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权益？——探索一种阶层协商机制

谁动了我的权益？

赵枫生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界　定

　　可以试问一下，取消农业税、实施粮食直补、对农村贫困生实行“两免一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动农村低保……政府系列惠农、支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有哪样是农民迫切需要的，有哪样是农民要求的？有哪件是广泛征求了农民意见的？

　　很抱歉，个人感觉基本上没有，因为没有，所以热闹的背后，在资源流向上从现状依然看不到光明所在。

　　农民的普遍贫困的背后，主要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难以摆脱经济负担沉重的局面？

　　弱势还是农民现在基本的情形，当谈到保护农民权益的时候常常是因为农民已经遭受到了重大的侵害之后，而这些又通常只能是一部分人的谈资而已。

　　农民权益需要保护说明农民的价值在被普遍使用着，而不是跟劳动力剩余有根本上的关系，几年一号文件的连续出台同时在证明着人们实际所做的不一定与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相一致。

　　当需要再讨论农民权益的时候，是否还可以沿着这个思路继续问下去：如何定义农民，农民是谁，从哪而来，为什么如此这般行为？农民有哪些基本的权益？是谁侵害了农民的权益？为什么要保护？靠谁保护？如何保护？当将这些基本的问题放在田野里而不是一朵花瓣上观察，到今天可以做一个界定的时候，在知情人的引领下，离找到一条可以尝试的路径可能就不远了。

　　素　材

　　让我们对跟农民有关的具体事情，比如土地、立法、计划生育、合作医疗、村民自治、合作组织成长、农民工迁徙、就业、居住、社保及子女教育及所能知道的身边及其他事情，过一遍电影，就可以基本上看到农民的政治权利现状。这样涉及具体问题问题的文章很多，有政府的内参，有各式各样的报告，有网络的贴子，因为本人级别不够，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受现有经济条件所限，上网也不是很方便，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心人可以自己去查证。

　　仅以本人个人的生活经历来看，比如从农村招工进城市六七年、在NGO圈里混一年多，到饭店打工、摆地摊，无聊的时候去“上访村”晃悠等，没人直接用农民的语言告诉我这所有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受IQEQ所限，除了认命、搞不懂之外，基本也只能认定是资源分配的制度设计问题了。受奥运宣传的引诱，想搞个演出验证一下奥运跟我有关，结果只说明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而已。

　　绕了一圈之后很想回家好好呆着，也尝试过，可是回去找不着事干，养不活自己，从2006年在政策层面对新农村建设的正式提出至今已一年有余，热闹的背后本人所看到的是修路是公路部门的事，电话、网络是电信部门的事，如何转化成农民的就业是乎还没有出台方案的必要，在此之前我又不得不流落到前门小巷中。

　　有书写着高度的角色多样性是文明社会的典型特征，社会分层是真正文明社会的规定特征之一，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也说明社会已经正式承认了这种分层，在全国人民向钱看的奔忙中是乎也认可了这种分层，可惜现在界定层的边界还没有个说法，谁与谁互动，怎样互动，在什么情境下互动一无所知，只能拿自己来试，和谐社会的三个基本指标——贫富的沟通、阶层的流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还在不确定的未来时，也许太急了点，过程是需要熬出来的，所不同的可能是有人能熬出浓汤，本人熬出的是灰而已。

　　二十九年来的变动只是证明这样的事实：1%的家庭长期受益，80%的人口在财富分配却常在某一时期停滞不前或者经历负增长。

　　相对于下层阶层的成员来说，上层阶层成员的生活一般没那么困难，上层阶层具有较低的婴儿死亡率和较长的预期寿命，上层人通常身材更高，身体也更结实，因为他们的饮食更健康，且少年时期避免了严重疾病。买不起房成不了家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偶尔来个山西砖窑事件也许只是农民这个阶层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的表现。 

　　期　许

　　农民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能认可什么样的政府管制？国家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农民，什么需要完善的，什么是应该挽救的，什么是应该建设的，什么是必需埋葬的？很抱歉，近两年除了看过一本《土地的黄昏》心有凄凄，本人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对这个问题的白纸黑字的说法。

　　在加强立法、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城市喧哗中，本人很荣幸读到了这样两句话：社会不单由法律维持秩序，并非所有社会都依靠物质暴力。没有哪种形式的政治组织能够在它统治的人民对其不忠诚或不支持的情况下运作。

　　农民有个说话的地方是现在首先要做的。

　　五千万残疾人可以有个残联，为什么超五亿的农民不能有个自己的机构结束这种政治上的残疾现状？

　　类似八十年代末的康华公司模式以公司方式起步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位合适的董事长？

　　同时人们看到的现状还有，普遍本来也是农民的成为村民管理者却出现了这个群体集体随落是否在说明幕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民成盗逼良为娼？

　　这位董事长需要有平衡这种状况的份量。

　　社会分层是普遍而强有力的现象，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进行比较时，在特权、报酬、受限制和义务等方面的差别就变得很明显了。低层拥有较少的特权和权力，一般不会得到同等的报酬，并且没有获得基本资源的平等途径，义务和受到的限制通常也更加繁多，制度化的不平等是社会分层的表象。

　　一个农民只要有能力可成为一个好农民，他不会因为自己来自农民而被排斥在公共视野之中，他们和社会其他成员有一样的权利获得他们的社会资源，没有人能够拒绝让一个农民公平地分享食物，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剥夺他说话的权利，或者拒绝给予他一个有权应得到的任何东西——包括一个最基本的完整的家庭。

　　由于缺少经济和政治权力，现在人们很容易看到的是大多数农民无法享用能够使他们或其孩子改变他们命运的各种教育设施。

　　同时，农民在处处为人诟病常成为一个被说成“你真农民”的形容词之后的事实是，在明显失业状况下，确保了一个稳定的失业率，使在职者产生一种职业不安全感，结果通常使在职者降低对雇主的工资和福利的要求，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上亿的农民为这种经济所作的贡献，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悲哀。

　　在违宪审查的背后别忘了对资源流向的密切关注，而所有这些是需要不同阶层的人来共同完成的，包括未来的农民共同利益社团。

　　尝　试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不过是各个人的联合，所有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如果社会要存在下去，它必须成功地使其成员的自身利益与社会整体要求相平衡。农民同样有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历史有过这样的教训，控制社会大部分资源的的那些人中，在资源分配的时候很少得到其他大多数人的同意，如果有的话，也很少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由于受压迫者感到别无选择，所以他们经常诉诸武力捍卫他们的土地、资源、甚至他们真正的身份。今天世界上大部分武装冲突都是这种冲突，而不是如人们经常迷信的单纯恐怖主义或“宗教主义”的行动。

　　在有限流动的分层社会，通常使大部分人生活特别压抑，虽然前提是很不希望政府的敌对发展成暴力，因为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多数人都有保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共和国免遭不测，只是现在相对缺乏一个机构的保障。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在各种形式的谋杀中，没有一种比国家对自己的公民犯下的谋杀更骇人听闻的了。在所有遭谋杀的受害者中，国家的谋杀的受害者是最无助、最脆弱的，因为他们托付他们生命和安全的实体变成了他们的凶手，而那些几千万的大龄无选择光棍大军中的大多数人以及认为可以当街击毙的人中往往都来自于农民。

　　农民的权益与未来本质是乎是一个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传唤国家对其行为负责的理由。

　　找到了利益冲突的源头之后面临的困境是，如何界定它的责任？由谁来界定？凭什么？

　　定一个简单的计划，找几个有意愿、有时间、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员，接受强大的监督，学习提供需要的服务，是乎是现在操作上可以进行尝试的设想。

　　农民的话不一定非得听，但农民一定要有个说话的地方——一个具体能到达的地方。

　　贯穿设想的主题是参与，参与立法，参与扶贫，参与抗洪救灾，参与新农村建设。机构的是实现参与常规、有效的基本保障。

　　现在的进程中，乡镇想要钱的思路已从学界已出书的实物形式浮出水面，农民也想要钱的声音却还是淹没大网络的汪洋大海中，这里唯一可做的还只能是再次呼吁农民生产者的前提定位是所有战略方案中实现农民主体的依据，没有生产，乡村债务的化解就成了无源之水。

　　接下来第一要面对的是与政府谈判的壁垒，首先他会不理会你，超过五个人了就可能随时被收拾；在学界的进行沟通的程度有多大可能，现在还不好说；由于这种原因，同阶层交流的空间就变得非常狭小，主体地位的实现只能有待来日，现在只能是做多少是多少。

　　毕竟并非哪个农民生来就想成立什么共同利益社团寻求某种补偿，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教训中，政府和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利益，而农民同样也想好好活着，挣钱盖房、娶媳妇、供孩子上学、赡养老人等，过上一个正常人基本完整的生活，出路的困境在于在现有资源分配制度框架上，原子化的农民又很难实现基本的全面保障，怎么办？除了成立一个共同的机构自救，是乎实在找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农民要进城，一时进不了城的农民也需要有做人的基本尊严，当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发生变化时，有必要学会新的语言或新行为方式，面对经济的贫困、技术的不成熟、语言上的孤立、文化的抵制、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各种变化的适应，需要一个地方可以进行心理调试，虽然它是非血缘的，常常也是脆弱的，但作为社会动物的农民，是需要这种联系的，是很需要这个弹性空间的。农民工不应该仅仅是随时能供那些掌握政治权力和资本的人剥削的一群流动的工具。

　　这是在寻找一种阶层协商的机制和模式，这里寄希望于在缓解压力、减轻紧张、化解冲突的愿景下提供一种沟通的尝试，在未来的进程中，在与其他阶层的沟通中也同时在努力改善自身当前的状况，这种努力能否首先在学术界中得到认同达成普遍共识的突破来实现有限流动，都在一步步艰难争取中。

　　农民没有生来就跟谁有仇，所有这些努力也只是为了保证基本的活着，真的。

　　农民，是真的是个问题还是仅仅只是个借口？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一个时期内中国社会无法掩盖的主题，有人不愿改，有人想悄悄地按自己的意愿改，各阶层群体都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改，核心都是利益如何分配，结果会怎样呢？这里除了需要胸怀、智慧、时间，更需要有效力量，中国的大事情历来都是不死人是办不成的，相信凡尔纳的一句话:但凡人能想象到的事物，必定有人能将它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