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平平：《宪政与立国之本》读后感

《宪政与立国之本》读后感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 纪平平

　　“执行一桩尚未完成的遗嘱”——这本书的源起可以追溯到作者在1986-1987年间与父亲纪登奎的两次谈话。谈话的内容初初看去颇有随兴所至、天马行空的意味——胡耀邦下台、反自由化、农村改革的得失、党的高层人士任免原则、对赵紫阳和邓小平的评价等等。而这些改革中陆续显现出的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问题，最终统统归于对改革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两个基本点’的理论，是个打架的理论，是个‘二元的理论’，就是说，是个‘分裂的理论’。理论上搞不好，不是小问题。理论上的分裂，会产生政治上的分裂；而政治上的分裂，还会产生组织上的分裂。这‘两个基本点’，在理论上自己和自己打架，是自相矛盾的，在改革实践中，会不断产生激烈的冲突与摩擦……”

　　假如说，在1986年，这样的话还有预言的性质，那么现在，这些“激烈的冲突与摩擦”业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改革提出的理论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际中不能解释现状，在群众中也没有说服力。“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虽然至今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改革基本是成功的，但其中产生的矛盾也已经不容小视，理论的缺失是否会造成改革的失败呢？——这种考虑，我想并不是杞人忧天。“循实正名”、“名实相符”既已是迫切的需要，我们应从何处寻求正确的理论呢？

　　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解惑之途，不必舍近求远，而是近在眼前——就是“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

　　作者在本书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宪法修改当以恢复‘新民主主义’为纲》中，详细的阐述了新民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沿革、并证明了其作为宪政基础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我们的新中国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成立的；而政协会议上产生的《共同纲领》——当年曾被称为“人民大宪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政协会议与《共同纲领》，就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中国革命，无疑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她的伟大，不仅在于军事上的胜利与辉煌，也不仅在于创建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还在于革命之后建立的新中国政权具有放诸四海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她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40年，正值毛泽东思想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是他对中国革命政治理论进行探索与思考的主要著作。它不仅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的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各革命阶级联合阵线”和“推翻三座大山”，还清晰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任务与内容——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不仅如此，《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明确的提出了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政治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成份共存”、“四面八方”。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既是中国革命的政治理论，又是新中国政权的宪政理论。它不仅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还为革命胜利后的建国、执政提供了充分完善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

　　作者高度评价了“新民主主义”与《共同纲领》：它们一为理论，一为宪法，在思想上一脉相承，“既是中国革命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是中国革命的政治智慧的结晶”。其准备之充分、理论之成熟，与鼎鼎大名的美国宪法相比也不遑多让，甚至其“核心理念”也可以认为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护人民的自由。

　　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全党取得了思想认识上的统一，这个理论在广大民众中也已深入人心——国旗和国徽上的“五星”，就是最形象的表述 。然而建国后短短三年，中央就经由三大改造，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而转为社会主义路线。

　　作者指出，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与精彩相比，同样是由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是诸多败笔：三大改造已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经济建设方面犯了大跃进的错误；上层建筑方面，知识分子伤筋动骨，领导干部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得苦不堪言……毛泽东自己也说：“我们有把握、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

　　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从经济基础看，个体和私人的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从阶级关系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一应俱全。从客观实际来看，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内容。

　　作者分析说：我们从建国时的新民主主义，经过社会主义，重又回到新民主主义，正是切合了黑格尔哲学中提到的“正-反-合”的历史过程。理论要有说服力，最基本的标准是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社会主义”的宣传虽然历时已久、广为人知，作为理论却既不能循实正名——对客观实际作出合理解释，又不能循名责实——为改革实践提供正确指导。“春潮带雨晚来急，夜渡无人舟自横”，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解释与指导，我们何妨回头看看，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就有这样一笔宝贵的历史智慧可资利用。

　　作者在对新民主主义做了详细的阐述后，也对一些大家普遍关注的概念和问题从新的角度一一作了分析。

　　如“阶级”和“阶级斗争”，作者指出：在革命阶段，必须分清敌我，进行阶级分析是为了解决“依靠谁、团结谁、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而站在执政的立场，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分析，则是为了使各个阶级归于和谐。如“专政”实际是指享有国家政权，而非“镇压”之意。“人民民主专政”即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提出的四大阶级联合执政。

　　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经济成份上是“公有”和“私有”的区别；社会制度上是“实行社会保障”和“充分保护产权”的区别。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是一个有待建设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也是既涵盖了社会主义、也涵盖了资本主义。

　　如“剥削”一词，大家一般把它当作一个贬义词，在道德上完全是负面的意义。作者却在文中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通过对“自由”这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和“孳息”这个极为微小的概念的分析，作者证明了资本主义完全具有道德上的正面价值。“剥削”这个说法，作为“资本的利润”解释，也只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此外，本文还有两点给我很深的印象：

　　第一，作者对“三个代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详细的论述，其中许多观点都是独出机杼、高屋建瓴。文中首先肯定了“三个代表”理论标志着我们的党在意识形态上已经从革命转变为执政，其中包含的“国家代表人民”的思想完全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政思想。然而，“‘三个代表’的文字表述有待斟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谁能代表？怎样代表？细究之下，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如果能对“三个代表”理论中有价值的思想进一步展开宣传，对我国推动政府的现代化建设是大有裨益的。在这段论述中，作者本人对“三个代表”作出的解释令人不禁击节赞叹：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知识以成为“科学的泰斗”；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以成为“文化的泰斗”。

　　第二，作者在行文中表现出的大历史观和世界观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全世界历史和现状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来分析研究，融会贯通，既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也增加了说服力。比如从政权合法性角度出发，把中国革命同苏联的十月革命作对比；比如从立宪的角度对较美国宪法和中国的《共同纲领》；比如援引黑格尔和亨廷顿的理论，从伦理学的意义上阐释资本主义的道德价值；又比如从“正-反-合”的历史过程看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这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乐于向全世界学习知识的方法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文中也有一些读后不甚明晰的地方：在论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作者既已谈及“为何转变”的问题，又因“想法还很不成熟”而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不免略感缺憾。另外，作者似乎把文化大革命、反右同大跃进和三大改造统统归并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社会主义革命的宗旨和内容是怎样的呢？它是否涵盖了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期间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改造和运动呢？期待作者能够解惑。

 　　注：《宪政与立国之本》，纪坡民　著，大风出版社，定价：80元，乌有之乡书社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