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二）：从秦孝公到毛主席

政治改革（二）：从秦孝公到毛主席

杨连旭

2007年2月

　　中国结束家天下的实践始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欲传商君” 开始，至1976年9月毛泽东完成，历时2314年。

　　那么，秦孝公是怎样“禅让”，结果如何呢？

　　《战国策•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记载：卫鞅〔即商鞅、公孙鞅，公元前390年—前338年〕亡魏入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前338年〕以为相，封之於〔yū〕商，号曰商君（卫鞅从魏国逃到秦国，秦孝公任用他为丞相，把商地分封给他，号称“商君” ）。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商君治理秦国，法令雷厉风行，公平无私。惩罚，不忌避威势强大的贵族；奖赏，不偏私关系特殊的亲信，若法令将施于太子，就依法处治他的师傅，处以黥劓之刑）。

　　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一年之后，路上没人拾取遗失的东西，百姓不乱取非分的财物，国力大大加强，诸侯个个畏惧。但刑罚严酷，缺少仁恩，只是用强力压服人而已）。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实行商君新法八年后，重病卧床不起，打算传位给商君，商君辞谢不受）。

　　这是公元前338年的事。

　　“欲传商君，辞不受”这说明，这是一次未遂“禅让”，也是家天下史上的第一次“禅让”，是秦孝公开启的先例。

　　问题是，对此司马迁的《史记》并没有采用，这就给人以似乎不可信的感觉。

　　那么，孝公“欲传商君”究竟有无呢？若有是发自内心，还是沽名钓誉呢？商君又为何“辞不受”呢？

　　这关键就要先看当时之势、孝公其人和商君其人和之能了。常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创时代。

（一）

　　其一、当时之势。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621年，即秦缪公三十九年，春秋五霸之一的“西霸天” 秦缪公去世，安葬在雍（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

　　陪葬的人达一百七十七人，秦国良臣子舆氏名叫奄息、仲行、鍼〔zhēn〕虎的三个人也属陪葬者之列（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国人为他们悲痛，并为此而作了一首题为《黄鸟》的诗（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君子说：“秦缪公扩展疆土，增加属国，在东方征服了强大的晋国，在西方称霸了西戎，但是他没有成为诸侯的盟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因为他死了就置百姓于不顾，还拿他的良臣为自己殉葬（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古代有德行的帝王逝世尚且遗留下好的道德和法度，而他没有做到这些，更何况还夺走百姓所同情的好人、良臣呢？由此可以断定秦国不可能再东进了（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缪公的儿子有四十人，他的太子罃〔ｙīｎｇ〕继承王位，这就是康公。

　　此后，234年间，秦国历经了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13个君主后，公元前387年惠公一岁的儿子出子继位。

　　出子二年即公元前385年，庶长改从河西迎接灵公的儿子献公回国，立他为君。杀了出子和他的母亲，把他们的尸体沉入深渊（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秦国在这以前频繁更换君主，君臣之间关系不协调，所以晋国的力量又强起来，夺去了秦国河西的土地（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

　　《史记•秦本纪》记载：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废止了殉葬的制度（献公元年，止从死）。

　　四年即公元前381年正月庚寅日，孝公出生（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

　　十一年即公元前374年，周朝太史檐〔ｄāｎ〕，拜见献公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与秦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后来秦分了出去，分开五百年后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十七年后，将会有称霸统一天下的人出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

　　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61年，献公去世，儿子孝公继位，这时孝公已经二十一岁了（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

　　孝公元年，黄河和殽山以东有六个强国，秦孝公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侯、韩哀侯、赵成侯并立（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

　　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淮泗之间，小国十余）。

　　楚国、魏国与秦国接壤（楚、魏与秦接界）。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县筑起，沿洛河北上，北边据有上郡之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楚国的土地从汉中往南，据有巴郡、黔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周王室衰微，诸侯用武力相征伐，彼此争杀吞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

　　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诸侯们象对待夷狄一样对待秦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二）

　　其二、孝公其人。

　　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后，又该怎样呢？《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于是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了论功行赏的法令（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向全国发布命令说（下令国中曰）：

　　“从前，我们缪公在岐山、雍邑之间，实行德政、振兴武力，在东边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疆土达到黄河边上；在西边称霸于戎狄，拓展疆土达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祝贺，给后世开创了基业，盛大辉煌（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但是就在前一段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时候，接连几世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没有空暇顾及国外的事，结果晋国攻夺了我们先王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想要东征，收复缪公时的原有疆土，重修缪公时的政令（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我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悲痛。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给他土地（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于是便发兵东进，围攻陕城，西进杀了戎族的獂〔ｈｕáｎ〕王（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
    卫鞅听说颁布了这个命令，就来到西方的秦国，通过景监求见孝公（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由此可见：

　　第一、秦孝公是个不甘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奋发向上的人。所以，

　　认为“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第二、秦孝公是个深知人才决定一切、人才难得，达目的不惜代价的人。

　　所以，才有“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决心。

（三）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召见卫鞅，让他说了很长时间的国家大事，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点也听不进去（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事后孝公迁怒景监说（罢而孝公怒景监曰）：“你的客人是大言欺人的家伙，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景监又用孝公的话责备卫鞅（景监以让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过了五天，景监又请求孝公召见卫鞅（后五日，复求见鞅）。

　　卫鞅再见孝公时，把治国之道说的淋漓尽致，可是还合不上孝公的心意（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

　　事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卫鞅说：“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劝说大王而他听不进去。请求他再召见我一次（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

　　卫鞅又一次见到孝公，孝公对他很友好，可是没任用他（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

　　会见退出后，孝公对景监说（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你的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谈了（汝客善，可与语矣）。”

　　景监告诉卫鞅，卫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去说服大王，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果真再召见我一次，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啦（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于是卫鞅又见到了孝公，孝公跟他谈的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景监问：“您凭什么能合上大王的心意呢？我们国君高兴极了（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

　　鞅曰：“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

　　“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由此可见：

　　第三、秦孝公是个年青有为、功名熏心、建功立业、迫不及待的人。所以，才说“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第四、秦孝公是个不拘小节、感情外露的人。第一次“既见卫鞅，语事良久” 孝公不仅“时时睡，弗听”，而且还“罢而孝公怒景监”。第二次，也是“罢而孝公复让景监”，第三次“善之”，第四次则“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

　　第五、秦孝公是个思贤若渴、知人识人的人。所以，尽管第一次“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第二次“益愈，然而未中旨”，第三次“善之而未用也”，但是却始终认为“客善，可与语矣”。因此，才可能有三番五次。

（四）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任用卫鞅后不久，打算变更法度，又恐怕天下人议论自己（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而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讲的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而施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啊。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三代礼制不同而都能统一天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能各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就不仿效旧法度。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制定了变更成法的命令）。

　　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发奸恶的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一家有两个以上的壮丁不分居的，赋税加倍（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的人，各按标准升爵受赏；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因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王族里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的名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按各家爵位等级决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由此可见：

　　第六、秦孝公是个明辨小大、注重实效、放眼未来的人。所以，才由“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变为“善”。

　　第七、秦孝公是个功名至上、不顾其它、力排众议、打破常规的人。所以，才“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甚至“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五）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新法准备就绪后，还没公布，恐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民怪之，莫敢徙）。

　　又宣布（复曰）“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期）。事后就颁布了新法（卒下令）。
    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于是太子犯法）。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依新法处罚太子（将法太子）。

　　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明日，秦人皆趋令）。

　　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此皆乱化之民也）”，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由此可见：

　　第八、秦孝公是个坚定执著、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所以，尽管“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于是太子犯法”，他也是“将法太子”。

　　第九、秦孝公是个心胸开阔、抓大放小、用人不疑的人。所以，才对商鞅言听计从，使得“民莫敢议令”，连“叫好”都不敢。

　　正因为秦孝公是个功名至上、不顾其它、打破常规的人，是个明辨小大、注重实效、放眼未来的人，所以他有传位给外人的想法和举动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欲传”的这个商君能否满足秦孝公“功名至上”的追求呢？这就要看卫鞅之能了。

（六）

　　其二、商君其人其能。

　　“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这说明，卫鞅胸有大志、意犹未尽。

　　“甘龙、杜挚等弗然。” 这说明，卫鞅思想超常、常人不识。

　　“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这说明，卫鞅超常自负、唯我独尊、心胸狭隘。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59年，卫鞅劝说孝公实行变法，制订刑罚，在国内致力于农耕，对外鼓励效死作战，给以各种奖罚，孝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

　　但甘龙、杜挚等人不同意，双方为此而争辩起来（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

　　最后孝公采用卫鞅的新法，百姓对此抱怨不休；过了三年，百姓反而觉得适应了（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

　　于是孝公任命卫鞅担任左庶长〔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右庶长为王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官制仿效中原变革，行开府丞相总摄政务，各庶长便虚化为军功爵位，不再有实职权力〕（乃拜鞅为左庶长）。此事记载在《商君列传》里（其事在《商君》语中）。

　　由此可见，卫鞅能如其人，深谋远虑、庸人厌恶，日久方显。所以，不仅“宗室多怨”，而且“卒用鞅法，百姓苦之”。但是，景监和秦孝公却深知，“三年，百姓便之”、“行之十年，秦民大说”。

（七）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后民莫敢议令。于是任命卫鞅为大良造〔或称大上造，商鞅分爵位为二十级中的十六级，以下既是爵位名称又是官职名称，其上有爵无职〕。率领着军队围攻魏国安邑，使他们投降（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过了三年，秦国在咸阳建筑宫廷城阙，把国都从雍地迁到咸阳（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总共合并划分为三十一个县（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除井田重新划分田塍的界线，鼓励开垦荒地，而使赋税平衡（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平斗桶权衡丈尺）。

　　施行了四年，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劓刑（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过了五年，秦国富强，周天子把祭肉赐给秦孝公，各国诸侯都来祝贺（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55年，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

　　公元前354年，秦国与魏国在元里交战，取得胜利（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

　　公元前352年，卫鞅任大良造，率兵包围了魏国安邑，使安邑归服了（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公元前350年，修造咸阳城，筑起了公布法令的门阙，秦国就迁都到咸阳（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把各个小乡小村合并为大县，每县设县令一人，全国共有四十一个县（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开辟田地，废除了井田制下的纵横交错的田埂（为田开阡陌）。这时秦国东边的地界已经越过了洛水（东地渡洛）。

　　公元前348年，开始制定新的赋税制度（十四年，初为赋）。

　　公元前343年，天子赐予霸主称号（十九年，天子致伯）。公元前342年，诸侯都来祝贺（二十年，诸侯毕贺）。秦国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与诸侯在逢泽会盟，朝见天子（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公元前340年，卫鞅攻打魏国，俘虏了魏公子卬〔áｎｇ〕（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秦孝公封卫鞅为列侯，号为商君（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国与魏军在岸门作战，俘虏了魏国将军魏错（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

　　由此可见，这商君个是天下无敌的文武全才。
    所以，说秦孝公“疾且不起，欲传商君”是可信的！尤其是，等到孝公去世后所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了：

　　孝公欲传商君是发自内心，不是沽名钓誉的。

 （八）

　　《史记•秦本纪》记载：等到孝公去世，太子登位，秦国的宗室大多怨恨卫鞅，卫鞅逃跑，于是定他有反叛之罪，最后处以五马分尸之刑，在都城示众（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五个月之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一班人告发商君要造反，派人去逮捕商君（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

　　商君逃跑（商君亡）。商君再回到秦国后，就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和他的部属发动邑中的士兵，向北攻击郑国谋求生路（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

　　秦国出兵攻打商君，把他杀死在郑国黾池（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

　　秦惠王把商君五马分尸示众（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说：“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莫如商鞅反者）！”

　　于是就诛灭了商君全家（遂灭商君之家）。

　　此后，《史记•秦本纪》记载：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公元前337年，楚国、韩国、赵国、蜀国派人来朝见）。二年，天子贺（公元前336年，周天子前来祝贺）。三年，王冠（公元前335年，惠文君年满二十，举行冠礼）。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齐、魏为王（公元前334年，天子送来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齐国、魏国称王）。

　　也就是说，商鞅虽遭车裂可新法未废，惠文君只反商鞅不反变法。

　　由此可以断定：正因为“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是真心诚意的，这就使得商鞅握有了反对惠文君的法理。所以，惠文君必除之。

　　也就是说，孝公欲传商君不仅未遂，反倒是害了商君。

（九）

　　那么，为什么“欲传商君，辞不受”呢？因为没有人缘。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商君，他的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考察他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凭借着虚饰浮说，不是他自身的资质）。且所因由嬖〔bì〕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再说凭靠着国君宠臣太监的推荐，等到被任用，就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赵良的规劝，足以证明商君残忍少恩了）。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的书籍，其内容和他本身的作为相类似。但最终还是在秦国落得个谋反的恶名，这是有缘故的呀）！

　　第一、《战国策•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记载：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孝公死后，惠王继位，执政不久，商君请求告老还乡）。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大臣权力太重会危及国家，左右近臣太亲会危及自身。现在国内连妇女、儿童都说法令是商君的法令，并不说是大王的法令。这样，君反为人主，而大王反变为人臣了。况且商君本来就是大王的仇人，希望大王想办法对付他吧）。”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他想返回魏国，走投无路，只好返回。惠王即以车裂的极刑处死了商鞅，而秦国人并不表示同情）。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说明，商君没有群众基础。

　　第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商君出任秦相十年，很多皇亲国戚都怨恨他）。赵良去见商君。商君说：“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我能见到你，是由于孟兰皋的介绍，现在我们交个朋友，可以吗）？”

　　赵良回答说：“仆弗敢愿也（鄙人不敢奢望）。孔子说过：‘推荐贤能，受到人民拥戴的人才会前来；聚集不肖之徒，即使能使成王业的人也会引退。’鄙人不才，所以不敢从命。鄙人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不该占有的职位而占有它叫做贪位，不该享有的名声而享有它叫做贪名。’鄙人要是接受了您的情谊，恐怕那就是鄙人既贪位又贪名了。所以不敢从命。”

　　商鞅说：“子不说吾治秦与（您不高兴我对秦国的治理吗）？”

　　赵良说：“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能够听从别人的意见叫做聪，能够自我省察叫做明，能够自我克制叫做强。虞舜曾说过：‘自我谦虚的人被人尊重。’您不如遵循虞舜的主张去做，无须问我了）。”

　　随后，赵良指出：“您的处境就好象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消亡一样危险，您还打算要延年益寿吗？那为什么不把商於十五邑封地交还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劝秦王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秦王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所要拘捕您的人难道能少吗？您丧身的日子就象抬起足来那样迅速地到来。” 商君弗从。

　　赵良“仆弗敢愿也”和“无为问仆矣”。这说明，商君没有精英的支持。

　　“商君弗从”。这说明，商君心存侥幸。这不只是贪恋权势，更主要是还有着“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的遗憾呢！

　　既然左右也是死，商君何必不顺水推舟，接受传位呢？因为他没有看透惠文君其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商君是个为国有才，为己无能之人！

　　从事后结果，看惠文君是欣赏商鞅变法的，即位时年方17岁。这必然使商鞅认定，惠文君即位后很可能要继续倚重他，至少不至于危害他。所以，才会不仅对赵良的建议“商君弗从”，而且“欲传商君，辞不受”。

　　关于惠文君其人，虽然史籍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从他只反商鞅不反变法和扼杀惠施变法来看，可以判定：

　　惠文君不仅年轻时即有战略眼光，而且出手稳、准、狠，狠得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