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前后在市看守所　　

——一个文革造反派的狱中杂忆之二　　

何  远　　

　1968年8月5日　，《人民日报》为纪念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二周年发表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团结起来》，正式提出了“反多中心”的口号。此前，聂荣臻自立中心以此来压制群众，国防科委系统批判他时使用过这个口号，同时我也只知道毛主席对此有过讲话，前后是反右的。而这篇社论却用此口号将矛头指向造反派。与此同时，拖至8月才出版的《红旗》1968年第二期，转载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第155期文章《马蜂窝就是要捅》。于是全国范围内，以“反多中心”为旗号，以解决所谓“老大难”为手段，与正在展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合起来，把1967年秋后至今已持续一年的批判“极左”分裂为名、实为整肃激进造反派力量的斗争，推向高潮。其间，以批“杨、余、傅”事件为代表的反右倾翻案风时间很短，并未重新成为主流。　　

仅就河南来说，即是借助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解决郑州铁路局和煤城平顶山问题，更全面打击河南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内的所谓“极左”“分裂派”——“火线指挥部”派。从周、康点名的郑建国（郑铁局工人）、滑正本（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一直到基层揪出的“区街总会”的“坏头头”。他们都曾是我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我自然有“兔死狐悲”之感。这年夏天，我为厂群众组织小报《火线炮声》撰写了一篇社论《准备走曲折的路》，就是为了让战友们有一个思想准备。而我自己对形势如此的发展确实是想不开的。　　

我所在的郑州肉联加工厂，1967年“7.25”(中央对河南左派表态)前，全厂所有造反派组织(二个“二七”派，一个“河造总”，后者相同于重庆“8.15”)就已经在农学院实现了组织上的大联合，因此，“7.25”后造反派较顺利地回厂接管了党政财文权力。由我任组长，加上二个“革命领导干部”和进厂8194部队负责人，成立了核心领导小组，实际上实现了“三结合”。由于我们较早、也较有力控制了造反派的报复情绪，大刀阔斧地解放了“站错队”的干部，很快，厂里全面恢复生产并创以往历史最高水平，得到《人民日报》等各中央媒体的表扬。我们厂也因此承担了对越南战场根本性转折的“新春战役”所需的全部军用肉松生产。　　

在处理过去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时，我有意尽量站在此时弱势的原保守派群众一边，当时赢得了不少好评（有趣的是，十年后在清算文革所谓“打砸枪”运动高潮时，正在狱中作为全省要犯的我，在厂里反而又获得了十年前的这些好评）。不过由此我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公平和民主作风的实际影响力，所以力排众议，坚持要搞完全民主化的“无记名投票”选举革命委员会。结果，我差一点落选，而票数最高的是一位文革前不干正经工作、文革中带领保守派的老红军（原副厂长，后因强奸幼女被调走）这样，我失去了一把手的位置，勉强保留了一个常委。不过我仍然是此时仍存在的群众组织负责人，手中有小报，手下有一批骨干，加上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可以起一些作用。　　

1968年夏，造反派中原两派的矛盾斗争又激化起来了，从中明显感觉得到非同一般的背景：过去“支右”的对头，省军区的独立营在其教导员带领下进厂，明显是冲着我来的。“　8.5”　社论后，省革委员负责人立即点了包括我在内的原“火指派”一些主要人物的名。９月初，省、市革委会的工作组进厂，　9月8日　宣布将我撤职，隔离审查。当时主要是批判我搞所谓“派性分裂”，有原二七公社时期的问题，也有我在江苏等外地的一些活动。　　

我先是被关押在厂武装部的一个原军械库内（当时全厂只关了我一人），逃跑后又被俘，寄押在郑州车站公安分局拘留所。10月初，经郑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我正式逮捕，其主要罪状是：一、“书写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我在一张印有毛主席头像和“毛主席论节约闹革命”语录的《二七工人报》上写了“打倒大少爷”几个字；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我公开支持　1968年4月12日　“炮打张春桥”事件；三、辱骂中央领导，指：我　1968年4月19日　的形势报告中涉及徐向前等人。宣布逮捕后，我被押往郑州市看守所。　　

（一）　　

位于郑州老市区法院西街32号的市看守所，文革前是市公安局13个科室中的第八科，也叫预审科，其业务对象主要在市看守所。故郑州市看守所录属于该预审科，所以也称“八科”。这种称呼，沿袭至今，直到文革后1977年才搬往新址，今日人们改称其为“老八科”。　　

文革前，在“盲流”（盲目流窜人员的贬称）中就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来到齐礼阎，论月不论年，进了法院街，论年不论月”，齐礼阎是市南郊一个村，有市公安局的一个审查站。这里所说的“年”“月”是指关押审查的时间，当时听起来有恐怖的感觉。我被关期间，从昆明部队来的外调人员告诉我，这是二十年代北洋军阀建造的监狱。而老监狱仅是这个所的前院，那是一个仅有一条走廊隔开两排囚房的老式监狱，我两次来始终没进去过。我住在后院，是解放后扩建的。之前后院的是两排用于办公和审讯的平房。　　

后院是一座四合院，南面是岗楼和围墙，其余三面是囚室。囚室是平房，包括储藏室，共有14间，除拐角处两间较大外，其余每间约有十几平方米。室内水泥砌成的大通铺（我走后加了层木板）约有三四十厘米高。大铺外靠门　一米　宽的地方，一头放置饭桶等餐具和个人牙具，另一头原放置木制便桶。我去后不久，改砌成有下水道的小便池，大便一般要等到放风，一天1-2次，因此也称为“放茅”。若拉肚，要报告请求去厕所。屋外院子是水泥地面，中间有一个长形水池和一排水管，水管冬天会被冻住需用火烤，夏天擦澡可以不全部脱光，后院没有关女人。　　

被押人员的衣被，生活用品一般都是家里送的，可以写信。“盲流”和无人送的由所里发，都是黑、灰色的。每月20日为家属送东西时间，送的一般是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按规定除了大蒜和批准的药品外，不准送食物，但也有“混”进来的，如牙膏内装奶油，透明枕套内装肉松，洗衣粉袋内装炒面等，也有个别“开恩”的，如我们号里的小马，让他收了一大袋羊油辣椒。　　

从解放前到此时，这里一直是两餐制（我走后，从1972年开始，伙食费和粮食标准都涨后改为三餐制）。当时每人每月粮食标准是25市斤，伙食费6元，扣去周二下午改善生活（一顿细粮八两，还会有油炸）所多用的，每天不足二角钱伙食，过节有专补。主食主要是高粱面杠子馍（做法也是一绝，确实好吃），副食为青菜，不少是菜场上扔掉的老菜梆。只有轮到你这个号先出去打饭时，才可能会看到几朵漂浮的油花。因此当时被押人员普遍便秘（俗称干结），有的大便时要用筷子从肛门挖，更困难就只有向医务人员要篦麻油（所谓“医务人员”也是被关押的，兼任送报纸和杂工）。饥饿是被关人员的主要问题，当时号内流行这样一种吃饭方式：用“捏纸蛋”方法分发馍、菜，端回自己的菜后，一些人不断往菜里续水，先喝这有点咸味的水把肚子灌饱，再吃已冲淡的菜，最后再细细品味那宝贵的杠子馍；有的甚至用自制的简单拉馍机（一根线）把黑馍分成很小的块块，一块一块吃。有时能成小时地吃。我似乎没这个耐心，或者故意以区别来标榜。此外，号内改善生活的那顿饭，每一次全号满足两三人吃饱，以此类推。我们号内冠军是梁和平，他一次吃七个有八两干面的白馍（熟馍有8.4市斤），我是亚军，吃了五个，撑得一点都不能弯腰。除了吃，还有一个抽烟的问题。烟的来源有二个，一是在提审中偷偷留下一点，或去提审来往路上偷拣的，后者叫“拍蚂蚱”(动作相仿)；二是代烟品，如枕头套里的谷糠。火呢?棉花夹稻草用绳捆紧，用木板或布鞋底猛搓，闻到香味，即撕开甩燃。　　

与吃有关的讨论话题也占了号内各类话题中最大的比例。包括，吃过或听说过的东西及其做法、吃法，乃至出狱后用食物方式清理肠胃方法，也统计各地名吃和本市大小饭店。记得当时也不少于五六百家，每个人回忆的每一家，都需要别人证实，或者大家相信，其中，我也提供的不少，我从学校到社会的经历，也相似于“盲流”。在统计全国各地的地名，名胜古迹，风俗习惯等方面，就我当时的经历来说，只能甘拜下风。其中有不少是他们个人经历（流窜底层）中得到的，一般文史资料还看不到，倒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号内的统计还有上千部中外电影，成千部中外小说，成百首中外名诗，成千个中外名人，上千个姓氏等等。应该说，当时号内学习气氛还是比较浓的，每天一份六版面的《人民日报》基本上读完，一些人还抄报，我还为大家编了一本《读报手册》。不少人都用很少吃的稀面汤的桶底，碗底残余，将旧报纸或家送的卫生纸，一层层糊，再凉干压成硬板，以写字用，蒋爱国等人还用此练画画。院内有广播，每天几次新闻和音乐，戏曲节目，象“九大”这些重要新闻会反复播放，看守所的军代表等工作人员进监号组织学习。　　

（二）　　

1968年秋，我来到“八科”时，大概是“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形势，所内出现文革开始后的第二次关人“高潮”（第一次是“二月黑风”。文革中这里生意和造反派的兴衰直接相联系，“一月黑风”造反派全社会夺权时，这个看守所只关了十几个人，不过也为“二月黑风”大批造反派进狱先腾空了地方），我们这个监号最多时达十四、五个人，过于拥挤的居民们在头部所靠墙上划定“疆界”，并且是两头交叉睡。这是后院一号，因离岗楼最近，其居民的“身价”也更重要些，在中国的监所内，如果说刑事犯中还有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搞不清的问题，而政治犯则一律是敌我矛盾，在狱中犯人地位中也是低等的。但在我们号有些特殊，属政治犯的要占到1/3，全是现行的（即非历史的）。　　

年纪最大的一位才40多岁，姓屈，永城人，出生在解放前豫东一个大家族里，本人读过私塾和师范，文史功底厚实。其“罪行”是组织一个“反共复国（民国）”的反革命组织，自任主席。此人平时寡言少语，我和他还谈得来，偶而从其神态中感受到一种贵族气质，他好象有“就义”的思想准备，其下场一直没搞清。问后来出狱的人，有人说，他被押往原籍，有的说在“一打三反”中被处决了，可是从当时判刑的都要经过群众讨论的小册子上，我记不得他。　　

属于我们号内影响深的，当然是“66.4”案刘长湘，这是河南当年最大的现反案。刘是郑州一所技校的学生，文革中那一派都没参加，据他说是“没兴趣”，同号人认为是出身问题。他父亲解放前是德士古石油公司所雇的一个买办，解放后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母亲这时还在市人民公园西门外摆个小摊，卖茶水和汽枪打靶，他本人上技校是管吃住，免费的，还有个妹妹。其“罪恶”很简单，就是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写信，煽动他们反林彪，弄得满城风雨的是他一再给专政机关写信，说对方“挖地三尺”也破不了他这个案。他没想到是，人家一发动群众，他的同学们就从他使用过的信纸，信封，联系他平常对文革不满的言论就把他搞出来了。他入狱就是重刑犯待遇——被砸上脚镣，一直就没去过，换洗衣物都是号内人想法帮他，他自己时而沉闷，又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只反林不反毛。他的数学特别好，数理逻辑思维相当强，只是用此来推论政治就不一定对了。一年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处决了，还不到20岁，我至今还想了解此案是否能平？　　

刘长湘当时认为比他危险的是一个大学生叫文保灿。人长得白白净净，十分腼腆，是毛主席称之为“烟叶王国”的襄县人。毛主席在1958年视察襄县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他对文革怎么也不理解，他写信给陈伯达，激烈的措词却直指毛泽东。而当局最后对他的处理仍算作认识问题放了。刘长湘至死不明白的是，反林会比反毛处理还重，但是号内一些老人倒是预见到这一不同结局，推理是“县官不如现管”，现在是“林副统帅”当家，上下都是军队的人。　　

另一个“现反”就是我们号长梁和平。他是8077部队（在洛阳的一个汽车团）的，带到号内的衣被也全是军用品。看守所的军代表、士兵开始对他都比较好。但此人性格倔犟，对出狱不持乐观态度，在号内他带头用“土剃刀”（即，破碗片）把眉毛刮了。被发现后提到军代表办公室遭到训斥，要他连喊三声“没有眉毛不是人”，要么就要捆他一绳，他选择了后者，被吊了起来。他的罪名是“投乱叛国”，说他在内蒙出境时被抓获，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放了。他在号内毫不隐瞒自己对国外生活的向往。文革初他也曾狂热，仅两年多时间就有这样的变化，是我当时没有认真思考过的。　　

倒是有一个比较，我暂押在火车站公安分局时，国棉六厂有一个中层干部叫方遵同的，也在那里。我们前后被捕都来到看守所，他关在隔壁二号，但很快就判了，大概是15年有期徒刑。他是浙江人，1945年参军，文革开始时转业。在部队是个营长，文革中厂内分成两大派，他是保守派武斗组织“野战营”的营长，后来是以破坏铁路的罪名判刑的。否定文革后他被平反，而他却对给他平反的当权派毫不领情，对他们的腐败揭露也毫不留情，对毛主席至今仍十分崇拜。2006年，我去拜访了他，七八十岁的人啦，身体还很好。　　

文革高潮过去后，一些中学造反派的学生失落感很强，不愿意让“工宣队”摆布，逃避下乡。在社会上拉帮结伙，以文革中参加过“打仗”为“英雄”资本，搞什么“十大兄弟”、“三十六大兄弟”，比较张狂，算是现在“黑道”的先行者吧。老大荆四喜就关在我们号内，有时还连同他玩的猴子被提出去游街。号内类似的还有赵金玉和杨清波，他们还讲一些江湖义气，对我这个搞武斗的“老总”很尊重。七十年代中期，我曾遇见过四喜在市政公司工作，十分老实，和过去历史判若两人。　　

当时在看守所，被押较多的是“盲流”。我们号内就有四五个，资格最老的老李，有50-60岁了，身体相当好，荆四喜打架居然不是他的对手。解放前他就流窜，这次是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和一个病妇发生性关系被医院扭送过来的。他从不改口自己从记事起就是要饭的，原籍都不知道，被判了三年。1973年我陪母亲去医院看病，偶然在人群中发现了他，他试图躲我，还是被我拉到一个小饭馆吃了饭。告辞时，我要用当时借省里的一部车送他，被他谢绝。看来正是这官车使他有意和我拉开了距离。　　

号内另一个老李，李凤翔，新乡市人，因劳教失去工作而流窜，罪名“诈骗”。他认罪也判了几年。他有中等文化，记忆力和表达能力都很强。各地风俗人情，包括各地各派斗争情况，他都了解不少。号内多数人不喜欢他，可能是他这个罪名（当时监号内普遍反感就是“诈骗”这个行当），却在号内无聊的生活中大家又喜欢听他讲“苏小妹”那些黄诗及各地的艳闻，辟如在火车上他仅用一种吐烟的方式就能勾搭上女人，在普通硬座车厢里他能在后夜和女人发生性关系。他给我起个外号叫“瞎驴”，没人理他时，就找我抬杠。　　

号内对李凤翔最反感的另一个盲流叫王德印，是个“蹬大轮”的。这个职业，从行驶的火车上扒偷物资到车下接货直至销赃，都需要配合好，首先需要是相互间的信用，因此最反感骗子。文革前这些职业犯罪人员中有这样顺口溜：“偷皮包轻，‘查户口’重，逮住‘蹬大轮’的要他的命”，其中，“查户口”就是入室偷窃。王德印犯的是要命的事，他却比较乐观，认为他碰上了好形势，后来据说是没要他的命，和他同样是一个文盲的正阳县回民小马就是一个“查户口”的，他倒真碰上“好形势”回家了（下述）　　

一般性犯罪当时属较轻的，包括我号的小董，听说的大多是教师。这个小董应该是个对付刑罚的专家，当时办强奸案仍受过去经验的影响，凡未遂者视为“强奸”，性事成功者为顺奸，他就特别注意这其中的细节，也帮助别人对付提审。例如他对每一个新来人员，都劝其冷下来，千万不要赶形势“热处理”。他以陈案苏文华和其情人“杀人放火”罪为例讲，如果两人互咬对方，双方早就判死刑了，正是他们都争着自己揽，使案结不了，也冷下来保住了命。他自己似乎不慌不忙，还是被判了几年。而对拦路强奸者，整个文革期间都判得极重，当时郑州纺织机械厂二个青年工人（也是造反派）杨遂生，薛申拦路强奸案被判死刑，曾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影响，至今近四十年过去了，那个时代过来人仍十分熟悉这二人的名字。就是当时我们在监号内目睹他们在判了死刑未执行前，戴着48市斤重镣为一件毛衣推让的动人情景仍历历在目。　　

当时，经济犯罪较少，我们号内只有一个老赵是贪污问题，他成天迷缝着双眼，其形象确有点象过去的账　房　先生，老赵认为自己的账滴水不漏，是群众“乱咬”出的问题，他的单位就在看守所隔壁，他有些自嘲的说，自己是“近水楼台”。但真正“沾这个光”的是来自附近变压器厂一个青工李郑州，仅偷了厂里一个马蹄表，就被群众扭送到这个地方来了，大概关了个把月就放了。　　

但是号内另一个叫蒋爱国的青年，也仅为一般偷盗问题的，却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当典型杀了！！在号内，我们关系很好，蒋爱国喜欢画画，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审美的兴趣。但是，有一次我在门口和一个士兵聊了一会后，他用惊异的眼光问我：“你怎么那样！”我当时觉得和一个比我年龄小阅历更少的士兵说话应该和蔼些，而且他们对我也较尊重，我隐隐约约感到，爱国是否认为我的态度有讨好之嫌。一年多后，当我在社会上知道蒋爱国被杀后，除了极度愤怒外，上述这个“小事”越来越成为我心中的一块阴影。爱国至死之前都认为，他所尊重的这个朋友，居然会向一个看守士兵献媚！！几十年过去了，他和这件事情一直留在我心中。　　

（三）　　

爱国之所以在意那件事，是因为那个士兵曾经打过犯人。打骂、侮辱、虐待被押人员在监（狱）所（看守所）内是个顽症，其形式，程度各个时期，各个地方会有所不同，也会因管理者的政策水平而不同。据老人讲，“二月黑风”时被关押在这个看守所的大批造反派不少人被士兵打过。后来这批人出狱后，也经常在看守所附近拦截所内士兵报复（这些士兵当时是独立二师的，即现在的武警，文革中都是支保，镇压造反派的）。大概是打怕了，也好了一阵子，现在老毛病又犯了。这个所里，当时主要虐犯形式有：顶墙，就是让受惩罚者头顶墙，身子呈90度，有的支持不住，会一头截下；此外，经常用开门的钥匙板摔打被押人员头部；再一种叫“X猪蹄”，就是命令被整人手从小门里伸出，士兵在外使劲握折，让他疼得“像猪一样喊叫”，这些均是士兵采用的，而所内正式的惩罚就是“五花大绑”的捆一绳，有的能捆晕过去，后来听说，贯彻毛主席“废除法西斯审讯方式”指示时，也处理过这些事。　　

在我被关的这段时间内，前后两个军代表在政策执行上迥然不同。　　

前一个姓关，是8250部队（从越南战场返回的一个高炮师，在河南首先，也是唯一主动支持造反派的部队）的，典型的东北红脸大汉。他在任时正是关人最多时，应该说管理工作更困难。例如，按原来那种主要防范同案人“串通案件”的放风方式就有些紧张，而这个关代表干脆一次将两个号同时放风，一个号去厕所，一个号在院内散步。有时他还集合全院所有被关人员全部出来在院内开大会学习教育，也是有意让大家多晒晒太阳（冬天）。对别人担心的串通案情，他在大会上说，我们不搞公检法那一套神秘东西，重的是是证据，不轻信口供，靠的是群众，难道你们比群众本事还大。这年过年，他突然“心血来潮”，让号内被押人员包饺子吃，这是此狱开天辟地第一次，以后一再保留了这个传统。　　

这位关代表，也是较注意政策的。所内打骂，体罚很少，如有，告到他那里也管用。他处理问题，包括进号内处理被押人员的纠纷，也比较公正利落，所以当时号内风气不算太坏，绝不会有今天这种牢头、狱霸。　　

接任关代表的是宋代表，南方人，瘦小，风格也大不相同，首先是打骂，体罚的事多了，上述梁和平就是被他捆吊的。他执政时还出了个“中毒事件”。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饭后，小董发现有的人嘴唇发紫黑，就立即大声报告，随即几个号都报告同样情况。这下宋代表急了，首先打开所有监号门让人拉着铺席全部出来坐躺院内凉快，同时通知全市所有医院急来诊治。这一下象“炸锅”啦，满院的“白大褂”和被押人混在一起。前者来的比后者还多，自然也有不少熟人趁机沟通了，吃药打针，有几个人拉去医院，总是有惊无险，没死，也没重病一个。祸根就是烂白菜梆，事后，吃菜倒是干净了，数量却少了。被关人员对此事后果的看法是不同的。　　

无论是这个事件，或者是在管理上的执行政策情况，都不是人们对宋代表最深的印象。就是后者，人们也已习以为常。重要的是，正是他执政期间，“九大”前后刮来一股“放人风”，号里人后来曾这样总结：“关代表关得好，宋代表宋（送）得好。”　　

首先是从外地劳改队转来一些犯人告诉我们，他们所在劳改队已经解散了，他们来这是等家乡的大队派人（或亲属）来领。他们还把所知道的另一些劳改场所解散的情况告诉我们，用他们话说，是毛主席有话：监狱改造不好人，是毛主席叫解散的。随后不久，这个看守所被关人员也开始有亲属拿着农村大队或城镇单位介绍信来领人回去的。这一时成为监号内最主要话题了，个人之间的矛盾也不少化解了，好像遇“大赦”，大家都要回去了。不少人纷纷给家里写信，催家里人去找大队开个介绍信。信中都很认罪，都信誓旦旦保证回去听家里话，老实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但是，在号内议论时，有的倒说了另一种实话，回去叫家里和邻里管，比监狱的镣铐都利害、都管用，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想回家。我们那位回民小马，刚刚找到一种让家里给他送羊油的途径，现在把这个捎信的机会换成了对回家的努力。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种待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9年底我被释放的时候。我被释放不是这种方式，却一定受到这种形势的影响。　　

1969年12月初，我被提审了一次。办案人员记得叫梁印泉，看上去很文气。我注意到，他重审我的那些问题时，用的都是“错误”，又是主要谈“教训”，回号内一议论，似乎感到一点希望。12月21号号内又在谈论迷信时，有人说，我脖后那颗“猴”压着我不能翻身，杨清波说，我给你掐掉吗，而且说干就干，一下子就干掉了！第二天是冬至，大家正忙着包饺子，我被释放了。1973年才正式平反。　　

出狱后，即见到了战友，朋友们，他们已知道我近日出狱，在我关的期间内，他们一直在向各方面反映我的问题，有的因此成了市军管会主任傅和睦家里的常客，有的自费到内蒙找8194部队调查。我出狱后先饱餐一顿（随即拉肚）。当晚他们陪我去看电影，是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片中演到法西斯军官押着坐牢女游击队员在城墙上看城外熙熙攘攘的社会时，该军官说，这要比用皮鞭抽她更难受，我特有感触。那是在出狱前一个多月的一天，宋代表带我们一号的人去高墙岗楼上为监号人取过冬草席时，高墙外一户人家在院内大树下吃饭的情景使我看呆了……，这是一年多后，我第一次又看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