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鸿蒙，谁为民雄？最是毛泽东

开辟鸿蒙，谁为民雄？最是毛泽东

春天的惊雷  2007-09-18

毛泽东的著名诗篇《沁园春·雪》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典型的“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对人民的祝福。历史，在历史上经历了帝王将相的英雄时代，我们中国，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而这些英雄，说到底，不过是剥削阶级中的代表人物，比起另辟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人民来说，他们只是杯土，而人民则是泰山。所以，毛泽东站到新的历中高地上，秦皇汉武类的“风流人物”，在人民的巨大身影后，已显得渺小，——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帝王又算不上什么英雄。并且，毛泽东这里的修辞是“数”（动词，同前边“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的“无数”，绝非一意），实指“纵横数下来”，当今英雄风流之多，是一大帮，一个阶级，一整个人民的大群体，决不是“孤、朕、寡”几个人。

此外，毛泽东一生中的为民奋斗的理论、实践，贯彻一生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以及一生中的“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人民是上帝”……的赞语，证明毛泽东是站在人类历史的新高地上的杰出的人民代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近似于黑格尔的──关于历史由正题走向反题，然后再发展为合题的辩证法。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论,原始社会中,人民群众的主人地位（全体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是非自觉地存在的；而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则发生了历史的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却受奴役；社会主义则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人民群众逐步登上真正的主要宝座。马克思完成这一理论创造，既不是黑格尔逻辑思辨的简单套用，也不是因他有其善良而“为民争位”，更不是他生性古怪而标新立异。这是对历史规律潜心研究后达于正确认识后的科学阐述。

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里，诚然，在少年时代，还不具有深沉的民本观，仅受母亲的大慈大悲思想和《水浒》等书的影响，有着救苦济贫，为民立主的英雄意识。这一意识，说到底，中外历史上每一次推动社会发生进步性变革的人们，大体都有。但这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以民为本和共产主义时代全民自主的观念。“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粪土当年万户侯”、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等等，这一唯物史观的逐步确立，是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以及在一段时间的革命实践后体味当代社会运动的主旨精华，才逐步完成的。所以，那些，称说毛泽东有帝王意识的知识精英，是犯了“站在唯心史观上”的驴唇不对马嘴的错误，是这些人本身的潜意识中，存有“高人一等”或“尊于帝王”的历史陈迹。

此外，还有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民众本位有民粹主义倾向。这种评论，也是东西方具有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而说出的“我‘本’主义”的昏话。这种评论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与此相联系，作为“历史在正反运动中反复展示而现出本质”的规律，如今的中国，正好是一切剥削阶级“除装现真”的时期（他们作为一整个的阶级和群众，一改毛泽东时代的假意奉承、完全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惟诺夹尾做人的伪装，如今，已开始公开否定无产阶级世界观，否定社会主义，重新亮出剥削阶级的旗帜了），人民群众正领受历史给予他们的反复教育，正在完成历史赋予的“弄懂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社会主义”，产生全民族认识飞跃的任务。这一任务一旦完成，——也可能在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必然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不过，在以上认识运动中，始终作为历史的正面在起作用的是：在中国，毛泽东以他全身心地依贴人民群众，并以他引导群众的高瞻远瞩的理论、实践，帮助人们逐步完成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及如何逐步实现其作用的认识，同时也引导群众深化了对毛泽东本人的认识。

一、一身“土气”、一生乐“土”，展现毛泽东之“民本”“民质”

这里得从毛泽东尽其一生的“向民看齐”的普朴生活说起。

关于毛泽东的普朴、“土气”的日常生活，人们通常是从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方面去赞扬的。其实，这里内含着他的重民尊民与民同心连根，自立于民中的社会主义灵魂；表明他的以“土”为荣的价值取向。这从根本上体现真正人民领袖同人民的一致性。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他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穿用等情况，像一下子拆去以往阻挡着人民视线的障壁，全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这时才发现，无产阶级领袖同广大人民群众是如此的贴近：一样的简居，一样地朴食，一样的粗衣，一样的俭用，总之一样的土里土气。由此，人们进一步懂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纯真的社会主义者的追求、品格和人生价值取向。当然，也象毛泽东的其它问题一样，也有人对此有非议（这完全是正常的）。

对这一问题，写述一个个具体事实，实际都是一个个精彩而又感人的故事，会比一串串理论更能说明问题；或者说，更能去说明我们要阐发的理论。

以下的几则故事，均是尽可能完整地摘录于权延赤所著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书中记载的都是毛泽东身边卫士们的真实的回忆。

１、衣着上的“土”

故事之一：求“舒”务“适”喜旧鞋：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是其他人代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

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新，而自己穿旧，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也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的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并且说：“我们各取所好。”(1)

故事之二：穿补丁衣讲究“整齐化一”，并要求“家丑不外扬”：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很多很多带有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的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间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丁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卫士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象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一个卫士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卫士问，“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

可他身边的人心里总有些难过。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没法补了，旧衣就变成补丁布。
那是在陕北杨家沟，卫士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呢。”

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象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捋平上面的皱纹。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江青也是照此办理。到60年代，江青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他接待外宾时，我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馅’了。”

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外一伸腿，裤角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久而久之，我将提醒的话精练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卫士们都负有提醒‘家丑不可外扬’的责任。(2)

故事之三：对“脚会有意见”的考虑

毛泽东精于算大帐。政治上、军事上算大帐，生活上也算大帐。

转战陕北，一个卫士新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有那条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象个麻布巾。

卫士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

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

卫士扑哧一声笑，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摇头：“帐还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象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3)

２、其它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土”

故事之一：“太贵重，我用不动。”

毛泽东对日常生活的其它用品有自己的讲究。对被褥──什么鸭绒驼绒的他都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前仍然用着这些东西。每当过去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们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常常触景生情，泪溢眼堤，不能自己。

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是特殊尊敬的。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

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有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4)

故事之二：对床的“讲究”

毛泽东认为，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所以床要搞舒服。而他的舒服仍内含一个“土”字：

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记得有次走到河底村，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房东家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到家里听说，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连呼“乱弹琴！”他急忙检查那两扇门，确信没有影响，才放下心。夜里卸下门板作床，他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进城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夏日天热，他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常被汗水弄湿弄破。年年如此，算是一种“讲究”和“浪费”吧。

其次，他还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了。进城后，他的木床有五尺宽，你们参观中南海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书的。现在毛主席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毛泽东在世时，床上的书比现在的多，堆得高出一尺。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5)

３、饮食习惯中的“土”

毛泽东身边的人大都认为, 他的饮食习惯更能反映其“土”。

首先是喜“粗、杂”。毛泽东一辈子都喜欢吃粗粮、杂粮和青菜。粗粮是吃红糙米、麦片等。杂粮是指在主粮中掺小米，加黑豆和芋头等。蔬菜更杂，有时就要一盘野菜──马齿苋，以及一碟辣椒。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戏言，吃竦椒的人革命性强。实际上，这戏言中也有真理的“颗粒”：辣椒刺激性强，又系乡土农家常物，穷人用来御寒，开胃纳食的，富贵人对此自然不屑一顾。因此，辣椒的革命性就在比喻性戏言中成立了。毛泽东常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动物就有这个区别。”(6)

其次是无规无矩，不屑于珍物美味。根据卫士们说，毛泽东吃饭也同他作诗一样，十分浪漫。不分钟点，不讲规矩，不论次数。一生都是如此。毛泽东正经吃饭，通常有所谓的四菜一汤，四菜中每次都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而汤，有时则是涮盘子水。其实，就是吃这种“正经饭”的时候也不多。毛泽东像周恩来一样，是个工作狂，吃饭似乎成了“生活负担”──能免则免。他吃饭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次的时候多。也有只进一餐的时候。如工作的连续性强，几天几夜中伏案工作，也只能在工作间隙，让卫士在电炉上随便做一点麦片粥；或煮一些挂面，或烤几只芋头……据毛泽东身边另一位工作人员讲：毛泽东的垂暮之年生活略有改善，但仍是每餐必有红辣椒，霉豆腐。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仍不改初衷，不变故习，对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和高级补品不感兴趣。对常人认为好、美、贵的食品和补品不以为然。当身边一些人劝他食用一些高级补品时，他却给这些好心人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说：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不认为有什么特殊作用，不过是物以稀为贵。而有些稀罕东西之所以名贵，是有些人攀缘名贵造成的，因为什么名人大官用过此物，便使此物也名贵起来，好象自己若能食用，也会因此沾光有名起来；于是越抬越高，最后变得神乎其神……最能说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简朴生活的心迹本意是他这样说：本人生来不高贵，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

那么，毛泽东生活中的最好“补品”是什么呢？

还是让他身边卫士李银桥的回忆来回答：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如果一定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打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不合眼。歼灭钟松的36师，俘敌6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对一个卫士说：“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点的。”

卫士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

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卫士搞来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吸口气：“啊，真香哪。”他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卫士们目瞪口呆立在旁边。忽然变得象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在场的人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千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一个卫士用力摇头：“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吃马肉呢。”

从那天起，卫士们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人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8)

根据其他卫士的回忆，一直到建国之后，毛泽东仍保持这个习惯。什么好东西他都不追求，需要时，只求一碗红烧肉，用红烧肉补脑子。然而，红烧肉补脑子───在毛泽东看来，还得讲条件，比如战争中的某些困难时期，战士们断了粮，他即反对吃红烧肉。他说：脑子是要补，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这时，毛泽东就用勤梳头来“补脑子”。60年代初，国家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为了同人民共度难关，毛泽东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是7个月没吃一口肉。

对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卫士们的解释是：一是习惯，二是艰苦奋斗，三是与民同心。因为猪肉是“大路货”，人民群众享用得起。

毛泽东的这种习惯显然不十分符合现代卫生科学。所以，建国后，常有人劝他改变，但他执意“拒谏”，饮食依旧从故。也有人反对他吃红烧肉，但反对也无济于事。毛泽东的“拒谏”之理，是很能说明他的尊民爱民，与民同根连心，视己为民的价值取向的。

──他对要他改变生活习惯、注意营养的保健医生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9)“……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10)

──当江青反对他不注意营养，特别反感他爱吃红烧肉，而批评他是“土包子”时，他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这与其说是毛泽东愠怒而断然的反驳，倒不如说毛泽东傲然自信地申述。他爱民，向民看齐，并视己为民，以民为荣。

毛泽东的生活的故事，我们只能引述其中一小部分。对这些真实故事的反映，也是因人而异的。受几千年旧思想习惯影响较深的人，大抵会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对待它，并批评毛泽东的苦行主义；另一些深深打着利己主义，官贵民贱思想烙印，陷入“出人头地”情结中的人，也会讥笑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或对毛泽东贯彻终生的这方面言行迷惑不解；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广大群众，却在这些故事里，不光看到了毛泽东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伟大品格，也看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理解时代主体精神及其趋向的革命家──根在民众，以己为民众一员而自豪的本质。

应当进一步说明，毛泽东以“土”自律，始终让自己扎根在民众之中，与民同根共脉的民本意识，是同中国历史儒家的“重民为了驭民”的统治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没有“谋术”，没有欲取先予的技巧，没有前诚后伪的变节。他压根儿把自己扣在人民中，坦露赤诚，忠心不二。他所说的：贵重的东西，用不动；本人生来不高贵，以及自豪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土包子……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在这方面也不是说毛泽东绝对没有缺陷。也许，他在社会主义才问世不久的年代里，便不分层次地要求所有共产党人，所有干部，甚至一切希望当先进分子的人们，都要像他本人那样：都应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民众中，就是不现实的。这种要求，也与他通常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理论相悖。并且在他为达到使广大党员、干部永与民众同根而采取的措施中，一时还缺乏操作性……所有这些，还需后来者进一步摸索、研究，逐步加以解决。

二、与民命脉通同，最能体现毛泽东的民之娇子之心

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重民的系统理论。最早是西周的周公“天畏非忱，民情大可见”，及召公的“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等观点。这是一种借神威来讲民力，托民力给神权的迷信观点。到了春秋时代，有然明的“视民如子”，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等丰富的重民思想。在唐代，唐太宗则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思想和理论，表明了中国历史上一些统治者的精强。但要说这些充其量不过是统治者在看到社会斗争中的民众作用，而忌惮民众，不得向民众让步，给民众一点安抚，并以此互相告诫的统治术。从历史的全局高度上说，这种理论的出现，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力量的一种自在性存在的表现。也是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最终达到群体性的自我实现道路上的必经过道。当历史达到今天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大阶段时，忠诚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真正把自己置放在民众之中，并通过各种强力措施，使自己不被历史的旧思想、传统、习惯（在社会主义建立后一个较长时间，这种旧力量仍是很大的）拉出民众行列，从而深刻的阐述出民主思想；并以坚韧不拔的行动，推动人民群众走上解放之路。毛泽东是这一类革命家。

１、对历史的过正性“矫枉”

这里，我们得重复引用前文。

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看到了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大时代中，“天翻地覆慨而慷”。人民正开始学习怎样自觉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人角色。他讴歌人民群众，认为比起历史的名人豪士、天才圣贤和帝王将相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风流人物。曾有极少数的研究者──主要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分子，从毛泽东以上的词句中分析毛泽东的帝王意识。这是一种驴头不对马嘴，是对汉语词文知识缺乏的表现，或是自身的“总想炫尊于他人之上”观念的推己及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旧意识的思维定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毛泽东的批评，深含着狡黠的战略性动机。在当代新、旧意识激烈碰撞中，他们并不是以此来批评──最终扫除旧意识，而是用人人都有旧意识，毛泽东也是如此，来证明历史新意识的虚伪性──即旧意识（利己主义、名利排他性等）的千真万确性，不可动摇性。这种通过“泼脏水”而对旧意识加以保护的战略，在一些已经被“和平演变”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得到采用。尤其是前苏联,从50-60年代开始，境内外的一些反社会主义势力，先是在斯大林身上，接着便在列宁身上寻找缺点，编造缺点，而加以散布，去证明革命者的虚伪和革命目标是“乌托邦”。请注意，这里还得重申：这种寻找、编造缺点，似乎是言辞凿凿，动机真纯，其实真意并不在改正缺点，而是整体地推翻、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退步之潮，通常是从这里打开缺口，而淹没初绽嫩绿的新意识形态的莽原的。

理性在曲道中前进。毛泽东逝世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较为成功地抑制了非理智的情绪，进而粉碎了极少数敌对分子的这种战略。在评价毛泽东的有关民众观点的思想上，不少人已较为客观公正了。当然，因为有些人缺乏对唯物史观的深刻了解，社会本身也缺乏将人民群众逐步推上彻底解放之路的经验和知识；况且，这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毛泽东凭借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而“参悟”的民众主体及运动规律的思想，尽管符合辩证法，但仍要等历史许久。即仍会在很多人中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被接受而被拒斥在社会实践的大门之外。人民对关于自我解放观的拒斥，这正是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理论实现的前期形式。除此之外，在今天这个特定条件下，这种拒斥，表示人民群众正从当年的“迷信毛泽东”这一认识怪圈中走出，进而从一切“迷信”怪圈中走出的历史性进步，这也正合历史规律之“天机”。有此迂回曲折的发展前进，毛泽东的在天之灵定会为之颔首微笑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是我们这个大时代中应运而生的战士，人民的赤子。他对人民的忠诚尊崇和热爱，是这个时代精神从理论到现实教育、催化的结果。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具有较为典型的封建专制特征的富裕农民家庭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父亲是家庭中的执政党，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是在野党，即在这种生身父子、结发夫妻的亲情关系下，也没有多少温情，在野党常常受到执政党的辱没人格的压迫。这就使毛泽东自幼年起便具有受压迫者的一般心理情感：心地善良、同情受压迫者。毛泽东的家庭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或者说一般的阶级社会里，一个个家庭的缩影。与毛泽东所受的家庭压迫，以及所看到的家庭压迫相一致，在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中，人民身受帝、封、官三座大山重压，做牛作马，饱经风霜，深受欺凌。人民呼喊，战斗，可依旧大山难搬，重压难除，悲苦常在。在这种社会的背景下，毛泽东本来缘发于家庭中的同情受压迫者的直朴情感，在一定的文化思想引导下，就必然转化为纯真而深刻的与民同根连命的归属意识。在毛泽东成年之后，当他迈出韶山之地，进入社会民众的汪洋大海，这种心理则更加强烈。如果说，十九世纪是世界范围内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开始意识到自己存在、自己力量、自己使命和自己未来的世纪，二十世纪则是广大人民开始行动，在漫长的自我解放道路的开端点上匍匐前进，并取得一定成果的世纪。这就构成了这两个世纪的时代主旋律：人民在争取解放,争取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当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列主义传到中国，当“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的歌声传唱在当时的工农大众中，毛泽东强烈的民众归属意识的兴奋，诸如：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唤起民众的大联合；“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自毛泽东心底的劲唱、呐喊。完全可以说，此时，毛泽东在经过受压迫，到同情受压迫者，再到坚定地同广大受压迫者站在一起奋斗等一系列前进性转变，已完全成为与人民“同一付心肝、同一付肠”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来的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中，毛泽东的这付“情肠”非但始终未改，而愈生愈烈、愈长愈坚。

人们一般都会懂得，作为历史上某一时代的革命者，同情受压迫者，关心社会的广大群众，这也许是起码的品德条件。但历史的革命，因为私有制的决定，在革命成功后，不少当权者通常会逐步转到与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去。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旧传统旧习惯的作用，也由于政治上层建筑自身的存在，也容易使一些本来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人民，而渐渐成为人民的二子逆臣。毛泽东一生都十分警惕这一点。时刻注意把自己的心和人民群众的心贴在一起，把自己置放在人民群众的队伍中，关心着人民的一切。

这里我们已不准备一一介绍毛泽东的一生中无数个的捐钱助人、分食与人、救助贫病者、关心战士，以及看老百姓吃窝头，怆然泪下，走遍大江南北，问寒问暖；足迹矿山学校，求教于民众的若干故事。仅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到两件小事上来。

第一件事：伟人见不得民众泪。

1947年，毛泽东东渡黄河后,乘吉普车去西柏坡。行进途中,他看到了路旁有一个生病的女孩和泪流满面的妇女。他身子一阵震颤，急忙下车。

──以下为毛泽东卫士们回忆的原文：

毛泽东大步走到那女人的孩子身边，摸摸孩子的手和额部：“孩子怎么了？”

“病啦！”女人泪流满面。

“什么病？”

“请一个先生看过，说是伤风着凉，气火上升。可吃了药不管事儿，烧得说胡话，这会子只剩了一口气……”女人呜呜地哭出声。

我看到毛泽东眼圈泛红，猛地扭回头，朝车上看。

“我在这里。”朱医生在毛泽东身边说。

“快给这孩子看病。”

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问那妇女孩子发病过程……

“有救吗？”毛泽东声音颤抖，提着一颗心。
“有救。”
“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

“有是有……只剩一支了。”

“什么药？”

“盘尼西林。”

“那就快用。”

“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得已……”

“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请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用给了生病的孩子。那时，抗生素不象现在这么泛滥，所以很显特效。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掀起眼皮，轻悠悠叫了一声：“娘……”

那妇女呆呆地睁着大眼，泪水小河一样哗哗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11)这种事，已完全不需要我们去作更多的评论。人民的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心贴得如此之近，如此之紧，人人一看便能明了。

第二件事：看《白蛇传》拍案而起。

据卫士们回忆，毛泽东喜欢看戏，尤其是《霸王别姬》、《白蛇传》。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他准备一台文娱晚会，又演出《白蛇传》。以下也为卫士回忆的原文：

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他是进入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法门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我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已失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簌簌，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糟了，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忧心地用目光朝两边瞄，身体却不敢有大动作，怕吸引别人更注意这里。还好，观众似乎都被戏吸引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台下的“戏”。

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这边稍触即离，这已经足够我忧虑。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我又轻咳一声。这下子更糟糕。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惹来几道目光。我不敢作声了。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也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对这件事情，世人反映不一。个别旧文化思想较为浓重的人，对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在这种场合下的这种形象，这种态度，这种语言十分失望。这正如斯大林所揭示的，有人第一次见到列宁，见到列宁个子矮小，讲话自然随便，完全不进行形象“包装”，显得缺乏领袖风度，而感到失望的心情一样。这种失望，说到底，不过是“官尊民卑”，“上荣下贱”的唯心史观的反映。不过，这里应当强调指出，对以上事件，毛泽东的卫士们通常是从毛泽东不掩饰个人好恶、情感来评价毛泽东的。实际上，这里既自然深刻也极为明显地显示毛泽东心系民众,诚挚地与民众同心连脉的新时代的领袖形象。同时,这种形象也是一种不装腔作势的无高无下、无尊无卑的自然人的形象。

三、一意向“民”倾斜的认识取向，更显毛泽东之民“主”意识

有人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结构中，人民或群众的称谓，总是与“小人物”、“穷人”、“贱人”、“被压迫者”等，划等号的。这种认识有对的一面。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小人物、穷人、被压迫者等等，只是构成人民群众的主体和主导。在当代，小资产阶级阶层、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都在人民的范畴中，鉴于任何同类事物和人物，都不可能是绝对同一一致，总是存在差别的情况，可以说，在人民中，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人民中，最能代表人民本质特征的，当然只能是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穷人和被压迫者等。新时代的革命和变革，当然得以这些小人物为基础、中坚力量。没有区别、没有重点，即没有政策。毛泽东的重民意识、民本观念中，即体现这一正确的区别和重点。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区别和重点，也展示毛泽东对历史运动辩证法的精深理解和把握。历史是在有倾向的摆动中前进的，有时为了克服某种积弊流污，不得不以另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倾向（甚至是明显的倾斜）来抗衡。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人民群众真正确立自己主人地位的前期过程，革命家们不可能不以矫枉过正的战略性手段，炫举下层人物、穷人、“贱人”的反抗精神，以及一切被压迫者的真正面目、才干和创造历史的作用。有些时候，毛泽东在这方面也遭到个别人的嫉恨。不过，毛泽东本人并不介意这种嫉恨。因为，他坚信未来历史定会对此作出宽容性的解释。

１、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生活在阶级统治之下，饱尝艰辛，倍受欺压，加之统治阶级的各种欺骗理论的灌输，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有自卑自贱者，自愚为愚蠢者。他们看不到自己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不能自觉地认识自己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尤其在中国，广大的农民在过去的两千年中，生活在小生产的狭小天地里，禁锢在封建礼教的枷锁之下，自我意识未得到资产主义大生产的培植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基本仍处于病弱缺损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3)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车轮从封建主义躯体上辗过，封建主义的总体结构是散体了，但其魂灵并未消灭。这样，按社会发展自然程序的两本账目：一个是封建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都得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去算清。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特殊革命。因此，可以设想，只要不陷入乌托邦的幻想，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存在一个一元主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多元并存合一的过渡状态：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公私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军对垒的文化结构。有鉴于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之后，在开初的一个时间里，人民领袖不得不十分强调政治，以及强调与此相关的人民自身的解放──尽管经济是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之一。这就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为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战略大计，常常以乍听起来有点极端的语言来宣传民众，大讲特讲民众作用的原因所在。这也可以理解为“矫枉必须过正”。当然，过正的东西还不是正，仍有待于历史去矫正。不过，对“过正”的矫枉是历史的第二步行动，必须在第一步行动之后的。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和言论，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为“把颠倒过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鼓呼。

以往的历史，使人民屈辱，人民低头弯腰，做牛做马，为奴为婢。不少人以为命该如此，习以为常；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妄自菲薄。这是历史颠倒的结果。在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吴妈、祥林嫂等，即是对这些民众心态的典型化揭示。毛泽东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但毛泽东和鲁迅又有不同。鲁迅对民众的这种意志，常有“怒其不争”的情绪。毛泽东则相反，努力鼓呼，尽力推动群众“奋起力争”。他一再向人民揭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14)“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15)“真正的铜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6)。并把人民比喻为至高无上的上帝。对人民可谓是忠诚不二，并充满热忱,从不心灰意冷,也无怨情怒气。

第二，努力揭示小人物创造大事的道理。

针对群众中一些人不同程度的迷信名家、权威、洋人和死人的心理，建国以后，毛泽东一再提倡破除迷信。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发挥创造力。50年代后期的一次会议上，他说：“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17)他列举了数十个有作为的人来证明他的观点，并肯定地说，多数如此。他甚至提示人们去研究其是否是规律。同期，毛泽东在读一篇文章后这样的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18)到了60年代，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干，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19)

第三，情感的天平始终倾向最下层的人民群众。

为了矫历史之枉, 毛泽东始终以最真挚的热情对待人民群众,保护并讴歌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创造精神和自我教育而解放自己的行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他力排众议，愤笔疾书，为农民运动叫好,欢呼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20)的革命行动，认为这些是亿万人民在朝着解放的路迅跑的大好事。建国初期，他高度赞扬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1958年的大跃进中，浮夸、共产风肆虐全国时，他同自己往日战友发生严重分歧的根因之一，就是要保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而不在于左倾错误要不要纠正的问题（左倾错误是要纠正的。庐山会议前期，以及庐山会议之前的几个会议，毛泽东都是在实际地纠正左倾错误。不过，他始终认为，这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好心努力中犯的错误，故而要在保护积极性的前提下；在不摧残建国后好容易才培植起来的思想解放、敢想敢干的群众精神的前提下，不泼群众冷水，严肃认真地、逐步地克服左倾错误）；就连文革后期，在种种原因下，不少作为“造反派”的群众，犯一些严重错误，他还告诫领导者们，对这些群众要“高抬贵手”，正确引导犯错误的群众改正错误。

素来强调开展积极思想斗争、分清是非的毛泽东，在对待群众缺点错误的问题上,确似有点偏爱和“护短”。其实，这个“短”有时是需要“护”的。因为有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了推动人民走出涤罪所，去除群众身上沉重的迷信、畏惧、保守等包袱，是必须以“允许犯错误”为代价的……。舍此，就可能犯因噎废食的错误。不过，在社会的实际斗争中，对这一点的把握，始终得以全局可控、局部适度为条件。当然，这是一个新的领导科学的历史课题，现在就下结论，也许有信口开河的错误。

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情倾广大基层群众，推动群众在大胆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是有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的。也是同他不懈的社会主义追求连在一起的。２、最干净和最具力量的是工人农民和小人物。

在毛泽东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之后，他过去的真朴民本意识，便出现了一个理性的飞跃，个人的感情也完全投向工人、农民。他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21)

毛泽东的这句话，不可仅理解成一般性的比喻，而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在阶级社会和阶级还没消灭社会里，与凌驾于社会之上──有时确发生异化──的社会上层组织（主要指国家组织）相比,基层、基层民众的生活领地，是一片净土、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源。人民群众的整体运动指向总是合理的；其本质性追求和是非标准总是正确的或大体正确的。在当代，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是互为生存发展条件的。

毛泽东这一比喻的深广内涵，可以从他如下几个方面的言论来说明：

第一，任何时侯都立足扎根在群众之中。毛泽东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脱离群众的行为是一切弊端之源──就是脱离开净土，就会变得不干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几次谈到这个运动本意源点。他认为，在我们队伍里，有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必须有个处理。他还说：有些人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人、农民，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第二，在一切劳动群众中，更重视体力劳动者的情绪意向，把一切劳动中的体力劳动看成是思想意识最佳净化方式。毛泽东不否认脑力劳动的作用，也承认知识、科学及知识分子的重要价值。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三大差别存在的今天，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能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政治营养。所以，建国以后，他反复强调干部要下去，要同劳动群众实行三同；要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青年要大有作为就必须下乡去；文艺要送下乡；医疗卫生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等等。他甚至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22)毛泽东这种重视体力劳动，重视基层体力劳动者的意向情绪，重视从中取得营养的真切性，特别表现在他自己身上。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不但仍坚持经常下去调查研究，参加劳动，并且在1962年还曾表示要骑马视察黄河全流。他甚至指责自己：进了紫金城，官做大了，成了党内的最大官僚主义者了……所以，他曾设想下放自己去办一年商业、办一年农业……

也和毛泽东的好多言行一样，这也是一个争议较大，有些知识分子颇多看法和批评的问题。较为普遍的批评是：不切实际。但对高瞻远瞩、属于未来的革命家来说，对于过于拘泥于眼前“实用、实利”而致使千年停滞的民族来说，看上去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也是对历史的补充──极可能是对历史进行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式的冲撞和推动。

第三，支持“小人物”的“三敢”精神。从毛泽东一意向“下”倾斜的思维模式中──姑且让我们这样说，还可以很快发现毛泽东对小人物“三敢”精神（即毛泽东自己经常提倡的敢想、敢说、敢干）的高度赞赏和保护。当人们尽可能多地了解掌握毛泽东工作、生活情况后会发现：他对来自大官们的议论、批评的接收听取度，同来自最基层广大群众和小人物的批评建议，有一定的差距。他对来自基层的老百姓口中的批评意见，总是热情的，认为其有较大的可信度。并认真而迅速地纠正错误。1960年和1966年，湖南农民贺凤生两次在毛泽东面前“骂娘”(23)，直言批评共产风、浮夸风，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非但没有指责他，反而反复表扬他敢说真话，十分热情地希望他多来反映真实情况，并表示改正某些不正确的做法。除此，还坦率承认自己的个人责任。无疑，在作为官方的各种文件、报告面前，毛泽东当然是要相信的，但他更相信来自“下层小人物”大胆反映上来的第一手的材料。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此难一一列举。

毛泽东支持小人物，可谓是满腔热忱。他多次讲过“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24)。50年代中期他支持“小人物”对红学专家的批评，并抱怨说：小人物把事情做起来了，大人物却往往不予重视。60年代中期，他表扬当时的乒乓球小将徐寅生关于用辩证法打球的文章，说“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批老将挑战了……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25)。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则全力支持青年学生和基层群众的“造反”行动……其中失误，今已不言而喻。但毛泽东真心本意，确有可贵之处。

无须回避，也不必隐瞒，毛泽东的这一民本、崇“下”的价值坐标,是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价值标准,有鸿沟之隔的。在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看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有人称之为“恋-民”情结，是毛泽东少年时受到严厉的父权专制而造成的心理扭曲。这是近似热昏的胡话。要说扭曲，其实，扭曲不在毛泽东，而是资产阶级灰暗心理的扭曲。他们的确无法理解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恢宏博大、深沉邃远。也许说毛泽东有“恋民”情结，在某些方面还说得通。但要看到这一情结绝非是毛泽东个人生活经历造育的，而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反抗之火的聚焦。至于其中可能有“过正”之处，那是无产阶级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开创时期必须具有的。仍如上言，对“过正”的再度矫枉, 那只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继此之后的事。一切资产阶级“好心”参与，颐指意使，只能是人民权力的再度丧失。人民应当警惕这一点。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手法已变得极具技巧，很有点“迷魂汤”效用。比如打着“改革”旗号，起步点上给人民扩大点似是而非的权力，……进而把人们引入误区或陷井，最终又将人民权力全部剥夺──使人民只剩下无可奈何的沮丧。东欧和前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情况正在教给人民这一点。

３、避免安泰式的错误,时刻不离开人民,永远走群众路线。

列宁曾给苏联共产党人讲过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大力巨人安泰，他同大英雄海格立斯角力。开初，他每一次被海格立斯打倒，从地上爬起来后，较前更为有力量，更为勇猛。其中奥秘是他每一次倒地，大地母亲总是赋予他新的更大力量。后来，海格立斯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改变了战略，将他举过自己的头顶，悬在空中，使之和大地隔离开。这样，他渐渐失去力量，而终于被海格立斯卡死在空中。列宁用这个故事教育共产党人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要永远偎依在人民的怀抱中，这样才会永远有力量。永远代表人民。毛泽东同志则常常把党和群众的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并不断强调说，群众是基础，是土壤、土地；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在实践中依靠群众、联系群众，遵循群众路线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活动中，从理论上赋予群众路线十分丰富的内容，如简要归纳，大体有如下内容：首先从出发点上说，要一切为着人民群众，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们党的宗旨。其次，从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说，要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再者，从信念上说，要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此外，从具体方法上说，必须坚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法。

由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人们熟知，而且也不存什么疑义的问题，故而本文已无必要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一问题的基本方面、理论基础和前提，在前面已作阐发。

前边已基本讲过，历史已进入“多数人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真正人民革命的大时代，人民时代造育真正代表人民（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是其代表人民的前提）的伟大战士。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战士。他把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逻辑地连在一起，一生演出了一个个非同凡响的大戏，始终想让人民当主角。因而他有永恒的魅力，──对人民来说。他确有缺失，包括在对人民的问题上，但缺失中也闪烁着辉煌；他有过失败，而失败也显得雄壮且前途无限──而不是葬送了事业。这也是毛泽东去世后，社会上时常出现“毛泽东热”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完全可以预言，“毛泽东热”仍将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里时常出现，并涤除某些非理性、非科学的“热”氛，而变得越来越深沉和严肃，直到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胜利。这也许是西方资产阶级分子无法理解的。

四、不自情愿但又被接受下来的历史遗产，是毛泽东推进民“主”的战略迂回

毛泽东尊人民为上帝，一生中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从来都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无数次地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26)，反复告诫人们：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而是靠党和人民群众……但在晚年他却说,有时要搞一点“个人崇拜”，并且在中国的60、70年代，也实际地发生了“盛况”空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矛盾。为此，近十多年来,人们讨论、争论，众说纷纭。它成了当今中国理论界的又一个“司芬克斯之谜。”有人说，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也有人说，1957年前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而在此后开始接受个人崇拜。在对毛泽东接受个人崇拜的原因分析上，也有较大的分歧。有些人在私下似乎也有蒋介石和西方某些人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搞个人崇拜是必然的。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是利用个人崇拜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个人崇拜的现象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造成人们这些不同认识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原因,愚见以为有这几个方面，一是把毛泽东自己使用并作了规定的“个人崇拜”概念同约定俗成的概念混同起来；二是把理论上“要一点个人崇拜”同实际中出现的“个人迷信”狂潮等同起来；三是没有把个人迷信思想的现实考察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四是没有看清毛泽东的真理崇拜的开放性本质。

如果人们能就以上四个问题，把认识相对统一起来，并结合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去研究，便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领袖，从个人根本思想上说，是反对搞个人崇拜的，更反对个人迷信。但革命和社会主义还处在洗治胎污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总体水平还处在一个有待提高的位置上，思想解放及与此相关的认识之足，还踩踏在认识的必然王国内，还需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引领，这种引领自然包含对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实行排除邪恶──即排除如公申豹式诱惑的──争夺性引导（公申豹，《封神演义》中，写他是一个心怀叵测，利用魔术蛊惑，把人们引入邪教的恶神）。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某一时期内凭借对自身德、能、绩的宣传，暂时性形成一个引力中心，以实施对社会的政治改造，实属不得已而行的权宜之策。从根因上说，这是不自情愿但又必须接受下来的历史遗产。毛泽东晚年的个人崇拜，即属于这类状况。至少他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并且，毛泽东晚年提倡有一点崇拜，实质是一种真理崇拜，而真理具有开放性，——她的最终贯彻，必将荡涤一切迷信的。

１、1957年前，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并防之有措

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已是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领袖。在延安时期，他的非凡才能和智慧，已使他享有崇高威望。根据战争时代瞬息万变的斗争，特别需要正确果断决策的情况，──加之历史的战争擂台是不允许有南郭先生式的台主的，中央书记处授予毛泽东对中央决策有最后否决权。然而，毛泽东从不轻易使用否决权。凡遇重大问题，总是发扬民主，遵守纪律，同战友共同商决。他反对宣扬他个人，自己也特别注意把他自己放在同战友,同群众平等的位置上。开会、照像,会见人们，从不突出自己。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其中有一些颂扬他个人的话，对此他反复声明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27)观点清楚，态度明朗而坚决。

建国后，他针对群众中存在较多的保守、迷信思想的状况，不断宣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如上所论，他几乎到处引经据典,说明“卑贱者最聪明”的道理，要人们不要迷信，解放思想，扫除顾虑，天不怕，地不怕，死人不怕，洋人不怕，权威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在一九五四年起草宪法时，他不但亲笔删去那些过分颂扬他的条文，还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28)

他针对建国后我党的巨大成绩，群众在较重的依附心理下，对党和他本人感恩戴德，迷信他个人的情况有所发展──其中当然也有心怀叵测的敌对分子，恶意捧场，推波助澜，故意神话毛泽东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故而毛泽东常常从理论和实际上，揭示正确认识的产生。包括自己正确观点的产生的曲折过程，并总是特别说明自己认识过程中的缺点、错误，以此来破除人们的迷信观点，防止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产生和发展。其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他在1956年党的七大会议上，真诚地宣布自己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中，曾犯过错误，比如他讲：“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29)另外，他在一些场合，还如实说明个人成长的过程，说自己信过神，拜过佛，信过孔夫子，康德……总之，有过不少缺点、错误。他总是告诉别人，自己的知识、能力和正确观点，是在后来的不断学习、改造，别人的帮助下逐步形成的。他还表示：人总是有缺点的，一个人不可能生而知之；人人都需要不断改造，需要努力学习，否则就会落后。这些言论，即实际又科学地勾画出他的个人形象，同时也是一种把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推到人民群众队伍中的努力，使自己不致于象安泰那样被“海格立斯”举到空中而与大地母亲隔开。

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领导全党还切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反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中，针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党内有些人有一种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话的情况，毛泽东特别强调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独裁。他说：“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30)“只有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31)。为加强集体领导，他重申党的纪律：“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32)

二是制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性措施。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后于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上由毛泽东重申并公开宣布的六条规定说：“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行。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33)在1955年3月21日至31 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34)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组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三是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教育全党懂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1956年，毛泽东根据苏联的教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我党应记取的教训。毛泽东从理论高度分析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是：它是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落后的遗产，它有着广泛的基础，不仅剥削阶级有，小生产中间也有；它表现为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关于如何吸取教训，毛泽东将它归纳为四条：一要防止在取得成绩、群众信任时，滥用权威。二要不脱离群众,不要突出个人搞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三要实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四要反对教条主义。

归纳1957年以前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情况，在个人和集体、党和群众的关系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观点。在他的讲话和发表大量文章,以及他主持起草的文件中,一直谨慎地贯彻坚持集体领导、坚持群众路线，防止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的思想。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还经常突出强调的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人们敢想敢说敢干的思想。这确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是推动群众增强自主意识,实现自我解放、自觉登上历史主人宝座的强大思想武器。

２、1957年后，毛泽东在思想上对个人崇拜出现二元并存的矛盾

本节的开头，我们即说明，当今人们对毛泽东个人对个人崇拜态度的考察，认识不尽一致。分歧之点，主要在于1957年之后。事实上,1957年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这一变化，研究者们的看法倒大体相同，只是在原因分析上相去甚远。正如上述，有人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另有些人却认为，毛泽东思想深处有古代帝王的幽灵，他实际上是欣赏个人崇拜的。

这一“司芬克斯”之谜，谜底究竟是什么？这里暂且放一下。让我们先来揭示毛泽东1957年后有关个人崇拜的言论和行动。从总体上说，1957年之后，毛泽东既接受个人崇拜，又在理论上不断批评不适当的个人崇拜，尤其是反对个人迷信。他的思想、行动似乎存在二元相杂的矛盾，——其实，这里包含着毛泽东推进国人崇奉真理、实行思想解放的一种战略性运筹。具体情形，可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这就是理论界普遍引用的──1958年三月成都会议──毛泽东讲的一段话：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963年6月14日和9月13日，经过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文章中分别说：近几年以来, 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35)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的掩饰下所做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提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党领袖’。”(36)

第二，他提出了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个人崇拜的观点。在1965年1月和1970年12月两次接见美国友人斯诺，以及1968年间接见阿尔巴尼亚当时的国际部长巴鲁库等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均谈到了个人崇拜的问题。首先他解释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初他允许和赞赏对他的个人崇拜，他认为：党内有两个派别、两个司令部（这一认识判断的准确性，仍待研究）的斗争，对方已树起一个人来了，我们也得树一个啊！毛泽东还认为：1956年到1965年间，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那时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不过到了1970年，毛泽东又认为：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以此，强化社会主义的教育和贯彻），而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接着，毛泽东说：“所谓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教师”这个词，就是教员。

第三，一边反对搞盲目的个人崇拜，一边对提倡个人崇拜者委以重任。就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讲个人崇拜有两种，批评不加分析盲目的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时，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却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这个公然同毛泽东前边观点相悖的说法，当时并未受到毛泽东批评。并且，在后来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两个同类事实是毛泽东对林彪和康生的态度。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宣扬毛泽东是民族大英雄；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说，在毛泽东思想顺利贯彻时，工作就顺利；相反，在毛泽东意见不受尊重时, 就出问题。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康生等人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经常鼓吹个人崇拜，他们都谋得了高位。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精通辩证法的毛泽东深知，历史总是在一定倾向中，通过不断地调整倾向，有时得适度地交递利用不同倾向中前进的；在破除个人迷信的过程中，有时得通过强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威，在适当的真理崇拜中，以迂回式的方式，逐步洗涤迷信意识。

第四，他既大力倡扬民主，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提倡“有五不怕精神”，又常常在“个人崇拜”下否定大多数人的意见（这不是说，毛泽东会绕过集体、放弃民主，而个人做决议）。发扬民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经常提倡直到生命的最后，也牢牢记心的重要原则。也可以说，发扬民主，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中出现频率十分高的又一类观点。人们都会清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给广大群众以民主权利，发动群众搞大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批评干部较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有些干部官做大了，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作风不民主，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喜欢骂人，动不动就训人，所以群众有气。1975年春天，他批评江青说：“……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37)“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38)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巨大而无法回避的矛盾。在毛泽东大力提倡民主，并给群众以民主时，他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1956年后的基本事实是：毛泽东似乎常常置多数人的意见于不顾。他自己在讲不怕孤立，敢于坚持真理时，常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他在党内常常是少数。这里讲的都是事实。此时，他比其它任何时候都要多地讲述“五不怕”的话。

对以上这一点，这里得进一步作一点说明：毛泽东虽然否定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是说他在个说了算，并不等于他在搞个人独裁，却却相反，毛泽东凡在个人职权范围之外的所有决策，包括重大人事变动和文革决策，都在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中通过的。

第五，他既赞赏个人崇拜，又表现得十分清醒和理智。在全面接触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言论后，人们可以一般地认为，毛泽东接受,赞赏个人崇拜时，头脑是十分清醒的。1970 年，当斯诺问起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看法时，他明确地回答说：你不要相信这些人都是真心。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看到了，在依附和盲从心理较重的民族里，有些人对领袖的崇拜，仅是出于随波逐流；另外，也有些人可能出于个人目的。这一点从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更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他一边默许、接受林彪等人搞人个崇拜，一边又抵制他们神化他个人的谬论。他反对“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等说法，并严肃抵制“天才论”。1966年夏天，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39)1970年秋天，毛泽东明显看到了林彪一伙是利用个人崇拜来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他便严厉批评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自己。最能表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一直保持清醒头脑的是他始终如一地宣扬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宣扬解放思想，宣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即在毛泽东眼睛已经失明，吐字不清，弥留床箦的最后时刻，他仍一字不差地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并且说“包括我”三个字。

３、从词意分析开始的分析：毛泽东允许有时搞点个人崇拜的原因

理论批评、争论的原则性要求是：实事求是。在据实的基础上，使用双方都明确同一的概念，进行合乎逻辑的说理辩驳。

对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态度和原因的研究，同样应该如此。尤其应该首先搞清毛泽东使用“个人崇拜”一词时的本来含义，或赋予它的什么新意，以及所赋新意是否合理。

现在，不少研究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们已注意到：即在1976年前，权威的党史、革命史的著作和工具书，均未对个人崇拜作过专门解释。1976年后，一些工具书，如《新词新语词典》、《毛泽东思想辞典》等，都把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合二为一（认为个人崇拜即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即个人崇拜），并解释为：片面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神化个人……受这些工具书影响，以及近几年这种大而化之的流论影响，一般人也就不究底里地把这两个词合一使用，去批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里且不谈在语源辞义上，个人崇拜同个人迷信究竟有无区别，因为据毛泽东本人使用这两个词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他的确不是将两词合一使用，而是有严格区别的。并且，单就个人崇拜一词，毛泽东使用时，也在不同场合下，赋予不同的含义。

下面，我们来分析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一词的几种使用含义。

(1)指的是尊崇、敬拜，是自我人格的实现，是外界对个人成绩和成就的承认。

在1965年和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的两次谈话中，却都流露这样一个观点：人总是要一点崇拜的。他甚至对斯诺说：你也要人崇拜，你的文章写出来，没有人看，你就高兴啦！
显而易见，毛泽东这里讲的个人崇拜，是一个为了自我人格，实现自我，而具有一种正常的普遍性的心理期盼。

人是社会的人，他总是归属于一个群体，要得到外界的承认。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自我人格的实现，从根本的最终意义上说，是决定于外界对其自身行为、品德、成就的承认。这不仅是具有求荣利已倾向的人的一般心理要求，也是每个时代的先进分子，领袖人物的必然希望。因为在共产主义之前，群体的、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全民的功利的实现，是必须通过有影响、有威信的人凝聚、领带群众去奋斗的。即使，最为平常的工作，也必须这样。到了人人平等，能力无大差异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许不需要这样。所以，由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人人要人承认，要人尊重、要人敬爱, 望有人拜服自己──健康心态下的人自然也会拜服别人的优点、成绩。

(2)指的是有目的的，对真理代表者的个人宣传，以达到宣传真理，按真理办事，战胜错误的目的。

我们在前边已经引用过毛泽东1958年3 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他提出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并认为，崇拜真理，也要有分析，不要盲目。一言以蔽之，毛泽东提倡“崇拜正确”和“正确崇拜”。他的真意即在于此。这和他的认识理论和斗争理论相联系。他认为，人总是分左中右的，人的认识不可能齐头并进，等速运动的；人的思想改造也不可能在整齐划一的阵势下进行。所以，真理开始通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鉴于此，提倡服从真理，提倡凝聚在被以往实践证明有较多真理的人周围，这是先进分子改造社会的必然需要。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关系的思想是一致的。列宁认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望、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40)

人们不难懂得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在充满困难和艰险的社会斗争面前，不宣传真理，就等于放弃革命；不通过宣传先进分子、领袖人物而宣传真理，就难以产生生动有效的力量。过去如此，现在如此（难道今天不宣传先进分子、领袖人物的正确、英明之处，能实施社会改造吗！）将来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仍需如此。当然，随着社会前进，这一崇拜可能逐步淡减，并形式有所改变。有人以马克思就曾反对过一切形式的个人宣传、歌颂功德、包括宣传个人的正确性为根据，否定一切个人崇拜的必要性。殊不知那是在人们高唱国际歌，很多有觉悟的工人，已理解“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的国度里，而毛泽东则在长时间自发传唱“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并且至今还有各种各样的迷信的国度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也是当今大家说得比较多的话：这也是国情，也得考虑的现实。凡属正确有效的领导，是不可能不顾及到群众大多数的现实思想基础的。

(3)指的是荣誉、威信在人民的代表者和领袖人物身上的适度集中、倾斜。

毛泽东从来都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反对讲天生之才的天才，仅认为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天才不靠一个人，而是靠整个阶级和广大群众。但他同时又认为，在政治斗争中，不但要一般地宣传群体、阶级意志的代表者和领袖人物，还要适度地提高这些代表者和领袖人物的威信。形成威信、影响中心、权力中心。舍此，也无法形成统一强大的力量，而战胜对手、战胜敌人。

毛泽东在60、70年代，根据他自己认识到的国内斗争，曾经说过：对方已经树起一个人来了（这是否是事实，还得等待历史资料的披露），我们也要树一个，以及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几个月里，还提出“要在全党宣传×××同志”，等等，都出于这种特殊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实际采取的搞点个人崇拜的措施。毛泽东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政治斗争经验，并作换位思考后，甚至认为：60年代前期苏联赫鲁晓夫之所以很快下台，正是因为他“一点也没有个人崇拜”。(41)

从以上三方面内容来看，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而明确地给“个人崇拜”定义，但他确实在不同情况下，给“个人崇拜”赋以自己理解的含义，并实际地使之同“个人迷信”区别开来。实际上，只要细细推敲，“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是有区别的。把两者合一而用，是一种不可取的大而化之。毛泽东没有让旧的概念捆搏起来，而使概念更符合实际，其态度是科学的；并且他允许搞点个人崇拜确也有今天仍值得研究的因由。

４、毛泽东一生始终不渝地反对一切迷信

毛泽东所讲的个人崇拜不含有个人迷信意思的更为有力的证明，是他成为革命者后，一贯都反对迷信。即使在他提倡搞正确的个人崇拜时，也反对个人迷信。

毛泽东是一切迷信，包括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的反对者。他的革命一生，可以说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一生。他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舍得一生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都表明他毫无迷信思想，更不愿将迷信灌输给人民群众的解放意识。非但如此，在建国以后，他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告诫人们，不要迷信洋人、古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迷信书本，书上的东西也会有错……。至于对他自己，他曾多次对身边的青年人说：我也是人哪，我也有错误；告诉同志们，不要怕毛泽东……如果我们去详细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言论，人们会看到，另外四个革命导师中，没有一个人比毛泽东更多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此外，即在毛泽东提倡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1957年后，他丝毫没有放松对迷信思想观念的批评。《晚年毛泽东》中的一篇文章正确地指出：“在60、70年代，他一方面默许林彪一伙搞个人崇拜，一方面又抵制林彪一伙神化他个人的种种谬论。现在我们研究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决不可忘记，他的另外一部分言论。例如，他曾多次指出：请不要用‘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当人有祝他万寿无疆时，他当即指出：没有什么万寿无疆的，这不科学。他曾亲自删掉林彪提出的三个副词，很早就抵制了‘天才论’。1967年8月，他在一封信中就抵制了林彪提出的‘天才论’。1971年3月15 日他又指出：我党多年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了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42)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全可以看出，他在理论和实践中，确是把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区别开来的。

更能说明毛泽东所讲的个人崇拜是同个人迷信有区别的，是这样一个重要差异：1963年在对当时苏共论战的一组文章中，毛泽东明确使用了“个人迷信”──而不是“个人崇拜”──这个词。毛泽东在这一组文章中，尽管是批评苏联共产党，尤其是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但也明确承认斯大林犯有搞个人迷信的错误，并且也批评了这一错误。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们这一分析，认为在毛泽东那里，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一个意思，其根据是斯诺访华文章中报道关于“毛主席对这种有关神和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43)的话。在这句话中，讲到了对神和上帝的崇拜，很显然，这里的崇拜和迷信等同一致的。我们认为，这里存有矛盾。神是不存在的，一切相信神──更不要说崇拜神了，都是迷信。这和对人、真理的崇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矛盾可能不是毛泽东本人造成的，极可能是东西方语言差异造成的。因为这里存在由汉语（毛泽东的原话）译变为英语（斯诺的理解）；再由英语（斯诺的文章）转译为汉语的两个环节，错听错译是不奇怪的，况且对话主客之间在意识形态信仰上有极大的差异，听后误解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实际上就在这同一次的谈话里，斯诺就曾把毛泽东讲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戏语，误译为“毛泽东讲自己是云游四海的孤僧。”这是一个几年后才被知讲话内情者订正过来的错误。所以，这极可能是斯诺听、译上的错误。

也许有人以毛泽东提倡搞个人崇拜，实际上导致了全国性的个人迷信为根据，认为个人崇拜就是个人迷信。这一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理论观点被人误解；正确善良的理论观点、动机观念，在一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屡见不鲜。历史告诉我们，以一时实践的不良结果，去否定原本正确的理论的正确性，是极其片面的。也有十分的危害。它使我们经常在摸不到真理之边的虚空中作平庸跳跃。在现实中，在思想文化层次仍不算高的人群里，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保守、迷信心理，这种心理总是要凭借一切历史体裁发挥、表现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迷信泛滥，不能完全记在毛泽东允许搞一点个人崇拜的帐上。因为前有几千年的帝王迷信、鬼神迷信；后有──文化大革命结束３0多年的今天──我们几乎亿万次批评过迷信、个人迷信；有人也发誓赌咒不再迷信，但各种各样的迷信仍存在于——甚至泛滥于——社会的不少领域里。实事求是地说，当年的个人迷信的狂潮，从迷信者方面说，既有极个别人政治上的伎俩，又有广大群众认识上的问题，部分的是道德上的问题，──媚上追潮以求个人腾达，通常是部分中国人的处世诀窍。毛泽东允许搞个人崇拜仅是一个媒体或条件。

必须重申，毛泽东允许有一点正确的个人崇拜，是从他个人对社会主义面临的严峻形势、自己政治处境的体察上（也可能不全是事实，或是误会）提出的，实为迫不得已。这对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领袖来说，无疑是背上一个历史包袱，是接受一份不自情愿，但又不可能拒绝的一份历史遗产。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跳脱某一既定的历史条件进行创造。领袖之功在于能否自觉地认识这一点，并主动加以利用而因势利导，从而让非理性去完成对理性道路的第一次凿劈。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政治无知者——看不到这一真理崇拜的开放性——也许会出现受人愚弄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运动最终还会教导这些人走向思想解放和人格的独立。

况且,正如友好人士韩素音女士曾揭示的:“不错, 毛泽东已带有一个神话般的形象。但他却有系统地毁灭这个个人崇拜”（４４）。今天，在毛泽东确认的用以催化人们解放思想的大民主之后，以及政治狂热消散后，毛泽东确在很多人心目中走下神坛，人们较快地接受解放思想的推动。这是异己规律的作用，还是毛泽东晚年一系列战略中的本来构想——通过真理崇拜而达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们应赞同韩素音的观点。

历史正在自己的宏篇上写出：开辟鸿蒙，谁为民雄？最是毛泽东！

注：

(1)引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4─95页
(2)同上，第95─97页
(3)同上，第97─98页
(4)同上，第99─100页
(5)同上，第98─99页
(6)同上，第107页
(7)《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152页
(8)引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05─106页
(9)同上，第107页
(10)同上，第108页
(11)《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39─41页
(12)同上书，第47─49页
(13)《马恩选集》第1卷，第693页
(14)(15)(16)《毛主席语录》第104、80页
(17)(18)(19)引自《晚年毛泽东》第253─254、25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8页
(22)引自《晚年毛泽东》第257页
(23)参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211─219页
(24)引自《晚年毛泽东》第258页
(25)同上,第258页
(26)同上,第295页
(27)《红旗》1981年,第14期第7─8页
(28)《毛选》第5卷第131页
(29)《红旗》1981年第14期第8页
(30)(31)(32)(33)(34)《毛选》第5卷第95、96、96、97、151页
(35)中共中央：《关于斯大林问题》第17页
(36)《红旗》1963年第12期第26─27页
(37)(38)《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45─346、350页
(39)《毛泽东之谜》第270页
(40)《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41)参见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69页
(42)《晚年毛泽东》第251页
(43)《美国友好人士访华文章》第15页
(44)《巨人中的巨人》第297－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