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复兴党执政失败的原因

伊拉克复兴党执政失败的原因
 
韩志斌
 
 
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了旨在推翻萨达姆复兴党政权的伊拉克战争。这样有着56年的历史，执政35年，100多万的复兴党员的伊拉克复兴党在美军占领巴格达后被解散。但是，复兴党在中东所产生影响仍然值得回味，对复兴党政权失败进行理性分析，会对目前伊拉克局势有深层理解。
一、复兴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缺陷
复兴党领导集团所坚持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涉及国家建设、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等重要内容。它倡导的独立自主、反对大国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主张加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要求发展民族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追求社会平等，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都代表了阿拉伯人民的根本意志，因而是积极的和进步的。但是其主张的泛阿拉伯主义存在着一些弊端，如阿拉伯统一的超现实性；过分强调“阿拉伯利益”而忽略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主权，模糊了国与国之间正当的利益界限；“民族高于国家”等观点在都缺乏客观合理性。复兴党将阿拉伯统一作为对外目标，实现有别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同时，特别强调阿拉伯的统一，认为“统一是阿拉伯人的生存问题”，“统一是目的，自又是手段，社会主义是制度”，“统一高于社会主义”，没有阿拉伯统一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等等。
如果说泛阿拉伯主义在团结分散的各阿拉伯国家争取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方面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理论及其固有的内容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伊拉克复兴党并没有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党的理论进行调整，而是一味将泛阿拉伯主义作为党的“不朽使命”。萨达姆甚至在“阿拉伯统一”的旗帜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即发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萨达姆所奉行的海湾霸权成为泛阿拉伯主义的败笔，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号召力。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之间亲疏合离的现状，同时说明泛阿拉伯主义在现实的国际秩序和中东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强调本国利益和国家认同的国家民族主义势头日盛，而阿拉伯统一问题则渐行渐远，在阿拉伯政治现实中变的越来越难以实现。正如有的学者形象的将阿拉伯统一事业看作是一堆零的简单相加。“如果你把一个零加上一个零，然后再加上一个零，总和会是多少？”[1]
萨达姆这种“泛阿拉伯统一”的后果是使伊拉克遭受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而且成为美国打击和军事干涉的对象，导致了辱国亡党的厄运。
二、伊拉克复兴党自身的痼疾
第一、伊拉克复兴党曾是阿拉伯世界以纪律严明、组织严密而闻名的政党。但是萨达姆执政以后，使复兴党处于萨达姆个人的控制和掌握之下，形成萨达姆即党，党即萨达姆的奇怪现象。
到1979年，萨达姆已经成功的清除了威胁他的竞争对手和复兴党的高级官员。此后，他开始为自己构建一种神圣的个性。萨达姆·侯赛因的名字和古代伊斯兰统治者联系起来。[3]萨米尔·哈里勒曾经栩栩如生的描述了这一情况：“在伊拉克每一个村庄的入口处都可以看到萨达姆的雕像，在每天晚上都发出可怕的荧光。在巴格达城市中心都可以看到30英尺高的形象。萨达姆的画像在商店、学校、监察局到处都是。学校的学生必须赞扬萨达姆的高贵品质。学生用的笔记本首页为画像，末页为萨达姆的标语。”[4]
权力的人格化必定使复兴党付出代价。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复兴党成员控制了内阁和革指会，在此期间，复兴党控制了“政策的表达、政策的立法和执行”。[5]但是在1979年，萨达姆上台以后，其个人弘扬的增强使复兴党的地位减少到纯粹的动员功能。他成为这样一个组织，即其功能是全社会都来认同萨达姆总统。
因此，一点没有夸大的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伊拉克政治变得纯粹与萨达姆个人相联系。他成为权利的最终决策者，正义的界定者，政策的设计者。甚至他最亲近的、最高级的官员也理解争论和异议的危险，他们成为萨达姆政权喝彩的啦啦队队长。例如前伊拉克工业部长阿德南·阿卜杜·马吉德·吉斯姆（Adnan Abd Majid Jasim）给萨达姆发了一份电报，这一电报后来在伊拉克电台和电视台播发。电报称萨达姆是“伊拉克国家和人民的骄傲，是有良知伊拉克人的希望。他是自由世界的榜样，高贵人民的领导人。”[6]伊拉克代理总理阿齐兹也颂扬说：萨达姆是“奋斗者、组织者、思想者和领导人”。复兴党的创始人阿弗拉克也将萨达姆描述为复兴党给伊拉克的厚礼，伊拉克给阿拉伯世界的杰作[7]。革指会副主席伊扎特·伊卜拉希姆·杜里（Izzat Ibrahim Duri）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治权力结构中是仅次于萨达姆的第二号人物，对萨达姆推崇备至，公开称颂他为伊斯兰教和古代伊拉克的传说中的领导人。主要表现在以下特点：首先，复兴党内严重缺乏民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领导。复兴党员唯萨达姆指示是听，导致他们阴奉阳违，削弱了复兴党的特性。复兴党党性原则遭到破坏，对萨达姆忠诚与否成为入党和晋升的条件。其次，萨达姆集复兴党、政、军权于一身，缺乏法律约束。最后，家族统治盛行。在萨达姆周围形成了一个由萨达姆有血缘关系、族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决策圈，他们凌驾于复兴党和国家之上。复兴党组织体制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萨达姆个人专权代替集体领导，个人智慧代替党的智慧，难以作出科学的集体决策。“家长制”和家族统治是复兴党员对党的建设和生死存亡放弃一边，而追逐于自己私利和好处。但是一旦危机到来，就会弃党而去。
第二、由于复兴党政权进行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使民心涣散，失去了民众认同感。一个政权为了维护其利益或达到其政治目的，往往需要维持一种“认同”（Identity）并使其政权具有稳定性和秩序性。复兴党在经济建设领域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70年代便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繁荣期。到两伊战争后的1990年，伊拉克年人均收入从1968年执政时的300美元提高到3600美元，增长了12倍。国内生产总值从35亿美元增加到780亿美元，增加了22倍。可以说，民众对复兴党的认同感增强。但是经过海湾战争，复兴党在民众的威望一落千丈。复兴党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其地位在民众的心里已经有所摇动，重构复兴党的威信成为很有必要的事情。尽管伊拉克政权和中央政府在美国的击败中生存下来，但是在经济、军事上和政治上各层面都被削弱了。伊拉克面临着不仅是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军费和巨额债务，国内外反对派的一致反对，而且必须接受严厉、苛刻的停火条件。其军队在国家结构脆弱的情况下急需要重新组织。萨达姆复兴党政权的合法性遭到破坏，民众认同处于较软弱的地位。海湾战争后的经济制裁使伊拉克经济损失近2000亿美元；膨胀率一度高达6000％；百姓因缺药死亡者达200万。在2000年，据联合国报告发现伊拉克平均每天摄入2500卡路里。21％的5岁以下的小孩仍然重量不足。9％的严重营养不良，他们学习和获取社会技能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8]。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曾说过：“国民士气以公众舆论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因素，没有它的支持，任何政府，无论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即使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也无法充分有效地实行它。”[9]民众对复兴党的领导已经由信任变得无奈，以致人心涣散，人心思变。因此，当美军进入巴格达时无人抵抗，一些群众甚至走上街头推倒萨达姆的塑像，这充分反映了民众的情绪。
三、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外部打击
冷战结束和“9·11”事件后出现的全球反恐态势，客观上助长了美单边主义。美为推行其全球战略，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决意对不愿对美俯首恬耳的伊拉克动“外科手术”，以武力推翻萨达姆，彻底搞垮复兴党政权，以便扫清其称霸世界的障碍。美国攻打伊拉克有其历史远因、现实动因和石油诱因。[10]美国一直把中东看作是其仅次于北美和西欧的“特殊战略优先地区”，而伊拉克一直是美国想控制的国家之一。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正如埃及学者艾米尔·亚历山大所说，要想在中东有所作为，政治上离不开埃及，经济上离不开沙特，真正立竿见影的离不开伊拉克。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卜特·卡根引用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术语，视伊拉克为历史的枢纽。昔日萨达姆不屈服美国的压力，被视为是中东地区反美激进势力的领头羊。萨达姆政权使“美国在中东的优势不折不扣的建立在沙滩之上”。[11]萨达姆被推翻以后，美国在中东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战后的伊拉克就是美国插在阿拉伯世界的一根“支柱”。
第一，伊拉克将成为美国整和中东的大本营。美国意在通过对伊拉克的改造全面整和中东，因为“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控制该地区，简直难以相信美国的领导地位还会在中东存在” [12]利用伊拉克来全面整和中东的政治发展，推进中东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世俗化进程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之一。在国务院内部文件《伊拉克、中东和变局：没有多米诺骨牌》一文中作者揭露了布什总统的“新多米诺骨牌理论”。布什在今年2月发表演说：“在伊拉克建立一种崭新的体制将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起到一种自由与民主的表率作用。”他认为在伊拉克种植的民主的种子，将在约旦、叙利亚、伊朗甚至埃及开花结果。[13]布什提出“民主的多米诺骨牌”的基本原理成为美国“殖民”伊拉克的主要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美国确信，其在伊拉克的胜利将使民主之风吹遍中东。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前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勒都认为：这一理论将改变中东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沃尔福威茨告诉军事专家说：“伊拉克将是第一个阿拉伯民主政权，接着是叙利亚和伊朗，然后是整个阿拉伯政权。” 理查德·珀勒认为一个改革的伊拉克“将有潜力去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思想，接受一个民主的阿拉伯世界。因为甚至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阿拉伯人民也轻视自己接受民主化思想的潜能。”[14]　
第二，伊拉克的石油将使美国实现保障国内能源安全、主导中东地缘政治并进一步担当“世界领袖”的战略意图。美国能源安全将会因为有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府而得到极大的提高。[15] 美国占领伊拉克以后就可以控制以石油为特征的中东地缘政治，进而实现以石油为后盾的全球霸权。[16]
第三，未来的伊拉克成为美国彻底根除中东恐怖主义的基地。布什政府认为，中东地区已经成为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对伊动武的直接原由是伊拉克对国际恐怖势力的支持和袒护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恐怖组织手中扩散所带来得威胁。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伊拉克政府公开赞扬过9月11日的攻击，据悉，逃离阿富汗的‘基地’恐怖主义分子就在伊拉克。” [17]如果说中东是美反恐大战略的杠杆，那么伊拉克则是美中东反恐棋局上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关键棋子。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府会使美国在中东反恐占据主动权,从而彻底铲除伊斯兰教极端势力滋生的土壤。
正是由于伊拉克复兴党内部从理论到实践，从组织到政权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才使得复兴党看起来强大，实际上已相当脆弱，以致于在遭到美国的打击下，一盘散沙，最终以瓦解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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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Columbia Press, New York, 1998, p74.
[2] Bassam Tibi, “From Pan-Arabism to the Community of Sovereign Arab States: Redefining the Arab and Arabis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Gulf War”, in Michael Hidson ed. ,Middle East Dilemna: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rab Integr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94.
[3] Efrain Karsh and Inari Rautsi, Saddam Husse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124.
[4] Samir Khailil, Republic of Fear: The Politics of Modern Iraq,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89, p.110.
[5]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Boulder, Colorado: The Westview Press, 1990, pp.226-227.
[6] The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New East and South Asia, 25 August 1995, p.41.
[7] Adeed Dawisha, “‘Identity’and Political Survival in Saddams Iraq ”, Middle East Journal, Autumn 1999,p.556.
[8]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Second Edition, Westview, 2004, p294.
[9]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
[10] 参见韩志斌：《历史远因、现实动因和石油诱因——伊拉克战争原因的多维度深层透视》，《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四期。
[11] [美]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刘瑞祥译：《大失控与大混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12] Simon W.Murden,Islam,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ew Global Hegemon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Inc,2002,p44.
[13] Milan Vesely，“Debunking the Domino theory”，The Middle East, May 2003 Issue NO334.P20
[14] Milan Vesely,Debunking the Domino theory，The Middle East, May 2003 Issue NO334,P21.
[15] Faisal Islam,“West’s Greed for Fuels Saddam Fever,”The Observer, Sunday ,August 11,2002.
[16] 参见韩志斌：《能源安全、地缘战略和全球霸权——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石油战略利益考察》，《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57页。
[17] 高祖贵主编：《全球变局：美国与伊拉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