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祭：从“严防分子反动”到“根除受害心态”

九一八祭：从“严防分子反动”到“根除受害心态”

作者 苏   杜

2007-9-25

     1933年9月18日，上海《大晚报》这样报道了对“九一八”二周年的纪念：

     今日为“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国难二周年纪念，市公安局长文鸿恩，昨据密报，有反动分子，拟借国难纪念为由秘密召集无知工人，乘机开会，企图煽惑捣乱秩序等语，文局长核报后，即训令各区所队，仍照去年“九一八”实施特别戒备办法，…并饬督察长李光曾派全体督察员，男女检查员，分赴中华路，民国路，方浜路，南阳路，唐家湾，斜桥等处，会同各区所警士，各要隘街衢，及华租界接壤之处，自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中午十一时半至三时，下午三时至六时半，分三班轮流检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体育场，…（等场所或人，免抄，下同）均派大批军警，禁止游行。…凡工厂林立处所，加派双岗驻守，红色车巡队，沿城环行驶巡，形势非常壮严。该局侦缉队长卢英，饬侦缉领班陈光炎，陈才福，…各率侦缉员，分头密赴曹家渡，…等处，严密暗探反动分子行动，以资防范，而遏乱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两警务处，亦派中西探员出发搜查，以防反动云。

     对于始于“九一八”一周年纪念的“特别戒备办法”，我们无需考察了，因为，这则官方记事，已经将特别戒备实况作了详尽的述写，我们需要确认的是，对于“九一八”的纪念，一开始便纳入了“严防反动分子趁机捣乱”的轨道，纪念出来的，尽管三周年那年便有了“国号康德”的“满州帝国”，四周年那年又有了《何梅协定》的“华北自治”，五周年那年新添了《华北防共协定》与“蒙古军政府”，六周年那年我们就迎来了“七七事变”，七周年那年便是民国首都南京沦陷，然而，“分子”渐多，鬼子年少，我们方向坚定地进入了“严防”时代，并跨朝越代，渐成通则，“九一八纪念”，这样地走过了七十多年。

这2007年的七十六周年纪念，我原以为，也就这样墨守成规地过去了，哪里料到，著名杂文家“五岳散人”用他的《别总是把自己放在受辱者的位置上》，浓缩和升华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婉媛在早春一月发表的《中国人,为何总是摆一副受害者心态》特稿，宣告了“九一八”的纪念，已经告别“严防分子反动”时代，跨入了“根除受害心态”的新时期。时过境迁，世事巨变，“九一八纪念”的特别戒备办法，“密报无知工人乘机开会捣乱秩序”， “增派男女双岗把守要隘街衢”，“大批军警，检查行人，军车巡驶，形势壮严”，已是昨日黄花，变了历史的旧迹。关注街头，让位于关注心头；“检查行人”，升华为“探究心理”；“禁止游行，遏制乱萌”，粗活交付“城管”；破解“疑心戒心”，排除“历史悲情”，造就“温和理性大国国民”，知识精英担起重任。我的原以为，简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不信，且引《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与著名杂文家的理性分析一二，检验一下你自己能否如此的与时俱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历史与现实、成功与挫败的碰撞与交织，让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不时出现迷惘。文明古国的荣耀让我们骄傲，而近代史上整整一个世纪的丧权辱国，又让许多人至今仍然无法摆脱一种耻辱感和挫败感。其极端的表现方式，就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及其衍生的极不理智的、盲目排外的情绪。”

“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人应当为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巨大改变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的时候，那种难以释怀的屈辱感仍然让一些人敏感好斗。”

“拖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执拗于过去所受到的屈辱，让我们许多中国人至今难以摆脱一种‘受害者心理’和‘耻辱感’，致使在国家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仍然不能自信、理智地看待和处理身边发生的纷争与冲突。”

“带着过多对历史的悲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在心理学上，如果一个人摆脱不了受害者心态，就无法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更无法有效地解决与别人的冲突。作为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对历史问题保有温和与理性，对现实积极而勇于进取。”

        著名杂文家说：

        “说起耻辱，只有强权本身才是耻辱的，被强权伤害的人有什么耻辱可言？难道无缘无故被别人欺负与侵略，倒成了我们身上耻辱的标志不成？”

 “只有把这种伤害强加于人的那些人才应该觉得耻辱。”

        “在我看来，这种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辱者位置上的思考方式，甚至比当年那场战争对我们的伤害还要严重。”

 “我们如果只是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就会发现对于我们来说，任何一次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最后都演化成我们自己的耻辱。” 要按“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云”， “一年到头别说能够结婚的日子无多，就连正常生活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就是说，在2007年9月18日，我们这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国民，应该如此纪念“九一八”：对“近代史上整整一个世纪的丧权辱国”事件之一的“九一八”，我们决不能存有任何“耻辱”与些许“挫败”感，要变“国耻”为“国荣”，以“史败”为“史胜”，这在心态学上，叫作“胜利者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能“极为理智”，“充满自信”，在任何“纷争与冲突”中，就能“迟纯免斗”，“客观有效”， “对历史问题保有温和与理性，对现实积极而勇于进取”了。

这就是说，在2007年9月18日，我们这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国民，应该如此纪念“九一八”：不必“昨据密报”，盯住街头，而要以杂文家的理念为标准化理念，三省心头，生出 “只有强权本身才是耻辱的，被强权伤害的人没有什么耻辱可言” 的心理，越是“无缘无故被别人欺负与侵略”，越不丢人，不现眼，越长脸，长精神，越回回都觉得很高兴，并且哪一回被敲打得最厉害，就越觉得那一回是最胜利，是最能趾高气扬地回朝之刻。这在心理学上，就叫做胜利者的心理。 “丧权辱国的一个世纪的近代史”，仅仅从历史教科书上删除是不够的，或者有朝一日推倒纪念碑，也是徒劳的，有了这种心理，才能从国民心头根除，我们这些大国国民，才能“站起来”，我们这个民族与国家，才能“延续下去”。

        所以，我说，我的原以为，真的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在“严防分子反动”时代，虽然“分子”日多，鬼子年少，但“九一八”总还算是“国耻”，到了“根除受害心态”时期，“国耻”则化为“国荣”，“受害”反多“受用”，军警街头治标过时，学者心头治本为本了。刺刀呀，炸弹呀，流淌的血呀，掉地的头呀，早被“严防”得一干二净；劫难呀，痛苦呀，耻辱呀，永誌呀，也被根除，武得功，文建治，“河清海晏”了。

        这就是2007年的“九一八纪念”，比1933年的“九一八纪念”，进步了圣人一世的年头。

        纪念呀，纪念，纪的什么，念从何来？“严防”的武功，“根除”的文治，与“九一八”有什么相干？九一八呀，九一八，从你诞生那一天起，你就死去了。你化为一颗星，镶嵌在天幕。仰望星空，愿你在那儿平静。智贤愚与不屑，请你在街头留步，也请你在心头免文，不要纪念，就给它一个平静。

仰望星空，月在中天，河汉西倾，繁星如嵌。如此纪念，情何以堪？就此打住，权为九一八最后一祭，从此挥手去，相逢不相识！ （2007-9-25 0：58）

附：

中国人,为何总是摆一副受害者心态2007-01-19 13:33:27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记者 刘婉媛 （特稿特长，请想拜读特稿者自行搜读）

五岳散人：别总是把自己放在受辱者的位置上2007年09月20日 09:59红网

全文照录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6周年纪念日，这次是济南婚庆庆典协会在网上发出倡议，呼吁新人婚礼避开“9·18”这一天，同时呼吁全市的婚庆庆典行业不在这天举办、承办喜庆活动。赤子之心，令人感动。

但这个倡议的理由我看很成问题。按照该协会负责人的说法，这天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子，所以是我们的“国耻日”，我们应该永远牢记这个日子。这个理由实在是不够好，因为他弄颠倒了耻辱者的关系。

说起耻辱，只有强权本身才是耻辱的，被强权伤害的人有什么耻辱可言？难道无缘无故被别人欺负与侵略，倒成了我们身上耻辱的标志不成？作为受害者，我们的先辈前赴后继为了国家与民族之兴亡而战，曾经为了打通滇缅公路而参加远征军到缅甸打仗，一个团的兄弟只回来了17个人。我不相信他老人家会认为这个日子是国人的耻辱之日，对于他来说，这是“国难日”。国家有难，扛枪上战场也就是了。受害而奋起反抗者永远不是耻辱者，只有把这种伤害强加于人的那些人才应该觉得耻辱。

即使退一万步来说，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因为自己不争气而启人觊觎之心，该感到耻辱的依然不是我等普通民众。当国者不能把自己的野心所造成的伤害，强加在所有人的记忆里，让大众分担他应该感到的耻辱。所以，这个日子可以有各种意义，但于我来说，其中从来都没有“耻辱”这个涵义。以此推论而言，我也不是很明白在这个日子不能结婚办喜事，到底能体现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

在我看来，这种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辱者位置上的思考方式，甚至比当年那场战争对我们的伤害还要严重。战争我们虽然是惨胜，毕竟是胜利了，但这种受辱者的心态，是自从人家用坚船利炮打开我们闭关锁国的大门以后才产生的，更多的是一种对古老帝国辉煌的记忆与现实落差的不适应而产生的关于落后的屈辱感，而不是对于“受害者不应该感到耻辱”的正常逻辑的一种推论。

我们如果只是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就会发现对于我们来说，任何一次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最后都演化成我们自己的耻辱。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云：自1840年以来……那么，在这上百年的历史中，我们被伤害了多少次，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要是真较真算起来，一年到头别说能够结婚的日子无多，就连正常生活的时间都没有了。

而最重要的伤害，是我们等于永远在潜意识里怀念过去大帝国的荣光、一切的伤害都是对于这场梦的一种冒犯，从而永远没有机会站起来告诉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现在已经从伤害里走了出来，已经不把这种伤害当作耻辱了，而是要记住并开始正常的生活。

回到这个倡议来说，婚姻是我们这个民族与国家生生不息的象征，在一个国家蒙难的纪念日里，倒更需要用这种方式宣告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延续下去的能力。用默哀来纪念固然是一种纪念，用彩带与鲜花何尝又不是？在我看来，后一种方式更有纪念意义，更能告慰当年的英灵。

 作者： 五岳散人　　 编辑： 李新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