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与今日的中国

毛泽东的中国与今日的中国：对公与私、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思考

　　（这本来是一个跟帖，可写着写着撞上了这些大问题，又不愿收手。自知这些问题的解答超出了本人的学力，这么一小块文章也难以说清问题。但觉得这种思考是有意义的，便做一回勇者，不怕拍砖引玉。）

　　在时下对“改革”的争论中，公与私、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都是绕不过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大是大非，也是实践中度的把握的问题。

　　无庸讳言，毛泽东时代过多地强调了公、计划、公平，也确实存在忽视个人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市场对计划管理刚性的调节、集体单位内部的激励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度的把握上是有偏颇的。但是，事务的发展本来就不可能是直线的，现实中不可能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所谓最优，因为客观大环境在不断变化，未知的不确定的太多因素超出认知、处理能力。这种变化是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数学计算能力永远无法解决的，更何况他们一叶障目式的思维所能得出的，即使不全是狗屁，也不过在局部环境中有些参考价值。因此，在这种变化着的大环境下，只能把握一个大的方向、路线，而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的偏颇是难以避免的。

　　由此观之，毛泽东对大方向的把握确实是高瞻远瞩，但也可能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或者说超越了人们的认识、觉悟，包括他的真诚的追随者〕。首先，新中国面临的是修篱笆、造枪炮、拒强敌于国门之外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容易达成共识，实行公有制极其有效快捷地解决了这个国家安全、外患的问题。但是，在涉及民生、经济发展路径的问题上，却不容易达成共识，把握好这个度，特别是在列强环伺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强调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路，也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强国之路。这条路是相当成功的，表现为教育、卫生的普及，人均预期寿命的大幅度提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质的飞跃。今天搞市场经济能如此“繁荣”，主要依赖于毛泽东时代打下的人力资源和工业基础，否则今天的中国恐怕连印度也不如。

　　然而毛泽东提倡的发展之路不断受到曲解、干扰，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也是由大环境影响的。中国的周围，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都比中国先进（工业化程度，国家实力〕，它们既是参照物也是榜样。当权派难免急功近利，试图通过照搬别人的方法走捷径。这就是以前的照搬苏联，今天的食洋不化。而毛泽东后半生的主要精力也就是要避免、克服、纠正这些“修正”路线。这是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及历次运动的出发点。

　　然而，伟人也是人。毛泽东的晚年的主要精力用于“斗私批修”，已无力于或来不及总结出一条让其追随者能够操作的成熟的方法。因为毛泽东的方法不是拍脑袋照书本，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再去指导实践。或者说民主集中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需要依靠一个有效的媒介，即干部群体，去做承上启下的工作。而这个干部群体却无法胜任这个工作。老干部们因地位的变化而有日益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的趋势，因之要新陈代谢，而新从基层提拔的干部又资历尚浅，通常靠对毛泽东思想的机械的教条的理解宣传来借以竖立威信，比如文革后期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作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新旧交替尚未很好解决的情况下走完了他的一生。假使历史再给毛泽东十年，也许他能来得及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他已近完成由破到立、由大乱到大治的转变过程，他的最后几年已经将精力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国际环境也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说是毛泽东中国的胜利，是西方对毛泽东的坚定原则与灵活战略的屈服和妥协）。当然历史不相信假设，也只有感慨了。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过分地抑制了私、市场、效率方面的因素，那么对此进行必要的纠正和调整，就是合理的、正当的，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受到民众的欢迎。问题是这种调整应该在什么范围内进行，或者说进行到什么程度。是在毛泽东既定的公、公平为主为目的的大前提下，还是突破以至否定这个大前提，走向其反面，即私、市场、效率为主？这大概是时下关于改革之争的实质，也是区分所谓左右的分水岭吧。

　　本来，为克服计划经济的僵硬与不足，平均主义的惰性，而适当地允许私（内部激励机制）、市场手段（单位、集体之间的竞争），对中国当时的发展，提高效率具有合理性、正当性。但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即允许私、市场到什么程度。对这个尺度的把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既是一个敏感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探索的问题。邓小平虽然划了一条杠（四项基本原则），说要管一百年，但实际上连二十年都管不了。其实在他执政期间，已突破了这个杠杠。比如农村的集体经济倒退为小农经济，为了一时眼前的利益，丢了长远发展进步的根基。比如，姓资姓社的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大前提，让手段取代了目的。到了三代的效率优先、与世（私）接轨，则愈发一泻千里，根本尽失。从先富光荣到物权法的确保通过，从清理三种人到三表理论，中国从政治上、组织上完成了一个由公、公平为主到私、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转变。钟摆摆了一个来回。

　　如果说毛泽东的中国是对私、人剥削人思想的一次矫枉过正，那么“改革开放”就是一次对公、公平的矫枉过正。也许较枉必须过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然而，人应该能对过正的幅度进行干预吧？人类历史的进步应该是逐步地螺旋式上升而不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应该能从历史经验中学聪明点儿吧？可悲的是，先富们根本没有顾及这些，反而让人感到一种变本加厉的疯狂。这就不可避免一个问题：钟摆什么时候往回摆？摆幅将会多大？

　　中国演变至今天的状况，当然与国际大环境有关。自苏联垮台，资本、私便占据了这个世界的支配地位，掌控了话语权。毛泽东竭力要防止的右、资、私们随着他的去世而翻过身来，更兼接上了鬼，曰：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这个大势的实质，仍不过一个私有神圣。其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假定前提，即所谓的理性人（趋利避害的本能的私）。这本来是个理论推导的假定前提，可主流们太爱这个私生子了，结果久而久之当成圣子一般神圣地供起来了。

　　其实，公和私可以这样理解：人的私欲是一种动物性，公是人的社会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举公抑私的过程。社会由低级的形态向高级的形态发展，意味着人的社会性（社会联系的紧密、合作、相互依赖、公益等）也越来越高，而同时对动物性（私）的限制也必然增强（比如，你不能拥有奴隶、丫鬟、初夜权、童工），亦即人的为所欲为的动物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他人的、社会的限制。任何正常人，如果不是罔顾历史，应该不难认识到这一历史趋势。号称“精英”的主流们，实在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奉私为神圣，难道是向往怀念那低级的禽兽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