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写给美国教授的信

突破“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　——写给美国教授的信
求心Dammos 2007/08/28

　　这是写给美国某一流经济学期刊审稿人的信。我的论文《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与就业》投到该期刊以后，有三位教授参与审稿，一票支持，两票反对，目前仍在通信讨论中。其中一位教授的反对理由是模型太简单，另一位是认为与“边际生产力理论”发生冲突。这是针对“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回复。

尊敬的Paddy Quick 教授：

    非常感谢您阅读并评价我的论文。

　　看来, 该论文未被采纳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本文的观点似乎与边际生产力理论发生了严重冲突。Gary Mongiovi教授的意见似乎也是这样。

　　事实上，我周围的同行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在此之前，我以严格区分利润和“利润产品”来反驳这个观点。关于这一点，在论文中也简单地提到过，但没有全面展开论述，这是该论文的最大缺陷。下面给出补充论证。

１. 尝试突破“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  Attempt to break the bondage of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我们有必要在边际生产力理论上严格区分边际产出、边际收益和边际利润。边际产出，就是指增加单位雇工在生产环节上增加的实物产出。边际收益是指把由于增加雇工而增加的边际产出顺利销售出去以后而获得的货币。边际利润就是指边际收益扣除相应的工资成本后的货币盈余。

　　在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一切产品都是短缺的，只要企业能生产出来，就不愁销路，因此，边际产出与边际收益始终相等。但是，随着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人类的生产力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企业能生产出来，但不一定能销售出去。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边际产出与边际收益的巨大落差。

　　生产归生产，销售归销售。能生产出多少，取决于总供给，这由各种生产要素的充分就业来决定。而能销售出多少，取决于总需求。而总需求由三部分构成，即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以及工人的工资。我研究的问题的前提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这也是目前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

　　当企业的总产量接近总需求时，销售部门就会明显地感受到“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而生产部门不会有这种感觉。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边际收益的递减，而不是边际产出的递减。当边际收益等于工资时，边际利润为零，资本家停止雇用更多的工人，多出来的人就会失业。这就是现代失业。主流经济学认为此时一个工人的实物产出不足以弥补他的工资，这可能是一桩天大的冤案！

　　假设原来的有效需求（它等于实际产出）是Y₀，资本家的饱和需求为A₀=C₀+I₀，同时假设工人的工资为W₀，则可以写出下列等式：

　　　　Y₀=C₀+I₀+W₀

　　现在我们采取某种强制措施，让工资有一个增量⊿，则实际产出Y₁为：

　　　　Y₁=C₀+I₀+W₀+⊿

　　很显然，原来销售部门在产量达到Y₀时遭遇到边际利润等于零。而现在，这种情形推迟了！即使在Y₀＜Y≤Y₁的整个区间内，都可以顺利地销售掉产品，而不会遭遇边际利润等于零。总需求及实际总产出的扩大，必然扩大就业，不必赘述。

　　还需交待一点，这就是：我们已经假定工人是极度饥饿的，他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因此，工资增加（在数量上等于⊿）以后，他们必定会买走相应数量的那部分实物产品。

　　Y₁的上限是什么呢？一种可能是触碰到还不十分发达的总供给边界，另一种可能是等于全社会的所有人的饱和欲望。如果是前一种情形，就算达到了充分就业的均衡。

　　现在比较一下实际产出等于Y₀及等于Y₁时资本家的情形。在两种情形下，资本家都得到了他们期望的利润A₀。但不同的是，在后一种情形下，资本家需要垫付更多的流动资金用于支付工资，同时管理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生产过程，似乎可以说付出了更多的脑力劳动。关于流动资金的问题，在纸币制度下，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而轻易地解决。至于付出更多脑力劳动的问题，我认为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还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及工会斗争，强迫他们接受。（我似乎听说西方的资本家比较辛苦，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高，税收也高，而中国的官僚资本家可以轻易地赚快钱，而普通老百姓饥寒交迫，出现两极分化，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当边际利润等于零时，一个企业增加工资或者增加雇工，虽然总需求会有相应的增加，但这些新增的需求必然要被成千上万的企业瓜分掉，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实际观察到这种增加，但却会清楚地看到这家企业的衰落。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项强制的政策措施，让所有企业一起加薪，则总需求和总就业的增加是显著的，是可以观察到的（在数学上相当于零乘无穷大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被前面提到的坏现象所迷惑，而看不见后面的好风景。

　　在古典失业模型中，由于实际产出已经达到了总供给的边界，即使增加工资并不会增加实物产出，因此以上推论显然不成立。古典失业理论是建立在供给不足、边际产出递减的基础上的，而本文所述的失业理论，是建立在需求不足、边际收益递减的基础上的，因此才叫做“现代失业模型”，以区别于古典失业模型。古典失业的原因在生产上，现代失业的原因在销售上。既然问题出在销售上，而不是出在生产上，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让采购部门多支出一些——加薪。由于失业的机制完全不同，因此，解决问题的措施也就截然不同。

　　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阐述以上观点。马克思把货币资本的循环过程表示为G—W…P…W’—G’。其中G—W是购买阶段，是创造需求市场的阶段，在我看来，是创造被动需求的阶段，而W'—G’是实现利润的阶段。今天的“边际生产力递减”是发生在W’—G’这个销售阶段，而不是发生在W…P…W’这个生产阶段。如果没有新增货币，也没有国际贸易，当这个过程达到均衡时，G≡G’。这就是说，如果资本家在购买要素时付出的越多，那么在销售产品时就会收回的越多。这又回到了卡莱茨基的那句名言以及凯恩斯的“寡妇的油坛子”理论。维持一个较大的货币流量G，对应于一个较高的工资水平，对于扩大总需求，提高社会福利，充分利用闲置要素具有积极意义。

　　其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是，从卡莱茨基的利润公式中看，利润与工资无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综上所述，从宏观上来看，工资的多少并不影响利润。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摆脱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

　　这好比是一场球赛，球队的目标是冠军奖金，而观众的目标是看进球。球员为了拿奖金，龟缩防守，观众看不到进球。如果改变某些游戏规则，如加大球门、鼓励进攻等，观众的乐趣增加了，而球队的奖金并不会有变化，甚至因观众乐趣的增加而增加奖金。很显然，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我认为，只要在大范围内同时地、一致地（而不是要求个别企业或个别地区）提高工资，也是一项帕累托改进。虽然资本家的管理工作增加了，但他们必然能够从社会整体的进步中受益。我强调资本家在工资问题上要有远见，要合作，而不是相互拆台，自我毁灭，搞“低工资竞赛”。

2、消费还是赚钱 Consumption or pursuing money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理，资本家在消费与赚钱的选择上，会让两者的边际效用相等。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均衡点附近，消费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而赚钱的边际效用非常平坦，两者的斜率的差距极大。这就是说，再增加一粒米的消费，资本家的边际效用会达到零，甚至会变为负值。但是，再多赚一块钱，其边际效用不会有显著变化。因此，在这个均衡点上，我更倾向于说资本家的消费已经完全饱和，而主要精力在于赚钱。

　　您和Gary Mongiovi教授似乎对“资本家始终维持一个不变的奢侈消费及投资”有疑问。

　　先说消费。那个不变的等于有效欲望的消费，是资本家效用最大化的消费，是对实物的欲望。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的生产力没有出问题，是可以满足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他只要多雇几个工人。原来的论文已经讨论到了，就是工资增加后，资本家的效用函数是否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我认为不会。如果这个效用函数没有显著的变化，那么，他们必然要调整（增加）产量、调整（增加）雇工，实现效用最大化。

　　即使退一步说，如果他们的消费会下降，其下降的程度会大到可以推翻我的结论吗？难道多管理几个工人、多管理几台机器，给资本家带来的负效用会大到让他们显著地节衣缩食的程度吗？我相信您和Gary Mongiovi教授不会这样看问题。

　　退一步来说，如果将来理论界真的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也已经改写了失业理论——我们不再抱怨工人的边际产出不足，而是去指责资本家的懒惰。

　　再说投资。下面会讨论到，投资与消费成正比。工资增加后，单位资本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减少，资本家为了维持同样多的消费，应当维持一个更大规模的资本存量，达到均衡时，资本家为了弥补资本折旧，要更多的投资。因此，I1应当大于I0，于是，A1大于A0，我的估计还偏于保守了。

　　事实上，我们先前已经假定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零。根据这个假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上面的结论。

　　In fact, we have already assumed capitalist’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is zero early. According to this assumption, we can reach the conclusion as above.

3、投资如何决定 How to determine invest

　　决定投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凯恩斯认为它是源于一种冲动，带有赌博的性质。虽然资本家一心一意想赚钱，但并不是不顾一切地疯狂投资就能达达到目的。

　　投资的目的大致分两部分：一是为了维持消费，必须维持再生产，就必须弥补资本折旧；另一部分就是为了赚钱。弥补资本折旧的投资于消费正相关，而基于赚钱的投资，与货币增量正相关。

　　下面讨论一个极其简略的模型。

　　如论文所述，假设资本家的消费已经达到一个饱和常量C，这个常量再除以资本所得份额β，就构成了第一部分总需求。同时，资本家为了维持再生产，需要弥补资本折旧，就要投资。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因此，投资的多少，和第一部分总需求成正比，也和C成正比。

　　综合以上两部分总需求，则有:  Y=(C+I)÷β

　　Ｉ和Ｃ成正比，假设Ｉ＝ωＣ，于是:  Y=(1+ω)C÷β

　　ω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技术水平越高，则单位投入带来的产出就越多，对应的ω越小。（——这就说明技术进步也会引发经济危机）

　　我们已经假定C为常数。于是，总需求的大小，就与分配密切相关了。如果不加调节，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会促使β上升。（——这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另一个因素。）

　　虽然把投资看成与消费成正比，是非常简略的，有时候波动很大，但无论如何，投资要受到消费的制约。投资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会在稍后另外撰文，把我的研究结果投到RRPE。

　　虽然我一再强调资本家投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模型上却看不到任何赚钱的影子，而是仅仅看到了一个维持饱和消费与弥补资本折旧的生产规模。原因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经济已经达到了均衡状态的静态模型，如果考察经济尚未达到均衡的动态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家赚钱了。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突然施加一个外来的需求冲击，如政府突然动用一笔赤字，则这笔赤字在短期内会导致总需求增加、总产出增加、就业增加，甚至投资增加，但过不了多久，资本家把这笔钱赚完了，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均衡水平。

　　赚钱还在维持经济系统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当经济系统的规模大于均衡规模时，如上所述，资本家通过赚钱让货币从实体经济中退出，系统萎缩，重新回到均衡点。相反，如果经济规模小于均衡规模，则资本家需求无法满足，他们的增加消费的边际效用大于赚钱的边际效用，于是会补充货币、扩大生产，直至均衡规模。

　　如果像卡莱茨基的利润公式那样，有一笔经常性的预算赤字B，则经济的均衡点会稳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即:

         Y=(C+I+B)÷β

　　这时，令人激动的“货币耗散系统”便诞生了。政府是货币源，资本家是货币阱，货币不断地从政府流入资本家的口袋。基于此原理，我提出了“按人发钱”的政策建议，就是说不仅政府可以赤字，家庭也可以赤字，让每个家庭每个个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赤字的好处。“按人发钱”基于非均衡耗散系统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关于这个观点，关心经济的中国的网络读者已经很熟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读者表示接受，但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把它看成是异端邪说。因此，我在投稿前把这些内容从该论文中删掉了。

　　再插一句。在我看来，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货币耗散”的经济增长。货币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政府的货币供应，二是出口赚来的美元及国际游资。如果货币增长受到某种因素的限制，则中国的经济增长便无法持续。

4、要素流动问题 Flow of elements

　　的确如此，如果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但是，我发现，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与要素的充分流动性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分工越深、越专业，则要素越难自由流动。反之，可以自由流动的要素，其专业化程度肯定不高。正是考虑到要素的流动性，才有了文章结尾的第三点政策建议：“让所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资本”。

 5、就业与有效需求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employment and effective demand

　　在最近的中美高层交流中，美方敦促中方应该通过内需扩大实现经济增长，中方也赞同这个观点，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就要从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抓起，没有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就是无源之水，不能持续。没有消费需求，投资必然是无效率的，盲目的。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只有扩大消费需求，才会有健康的总需求。而消费需求，必然来源于较高的工资水平和较高的就业水平。

6、与30年代比较 Compare with 1930’s

　　今天的中国，与30年代的美国相比，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已经从理论上实践上完全突破了“健全财政”的束缚，突破了金属货币的束缚。突破了这两个束缚，就可以维持一个大规模的“货币耗散系统”。这表现为与大规模的货币供应相对应的大规模的投资，以投资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但是，中国的困境集中体现在底层老百姓。虽然经济增长，但工资占GDP的份额太低，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太少。3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苦于没有钱，而今天的中国虽然有很多钱，但投资转化为工资的比例（大致就是我多次提到的11%）实在太低，一笔钱投入经济中，迅速耗散。 

　　凯恩斯估计当年西方国家的投资乘数为2，而我估计中国目前的乘数很低。我估算乘数的方法是用凯恩斯在《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一文中使用的“两步法”，而不是象现在教科书中的那样，仅仅考虑边际消费倾向。设投资转化为收入的比例为11%，工资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为80%，则投资乘数=1÷（1-11%*80%）≈1.1。

　　投资乘数低是中国目前的难题，也是政策措施大打折扣的根源。而乘数低显然是因为工资低，而不是边际消费倾向低。

　　还有一点不同是过剩的形式不同。如果说30年代的过剩是源于无序生产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后来通过按订单生产得到克服），那么近几年中国的过剩是无序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产能过剩得到缓解，于是又演化为要素过剩：即大量的失业和“流动性过剩”。

　　要解决要素过剩，迫切需要突破“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这与突破“健全财政”束缚及“金属货币”束缚相比，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甚至更重要。

　　关于中国的失业状况，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说：“（虽然官方说）失业率4.6%，只是登记失业率，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不纳入这个范围，因为他没去登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不算失业率。我们做过一个调查，事实上，将大中城市下岗、待业等情况包括在内，总失业率接近8%。” 失业人员的构成还有向低龄人口和高知识人口蔓延的倾向。在中国，处于失业状态农村劳动力，大约还有将近一亿。

7. 其他

　　Harrod-Domar 模型是供给增长模型，适用于充分就业环境，我的增长模型是需求增长模型，适用于非充分就业环境，两者没有冲突。您关于在中国存在严重剥削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

　　不知道以上观点是否成立，能不能让您重新评价该论文的价值，尤其是是否从理论上成功地突破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束缚，这是我非常希望得到明确答复的。我也希望其他几位审稿人给出明确意见。

真诚的

Sincerely
dam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