莢”的简体字为“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豆荚由两片荚皮包裹，每个荚角只有几粒子，看上去不满一捧。通过这样校勘，终于文通字顺，语意始明。这次整理名著，评注者通过多种版本校勘，发现并订正了以上几处错误。举一斑而窥全豹，其余名著各种版本在刊刻、校雠、注释方面出现的错误，评注者也都做了订正，这里不再一一胪举。当然，这样说决不是要贬低他人成绩，抬高自己水平。我始终遵循前贤钱大昕的治学宗旨：“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二十二史考异序》）。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任何人的注释中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舛误。只有本着护惜前人、嘉惠后学的态度治学，才能保证学术事业不断发展，促进我国的学术文化研究走向繁荣。

　　主编这样重要的一套学术名著，我深深地感到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所幸的是注释和评介这套丛书的十余位同志，都是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史或中国通史学习、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尽管每个人对注释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每部名著评介的文风也会因人而异，但大家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事这项工作，从而保证了丛书整体水平。老友刘悅斌教授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从中赞襄擘画，增益我所不逮；师兄徐松巍教授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时常往复讨论，国正我之疏漏；北京师范大学古籍善本书库田斌老师热心提供善本，对我校雠给予方便。他们的盛情帮助和热心支持，推进了丛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至于整套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留下的许多遗憾，我不敢辞其咎。知我罪我，尚待读者评判。弁言简端，羞为书序！

2002年1月31日作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