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卫华：鲁品越跟谁叫阵

没有谁“否定”改革，鲁品越跟谁叫阵？
　　
　　朱卫华
　　
　　在“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基地”供职的鲁品越先生最近把标题为《改革开放成就不容否定》的文章寄到乌有之乡网站，并“特嘱”在该站“发出”。鲁品越先生想必很了解乌有之乡网站的风格，能把这种文章特意寄到该网站发表，往正里想，可能他自己还有真有那么点儿没事找事的器量和能耐，但如此色厉内荏，又如此不可一世，按照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创设的思维逻辑，是否还有急于“炒作自己”的动机？
　　
　　乌有之乡网站就此人此文以“乌有之人”的名义写了一段按语， [改革开放已经快三十年了，正面成就和负面后果都已经充分展现。究竟如何实是求是地评价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大问题。鲁品越先生此文显然不愿意面对改革开放的负面后果，一味地以中央文件为依据，借中央文件之势打压异己，一厢情愿地或恶意地将不同意见者认定为“炒作成名者”，其文风与一个学者相去甚远。但是，怎样评价改革开放，以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是以中央文件的原则；以工农的感情立场，还是以既得利益的感情立场，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说实在话，这段按语虽然确实足以让一个哪怕稍微有点自尊心的人无地自容，但读过鲁品越先生的这篇文章之后，却又确实觉得“乌有之人”已经给他留足了面子。这是我所见到的同类体裁中最有特色的按语之一，当然也包括了应有的客观和公正。
　　
　　鲁品越先生高喊着“改革开放成就不容否定”的豪言壮语走进了公众的视听，跟去年初那个叫皇甫平的人“改革不可动摇”的调子如出一辙。只是，借用鲁品越先生的话来说，“只不过其水平更差，手法更加拙劣而已”！
　　
　　请问鲁品越先生，有人“否定”过“改革开放成就”吗？没有！你不惜耗费篇幅引用的张宏良和张勤德两位教授的言论，是试图证明他们在“否定”“改革开放成就”吗？可惜呀，这种“否定”论实乃无中生有！
　　
　　[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张宏良2006年10月28日在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发表演讲，说：“从78年到现在，我把它概括为失乐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丧失了公有制以及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建立在无休止的牺牲人民福利和人民收入的基础上，通过不断降低和剥夺广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来降低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加速GDP的增长，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一个富豪群体，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财富的集中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十六届六中全会“扭转了这一历史过程”。]
　　
　　以上是鲁品越先生《改革开放成就不容否定》中的一段引文。可我读了几遍，也读不出张宏良教授在哪一句话里“否定”了“改革开放成就”。他在客观地描述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跟“否定”“改革开放成就”是两个认识层面上的概念。正如我们说一张脸上有疮，难道就等于“否定”那张脸吗？鲁品越先生给上面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扣上了一顶吓人的帽子：“公然把现在的党中央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对立起来！” 张宏良教授不过是在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脸上的那个脓疮实施根治手术。难道这就等于把手术中的这张脸跟原来那张脸“公然对立”起来？这是多么卑劣的逻辑！“乌有之人”的那段按语中称鲁品越先生为“学者”，唉，说什么好呢？连中学生都不会轻易犯这样的逻辑错误！
　　
　　以下是鲁品越先生关于张勤德教授言论的述评：例如，另一位教授把改革开放时代称为“大灾之年”，不仅全面否定国内改革，而且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关系成就与政策。此人将“我们所处的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来批判，全面否定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攻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背离国际主义原则，放弃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应有支持，使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大业受到重大损失。”批判“用和平主义否定反帝斗争，搞乱了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全面否定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甚至居高临下地以命令式语言教训我国政府“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张勤德教授不就是发表了一点不同意见吗？对与错不过都是一家之言，值得往死里上纲上线吗？鲁品越先生竟然一口气用了四个“全面否定”！即使张勤德教授真的对其有所“否定”，充其量不过是学术上思维性“否定”，而且不过对某个方面的“否定”。而鲁品越先生却在把这种正常的学术“否定”偷换之后，将其拉到了一个骇人的政治“高度”——全面否定！更何况，张勤德教授就没有对“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进行“否定”，他所否定的，其实是有人在把这一科学论断扭曲并塞进私货之后的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的思潮和行径。鲁品越先生把张勤德教授的言论扭曲成自己所需要的“规格”之后，就树起了批判的靶子。然而这个靶子已经不再是张勤德教授原装意义上的言论，而只是批判者假想的“敌论”而已。
　　
　　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层中，张勤德教授不过是在阐释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从哪里看出来他是在给“我国政府”“居高临下”地下“命令”？鲁品越先生作为“学者”，应该明白“言之有据”是学者行文最起码的要求，而这里把一种实际状态下的具象性描述，想当然地强加到对他人言论的抽象推论中，说文雅点儿是词不达意，说通俗点儿是泼妇骂街！
　　
　　当然，鲁品越先生为了反驳“二张”教授的“否定”言论，也拿出一些论据证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尽管许多人跟鲁品越先生关于“伟大成就”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然而，“成就”是客观存在的，正如“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一样。两者是不同认识层面上的话题。难道肯定“成就”就不能批评“问题”，批评“问题”就是“否定”成就？如果鲁品越先生硬要将两者对立起来，把“不容否定”变成惟一话语，恕我直言，这决不是在帮改革的忙，而是在把改革推进历史的死胡同。因为从理论上讲，这是“否定”矛盾，而“否定”矛盾至少是对毛泽东思想经典理论——矛盾论的背叛；从实践上讲，“否定”矛盾实际上就是在激化矛盾，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背叛！而这决不是学者应取的态度，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取的态度。
　　
　　跟皇甫平一样，鲁品越先生也给“论敌”设计了一个并不光明正大的逻辑陷阱：谁若反对我的“改革开放成就不容否定”论，谁就是“否定”“改革开放成就”；而他料定无人敢于进行这种“否定”，因为他知道这种“否定”言论不仅无法进入主流媒体，甚至时下连“草根”媒体难以进入。于是，在话语权的绝对优势下，鲁品越先生将不战而胜。只是可惜呀，“改革开放成就不容否定”不过是个伪命题而已，因为没有人去否定它，特别是在胡温将改革坚定地引领到社会主义航道上之后。（2007年4月24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