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感恩”说起——略谈两种社会制度

从“不感恩”说起——略谈两种社会制度

七业仅

一，引子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受助学生“不感恩”的事件引起多方评说，指责资助者不该索取感恩的有之，指责受助者不知感恩的亦有之。在我看来，这两种指责都是对当事人的道德要求，要求当事人“应该”如何。通过形成统一的道德舆论压力以改变当事人的选择这种方法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中，因为在当今社会，有多大的道德舆论压力，就会相应地造成多大的动力去消解这种压力。比如李银河就一直在为消释以前被认为耍流氓的那些人承受的道德舆论压力而奋斗，又比如张维迎一直在为化解腐败官员所承受的道德舆论压力而努力。如果抛弃掉道德视角，从实际情况看来，资助者确实拥有自主选择权，包括资助与否，资助谁，资助多少，资助多久；相应的，受助者也拥有自主选择权，不过这种选择权仅限于接受资助与否，以及对待资助者的方式，比如感不感恩、感恩的方式等等。双方都拥有选择空间，也就意味着可以用谈判的视角去进行分析资助是否能够达成。

二，两人谈判模型

首先考虑这么一个简单模型：有一个资助者和一个受助者，他们各自拥有上段所说的自主选择权，可以充分进行沟通。我们来考察一下在这个模型下事情会沿着怎样的方向演进。

如果资助者一上来就拒绝资助，这说明他并没有资助意愿，因而也就很难被称为“资助者”——当然，拒绝资助并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实际损失。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参与慈善事业，资助者在一开始总是有资助倾向的。于是可以添加一个初始条件，即资助者一上来就向受助者提出了资助意愿。当然，在这个模型中，受助者除了接受外没有其他选择。在接受资助后，受助者接着选择对待资助者的方式，不妨假设选择不感恩。这时资助者就可能产生不满了，于是要求受助者感恩，否则停止资助。受助者之所以成为受助者，一定是面临着实际的困难，因而为了获得资助不得不答应这个要求进行感恩，比如半年写一封感谢信。于是资助得以继续。

只要资助者满意，资助总能自然持续下去。问题在于，只要资助者不满意，受助者就不得不按照资助者的要求去做。比如资助者认为，半年写一封感谢信不够，应该一个月写一封感谢信，那受助者只好照做。在这个模型下，发展趋势就是受助者对资助者言听计从——当然，不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一旦发展一定是沿着这个方向。这就是两人谈判模型带给我们的悲观前景。

三，扩展模型

如果简单地把这个模型复制成千千万万个一对一的资助者和受助者，情况是否仍然相同呢？会不会千千万万个受助者都沿着对资助者言听计从的方向发展呢？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因为这时必须考虑两个新的因素：双方选择空间的增大和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双方选择空间的增大是指：对资助者来说可以资助其他受助者，而受助者也可以期待其他资助者的资助。这首先意味着受助者可以拒绝资助者的要求，继而也意味着资助者在受助者拒绝自己要求时可以转向其他受助者。

既然双方都拥有了选择他人的权利，不妨认为双方在需要自己让步都首先考虑选择他人，如果不行再考虑让步。也就是说，资助者的要求被拒绝时，他首先考虑寻找一个可以满足他要求的受助者；受助者接到资助者要求时，他首先考虑等待一个不提出这么高要求的资助者。

我们来做一下宏观上的分析，不妨把千千万万的资助者和受助者分别按提出要求的高低和接受要求的限度进行划分。如果认为资助者提出的要求可以量化的话，不妨设为x，x值低的资助者只提很少的要求，比如说声谢谢什么的就满足了；x值高的资助者则会提出苛刻的要求，比如每周写一封感恩信打一个电话，否则就考虑资助他人。相应地设受助者接受要求的限度为y，y值低的受助者脸皮薄，连声谢谢都不愿意说；y值高的受助者则基本上有求必应。

不妨认为一开始各对的结合是随机的，根据上上段的设定，x>y的对就会自动解散，再重新进行组合，成为一对对x<=y的资助者和受助者。当然，最为理想的结果是最后每一对都达到了x<=y，而且总对数不变，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首先，设所有x中最小值是x(min)，则所有y<x(min)的受助者都将得不到资助。其次，设所有y中最大值是y(max)，则所有x>y(max)的资助者都将找不到受助者。

实际上，达到理想结果的条件非常苛刻，这个条件有两种表述方式。第一种表述方式是：将受助者按y值的不降序排成一个数列y(1),y(2),...,y(n)，对每个y(i)，要求满足x<=y(i)的资助者数量不小于i。当然，也可以表述为：分别将资助者和受助者按不降序排成数列x(1),x(2),...x(n)和y(1),y(2),...,y(n)，对于每个i都要求x(i)<=y(i)。不管采用哪种表述方式，这都是达成理想结果的充分必要条件，我称其为理想条件。

理想条件是如此的苛刻，导致其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满足。也就是说，在n个资助者和n个受助者中，将会有m个资助者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受助者，同时有m个受助者无人资助(m<=n)。考虑到资助者寻找受助者的成本限制，即使满足了理想条件，m也有可能大于0。在m大于0的情况下，m个资助者当然可以就此退出慈善事业，而m个受助者为了获得资助却别无选择，只好将自己的y值提高到那m个资助者的x值范围内。于是，我们观察到了在所有x值不变的前提下，部分y值提高了。

现在考虑另一个新因素：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指每个资助者和受助者的行为能被其他人观察到。上面已经得出，在所有x值不变的前提下，部分y值提高了，而这能被其他的资助者和受助者观察到。注意到提高y值的受助者是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才这么做的，这就激励着资助者们提高自己的x值，因为对于一个资助者来说，即使自己提高x值的行为造成了新的不匹配，造就了m'个资助者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受助者，以及m'个受助者无人资助，而且碰巧自己就是m'个资助者中一个；那也不用改变自己的x值，反正那m'个受助者中总会有人提高y值到自己x值的水平，只要等着满足要求的受助者出现就可以了。

现在重复上两个过程，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一部分资助者和受助者不匹配，于是一部分受助者提高自己的y值去迎合资助者；然后一部分资助者又提高自己的x值，于是又有一部分受助者提高y值。如是往复，我们观察到了整体的x值和y值都在向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

于是，在扩展模型下，我们得到了和两人谈判模型下同样的结论：发展趋势就是受助者对资助者言听计从——当然，不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满足理想条件），但一旦发展一定是沿着这个方向。

四，突破一对一模式

在突破上面的悲观结论之前。首先要说明一个更悲观的事实：在现实社会中，资助者要远远少于受助者，因而一人资助多人常见而多人资助一人少见。这种情况下，资助者的选择空间被扩展了而受助者的选择空间被压缩了，这只会加强受助者迎合资助者的趋势。

一个思考方向是压缩资助者的选择空间而扩展受助者的选择空间，方法是增加资助者的数量。慈善事业必须出于自愿，这毋庸置疑，不过办法总是有的。比如，可以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收入越高遗产越多征收比例就越大；如果从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从事慈善事业，则投入慈善事业的钱越多，对剩余部分征税的税率就越小。这使得一些原本没有资助意愿的人也会加入资助行列，这些人对于把钱捐出去的兴趣很可能大于选择把钱捐给怎样的人。当然，大力宣传提倡慈善也是一种办法，不过正如开头说过不考虑道德舆论压力的方法一样，本文也不考虑道德舆论奖励的方法，因为在当今社会，这种道德舆论奖励也会像道德舆论压力一样被有些人积极消解掉。

另一个思考方向是切断资助者和受助者的一对一关系，引入第三方机构。资助者将钱交给第三方机构，第三方机构将多个资助者的钱合起来统筹分配给多个受助者。这样就切断了一对一关系，资助者不知道自己的钱具体用在了哪个受助者身上，就无从对具体的受助者提出要求。还有一种情况是多个资助者的钱被集中起来用于一个受助者，比如某同学突然得白血病了，学校组织大家给他捐款。这种情况下虽然每个资助者都知道自己的钱用到了谁身上，但由于资助者很多，自己所占份额有限，也无从对受助者提出要求。这两种情况下，上文的悲观结论自然不复存在。

事实上大多数慈善机构都是第三方机构，然而很多第三方机构都采用资助者和受助者一对一的形式，比如“不感恩”事件中的襄樊工会和女企业家协会充当的第三方就采用了女企业家和贫困学生一对一的资助形式，其结果是未写信的几名贫困生被女企业家停止了资助，而频频给资助者写信打电话的一个男孩被树为“懂得感恩”的典型之一。除了写信之外，受助的贫困生们还被要求上台跳舞——《感恩的心》（照片见http://photocdn.sohu.com/20070830/Img251871596.jpg），而他们也跳了。这一切都没有逃出前面的分析：整体的x值和y值都在提高。

为什么第三方机构会倾向于采用一对一的形式？主要是出于资助者的要求。第一，资助者非常关心自己的钱是否确实用在了慈善事业上，不太信任第三方机构对资金的使用。比如，慈善家余彭年曾经发现他捐赠的十辆救护车成为当地官员的座驾，于是开始关注资金的使用，甚至深入到采购过程中。这种不信任使得第三方机构不得不尽量保证资助者知道他的钱每一笔都花到哪去了，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一个资助者的钱全花到一个受助者身上。第二，知道自己的钱花到一个受助者身上可以让资助者充分体会到成就感与满足感，比如“我捐助的那个孩子这次考试考了第一”，或者“我捐助的那个孩子考上了某某大学”等等，当然也有助于资助者对具体的受助者提出各种要求。

第一点还比较好办，第三方机构可以使财政透明化，记录每一笔入帐，然后把计算总额；再把钱分配给受助者，计算所有出账的总额，两者相等就可以证明资助者的每一笔钱都到了受助者手里。而第二点直接要求一对一形式，这个要求与切断一对一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

总之，突破一对一模式是可能的，但大规模减少一对一模式是不可能的。而只要一对一模式还大量存在，上文的悲观结论就有其现实基础。

五，终极解决

现在跳出慈善模式，来看看慈善事业本身。慈善事业首先依赖受助者的存在而存在，受助者之所以需要资助，一定是因为负担超过了个人能力和社会福利的承受范围。个人能力包括工资、奖金、存款、抵押等，社会福利分为单位福利和购买的保险等。负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突发事件如车祸、急病、事故等导致的负担突然加重，超过了承受范围；另一种是日常的负担累积起来超过了承受范围，比如无力支付每学期的学费书费饭费住宿费等。第一种是暂态的话，第二种就是常态。

可以考虑两种社会制度，第一种中慈善只用于解决暂态问题，而第二种中慈善被用于解决常态问题。从本质上说，慈善不过是一种筹款制度，是从一部分人中筹集资金用于解决另一部分人的问题；这种筹款的特点是筹款对象不特定、无资金回报以及基于自愿。因此如果要将慈善用于解决常态问题的话，就要求这种筹款对象不特定、无资金回报而且基于自愿的筹款成为一种制度，而这又要求存在这种制度长期运转下去的基础。

显然，这第二种制度长期运转下去的基础便是社会上总有一批人有充分的资助意愿，不要求资金回报，而且他们资助的金额足以负担庞大人口的常态问题所需开销。这三点合起来指向一件事：这就是社会上要有一个暴富阶层存在。换句话说，用慈善来解决常态问题的社会，慈善本身就是对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的确认。

而在第一种制度下，绝大部分人的个人能力和社会福利加起来足以负担常态问题的开销，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这样的社会可能内部差别不大，生活水平一般，但不会普遍贫穷，也不会严重两极分化。

我不想对两种社会做价值判断，因为这无非是一种道德舆论压力和道德舆论奖励的综合，在当今社会肯定逃不脱最终被消解的命运。在文章最后我只想描述一下两种社会互相转型时会发生什么：第一种社会转型为第二种时，大量人口的福利被取消，用于形成一个暴富阶层，然后在这个暴富阶层的支持下，慈善事业兴起，并尝试制度化以解决常态问题；第二种社会转型为第一种时，暴富阶层的财富被剥夺并用来构建大多数人的福利，慈善事业自然萎缩且非制度化，主要用于解决暂态问题。

200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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