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家事国事天下事

　　http://discovery.cctv.com/20070522/105396.shtml

［开场白］：

　　[访谈]

　　刘国光：我现在就面临着很激烈地反对，我就不瞒你说，有非常赞成我的意见的，也有非常反对我的意见的。我现在也是这样子，在理论战线上，你不能回避。

　　主持人：始终会有这样的东西。

　　刘国光：始终会有这样的东西，你只要坚持真理。

　　［解说］：

　　事实上，这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亲历者，对于这种争论风波并不陌生。

　　1982年九月的一天，一位同学兴冲冲地赶去见刘国光，他听到喜讯，刘国光刚刚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位同学就是李京文，现在他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的数量经济研究的专家。但是关于那次特地为刘国光庆贺的聚会，刻进李京文记忆里的不是喜悦，而是深深的担忧。

　　李京文：请刘国光算是庆祝刘国光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当时正说这个事的时候，那天报纸来了。一看上面有刘国光一篇文章，当时我一看，我说国光你干嘛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你这篇文章会有问题的。他们两个也说：对了，国光，你这个事情可能要倒霉的。

　　［解说］：

　　1982年，改革刚刚迈出脚步，经济学家们都在思考改革的方向问题。而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提出：“要逐步缩小指令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李京文：结果果真过了几天，中央有一些同志发现以后就大发脾气说，说刘国光怎么搞的？你发表跟中央对立的文章！他就批示要社科院各个杂志组织文章批判刘国光。

　　刘国光：《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不是简单的了，那是头版头条的了，《红旗》的这个文章都是排山倒海地来批评我。

　　主持人：那时候，批评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刘国光：批评压力是比较大，他要我做检查了。

　　主持人：让您作检查了，后来做了吗？

　　刘国光：我在组织上做了，我思想上我不讲我不同。但是后来跟党又一致了，因为我不能说党跟我一致，只能说我跟党一致。后来，的确是往这个方向走。

　　主持人：也就是您当时做的这个检查，只是说我跟党不一致，但是并没有说我这个观点是错的。

　　刘国光：没有，没说。

　　李京文：胡乔木同志做了一个批示，胡乔木同志还是水平高，说刘国光同志呀还是有学问的，他这次的错误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上的问题，因此是不是让他写一个检讨就行？不要再组织批判了。这样才救了刘国光。我们当时很为刘国光抱不平，特别是后来中央又采纳他的意见，实际上实行的市场经济，很多观点都是刘国光当时的观点。很多人都标榜自己是提倡市场经济的元老或者主将，实际上刘国光很早就主张要实行市场调节，要实行市场经济的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从来不说这些，从来不宣传这些。

　　记者：当时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他内心的压力。

　　李京文：没有，牵涉到中央的批评，他从来不露出来，而且我又是比他小，比他年青一点，他更注意跟我们谈话不要影响我们。

　　［解说］：

　　八十年代初的这次争论,早已风平浪静。但2005年7月，已经84岁的刘国光又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改革之路到底向何处去?”的大讨论。那是他刚刚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不久，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开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但他的观点既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和同情，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刘国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了。

　　［解说］：

　　刘国光出生在南京，这张照片上在玄武湖公园玩耍的少年时年十一岁。1937年，国民政府逃离了这个六朝古都，日本侵略军开始血洗南京城。所幸的是在南京变成人间地狱前的二十多天，刘国光逃离了这个生活了十四年的故乡，并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逃难生涯。

　　从南京到湖南、四川，刘国光看到举国西迁，感叹着家国的不幸。这个奔走在乱世中的流亡少年，脑海里开始隐约思考起国家的命运。

　　作为流亡学生,刘国光进入四川国立二中读书，在同学们的眼里，刘国光很另类，因为在全校学生中，只有他一人在读这本艰涩难懂的巨著《资本论》。

　　［访谈］：

　　主持人：其实您在接触经济学应该是非常早，您在中学的时候就捧着一本《资本论》在读，是这样吗？

　　刘国光：我那时很小，十几岁吧！看了什么斯诺《西北的红星》就有兴趣。那时候新文化、新思想很多的。什么《沈志远》呀，《政治社会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些都是左派的。

　　主持人：但那时候在书店里都能找到？

　　刘国光：那时候没钱，所以在书店里都能看。后来我到了国立二中，我那几年社会科学的东西我都接触，慢慢就知道《资本论》要出来了。那时要买一本《资本论》，要花不少钱呢，厚厚的，我也没钱，那时候我堂兄在重庆做小生意，我就跟他说我要买一本书，他说你买那个书有什么用处？

　　主持人：不理解。

　　刘国光：我是硬求他帮我买一本。

　　主持人：看得明白吗，那个时候？

　　刘国光：你说明白不明白，《资本论》那本书不是那么容易看的，那时候又明白又不明白。

　　主持人：那个时候，一个高中生为什么会对一个很难看得懂的这么一个大部头著作，会有这么大的兴趣？

　　刘国光：就是前面的一些东西把我引导到这上面去了。这些启蒙的书对我的开智有很大的帮助。《资本论》是理论上立根基的，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这么一本书，我是有这么一个兴趣在里面。

　　［解说］：

　　1942年,《资本论》还没有看透，刘国光却要面临高考专业的选择，这将决定他今后的人生的道路。而此时中国的抗战之路却艰难漫长，多年的战乱让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状况坏到了极点。国家的希望在哪里？社会何时才有改观？《资本论》犹如黑暗中的烛火吸引着刘国光。最终，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选择了报考西南联大的经济系，继续寻找经世救国的答案。

　　［访谈］：

　　刘国光：我父亲希望我考工科。我父亲他在一个工厂里头做职员，因为工程师他们接触得都比较多一点，工程师的薪水都比较多一些，他希望我走这个工程的道路。我也是可以考，但是我那个时候怎么搞的，基本上就感觉对社会科学感兴趣。

　　主持人：就是有兴趣？

　　刘国光：对社会科学有兴趣。我考经济学什么原因呢，我就一个是国家将来战后还是要经济建设，所以我要走这条路。第二个就是我上了上瘾了，《资本论》上了瘾了。《资本论》是一个经济学，这个也是我一条路。第三个是因为学经济学可以做会计，统计还可以谋生。

　　主持人：还是有一些实用性的东西。

　　刘国光：我就业也可以解决，所以我就大学考试我就选经济，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跟我父亲的这个想法相左的。

　　［解说］而现实也与刘国光的想法不一致，进入西南联大经济系的刘国光发现，这里主要学习西方经济学，他的导师,就是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泰斗陈岱孙先生。

　　［访谈］：

　　刘国光：西南联大它也不是搞《资本论》的地方，那个西南联大的经济学是西方的经济学。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一方面对我们这个西北还是很向往的。

　　主持人：延安？

　　刘国光：对，延安还是很向往的。但学习还是认真地学习西方经济学，所以这个人呐，在那个时候是两股道。

　　主持人：您是说这两股道，实际上是一方面是政治倾向上一股道……

　　刘国光：对，政治倾向我是往那边倾向。

　　主持人：往延安倾向？

　　刘国光：但是学习上我还是学习往它这一头。

　　主持人：西方资本主义。

　　刘国光：我同时在西南联大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自己研究，因为我这个毕业论文，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通过这个地租理论把整个马克思主义消化一遍。

　　主持人：当您这个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在学习的时候，你肯定做一些比较，那个时候有没有得到一些比较的结论，认为中国将来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

　　刘国光：怎么讲呢，我是西方东西在学，马克思主义在钻研。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战争时期，中国将来是走什么样的道路不是很明确。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的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它也是讲的将来的中国，我比较了一下，当然我们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但是还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我想就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些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也不是完全不能用，还可以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吗，是不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主持人：对。

　　刘国光：所以西方经济学我还是学，就这么个情况。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一条线，或者是两条线很清楚，不是那个情况。

　　［解说］:当年学习《资本论》的兴趣,让刘国光到了晚年更坚信了自己当年的选择,但他也因此承受了许多压力。已经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平静美满的家庭,却也因2005年的这场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而起了风波。

　　妻子刘国贤：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不同意他得罪人。我们全家人都希望他不要管这些事，孩子们也劝他，但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我其实跟你说起这些心理很难受的，他不听我们的话，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不接受。

　　［解说］：

　　这是纪录了这次争论的书，《刘国光旋风实录》，里面收录了赞成和反对刘国光观点的文章。在刘国光看来，他们并不是意气之争，争论是为了完成扎根在他身上的国家使命。

　　这是刘国光最喜爱的俄罗斯音乐，他曾在苏联待了四年。1951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施行，国家抓紧培养人才。这年刘国光被派到莫斯科学院经济学院留学，是新中国第一个派到苏联取经的经济学者。

　　［访谈］：

　　主持人：那个时候到苏联去学习，实际上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的大本营了。

　　刘国光：对了，那是中国第一届派出去学生，经济学就我一个人。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到苏联去学习，您看到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感受？

　　刘国光：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中国一定要走社会主义，所以我到苏联学习是很对的。这个我学习的东西就是苏联计划经济，那个时候就是计划经济。

　　主持人：就是计划经济。

　　刘国光：学的就是计划经济的叫做“综合平衡部分”，叫做国民经济平衡，这个是计划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我说这个东西将来对中国一定很有用处，所以我是抱定信心一定要学好。因为当时还是乱糟糟地在整顿，土改呀，通货膨胀还没过去。那个时候好象国内还是那么个状况，但是我们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准备。

　　主持人：也就是说，越是在当时那种还比较混乱，还没有完全恢复秩序的情况下，大家就越希望一种能够综合平衡的，能够搞这种计划的计划经济模式。

　　刘国光：我们国家一定要走这条路。

　　主持人：那个时候实际上路线已经明确了，肯定是走社会主义这种路线了。

　　刘国光：对对，是要走苏联的道路，苏联的道路。

　　主持人：您在苏联学了几年？

　　刘国光：我学了4年。

　　主持人：那您这4年当中，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我猜测，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积极的一面，计划经济的完全是正面的一面，您没有思考过计划经济可能也会有些负面的因素？

　　刘国光：我在苏联的时候没有这样思考，那个时候他们这个计划经济搞的也很好。但是有很多不好的这一面，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也没看到，所以我们计划经济这一套东西，我们还要搬回来运用，这个信念是很清楚的。

　　［解说］：新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或许只有像刘国光这样，真正置身于苏联，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中包含的当时中国的梦想。

　　［访谈］：

　　主持人：其实今天去莫斯科，还能够看到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那个阶段苏联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尤其在30年代美国衰落的时候。

　　刘国光：现在把它说的一个钱不值，那可能是另外有历史形态的一个原因。

　　主持人：那个时候可能不光是您呀，包括中国最高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就是明确地就要走苏联人的道路。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您也是这么想的？

　　刘国光：这个实际上建国初期，毛泽东是讲了要走俄国人的路，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走苏联人的路，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模式，那工业化的道路是苏联的道路，商业化的道路不完全是苏联的道路。那么工业化道路以后，工业建设毛泽东也有个“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对苏联的这个经验也有许多调整，有自己的创新的地方，但总的路子还是那个路子。

　　［解说］：

　　在苏联的刘国光时常能听到国内传来的好消息。中国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55年，刘国光与苏联的同学们依依惜别，这位新中国第一个派去取经的经济学者将在全面学苏的中国经济建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编导：汤杰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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