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和中国革命

近代日本和中国革命

武藤一羊

《读书》2000.06

　　即使将“战争和革命”这个二十一世纪的重大主题限定在日中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范围内进行思考，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完成这个讨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决不是一个外在的或无关痛痒的东西。我出生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即“满洲事变”的前夜，一直到十二岁，我是以一个“满洲国”日系“革新官僚”的孩子这样一个殖民地统治者的身份度过的。作为殖民地统治的一员，作为一个孩子，我和中国人民相遇了。同时，我也和日本这样一个国家相遇了。我感觉这样一种经历在我后来思想、立场形成的过程中起了核心的作用。

　　从战后一九五○年的朝鲜战争到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参加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和平运动等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又一次和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国、中国革命相遇。六十年代初期我参加了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运动，在摸索与亚洲民众的连带关系中，我接触了以“文革”形式出现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我，日本左派的相当一部分都受到“文革”的强烈震撼，但对于我来说，“文革”是作为我对当时世界范围内急进运动的高涨这样一种脉络的关心而对我发挥作用的。

　　一九七八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革命与以前相比已逐渐外在化了。与近代日本、近代中国的基本脉络相关的战争和革命那样一个历史过程本身依然内在地存在着，但是作为面向未来的运动的、思想的张力那一侧面的中国革命的魅力，却消逝了。

　　今天，面对以“全球化”姿态出现的世界资本主义模式，民众的自下的抵抗，以及以抵抗为基础而出现的摸索新的社会、文化多样模式的动向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涌现出来。我在八九十年代一直对这种动向抱有希望，并为了探索一条使其拥有实质性内容的道路而倾注了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概括总结试图用社会主义来克服资本主义、寻求民族解放但最终却没有成功的二十世纪革命的教训；概括总结这个宏大的悲壮而光荣的民众运动的历史，从而探索、设定需要现在超越的课题，不正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知”的任务吗？由此，对日本近代国家（特别是战后日本国家）的批判的立场，把我吸引到战争与中国革命的研究上来。我相信，忽视这一点而企图讨论如何改变日本的课题是不可能的。

　　从幕府末期经明治维新改革到日本帝国登台的日本近代化的历史，是在和西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紧张关系之中形成的亚洲近代史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在于它不是在向亚洲的自我设定，而是在和亚洲逆接的关系中展开的。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一直最具代表性地表现了近代日本的选择。日本在“入欧”的过程中，作为西欧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的先锋而在亚洲横行霸道的同时，又以日本帝国的侵略和扩展的身份而“入亚”。也就是说，这是日本以东亚近邻，特别是以韩国、中国为对象的战争、侵略、殖民地化而膨胀的历史，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过程。

　　从一般意义上讲，近代日本“脱亚入欧”的选择，只不过是模仿欧美帝国主义但却晚了一步罢了。但是，我认为日本和东亚的关系不能通过这种一般性的认识来解决。对欧美来说，亚洲是“第三者”。但对近代日本来说，亚洲决不是同一意义上的第三者。也就是说，“脱亚入欧”很勉强地把亚洲放到了对日本而言的“第三者”的选择上，但是，“入欧”的结果是，日本既没有成为西欧，也不能成为西欧。

　　所谓的“入欧”就是日本否定了它属于亚洲这一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选择，但这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因为亚洲的他者化是由“入欧了的日本”这样一个假想的自我认同性支撑的，这就导致了自我否定和自我的他者化。

　　这种扭曲或者说“双重束缚”（Double Bind），是竹内好所谓的以“侵略主义和联合意识的微妙的分离和结合”为特征的亚洲主义的、广义的近代日本和亚洲关系的基础。就是说，侵略和联合是以一种不可分割的形式整合在一起的。以玄洋社、黑龙会为发端的大亚洲右翼潮流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大东亚共荣圈”是随心所欲捏造出来的构想。陷入这种没有正义名称的侵略中国战争的泥沼而倍感倦怠的日本国民，又因对英美开战而热血沸腾。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站到了狂热的支持战争的立场上，是因为他们强烈地幻想着通过战争，能打破这种“双重束缚”。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大东亚战争”中连左派的一部分都希望以某种形式的“东亚共同体论”为切入点来加入战争。很明显，在这一行为的背后隐藏了他们的一个愿望，即希望通过直接将侵略看成联合以求避免“双重束缚”。近代日本近邻的战争和殖民统治是日本通过这种逆向的关系求得与东亚一体化的过程。

　　无论把中国革命的基点放在何处，我认为，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把上述近代日本和东亚的关系从根本上颠倒过来的历史作用。因为中国革命终究是从抗日战争中间诞生出来的，因为“侵略主义和联合意识的结合”是近代日本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而中国革命正是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关系，从而否定了近代日本的道路本身。

　　对近代日本而言，日本的战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两者都是重大的历史机会。日本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反省它曾以什么样的立场来面对亚洲的人民，又对他们做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它有机会明确地认识到这种侵略形式的联合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它败北于中国人民这一事实同时也意味着“脱亚入欧”的失败。反省、超越这种道路会带来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但我认为这是个启动通过新道路的选择以克服不确定性这一积极进程的历史机会。我想，与近代日本把向亚洲近邻国家的侵略构造化的程度相对应，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事情，而且它可以作为把近代日本引向别的轨道的杠杆而发挥作用。

　　但是，战后日本没有利用这一机会，战后爆发性地出现的左翼民众运动没有能够从思想上受到中国革命的冲击。从总体上来说，日本民众运动的主流只不过是绕过战争和殖民地化问题而给自己定位。能够把中国革命和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作为解开日本“双重约束”的钥匙来理解的人很少。包括战争期间在内，这些具有洞察力的人仅仅限于铃江言一、尾崎秀实以及战后的竹内好等典型人物。“脱亚入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到战后日本。

　　一九四五年日本向联合国军投降，并被置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日本帝国由此瓦解，它丧失了所有的殖民地。自明治开始的向亚洲近邻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膨胀的企图受到了重挫。东京大审判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争指挥者作为战犯受到了裁决。但是，日本对它在战争期间对朝鲜的殖民侵略、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时所犯下的罪行，并没有进行反省，也没有一个被裁决的过程。因此，我认为，中国革命并没有成为动摇日本社会根本的要素。这对战后日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呢？

　　在美国的世界霸权内部形成的日本国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战后和战前隔开了。同时，战后五十年间，它通过这种割断保留了战后日本对战前日本的继承性。战后的日本国家的反共自由世界原理，战后宪法和平主义原理和大日本帝国的继承性原理，这三个原理相互矛盾，却被折衷地统一于一个国家之内。第一个原理是在对中国革命的军事性敌对冷战和封闭的基础上产生的，成为预防中国革命冲击的防线。同时这也是向自由阵营即美国进行自我认同的立场，所以，它又成了“脱亚入欧”的新形式而被持续下来，以美国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亚洲，以美国的亚洲政策来对待亚洲。和平原理以及宪法民主主义的确是一种新事物，一直受战前军国主义压制的战后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以此来割断与战前的联系，并认为战后日本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应该以和平民主主义原理为基调。但是这种断绝具有双重作用，它同时还作为割断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联系的概念装置而发挥作用，即发动战争是错误的，日本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为分界线获得新生，从此以后走和平道路等。这一原理一旦和第三个原理即大日本帝国的继承性原理结合以后，这种“新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所谓继承性的最奇怪的表现是，对天皇制的温存以及对裕仁本人这一天皇象征的纵容。他并没有被以最高战争责任者的罪行逮捕，没有被裁决，也没有退位，而是以和平象征的姿态继续坐在天皇的宝座上。以这种形式改头换面的日本何以称得上和平国家呢？最高责任者被免除了罪行，并给予了象征天皇的名誉，那么，又怎么可能对那些受他的命令、在他的名义下侵略中国，残害、掠夺和拷问中国人民的战争罪犯进行裁决呢？因此，将军、殖民地官僚、宪兵以及普通士兵在殖民地和战场上究竟做了些什么，也不了了之。他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以儿子、丈夫或者父亲的身份重新融入日本社会中。

　　这样的战后日本国家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免除战前日本帝国的战争责任和殖民地责任的巨大体系。战后的日本国民并不好战，也没有复仇主义，而是以和平和民主主义为主旨而建国。但是这种意识是在没有正确认识日本帝国在亚洲近邻所作所为的基础上产生的。厌恶战争只不过是一种有受害经历的公民记忆的构成。以中国和朝鲜为代表的亚洲民众意识和日本社会大多数人的意识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可怕而危险的鸿沟。这种鸿沟使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和经济陷入了孤立状态。因此七十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做了一些文字性的谢罪和反省，但是这并非出自真心，而是一种“为了与你交往而不得不道歉”的动机不纯的态度。像在战争慰安妇以及战争赔款问题上，日本做出了愿意承担“道义责任”而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诡辩，表明了战后日本还在继续回避战争责任和殖民地责任。而在这种回避之中，又把战前的帝国性很好地保存下来了。

　　不过，在这种战后国家的意识构造和国民记忆的裂缝之中，诞生了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广义的新左翼运动。在这种运动的冲击下，虽说只是少数，但是伴随着这种思潮而产生的各种事件是不容忽视的。越南战争（即中国“文革”）期间，市民的反战运动、学生运动以及过激的女性运动是对以和平和民主主义自居的日本提出的质疑。在此期间作为亚洲加害者形象的日本开始全面暴露出来了。

　　这种运动持续到七十年代前半期。我们从这里获得的新的视角成为战后支持慰安妇和战争赔款问题的民间力量。这事实上是对五十年来逃避战争责任的战后国家思想体系的对抗。

　　九十年代后半期，战后日本抛弃了它的最大财产———和平主义，而逐渐转变成可能进行战争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采用赤裸裸的方式美化日本帝国的过去的言论开始泛滥。所谓超越“我”的“公”是指国家的事情；在当今的年轻人中流行的漫画里，描绘了这样一种士兵的美的形象：他们曾经献身给国家；发问“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当中销售了几十万册……我想，持续了五十年的战后日本国家很明显地进入了崩溃和再建的过程。

　　五十年前，日本的近代化过程本应该为“战争和中国革命”所阻止。今天我们仍期待着从中国人民那儿获得这种批判和纠正的力量吗？还是说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之中，而不只是限于中日两国之间，让更多的人来共同努力，探讨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国革命是如何与围绕亚洲的上述问题交叉的呢？人们一般把中国革命放到以俄国革命为开始的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环境中去考虑。而且，这种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被设想成打倒帝国主义、超越近代资本主义、解放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创造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主体，同时它还具备作为党、国家共产主义的坚固的实体。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同时它也是劳动者、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因此它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胜利和进步而被世人了解。

　　这一运动曾经构成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面貌，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中国革命作为这一全体运动的一部分加以评价和概括，否则就不能探讨中国革命的具体性。沟口先生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他捕捉到了中国历史中的长期连续性，从而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研究。如果把焦点集中到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自身的事业这观点上来，中国社会中的革命传统就与王朝传统互为向背而浮现出来。

　　我主张中国革命不是中国人民的私有物，而是世界性的事件。它冲击了世界，鼓舞了第三世界的人民。五十年代，革命的中国代表了被压迫人民的希望。但是在这正面效应的背后，又隐藏了反面的效应。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中国国家、中国共产党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左右了这一运动中很多同志的命运和生命。尤其是在亚洲，中国革命把它的“反帝反封建”的路线“输送”给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众运动。同样，这种力量也对日本的民众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确，我们不能仅仅把中国共产主义解释成一般的苏联型共产主义运动。“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这些口号不同于列宁的先锋党路线，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独自的党的观念、作风带来了新的影响。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强烈地向世界展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性。中国革命即使和中国人民是从属于不同的位相，由于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众多的当事人，所以，中国革命就不能被看成是中国人民的私有财产。我认为，它是二十世纪的重要组成部分。排除这一部分，去做任何世界构想都是不可能的。

　　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在旧体制尚未完全崩溃的状况下又被放到一种新的状态中。国家和强权政治依然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力量而存在。这种以包容国家的形式而完成了巨大积累的资本所进行的全球化，在市场原理的名义下，对民众环境与文化发挥着破坏性的影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并且这种差距的程度在日益深化。这主要是在民众集团之间或者个人与个人之间产生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绝大部分都表现为“下层的竞争”，大部分民众都被卷入其中，而强者总是站在有利位置。在此过程中，仅以强权已经不能够控制民族和宗教纷争的不断爆发和各种原教旨主义横行世界。我们应在何处、又用何种方式来寻求解决这种状况的力量和希望呢？

　　近代日本和亚洲，特别是围绕东亚关系出现的“脱亚入欧”问题以扩大化了的形式再次产生。“美国标准”仿佛是理所当然地被当做“全球标准”，被强制性地推广到世界各国。WT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此为前提，国家间的斗争和贸易大战不断深化，斗得你死我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大规模的“入欧”竞争。所以，这不仅是经济体系的问题，而且还强制性地促进文化的单一化进程。

　　我从不提所谓“欧美对亚洲”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因为这只能或者导向今天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所走的破坏性立场，或者通过粗野的赞赏随心所欲捏造出的“亚洲价值”，从而把对人民的独裁合理化。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与明治国家的标语——“和魂洋才”特别相似，即，“亚魂洋才”。这实际上就是指为了“洋才”而费尽心机利用“亚魂”。但是毫无疑问，今天世界的严重的非对称性和文明意义上的“欧美中心论”相结合，使这种文明正加速走向分裂。

　　在这一问题上，“知”应该如何与它对抗呢？

　　我确信答案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智慧、想像力、革命性、领导能力以及民众运动和民众联合的力量之中。民众在不断边缘化是一个事实，但这仅是一半的真实另一半真实是，在边缘化的旋涡中，民众的中心性可以被建立。这一事实，已经由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抗拒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