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中的“铁三角”

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中的“铁三角”

邵道生

　　（一）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铁三角”？

　　“铁三角”这一概念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主要是指由“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不法商人”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而组成的“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铁三角”是无形的，却是实实在在存的。

　　它有明确的分工：“腐败官员”用权力来保证利益的获得，“不法商人”进行违法的“资本运作，“无良学者”进行舆论鼓吹。

　　从某种意义上说，剧变社会许多社会问题的形成都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铁三角”的客观存在有关。

　　甚至还可以说，当今宏观调控措施之所以不能完全见效，亦是这个“铁三角”兴风作浪之结果。

　　“铁三角”并不仅仅是“铁三角”，应该说，这个“铁三角”利用了它的政治、经济、知识的优势，抢占了社会利益的最高点，具有极大的能量。

　　当今反腐败之所以这么艰难，这个“铁三角”的确是“功不可没”。

　　于是，我想到了现实中的俄罗斯。一些富可敌国的财阀，如“天然气之王”雷姆•维亚希列夫、“联合银行财团”首领亚历山大•斯莫棱斯基、传媒和汽车工业的核心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银行家和传媒业大亨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金融保险业的实力人物弗拉基米尔•叶甫图申科，金融工业巨子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等等，他们不仅有的强大的政治势力和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能力，还要一种直接“参政”的政治野心，对普京总统的权力提出“挑战”，于是，他们掏钱资助国家杜马中的两大反对派——左翼反对派俄共，右翼反对派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集团，试图在议会内形成他能操纵的多数派，“合法”地推选自己为总理，同普京争权……当然，有“克格勃”背景的、以“铁腕”闻名的、受到俄罗斯人民广泛支持的普京总统亦不是“吃素”的，当他看到这些“财团”的所作所为将会威胁到一个政权的稳定时，他毫不手软地“出手”了，以“为民做主，追究商界精英的犯罪行为”为由，对这些野心勃勃财阀们进行了一种“看得见的惩罚”……

　　是的，看一看一些地方上的“铁三角”，它的确已经影响了当地的“政治生态”，影响着当地政治生态的发展。

　　（二）“无良学者”对中国社会的两大“贡献”

　　将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都看成是“无良学者”，那是错误的，但是在“主流经济学家”中亦有不少“无良学者”，这亦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客观存在。

　　包括“无良学者”在內的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确是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而且客观地说在以下两个问题上非常有“建树”的，非常有“贡献”的。

　　“无良学者”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贡献”是：不失时机地、恰到好处地引进了西方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并大肆兜售之，在获得地方权力者的支持以后，在中国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将公有制的中小国企“改制”为民营化的私企。为此，这些“无良学者”大胆地“创造”、“发明”了许多公有制不行的什么“代价论”、什么“烂苹果论”、什么“冰棍溶化论”、什么“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等，这种奇谈怪论一度控制了舆论界……于是中国的这种“改制”出现了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出现的“三大奇迹”：一是几千万本来生活工作好好的“40、50代工人”在毫无发言权、毫无权利保障的情况下被推弃到了社会，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沉重负担和社会问题；二是当中国最高层需要了解中小企业“改制”情况时，它居然已经完成了其中的90%，将其称之谓；三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这种“改制”是用权力硬性实施的，且在无序、失控情况下进行的，作为暗箱操作的必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国资流失和腐败行为。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无良学者”们的第二个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在全力制造中国的“富豪层”问题上肯定是“舆论的积极鼓噪者”、“富豪集团利益的铁杆维护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广泛“联姻”、“结盟”已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不争事实，而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呢，为了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纷纷一头扎进“权力资本”的“联姻”和“结盟”之中，成为这个“权力资本集团”的鼓吹者和代言人。请看一些所谓的“无良学者”制造的舆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等等。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一些贪得无厌的“富豪”将要出问题时、处于面临灭顶之灾时，我们的一些“无良学者”总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为他们吹喇叭、抬轿子。证监会对顾雏军及科龙电器调查结果正式公布：顾雏军等人及格林柯尔系有关公司涉嫌侵占、挪用科龙电器财产累计发生额为34.85亿元，涉嫌八类犯罪行为34.85亿元，涉嫌八类犯罪行为。我想，这涉嫌八类犯罪行为的34.85亿元决非是一日之功吧，然而我们的所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是怎么吹捧这个顾雏军的呢？张维迎将他吹成是“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而在顾雏军出钱、在北京召开了“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一大批“无良学者”为了获得高额的“出场费”（“开口费”和“文字费”），“挺顾”、“捧顾”、“吹顾”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甚至还有“权威部门”的“权威调查报告”，顾雏军和一些很出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联合演出了一场精彩的闹剧、令人捧腹的搞笑剧和使人厌恶的丑剧。

　　说一些所谓“无良学者”对社会的这“两大贡献”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使用“排除法”：即，按照我的观点，凡是作出了这“两大贡献”的“无良学者”，不管他们自己的感觉是多么的良好，又是怎么吹嘘自己的，但是，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呢？我设定了以下“五个标准”一是将经济学作为学问来研究的，而不是将它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敲门砖的；第二，不仅仅是“注释性”，更重要的研究性的、创造性的；第三，对解决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经济问题有特殊贡献的；第四，关心民众切身经济利益，善于社会调查，自己的屁股完全坐在穷人这一边的，而不是在富豪一条战线上的；第五，不畏权势，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

　　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学家”究竟有多少个？！

　　还请“无良学者”记住这样四条：第一条，不必将自己及其自己一伙人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家”，在社会发展的今天这个词已经带有贬义的色彩了；第二条，只要“主流经济学家”在我所说的两大问题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第三条，不能将对改革中的问题进行认真反思的，一股脑儿就将他们称之为“改革的否定者”，现在是什么年代啦，还这样横不讲理？！第四条，俗话说“旁观者清”，从某种意义上说，“局外人”比“局内人”看得更清，看得更准，因为自己是“局内人”就想封杀“局外人”的批评这种做法，在前几年“主流经济学家”一统天下时还能行得通（因为有权力的支撑），到了社会越来越民主，越来越重视“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就很是行不通的了！

　　（三）“贫富差距”与“无良学者”的“‘劫贫济富’的发展观”

　　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对“无良学者”的“攻击性文章”呢？实在是出于以下这一点：以“无良学者”为代表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起的危害作用实在是太大了，然而，中国的一些地方权力者不仅没有看到这一点，反而待如上宾、言听计从，将他们当作“神”一样敬着、供着，将他们的“理论”作为依据，作为行动的指南，一味蛮干，因而使本地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本地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旦哪个地方的决策采纳了他的“理论”，“多数民众会陷入痛苦而已”（一网友语），畸使本地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社会当今之所称的“矛盾凸显期”实乃是地方“矛盾凸显”之“总和”，弄得不好真是“要出大问题”的。

　　的确，在中国，能对“无良学者”进行“大说特说”、“大骂特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坦率地说，本人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深奥的经济洋理论真还不太懂，然而有一个“基本点”还是能掌握的：即当一个“改革措施”（或“经济发展措施”）损害了千百万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并造成民怨沸腾时，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就有权去责问这种“改革措施”（或“经济发展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就有权要为探知“真正的真相”而“大说特说”，就有权对这种损害了千百万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的所作所为去“大骂特骂”，正因为过去为探知“真正的真相”而“大说特说”的人太少了，为损害了千百万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的所作所为去“大骂特骂”的人太少了，“话语权”都被掌握在像张维迎那样“主流经济学家”的手中，舆论不仅“一边倒”而且还“一个调”，因而包括有权人在內的国民对“真相”真还不知道，对潜伏着的“危机”真还不清楚，因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也就越来越“凸显”。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支持不支持”作为判断标准；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要求“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胡锦涛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广大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决策和工作的重要依据，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真正体现群众的愿望、符合群众的利益，不断使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所以，只要是为了“千百万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就必须要去“大说特说”的，就必须要去“大骂特骂”。

　　其实，“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到厎，也不过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发展理论”。

　　过去，我一度将张维迎那样“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理论”看得非常深奥、神秘，然而在多读了几篇以后，其实也没什么，说到厎，它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理论”。

　　我这样说是不是凭空扣帽子？非也。

　　譬如，在国企改制中，那个主宰着一些地方改制的主导理论——“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劫贫济富”的东西，世界上改制的国家有不少，不知有没有一个国家一下子凭空就产生了几百万、成千万“下岗工人”的“改制”？口口声声在这儿，我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有什么权利让3000万“4050代工人下岗成失业工人？这样的剥夺实际上是一种“违宪式剥夺”的啊！此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不通，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口口声声地说，3000万“4050”代工人下岗成失业工人是缺乏竞争力的结果？果真如此乎？！非也！他们的下岗完全那是被权力剥夺的结果，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改制单位是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决定谁应该下岗或不下岗的。我倒是看到了这样严酷的事实：在一些地方国企的“改制”中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暴发户式的权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产生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怎么产生的？很简单，是一些地方将“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作为指导行动思想的“掠夺式改制”结果，还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鼓吹“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代价论”的“前卫经济学家”从其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考虑对“三千万职工利益受损的补偿机制”，而将利益受损的“下岗工人”统统推到社会上，于是，一些原来本来有工作权、生活温饱问题基本上还不成问题的“4050代”就越来越穷，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用他们的话来说新的“三座大山”——“看病、买房和孩子上大学”——已经“压”在他们的头上……

　　譬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经久不衰的“农村圈地运动”，开发区风起云涌，经济亦着实发展了不少，然而其中的问题呢？依我看，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圈地运动”也是一场“劫贫济富”带有“掠夺”性质的，从现在暴露出来的一些案件来看，无权无势的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少得可怜的“圈地费”（有的地方光剩一张白条，基本上属“零转让”）就打发走了，于是成百万的“无业农民”涌向了城市，涌向了社会，成为一个令人担心的“不稳定因素”，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由“权力者”和“开发商”们结成的“圈地同盟”却大发特发地发了起来，什么叫“两极分化”？很简单，“农村圈地运动”的恶果就是剧化了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谁成为这场“农村圈地运动”的“受害者？一是农民，二是国家（土地资源是国家的）。“农村圈地运动”的实质是“劫农济富”啊！

　　再譬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此起彼伏的“城市拆迁运动”，其中的问题实在是不少啊！譬如说，在今年年初社会很为关注的“嘉禾暴力拆迁”，其实质是什么？就是权力者试图通过“劫贫济富”的这种“掠夺式拆迁”来“发展”当地的地方经济。如在嘉禾，原来的标准价地价应该是每平方米808元，但是当时嘉禾权力者对“开发商”的“优惠价”实际只有每平米30元；经过专家的计算，像这人么大的一个项目，国家收税要达到千万以上，但是，当时嘉禾权力者对“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税收包干征收50万元。当时嘉禾权力者对“开发商”的确是“亲得很”——“济富”，而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呢？却是“厉害”得很那——“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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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那么多干什么？张维迎们的关于“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完全是一句屁话，它根本解决不了邓小平同志晚年关心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现在一些地方的经济比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如何？经济无疑是“发展”了，然而它却浓浓地烙上了“劫贫济富”的痕迹，因而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所以，它决不是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当今社会的“黄金发展期”中有那么多的“矛盾”在“凸现”呢？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晚年还在担心“将来要出大问题”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有良知的学者在担心2010年是一个“坎”、处理得不好有可能要“出大问题”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一些地方领导听信了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一种主张牺牲“公平”求“效率”的、以“劫贫济富”的方式求得所谓“发展”的错误发展观。

　　我转引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的一句话：“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悬殊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也将最终令富人不安，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贫穷总是动乱的温床！”另一位网友说得好：“‘收入差距过大会发生革命’‘地区差距过大会发生战争’是古今中外历史证明真理。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也必须解决两个差距过大的问题，否则，违背历史规律，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在真理面前什么家也不例外。”

　　（四）“社会主义社会更要高举公正与平等的旗帜”！

　　这是云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张巨成教授在看了我的《邓小平、张维迎“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文后留下文章的标题，我就将它作为我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
    张巨成教授指出：“在现实的中国的社会，剥削与被剥削的现象近几年来呈增加的趋势，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198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8，199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3，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0的标准, 也超过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基尼系数。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到0.45。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扩大为1998年的9.6倍。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同时，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由1978年的2.36比1扩大到2000年的2.79比1。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比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就是4比1；若考虑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补贴，差距就是5-6比1。”……

　　他在文章中列举的数据很是发人省醒的，再一次证明邓小平说的“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的确是现实的重大问题，所以像张维迎先生鼓吹的只“通过改革，创造财富”而不“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两极分化”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呢？
    第一，很重要的一条是充分揭露、批判像张维迎那样“主流经济学家”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理论”，让人们（包括当权人）充分认识这种“发展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危害性，不让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继续成为“主流经济学家”，将“话语权”真正掌握在掌握科学发展观念的理论家手中，掌握在广大老百姓的手中。

　　第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可以说是一场真正的“劫‘富’（腐）济贫”、“劫‘富’（腐）济民”、“劫‘富’（腐）济国”的斗争，狠狠打击依靠权钱交易的贪官和为富不仁的奷商，彻底清算他们在过去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和城市拆迁中的腐败，让他们倾家荡产、名誉扫地，将他们通过“劫贫济富”手段获得的巨额财产（包括“巨额不名财产”）还给老百姓，还给社会，还给国家。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之后，中纪委采取了一个又一个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反腐措施，已经有力地打击了这种“劫贫济富”的“发展经济”的腐败行为。

　　第三，要在全社会化大力气落实国务院提出的“四个纠正”：要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城镇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国务院的这“四个纠正”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对张维迎式的这种“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观”的纠正，其实，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近年来胡温新政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展开了强有力的“纠偏行动”，为此，国务院所属的各个相关部委（如审计署、国资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等）出台了（还将继续出台）一系列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文件和措施，只是还需要加大落实行动的力度而已。

　　第四，高层领导必须到基层去认真调查研究基层发生的实际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到基层转了一转，就发现，当前一些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很多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企业随意解除劳动合同,随意裁员。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忽视对职工权益的维护，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不经职代会审议通过,不按规定发放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因而在这次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的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议案来。说明什么？说明过去的非国有企业的改制，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很是严重的，不经过“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劫贫济富”式的改制实在太多了。一位网友说得很是语重心长：“企业的下岗职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想起了彭德怀自述中记载的李德错误的指挥军事，把共产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军队，给消耗掉，他说：‘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寒’。我们欠下了一笔历史帐，一笔真正的民心帐啊。”我们决不能重犯当年李德的错误！

　　第五：其它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劫富济贫”，如尽快与国际接轨，进行个人的所得税的调节，开征遗产税等等，这些就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了……

　　总之，一定要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中的“铁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