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纪”命题及其影响

“美国世纪”命题及其影响

王晓德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7年第2期
 
 
 
     
　　[内容提要]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之后开始缓慢地走出了“孤立”状态，在20世纪期间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发生的很多引人注目的大事，美国很少能够摆脱干系。本文从亨利·卢斯提出的“美国世纪”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了美国借助其不断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实现世界领袖地位的过程，分析了“美国世纪”这一命题提出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特别强调了在“美国世纪”中文化在实现和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美国世纪 文化 影响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2—0004—07
　　
　　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美国世纪”主要表明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逐步在全球确立其世界领袖地位的过程。20世纪属于“美国世纪”这一提法并不准确，而且明显包含着全球的变迁以美国为中心的倾向，但在这个辉煌与悲剧交织的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引人注目的大事，很多都与美国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世纪”倒是把美国崛起之后以自己超强大的力量对20世纪人类社会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影响活灵活现地体现出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毋庸置疑，在过去的100年期间，美利坚合众国比任何其他国家对我们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纪可以简称为‘美国的世纪’，甚至比16世纪是西班牙的世纪、18世纪是法国人的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更为准确。”肯尼迪不承认任何大国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是固定不变的，但并没有否认美国在20世纪全球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的社会依然还笼罩在“孤立主义”的阴云之下，然而美国已经发展起来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已无法使其倒退回对国际事务袖手旁观的年代。尤其是一战之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唤醒的“世界领袖之梦”再也不可能从美国那些想在海外大有作为的政治家的脑海中消失。当很多美国人还沉浸在“孤立”的幻想之中时，亨利·卢斯比较准确地预言到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后将对人类社会发展承担的领袖“责任”。他的“美国世纪”命题尽管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但很少有人否认这一命题在当时带来的冲击力及其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美国世纪”命题的提出
　　
　　“美国世纪”是美国传媒巨头亨利·卢斯1941年2月发表在由自己创办的《生活》杂志上的一篇社论的标题。这篇文章不长，乍看起来并无多少惊世之语，所论多是当时美国社会讨论的中心话题，即面对着在欧洲和亚洲肆虐的战争，美国是否应该介入。卢斯显然赞成美国应及早介入战争，以承担拯救这个灾难四伏的世界的大国责任。卢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这篇社论中实际上是用传教士的“理想化”语言来阐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在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批评当时在美国社会上依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孤立主义，但字里行间却渗透着美国“独善其行”不仅与世界潮流相悖，而且与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在他看来，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但美国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使自己适应这一无可逆转的事实。因此，他们没有发挥作为世界大国的作用。这种失误不仅会给美国人自己，也给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卢斯对“孤立主义”不点名的抨击说到底就是要美国人认识到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首先要在观念上树立起大国的意识，继而在行动上履行大国的责任。如果美国人不能顺利地完成这种权力角色的转变，仍然过着“孤芳自赏”的生活，那将是美国的不幸，更是人类社会的不幸。
　　在卢斯看来，一战之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为美国提供了充当世界领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对美国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但美国没有意识到这次机会的重要性，乃至与之擦肩而过，最终酿成了人类再次陷入世界战争的灾难之中。卢斯整体上对美国一片赞颂之语，但对美国处理具体问题的做法却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不管是赞颂，还是批评，无不反映了卢斯的良苦用心。在他的眼中，美国是一个代表“善”和“正义”的国家，如果美国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责任，人类社会的发展便会具有美好的前景，如果拒绝这一责任，人类的灾难势必接踵而至。美国塔夫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托尼·史密斯在评论卢斯的这篇社论时指出，卢斯的呼吁听起来很像林肯很有信心地断言，美国是“地球上最后的最好希望”。历史再次把失去的“绝好机会”摆在了美国人的面前，美国应抓住这次“天赐良机”，以适当的方式对世界施加全面影响。只有这样，20世纪才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世纪”。因此，只要美国“充满活力地登上世界舞台”，就有可能最终会“明确形成用来指导我们实现真正的20世纪，即美国世纪的观念”。这样，卢斯在对美国迟迟不做抉择的批评中展现出美国领导世界走向“大同”的美好前景。
　　卢斯的这篇社论发表之时，孤立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遭到一些非议也不足为怪。批评者认为，卢斯过于超俗脱凡，他所企盼的“美国世纪”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他所呼唤的信念只是一时激情所至，必定为“昙花一现”。其实，卢斯不是预言家，更不是不切实际的“梦幻家”。如果把他那充满“理想化”的语言转换成完全服务于美国现实利益的文字来表述，卢斯显然走在了同时代的多数人的前面，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观察到了美国必将走出“孤立”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充当领袖角色的发展趋势。卢斯在美国传媒界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先后创办了至今依然很有影响的《财富》、《生活》和《时代》等杂志，人们不能忘记卢斯固然与这些杂志有关，但他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的真正影响主要在于他首先提出了“美国世纪”，并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独具慧眼的阐述。因此，学术界只要提起卢斯，往往把他与“美国世纪”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版了数本与卢斯提出的“美国世纪”有关的专著，一本是美国《世界与新闻报道》编辑部主任哈罗德·埃文斯的《美国世纪》。在这本长达700页的书中，作者详细阐释了20世纪属于“美国世纪”的原因。另一本比较有影响的是纽约大学教授唐纳德·怀特的《美国世纪：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兴衰》。作者虽然把卢斯提出的“美国世纪”看作是一种神话，但并不否认美国进入20世纪之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全球发生的重大影响。英国学者彼得·泰勒等人主编了一本名为《美国世纪》的书，收录了一些学者撰写的相关论文。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赫茨斯坦199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卢斯的专著，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他提供给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记录了亨利·卢斯的美国世纪的历史”，认为“美国世纪”是“这位杰出的出版商、企业家和推销商向两代美国人宣传的一个强有力的思想”。美国《外交史》杂志在20世纪90年代末刊登了很多篇与“美国世纪”有关的论文，其中1999年春季号就发表了10篇主要由美国学者撰写的文章。随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美国外交史的著名教授迈克尔·霍根把《外交史》杂志近些年发表的16篇相关论文集册出版，取名为“含糊的遗产：‘美国世纪’中的美国对外关系”。收录在这本书中的论文从不同方面对“美国世纪”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论文作者主要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探讨“美国世纪”中一些具体问题时所持观点不尽相同，甚至迥然相异，如有人持保守主义的观点，有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论述。美国学者多是对“美国世纪”褒多贬少，非美国学者却很少赞成这种说法。当然，不管是对“美国世纪”中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持肯定态度，还是予以尖刻批评，作者们都很少否认美国在20世纪中对全球变革所起的巨大影响力。这些著述反映了“美国世纪”这一命题从来没有沉寂，相反却随着美国世界霸权的确立和发展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二、“美国世纪”到来的前奏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不会是美国的世纪，这个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变迁也不是完全由美国说了算。卢斯所谈的“美国世纪”在美国社会具有很坚实的基础，即美国优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其最终命运是领导世界，在世界事务中让其他国家俯首称臣。这种尤其固存于美国决策者脑海中的意识在很长时期内尽管受到美国力量不足的制约，但却从来没有消失，卢斯的“美国世纪”之所以深得美国政府很多决策者的欢迎，主要在于这一命题迎合了美国在已经具备力量的情况下谋求和充当世界领袖的需要。历史事实表明，美国在20世纪尽管出尽了风头，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其领袖地位不时地受到挑战，美国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形象或价值观完成对世界的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卢斯为美国所展现的“美好前景”并未成为现实。挪威奥斯陆大学历史学教授吉尔·伦德斯塔德认为卢斯这篇著名的社论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但卢斯在“一些大的方面”却是非常正确的。伦德斯塔德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看法。一方面，在20世纪已经过去的40年当中，美国并没有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责任，所以从时间概念上讲，卢斯宣称20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的确“令人不可思议”。20世纪在许多方面是美国的世纪主要是指二战以后。另一方面，卢斯虽然忽视了在美国大国基础中的经济和军事因素，但却正确地认为，美国具有其他大国所缺乏的道义“威望”，世界对美国人民的“良好目的以及最先进的知识和最强大的力量”充满信心。因此，与二战之后一样，在此之前美国往往被国际社会邀请扮演某个大国的角色。
　　伦德斯塔德这里谈的“美国世纪”，主要是指美国在二战后承担起“世界领袖”的时间段，不包括20世纪的前40余年，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这一时间段内美国力量的强大。卢斯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逐步完成在国际事务中由“孤立”走向“领导”的角色，这种权力角色的转换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美国人的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在适应这种转变。这一过程实际上开始于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的后半期，到二战之后最终完成。到了此时，美国已经具备了至少是充当西方“自由世界”领袖的力量，美国也在实际上扮演了西方阵营甚至新成立的联合国中的主导者角色。“美国世纪”尽管不能准确地反映出20世纪后半期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发展轨迹，但却表明美国进入20世纪之后力量不断壮大的进程，乃至到了二战之后，它确确实实地开始对战后的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20世纪之初到二战之前美国力量的不断壮大实际成为“美国世纪”到来的前奏，对这一过程的简要回顾也许会对卢斯的“美国世纪”具有更深刻的认识。
　　美国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重塑整个世界可以在美国文化中找到根源，这样一种观念体现在美国对外关系上时就转变成美国为“正义”的代表，奉上帝之命来消灭人间的“恶魔”。因此，美国最有资格充当国际社会的领袖，只有这样，“邪恶”势力才会受到遏制，人类社会才能向着“光明”前进。因此，美国的世界领袖之梦有着悠久的历史，始终与美国文化中的“使命感”相伴随。在孤立主义情绪盛行的时代，这种梦想只是在大洋之外局势变动的刺激下偶然露出“峥嵘”，有时甚至还会在美国社会喧嚣一时，但充其量只是一种“鼓噪”而已，并不会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尽管离世界政治大国尚有距离，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屈一指的经济地位唤醒了滞留在美国政府决策者脑海中世界领袖的梦想，诸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等政治家试图把美国的活动引向长期隔岸观望的欧洲政治竞技场，也曾在大国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一战之后，美国就拥有无国可敌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在大国中展现出以一种创造新的方式设计其世界权力或把新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能力，再加上具有很多人向往的民主制度以及很有吸引力的大众文化，美国可以说完全拥有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物质和精神基础。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设想发展，美国最终与卢斯所言的“绝好机会”失之交臂。
　　美国这一时期世界领袖之梦的破灭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借助其迅速发展起来的强大经济力量，开始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独居一隅的局面，大踏步地迈向国际竞争社会。美国扩张势头转向两洋之外的世界无疑是美国社会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而最终实现美国历届政府决策者孜孜以求的世界领袖之梦则是这种扩张的必然归宿。这种梦想一旦被唤起，就很难在决策者脑海中消失，但是实现这一梦想单凭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在很多方面还很难与其他西方列强匹敌，所以美国只能在欧洲之外的地区出击，问鼎世界的条件远未成熟。欧洲大国的殊死厮杀为美国实现世界领袖之梦提供了天赐良机，客观上缩短了这一过程。威尔逊政府正逢其时，始而想充当交战双方的仲裁者，继而直接介入大战，进而扮演战后世界和平安排者的角色。毋庸置疑，战争带给美国经济巨大繁荣、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和军事力量空前强大，这些都为威尔逊政府试图充当战后世界安排者的角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威尔逊不仅在讲话中暴露出这种倾向，而且已部分付诸行动，自己俨然就是拯救世界跳出苦海的当代“耶稣”。然而这一切都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协约国赢得战争需要美国的援助，美国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尤其在它参战后更加明显，协约国领导人也不敢轻易冒犯威尔逊，在涉及一些重大问题时总是让他三分。美国国内的一切活动都纳入了战争轨道，在威尔逊“理想主义”语言的激励下，美国人民对战争的热情迅速提高，他们对战时政府的支持使国内的反对派也不敢轻举妄动。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特定情况不复存在。苏俄政权虽然成为资本主义大国的主要敌人，但尚不能构成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战胜国之问的尖锐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威尔逊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来换取他所倡导的国际联盟。国联盟约只是满足了战后风靡世界的和平主义情绪，它对保障战后世界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而已，因此在大多数美国人的眼中，国际联盟不会给美国带来世界霸主的交椅，只会加强英法在欧洲的地位，巩固日本在亚洲的优势，而美国的手脚反而受到束缚。美国学者用“理想主义衰退”来形容美国人民态度的变化固然不足以揭示问题的实质，但说明威尔逊的勃勃野心并不会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可。在1920年的总统大选中，才能平庸的沃伦·哈丁以“恢复常态”的口号抓住了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当选为美国总统。执世界事务之牛耳是美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威尔逊以为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当他满怀信心迎接世界霸主的地位时，却埋下了以悲剧而告终的根源。诚如美国研究威尔逊的著名学者阿瑟·林克教授所言：“事实是，1920年美国人民还没有准备来承担威尔逊所贡献给他们的世界领袖地位，世界列强也还没有准备去实施美国总统所创立的世界范围的集体安全体系。”充当国际社会的领袖是美国历届领导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了这种梦想向现实的转变。威尔逊将之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竭力促使这种转变迅速完成，但终因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如愿。威尔逊时代是美国向外政治、经济和文化扩张的一个重要时期，美国似乎中断了卢斯所谓的“美国世纪”的进程，但无论在物质条件上，还是在美国人的思想意识上却奠定了未来向“美国世纪”转化的基础。
　　一战后，美国政坛上发生的“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斗争从表面上看以前者的失利而告终，美国社会的孤立情绪似乎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高潮，但美国此时要与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相分离恐怕既不现实，也不明智，美国再也不可能对大洋之外的事务袖手旁观，只不过是奉行了一种所谓“单边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也就是美国不以与其他国家结盟的方式卷入国际事务，这种方式同样体现出了美国在战后世界发挥特殊作用的心态。1921年英国驻美大使在给国内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人的“主要野心是为美国赢得世界领袖地位，赢得讲英语国家的领袖地位”，他们打算“阻止我们把商品运往美国偿还债务，他们寻求机会把我们视为一个从属国，只要债务未被偿还”。这位英国人身居美国，整日与高官显贵打交道，应该说对美国高层的政治动向有所了解，他以自己的耳闻目睹道出了美国外交发展的基本趋向。实际情况的确如此，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等利益已经使美国无可解脱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就美国外交而言，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人厌恶卷入外部政治事务的传统心态由此正发生着变化，尽管完全转变尚需时日，但转变的开始却预示着“美国世纪”正在缓慢地到来。
　　
　　三、“美国世纪”的最终到来
　　
　　二战的爆发为美国进入“美国世纪”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基本上是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国家的一边，在未介入战争之前就成为这些国家的“兵工厂”，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从美国流向欧亚两洲，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无疑具有“输血”之效。美国参战后与苏联一道积极推动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在促使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崩溃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场战争使美国实力大增，美国将在战后扮演世界领袖的梦想再次在美国领导人的脑海中泛起。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执笔为文，竭力促使美国政府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这一“重任”。卢斯的社论其实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表的。随后这一社论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并把诸如多萝西·汤普森、约翰·张伯伦、昆西·豪、罗伯特·斯皮瓦克和罗伯特·舍伍德等人的相关评论收录进去，在美国等国广为发行。这本小册子在美国社会反响较大，十分畅销，为美国朝野人士研究和筹划战后世界秩序提供了基本的思路。
　　美国参战后，美国政府决策者很少不认为美国在二战后世界事务中应该居于统治或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安排战后世界秩序应由实力无可比拟的美国说了算。沃尔特·李普曼总结说：“在外交中，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意识到，它不再与许多大国并驾齐驱，而是一个领导大国，整个西方世界将依靠它来维护其安全和领导地位。”罗斯福原本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一直对一战后美国放弃了维护世界秩序的领导权耿耿于怀，他曾不厌其烦地告诉国人：“上次战争之后我们的幻想破灭，我们放弃了实现更好和平的希望，因为我们缺乏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不完善世界中完成我们责任的勇气。我们务必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否则我们将会重蹈悲剧之路——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之路。”罗斯福十分清楚这场战争将会给美国带来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实力地位，与之相伴随的将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任何其他国家都无力承担的责任。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开始设计战后领导世界的蓝图了。1943年4月，在罗斯福的授意下，雷斯特·戴维斯发表了“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透露出罗斯福政府建立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构想。罗斯福的“世界蓝图”是以大国合作，特别是以美苏合作为前提，旨在通过美国居于优势的国际政治或经济组织，达到软化苏联、拉拢英国、塑造美国世界盟主地位的目的。罗斯福在任内的最后几年就开始将这一“蓝图”付诸实践，他致力于创建一个大国控制的国际政治组织，以便于美国履行领导全球的“责任”。1944年8月到10月，几个大国的代表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了建立联合国组织的事宜，后又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罗斯福虽然未能目睹联合国成立时的盛况，但他生前致力于完成威尔逊的未竞之业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新任总统杜鲁门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演说，称赞《联合国宪章》“实现了30年前那个伟大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个英勇的领袖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目标”。这里并不否认这一国际组织的成立是人类对战争与和平思考的结果，但美国长期控制了联合国，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这正是罗斯福等人提议创建联合国的初衷。1944年7月，在罗斯福政府的积极倡导下，44个国家的代表云集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美国建议成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美元一跃成为“世界货币”，老牌的金融帝国——英国面对着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尽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却是美国追求世界领袖地位的一个重要结果。罗斯福本人设想的通过大国合作维持世界秩序的战略虽因罗斯福的去世而基本完结，但罗斯福为美国勾画出来的世界领袖“宏图”却被后任者继承下来，尤其是罗斯福任内后期的外交活动为战后美国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意、日三国作为战败国，退出了诸列强的竞争行列。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在战争中国力消耗殆尽，战后国内问题丛生，无力在国际事务中再现昔日的“雄风”。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这场战争的最大得益者就是美国。美国虽然也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与战争收益相比微不足道。它是交战国中惟一本土没有遭到战火洗劫的国家，因而几乎没有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盟国对战争物资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战后初期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53.7％(1948年)，出口贸易的32.4％(1947年)，黄金储备的74.5％(1948年)。另一个统计数字表明，1945年，占大约世界人口6％的美国生产世界电力的46％，消费世界能源的40％。它的企业和公司控制了世界石油储藏的59％，在美国公路上跑的汽车占世界的60％。美国生产的汽车是苏联的100倍，是德国、英国和法国加起来的8倍。在1949年，美国人使用全世界电话的70％，冰箱的80％，电视机接近100％。到1950年，美国拥有世界货币黄金、储蓄货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蓄的50％左右，美国的人均收入比1929年高22％。杜鲁门在一次演讲中趾高气扬地宣称：“我们是经济世界的巨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将取决于我们。
　　大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变得非常强大，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军队曾达到1200万人，战后初期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这一数目减少到150万人，但其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远非其他大国所能比拟，他们分别驻扎在美国本土和其他50多个国家。美国的军事基地也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战后初期对原子弹的垄断更使本来就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增添了一种令人恐怖的威慑力。美国具备了谋求世界领袖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外部国家的认可，当然主要指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欧洲国家。战后欧洲国家尽管尚未对美国完全达到言听计从，但在涉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命运的大事上，基本上惟美国之命是从，惟恐得罪了这个钱袋鼓满的“大兄弟”给自己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设置下障碍，因此它们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承认了美国的领袖地位。二是国民心态的转化。战后初期，尽管“孤立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结依然滞留在美国人的脑海深处，但这种心态已失去了往日的强劲势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强弩之末”，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种状况说明了从整体上讲，美国人已经适应并支持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一种积极的领导作用。客观条件的具备使固存于美国决策者脑海中的世界领袖梦想开始向现实转化，杜鲁门上台后屡屡宣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1946年4月6日，他在芝加哥发表演讲，公开宣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不是自吹自擂。……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
　　正是在这种称霸世界心态的驱使下，美国在战后初期完成了自威尔逊时代以来的全球战略大转变。只是到了此时，卢斯所谓的“美国世纪”才具有了实际的含义。正如一个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战争的结束将标志着美国世纪的开始，即美国商业、美国技术、美国政治领导地位和美国价值观的最终胜利。”
　　
　　四、“美国世纪”中的文化作用
　　
　　进入20世纪之后，携带着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美国大众文化向全球蔓延，对美国构筑其“世界帝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大众文化向外输出固然与文化产品自身对美国之外的消费者具有吸引力有关，但其输出的规模与取得的成效往往与美国的强大密切联系在一起。历史已经证明，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能为美国大规模的对外文化输出提供有效的保征。在二战之前，美国大众文化向外传播主要是制造商或销售文化产品的公司受赚取利润的驱动，似乎与官方没有多大关系，国外的“美国化”对实现美国外部现实利益的促进基本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过程中。在很长时期内，在文化优越感上，美国政府多强调他们的政治文化特性，对文化传播在国外所起的作用尽管有所认识，但除了一些特殊的年代之外(如美国参加一战之后的年月)的确不大重视由政府牵头搞一些文化输出活动，政府甚至有“不屑一做”的味道。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杰西卡·吉诺一黑希特指出：“从历史上讲，美国人总是觉得他们的独特性主要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他们的诗人、艺术家和小说家。他们把美国的大众文化视为私人娱乐的来源，而不是外交政策的工具。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在联邦政府内建立文化部。”甚至当国务院在1938年设立文化关系司时，许多政府官员仍然对于把大众文化用作一种外交工具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显然是对文化外交的传统偏见心理在作祟。
　　其实，到了此时，美国政府已开始逐渐改变过去政府对文化输出不太重视的态度或做法，设立文化关系司的目的显然在于加强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因此，这些官员的态度并不能反映美国政府对大众文化在国外所起作用的认识。促使美国大众文化在国外的扩张尽管多是非政府行为，但很少不得到美国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美国领导人毫无遮挡地把大众文化的消费商品的出口视为全球民主化使命的中心所在。”他在这里讲的是实情，一战之后美国大众文化向外输出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美国从中所得不仅仅只是有形的巨额利润，而且还有通过传播美国生活方式促进其他国家的人在思想意识上向美国文化趋同的无形好处，因为后者显然有利于美国确立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使美国的外部利益更易于实现。关于这一点，很多美国要人有着清醒和充分的认识。卢斯在他这篇著名的社论中对此也有较深的见解，他在敦促美国承担世界领袖责任时特别强调了大众文化的作用：“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这里已经存在一种巨大的美国式的国际主义。美国的爵士乐、好莱坞电影、美国的俚语，美国的机器和专利产品，事实上已成为从桑给巴尔到汉堡的世界中每个社会共识的独特事物。我们盲目地、不知不觉地、意外地以及确实是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以极人性化的方式，已经在所有细小的事物中成了世界大国。但情况远不止此。美国已成为世界的知识、科学和艺术之都。”卢斯所从事的职业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对外部具有吸引力的美国大众文化对实现“美国世纪”的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埃米莉·罗森堡称卢斯这篇社论的中心前提是把美国的力量等同于其文化上的吸引力。“卢斯的美国世纪不是被明确表达为依赖于军队集结、核能力、阴谋诡计以及其他现实政治形式的远见，而是来源于把美国的影响(或美国化)等同于必然的和可能受到欢迎的文化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长期传统。”美国诺丁汉大学的保罗·格兰杰博士甚至把这篇文章说成是“对美国化的现代阐述”。他认为，卢斯的观点“能够在自由发展主义思想传统中找到根源，因为自19世纪后期以来，这种传统一直把美国的扩张固定在促进自由贸易和私人企业上，要求其他国家应该模仿美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在卢斯这一传教式声明发表前的数十年间，美国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输出它的政治理想、经济体制、科学知识和文化产品”。卢斯不是第一个强调输出美国大众文化重要性的人，但他把这一重要性与实现美国在国际社会承担特殊的领导责任结合起来时便具有了新的内含。
　　二战之后，美国超强大的力量为它运用一向的文化优势来重塑美国之外的世界提供了有力的保征。此时，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企业或机构，都认识到廉价的美国大众文化产品输出到国外有利于实现美国在国外的现实利益，尤其是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抗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47年7月，美国国务院顾问阿瑟·麦克马洪强调说：“如果我们不希望其他国家知道……显然有助于人类幸福的美国标准和美国技术的话，我们将是堕落的民族。”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二战后美国大众文化输出在国外再掀高潮，其政治性也越来越明显，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的“冷战”抗争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在“冷战”期间，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文化活动的限制，美国大众文化并没有大规模地进入这些国家，但却在结束“冷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的“文化与外交”研讨会上指出：“我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格伦·米勒等其他美国爵士乐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我们的欧洲联盟的士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想这种说法可能不会有什么错，即当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音乐走私进入前苏联时，他为赢得冷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想值得一提的是，在1989年波兰举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那天早晨，选民们起来发现他们的整个国家到处张贴着人们喜爱的电影的广告……人们意识到，非暴力地支持自由的时代已经来临。”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是靠着其文化的力量给“冷战”划上了句号。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文化在促进美国政府实现其政治、经济以及战略目标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种文化上的力量便是美国著名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资源。“软实力”主要指通过文化上的吸引力来对其他国家的人产生认同美国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种文化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但影响之大小却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文化中体现出的“软实力”程度以及这种文化主体所具有的能够给其他国家构成威摄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后者就是所谓的“硬实力”。一般而言，“软实力”与“硬实力”是成正比的，有形的力量越强大，文化就有可能越具有吸引力，至少是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两种“实力”的有机结合、互为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一国对他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资源。从目前来看，世界上大概只有美国既具有无国可敌的“硬实力”，又显示出对他国之人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因此，正是因为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作为后盾，美国文化对异文化的世界才具有很强的磁力。与此同时，该文化的主体积极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再加上跨国公司、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作用，美国文化借着全球化大潮掀起的风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致使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感到了“美国化”的威胁与挑战。显而易见，美国之所以在20世纪后半期在国际社会“称王称霸”，除了其具有无国可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外，对外部世界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其中也扮演了任何有形的物质力量都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卢斯半个多世纪前的预言早就成为人们再也熟悉不过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