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

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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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视野编者按：此文是一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鲁迅说公道话的好文章。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71年了。70多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鲁迅精神一直是鼓舞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一种宝贵财富和重要的精神力量。然而，一个时期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一股历史虚无主义和告别革命的思潮也在许多领域泛滥开来。这些资产阶级的“精英”们，要“虚无”和“告别”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极力推出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要“虚无”和“告别”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极力推出的是经过乔装打扮的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要“虚无”和“告别”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极力推出的是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和变共产党为社会民主党；要“虚无”和“告别”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而极力推出的是西方社会所谓“宪政模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这股亵渎神圣、消解崇高、反叛经典、颠覆传统的虚无主义歪风，把几乎把所有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把几乎所有涉及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都被给否定和亵渎了，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也未能幸免。在这股思潮的背景下，鲁迅先生遭到某些“精英”的贬损、歪曲和诬蔑，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毛主席早在1940年就说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本刊转载的这篇文章，就比较好的体现了毛主席对鲁迅的这一正确评价，有力地批驳了这些资产阶级“精英”们强加给鲁迅身上诬蔑不实之词。
    乌云是遮不住太阳光辉的。正如杜甫的一首七绝诗所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轻薄为文哂未休”的现代跳梁小丑们，在万古流芳的鲁迅精神面前，必定是身名俱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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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鲁迅既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历史存在，也是一个说不尽的文化存在。在当代中国文化界的每次思想交锋中，鲁迅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因此，全面认识鲁迅并在这个基础上正确把握鲁迅精神，对于正确引导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走向是有重要意义的。
    全面认识鲁迅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鲁迅作品的有些内容，人们可以很快认识，也较为容易获得共识；而有些内容，却是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实践的发展和生活体验的深入逐步感悟和认识的，人们在这方面就比较难以取得共识。人们在任何时代任何时期对鲁迅的认识都不可能超越历史的、阶级的以及个人的局限。为了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人们有时不但突出鲁迅的一些方面，而且还会发现一些过去所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这种认识只要不是“硬塞”给鲁迅的，就不能被彻底否定。也就是说，人们对鲁迅的认识是随历史的前进而发展、深化和丰富的。
    最近，有一篇《鲁迅究竟是谁》的文章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真实的鲁迅形象被“意识形态化”了。该文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这么一个壳，甚至在对这个壳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实用价值，而其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因此该文要求“还原历史中的鲁迅”，并称：“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当然也就取消了鲁迅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这种认识是站不住脚的。鲁迅的思想价值、文学价值与实用价值是统一的不可偏废的，任何时代都要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挖掘和弘扬鲁迅的一些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该文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软暴力处处显示威力的时代，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使每个生命个体发育成型，拥有健全的个体生命自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而鲁迅“从来没有被暴力和权力屈服过，更没有被软暴力所腐化和动摇”。在此基础上，该文从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四个方面概括了鲁迅精神。这样，鲁迅精神的实质就成了鲁迅对自我生存价值的关注与自觉。显然，这种概括不但没有正确把握鲁迅精神，而且与鲁迅思想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
    的确，鲁迅十分痛心中国人的精神麻木，并对中国人的这种精神麻木进行了自觉而深入的揭示和批判。但是，随着这种揭示和批判的逐步深入，鲁迅不但正确地区分了两种中国传统文化和两种中国人，而且深入挖掘和有力肯定了中国的脊梁。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是发展的，甚至经过了一个转折过程。瞿秋白曾经十分精辟地概括过鲁迅的这个转折过程，即“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其实，在这个转折过程中，鲁迅还有两大变化：一是从绝望到希望，一是从消极反抗到积极抗争。
    首先，鲁迅经历了从绝望到希望的变化。他曾经有一个漠视群众力量的绝望阶段。他说：“凡是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非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为了驱除这种寂寞，鲁迅先是想方设法逃避，后是被迫投入战斗。鲁迅的这种绝望不但是对自己的失望，而且是对群众的绝望。在《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触，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后来，随着对群众力量的发现，鲁迅终于战胜了绝望，看到了希望：“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在《故乡》、《纪念刘和珍君》、《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文中，都体现出他在深入感受群众力量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于未来的坚定信心。
    其次，鲁迅经历了从消极反抗转向积极抗争的变化。变革，的确离不开个体的抗争。但是，这些个体的抗争如果不能形成浩浩荡荡的洪流，就不能真正有力地荡涤现实生活中的污泥浊水。鲁迅指出：“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就是这样严格地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斗争的盟军或同道，把个体反抗和群体斗争结合起来，从消极反抗转向积极抗争，终于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战士”。
    从鲁迅的这两大变化中可以看出，鲁迅不仅追求个体自由，而且追求社会进步。这两者在鲁迅身上是高度统一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鲁迅的方向就是瞿秋白所概括的鲁迅的前进道路，即“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可是，当前有人不是完整地把握鲁迅的这个发展过程并且肯定鲁迅的这个前进方向，而是片面地截取这个发展过程的某些部分并将其放大，以此否定鲁迅思想的发展方向。
    李慎之在2001年《书屋》第5期上撰文反对“尊‘五四’，尤尊鲁迅”，认为“大而言之，鲁迅主要的是‘破’传统的战士。他自称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的人’，主张‘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胡适则除了在‘五四’运动初期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后，精力就主要转到‘立’的上面去了。因此，鲁迅倾心革命，胡适钟情改良。”“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不可能不是迂远的，然而也只有耐着性子走下去，毕竟这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这是要把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鲁迅的方向扭转到胡适的方向上去，恐怕是做不到的。李慎之在此显然对鲁迅的“破”做了抽象化的解说。鲁迅在1925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一文中提出，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既有“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破”，也有“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立”。其实，“破”有两种情况。鲁迅在反对“修补老例”中，正确地区分了两种“破坏”。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他认为：“无破坏即无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一种是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一种是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这两种破坏都是没有新建设。这是鲁迅坚决反对的。鲁迅在反对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时肯定了一种破坏，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破”有两种，“立”也有两种，一是“修补老例”，僵尸复活，一是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进步。鲁迅在大力肯定后一种“立”时，坚决地批判了前一种“立”。因为前一种“立”是“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瞿秋白所说的“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地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为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鲁迅的批判，主要是对继续维护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等级制度和文化的不妥协的批判。鲁迅不但批判了维护这种封建主义等级秩序的腐朽文化，而且批判了维护它的流氓文人。因此，不能抽象地理解鲁迅的“破”，更不能以鲁迅的有所“破”掩盖其有所“立”。
    李慎之认为鲁迅不是自由主义分子而极力贬抑鲁迅，而现在却有人为了肯定鲁迅，竟把鲁迅“打扮成”自由主义分子。可以说，他们对自由主义都是情有独钟的。
    《鲁迅究竟是谁》一文认为，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该文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有当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然后说，“鲁迅在这里讲到的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可是，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没有说过“只有当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这样的话。显然，这是该文作者随意附加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时代出发挖掘鲁迅思想的潜在内涵，但却不能把不属于鲁迅的思想附加在鲁迅身上。有人为了捏造鲁迅自由主义分子形象，竟然在引用鲁迅《呐喊•自序》时添加了一段自己的话。对鲁迅的这种“还原”不能不远离了真实的鲁迅。
    其实，鲁迅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绝不仅仅是维护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鲁迅的呐喊不是自我发泄和自我满足，而是“喊几声助助威”，“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的独立思考也是建立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的。1922年，鲁迅就明确地指出：“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二

    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中，鲁迅经历了革命队伍的多次历史分化。瞿秋白在评论鲁迅的思想发展时指出：“如果在以前，鲁迅早就感觉到中国社会里的科举式的贵族阶级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他就更清楚地见到那种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资本和劳动的对抗。”这些对抗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时期思想革命战士的历史分化：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替新的反动势力去装点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知识青年却更确定地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分化之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不能不首先反对摩登化的遗老遗少，反对重新摆上的“吃人的筵宴”，以及这种筵宴旁边的鼓乐队。鲁迅是最优秀最真诚的不肯背叛自己光明理想的知识分子，他在积极参加这种革命文学运动的时候，时时不忘清洗和批判自己身上的尘垢。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说：“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现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时时不忘对自己身上的尘垢的清洗和批判，使鲁迅彻底地避免了以自我为中心或只是关注自我生存价值的局限。
    瞿秋白正确地把握了鲁迅的这种文化批判。他说：“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发明显了。统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 当前有人企图把鲁迅这种文化批判归结为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这是徒劳的。
    鲁迅不断革命，始终没有堕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一员，这是因为鲁迅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鲁迅的与时俱进是与目标一致辩证统一的。与时俱进而目标不一，就会成为鲁迅所批判的流氓：“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瞿秋白高度概括了20世纪早期中国思想界的两次历史分化，他说：“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勇将们，现在还剩得几个？说近一些，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现在又剩得几个呢？‘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鲁迅：自选集序言）。鲁迅说‘又经历了一回’！他对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现在已经不敢说，也真的不忍说了。那时候的‘纯钢打成的’人物，现在不但变成了烂铁，而且……真金不怕火烧，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纯钢是谁啊！”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地完成了第一次“伟大的分裂”；反映着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士大夫式的知识阶层就明显地分化为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逐步准备着第二次“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另一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上了欧化的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这种历史分化的结果，就是鲁迅所说的从皇帝的奴隶衍变成为奴隶的奴隶。鲁迅在《忽然想到》一文中指出：“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恩格斯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国家政权的这种衍变与革命阶级在革命成功前后的变化是一致的。革命阶级和统治阶级即使是同一阶级，但在本质上也是不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说：“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看来，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这种衍变可能随时发生，而为了防止这种历史的衍变，就需要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
    在这种历史的衍变中，鲁迅既没有堕落，也没有跻身这个蜕化变质了的特殊阶级，而是继续战斗，对各种掩盖这个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说：“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虽然斗争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实质没有改变。鲁迅没有为这些走马灯式的变换所迷惑。这与鲁迅对邪恶势力认识清醒和斗争彻底密切相关。
    鲁迅认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鲁迅绝不追求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到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是要求彻底铲除奴隶时代。“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而能否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就看我们是否以民众为主体。鲁迅在分析中国老调子还未唱完的原因时说：“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而鲁迅在历史分化中始终是以民众为主体的。
     20世纪后期，有人提出“告别革命”，企图歪曲或否定鲁迅等无产阶级战士曾经走过的革命道路。面对这种“告别革命”的声浪，面对一些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的蜕变，正确理解鲁迅，捍卫鲁迅的思想和立场，弘扬鲁迅不断革命的精神，就不仅是在学术领域科学研究和认识鲁迅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要求。鲁迅当代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应答和满足上。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3期《高校理论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