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

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　　

前面对货币理论的讨论联系到价值、分配理论，或者说联系到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基本问题，这正是讨论价值、分配理论的意义所在。新古典理论与古典学派在价值、分配理论上的分歧就在于，现实中的经济问题究竟是由技术关系还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或者是二者同时决定。古典学派把社会关系作为核心来理解现实的世界，而新古典理论则完全排除社会关系的作用，把经济分析建立在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基础之上，由此导致了严重的逻辑错误。　　

新古典理论： 　　

新古典理论建立在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分析的基础之上，但却可以得出收入分配的命题，即资源的最优配置将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而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根据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来决定要素需求，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将获得这种资源最优配置的要素的相对价格。当这一命题被用于单一产品模型，可以推导出剑桥资本争论中关于新古典理论的四个比较静态命题，即：（1）利润率与资本劳动比率负相关联系；（2）利润率与资本产出比率负相关联系；(3)利润率与消费的负相关联系；(4)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但问题是，这些比较静态命题能否在异质品模型中成立，即在异质品模型中，资本能不能被加总和作为一个独立于利润率的变量。　　

与单一产品模型相对的是异质品的一般均衡分析，在剑桥资本争论中对这一问题有着非常激烈的争论（参见索洛，1963年，1967年，1970年；帕西内蒂，1969年，1970年）。在一般均衡理论中，资本是与劳动和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各种异质的资本品被作为各种给定的生产要素。不考虑资本品的再生产，与劳动的工资和土地的地租相同，利润率作为资本品的价格仅仅是租金，这里存在一系列的微观生产函数，每一种资本品都有自己的边际产品，但不存在资本品（以及土地）的资本化的价格，因为把各种资本品加总为一个总量资本是没有意义的。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是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即只有一种资本品和能用实物单位来测量。一旦资本品能够被再生产，资本化的价格和与之相联系的利润率才是必要的，以表明人们的时间偏好。这即是时际均衡分析。　　

在时际均衡模型中，存在着一系列异质的和非同期的资本品，而且它们能被再生产。给定技术和时间偏好，当人们按照时间偏好在一系列时际均衡中选择一点，利润率和最初资本品的价格将被得到，这里重要的是各种资本品的价格和利润率是同时决定的（参见博利斯Bliss，1975年；柯汉恩Cohen，1989），这取决于给定的技术条件下人们所选择的特定的时间偏好。每一种资本品都将有自己的利息率（或利润率），但并不会存在一般利润率，从而也不会存在资本化的价格或总量资本。　　

新古典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和一般均衡的技术关系分析基础上的，完全竞争的假设只是一种信息传递机制，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只是其要素价格理论，从而其要素所有权和厂商行为的假设并没有把一种关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因素加入进去，或者说其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分离的或完全无关的。　　

假设存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其技术关系是由新古典生产函数所描述的。加入要素所有权和所有者行为的假设，再假设存在着厂商，厂商是用一笔货币去购买劳动和资本品，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那么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收入分配将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新古典理论的上述分析还可以扩展到时际均衡理论来讨论资本积累，如加入消费的时间偏好和投资的边际生产力，就成为新古典的储蓄和投资理论，其逻辑在单一产品模型的假设下也是成立的。　　

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庞巴维克所表述的奥地利学派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资本品是劳动生产的商品，存在着真正的资本家和古典学派的“支配的劳动”，资本的价值可以用“工资基金”来测量。但即使在这样一种十分接近古典学派假设的模型中，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依然是成立的。这里有必要表明其逻辑推论。给定迂回生产的技术关系，假设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是持有一笔“工资基金”的所有者而为雇佣工人支付工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工人之间的竞争会使工资率定在最不迂回的水平上，即没有资本品生产时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收入是迂回生产的边际生产力。采用稳定状态的假设和加入人们不同的消费的时间偏好，即可以说明一些人之所以会成为资本家和拥有工资基金是因为他们更节俭或更偏好于未来的消费（参见庞巴维克，1889年）。　　

上述推论为新古典资本理论做了最强有力的辩护。然而，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是，如果不是单一产品模型（或只有劳动一种生产要素），将不能得到唯一的表示时间偏好的利息率或把单一产品模型等同于异质品模型。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古典理论导致了逻辑的混乱。　　

古典学派　　

与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相对价格的技术关系不同，古典学派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新古典教科书的解释不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来自于新古典相对价格的资源配置理论，而是基于“经济人”的自利心，如斯密所表明的，与原始的社会不同，当资本被积累起来之后，这里存在着“自然利润率”所决定的相对价格，资本是一种预付，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所形成的资本流动决定资源配置的。　　

古典学派否定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资本是一笔由资本家支配的货币基金，用以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通过生产来获取利润，利润是总产出（价值）减去投入（价值）后的剩余，利润率是利润对总投入的比率。李嘉图（1815年）用一种单一产品模型来表明这种关系。　　

假设只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生产周期是固定的，比如为1年，作为投入的是劳动，但劳动是由“资本”雇用的，资本是一笔谷物基金，用以支付雇用劳动的工资。假设总资本的数量是给定的，为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Yt-1表示，所能雇用的劳动数量取决于工资率(W)，工资率是固定的且小于劳动生产率(σ)，从而投入的劳动数量为L=Yt-1/W，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这一年的总产出Yt和利润率r为：　　

      Yt  = (Yt-1 / W) s = Ls                                       (17、1)　　

      r = (Yt-Yt-1) / Yt = (Ls -LW) / LW= (s -W) / W                (17、2)　　

公式(17、1)表明总产出取决于投入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公式（17、2）表明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让我们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来展开对问题的讨论。　　

斯密认为，在资本积累出现以前的社会，劳动者获得他生产的全部产品，从而不存在利润，把单一产品模型扩展到异质品模型并不改变这一规则，商品交换是按照实体劳动进行的。一旦资本被积累起来，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分配就不能再按照这个原则了，因为资本家除非得到利润，否则是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的。这样，商品交换就从实体劳动转变为“支配的劳动”，商品的价值就由实体劳动支出变为由工资加利润所构成（斯密，1776年）。这样，利润率的计算就成为：　　

  r = [WL (1+ r ) - WL] / WL                                         (17、3)　　

公式(17、3)与公式(17、2)的不同之处是把Ls换成WL(1+r)，这种形式变换使总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消失了，利润率只能是外生给定的而不依赖于技术关系（盖尔加尼，1984年）。但如果假设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是给定的，即假设技术条件不变，公式（17、3）即还原为公式（17、2）。这一点与斯密所表述的资本概念是一致的，即资本只是对劳动的支配而不会使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动。如果局限在单一产品模型范围内，即使斯密的公式能够表明两种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同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这一问题完全可以用实体劳动来说明而避免使用两种劳动概念所容易产生的混乱。但斯密用上述利润率公式和价格构成理论并不是要说明单一产品模型，而是要说明包含资本品的异质品模型的价格决定。如果资本不仅是用于支付工资，而且用于购买和生产资本品，而生产各种商品的资本构成和周转时间不同且要求获得统一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计算公式和构成价格就可以用于说明这种情况下的相对价格决定了。斯密是这样推论的，由于资本品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从而也是由预付工资的劳动生产的，其价格将等于基于利润率的工资成本加成，由此可以把资本品还原为最初的劳动。这样，由实体劳动决定的价值就转变为成本乘以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了。斯密的“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在斯拉伐的理论中居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斯拉伐，1960年；卡尔兹，1980年）。　　

斯密的模型与前面所述的庞巴维克的模型具有令人惊奇的相似性，只要在斯密的模型中加入迂回生产的假设和时间偏好就可以转化为庞巴维克的模型，即资本家所以为工人垫付工资和得到利润是因为迂回生产的生产力，而其价格决定却是完全相同的。斯密的理论只是庞巴维克理论的一个特例，由此还可以推论出古典学派或斯拉伐的理论只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哈恩，1982年；豪斯曼 Hauseman，1981年）。　　

然而，上述推论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才能够成立，在这种模型中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似乎是一致的，而一旦推论到异质品模型，斯密的利润率决定就与奥地利模型完全不同了。斯密的理论所要表述的是资本的所有权和“自然利润率”决定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从而可以通过把资本品还原为劳动的方法来表示资本品的价格，但这就必须假设在资本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是不变的，否则，其利润率公式就成为一种循环推论而不能决定资本品的价格和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份额。　　

李嘉图把价值分配理论转向了宏观总量，他所要讨论的是作为总量的利润率下降问题。对于总量，李嘉图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即，在单一产品模型中用类似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决定总产出，当假设存在着土地的收益递减，在给定工资率的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但这一推论并不适合于异质品模型，李嘉图发现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相对价格而言，当各个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或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技术关系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收入分配的利润率的变动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　　

李嘉图所要讨论的正是这种技术变动下的收入分配份额问题。与斯密不同，李嘉图并不是要论证一种“自然利润率”决定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而是要讨论由于技术变动（土地收益递减）使工资率变动条件下的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变动。由于在资本构成不同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下，收入分配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在相对价格会随分配变动的情况下并不能保持谷物模型中工资率与利润率相反方向变动的推论。但正如谷物模型的逻辑一致性所表明的，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完全是由于资本存量或资本构成不同的假设造成的，从而只要排除资本存量或把资本存量还原为劳动流量，即可排除相对价格的幻觉。这一问题已为斯拉伐明确表述了，当把李嘉图的技术变动排除掉而仅仅讨论收入分配和相对价格问题时，可以通过标准商品来重新获得单一产品模型的逻辑（斯拉伐，1960年）。但这种标准商品以及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所表述的稳定状态并不是李嘉图真正所要寻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李嘉图所要寻找的是技术变动下的包含资本品存量的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李嘉图，1923年）。　　

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李嘉图的困难就在于，在异质品模型中，并不能采用技术关系来决定总量，从而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下降归之于技术关系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斯密对自然利润率的表述和斯拉伐的标准商品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表明，只有完全排除技术关系，才能够表明古典学派的命题，即价值（总量）和分配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

正是马克思发现了李嘉图的逻辑混乱，从而建立了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与李嘉图所要表明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家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马克思所要表明和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于工资与利润的对立，与李嘉图相反，马克思所要论述的并不是技术退步（土地的收益递减）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问题，从这一问题本身即可表明，利润率以及价值与分配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而这一命题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　　

马克思经济学表明了这种稳定增长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竞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进行资本积累。由此可以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博弈规则，即资本家获取利润和积累资本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够表明人们的成就和社会地位，而利润的获得是通过新技术的采用和雇佣劳动，竞争是先垄断新技术，然后采用货币按照现行的工资率雇用劳动（和购买资本品），通过采用新技术而获取利润。可以采用极其抽象的假设来说明这一问题的性质，假设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储蓄（这一假设与现实中稳定的消费函数的事实是相近的），全部工资用于消费，则在长期，产品的全部成本都将由工资组成，价格则等于工资成本乘以利润率，工人消费全部产品，从而工资既是成本，又决定需求，而资本家的利润则用于形成永远不被消费的资本存量，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博弈规则。正是上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使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完全采用货币量值，而不与特定的技术关系相联系，这种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构成了如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所表示的宏观变量或现实中的以货币价格加总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是根本不同的。新古典理论把经济分析的基础建立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其理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对所有现实问题的解释完全从技术关系的分析入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则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认为现实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来自于人们的社会关系，而这一点是新古典理论完全否认的。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或目前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现实问题究竟是由技术关系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如果说我们目前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就是技术上的资源配置问题，那么，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案就是可行的，而如果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理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如果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产生于技术关系，而是产生于经济制度或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理论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些现实问题。[1]　　

就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货币与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企业的组织和市场结构问题，都与经济制度有关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问题，即使是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这些似乎是最接近新古典技术分析的领域也并不能排除经济制度的分析。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一旦涉及到人们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导致逻辑体系的矛盾，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所揭示的逻辑矛盾正是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的分析中不明确地加入了社会关系的假设。要排除这些理论分析中的逻辑矛盾，就必须改变理论的假设，明确地把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这正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意义所在。　　

1、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　　

一种理论的基本定理应当能够表明这种理论的核心和与其它理论在前提假设和结论上的基本区别。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表示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来源，即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劳动，用马克思的公式来表示，假设资本家用于雇用工人的工资或劳动力价值是4小时的劳动时间，然后资本家让工人工作8个小时，剩余价值是4小时，即8－4＝4。这样的推论看似简单，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即马克思所表述的，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而只是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转化为剩余价值，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转化为以剩余劳动或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　　

这一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所要得到的结论，或者说是马克思所建立的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所在，即马克思抽象掉所有的其它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把价值归之为劳动时间，由此来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来讲，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定理在逻辑上和在经验上的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是雇佣劳动，利润的来源肯定是工人的劳动。这种逻辑推论的要点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于表明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是重要的。例如，就使用价值的生产来讲，产品的生产需要使用土地和资本品，而不只是劳动一种生产要素，这里存在着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这一点是新古典理论所要讨论的核心。但在一个以利润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源配置问题是依附于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的，换句话说，为获取利润的生产将决定资源的配置。　　

这里特别需要提出资本的概念问题。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被作为一种与劳动并列的生产因素，但就技术关系来讲，奥地利学派把资本作为一种时间（即迂回生产）是更为恰当的，因为资本品是劳动生产的，当资本品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一定是因为所假设的分析的时期小于生产周期，只要我们把分析的时期延长，资本品存量将转化为劳动流量。这样，资本品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过去的劳动”。当然，这并不防碍为了某种分析的需要而划分出资本品存量和劳动流量，比如，从技术关系的角度讲，如果存在着技术进步，这种存量和流量的划分就是有意义的。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把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考虑存量与流量的时期划分上，而是在于现实中的资本（资本品）的价值（相对价格）是不是仅仅由技术关系所决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和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资本就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即资本是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资本家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也只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的劳动的工资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即这种生产要素市场的交换并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其价值小于劳动时间。这样一种资本概念的现实性应当是容易为经验所证实的。　　

当采用这样一种资本概念，价值（总量）和分配的决定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资源配置也不仅仅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利润和利润率。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核心所在，即通过定义价值由抽象的劳动时间所决定和假设劳动力的价值小于劳动时间而得出剩余价值理论，由此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相对价格、分配、再生产以及资源配置问题都与这种获取剩余价值或为了获取利润的生产有关。　　

这样，马克思澄清了李嘉图的混乱，即把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相混淆。马克思批评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劳动生产率，表明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取决于社会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了三章的篇幅表明，技术或劳动生产率只与使用价值有关，而与价值无关。马克思表明，与价值联系的分配只与抽象劳动有关而与技术无关，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与价值量成反比。　　

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决定价值的理论，一直被人们误解为是要解释相对价格，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而实际上，马克思决不是要解释相对价格的决定，而是要讨论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问题。在《资本论》一卷中，马克思关于相对价格的论述只有半章，其讨论相对价格是为了表明交换价值形式，由此过渡到货币。其目的在于表明，当交换价值以货币来表示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就能够通过货币交易而得到了一个货币增值或剩余价值，即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从这种剩余价值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套宏观经济体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周期理论无不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完全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关于转型问题的分析，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生产价格取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虽然生产价格与劳动价值论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上存在着区别，但这种由统一利润率所决定的总量并不依赖于相对价格或任何技术关系，而只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点对于理解转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对加总问题的分析已经能够表明转型问题的逻辑解。当资本品的投入采用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来计算，在各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利润率或自己的利息率将产生不同的一套宏观变量，从而不会与任何给定的价值总量相等，即不可能得到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或各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等的条件下可以使两个总量相等。但上述转型问题的解并不能损害马克思的结论，即所有的总量与技术或相对价格是无关的，换句话说，在单一产品或各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模型中两个总量不依赖于技术关系的结论，在异质品模型中同样是成立的，虽然不能保持两个总量相等。而这种两个总量的不相等引发出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比如，由斯拉法所表明的，在异质品模型中，一般利润率的变动会导致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而引起技术再转折。　　

对于上述问题，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60-7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中，新剑桥学派（新李嘉图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把争论的重点放在了相对价格上，把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理解为与新古典理论不同的一种相对价格理论。[2]其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相对价格的决定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关系，而且联系到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即把斯拉法的理论理解为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共同决定相对价格。无疑，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社会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共同决定相对价格。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古典学派主要是以社会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来解释总量关系，但由于没有脱离技术关系的困扰而导致了逻辑的混乱。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经济学是十分鲜明的，技术关系和相对价格被完全剥离掉而讨论总量关系。　　

2、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　　

正是在这种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他的理论体系，即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模型”，其核心是有效需求问题，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按照前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可以推论出其基本的比较静态分析的结论，即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如前面的公式（8－4＝4）所表明的，工资率的上升将导致利润的下降。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所要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推论利润率下降所涉及的经济波动问题。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称之为剥削，即利润来自于工人的劳动。然而，从这一基本定理中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否定，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否定是依据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这涉及到《资本论》的全部分析，而不仅仅是剥削问题。当我们离开马克思的全部分析，就会导致对前面所述的基本定理的误解。　　

如前面所表述的，这一基本定理的核心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可以把这一点与马克思讨论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一个基本假设联系起来，这个假设是，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当然，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再生产时还采用了资本家也把利润用于消费的假设，马克思加入了奢侈品部门来表明资本家的消费，资本家的这种消费与工人的消费是不同的。从这一假设中，我们可以推论出对前面的基本定理一种新的解释，即如果资本家并不消费，则显然，全部产品将是由工人所消费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而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这一点是与基本定理相一致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本身。　　

这里之所以把这种解释称之为新的解释是相对于一些人的理解或传统的解释而言的，即把基本定理理解为工人与资本家在产品分配上的对立，但基本定理所表示的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并不仅仅是强调工人和资本家在产品的分配和消费上的对立，而是用价值表示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工资与利润的关系联系到社会再生产和经济波动，即联系到凯恩斯所表述的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失业。　　

3、竞争　　

与马克思的基本定理和资本积累理论相联系的是竞争，只有从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中才能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分配和积累理论。　　

在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中完全抽象掉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社会关系，其完全竞争的假设也只是涉及技术关系，如信息传递问题，而并不是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与新古典理论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表现在人们之间的利益对立或竞争上。　　

在采用抽象的价值理论表明了剩余价值的基本定理之后，马克思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时阐述了他的竞争理论，即资本家争相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不在竞争中被淘汰。在这里，给定劳动力价值，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讲，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剩余价值率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当个别资本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资本家时，他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竞争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是通过对新技术的垄断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现在，我们把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应用于讨论工资率的决定或说明为什么劳动力会成为商品或说明什么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预先假设劳动力的价值是外生给定的且小于劳动生产率，即劳动力的价值由生理和道德因素决定，劳动力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当我们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使劳动力的价值或工资率由供给和需求的内生因素所决定。　　

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者在单位时间中所创造的价值或其收入要高于劳动生产率低的生产者。例如，甲生产者由于掌握了新的技术，在每单位时间中可以生产6单位产品，而乙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比甲要低一倍，单位时间中只能生产3单位产品。这样，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甲生产者的收入将比乙高一倍。现在，我们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假设甲生产者的生产率高仅仅是因为他掌握了新的技术，如果他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乙生产者也将能够生产6单位产品，但是这里存在着竞争，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基于对新技术的垄断，即甲生产者决不会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而是要通过市场中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双方根据个自所掌握的信息进行议价或通过竞争的供给与需求来决定价格。在前面的例子中，甲生产者并不是把他的新技术无偿告诉乙，而是提出一个价格或工资率来雇用乙，其工资率将介于3和6之间，比如为4，一旦确定了工资率，甲再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使乙的产出达到6，甲支付乙4单位工资后将得到2单位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产生了，甲成为资本家，乙成为他的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正是通过这种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来刺激技术发明和知识的增长。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促进了技术进步，但利润并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　　

理解这一问题的要点是，资本家的利润只是按照价值来计量的，而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在上面的例子中似乎可以得到，利润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资本家可以通过竞争来雇用工人，并使工资率低于劳动生产率，但资本家雇用工人并不是预先支付一定的实物产品，而是支付一笔货币工资，这里的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货币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所强调的，即货币代表一般的价值形式而与使用价值无关。当资本家采用一般价值形式或货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即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家投入一笔货币来购买劳动，但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当所有的商品价值都是由劳动的价值所决定的，则资本家再按照劳动的价值出售商品，就将得到剩余价值或增加的货币。这种以货币或价值形式进行的交换与物物交换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和交换并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　　

4、社会再生产、利润率下降与有效需求　　

这里先离开价值形式问题，讨论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凯恩斯所称的有效需求问题。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表述是以总需求与总供给价格的方式进行的，其要点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更高的阶层有更高的储蓄率），由投资与消费支出所决定的总价格小于企业产出的成本，由此导致企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的经济衰退。然而，凯恩斯并没有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的，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到价值的决定，凯恩斯经济学中缺少一种价值和分配理论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则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完全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分配理论，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而以社会关系的价值分配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已经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这一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二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一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这是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给定上述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遭到破坏。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相一致。这样，假设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不变，则只有一种稳定状态模型可以与之相适应。

1933年，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卡莱茨基用马克思经济学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不仅早于凯恩斯，而且更深刻地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有效需求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动机和收入分配。1942年，罗宾逊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时强调其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联系，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资和利润的划分为基础的剑桥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是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不变的稳定状态增长条件。　　

罗宾逊的模型可以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推导出来，即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加入资本积累，其稳定状态的条件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保持稳定的比率（实际上，这一稳定状态的条件也是马克思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问题中两个总量相等的条件）。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最让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而马克思在讨论利润率下降时却同时使用了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概念，即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然而，马克思对经济波动问题的这一分析却是非常重要的，即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来自于按价值计量的收入分配与按生产价格计量的利润率之间的不一致，从而必须考虑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一致性。这种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思考方式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波动来自于其特有的收入分配和价值计量（或利润率），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　　

1956年，索洛以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在资本与劳动完全替代的假设下，得出通过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变动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结论，这一结论完全排除了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归之于技术关系。资本被作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1965年，克洛尔发表了“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的论文，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为瓦尔拉斯均衡，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均衡和索洛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凯恩斯革命完全被倒转了。　　

然而，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是根本不能融合的。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资本的加总问题，以斯拉伐的著作为导火线所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揭示了新古典理论的矛盾，这种纯理论的争论直接联系到现实问题，即对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解释。　　

采用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析，上述经验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说明。如加总问题，不同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加总来自于“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劳动并不是斯密所论述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是被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即是为资本家或厂商的货币资本预付的生产，其目的只在于获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使不同质的商品得以加总为价值量，而这些价值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这种定义正是我们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基础。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所有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正是来自于这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价值计量，即只要在这些程式化事实中加入利润率，则将得到唯一的稳定状态增长模型，换句话说，所有这些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来自于稳定的利润率。宏观经济波动正是围绕着由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决定的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由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共同构成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其稳定性和围绕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来自于作为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资本存量价值对货币供给的制约，资本并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以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从而资本与货币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可分离，所有的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指标都只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货币经济的运行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是根本不同的，决定所有宏观统计变量的只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不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现实经济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正是表明了，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所体现的只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与分配并不是取决于技术关系上的边际生产力，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支配的。马克思揭示了其价值决定与货币的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只是表示社会关系的价值形式，只有这种价值理论才能表明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作为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马克思以这种价值理论为基础所讨论的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经济波动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重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斯拉法与剑桥资本争论　　

斯拉法的著作引发了极为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虽然技术再转折的存在已被公认，但技术再转折的原因和由此所引出的结论却没有得到澄清，以至新古典理论依然统治着经济学界和支配着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现在，我们采用前面的分析，对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悖论给予解释。需要明确的是，斯拉法所讨论的问题或批判的对象是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而目前经济学界对斯拉法理论的理解和讨论往往集中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上，这使得许多问题得不到澄清，特别是其理论的意义得不到充分的说明，当然也涉及剑桥资本争论中所遗留下的一系列逻辑悖论。而当我们在斯拉法的模型中加入“总量”，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斯拉法的理论，将使目前关于资本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复杂争论展现出新的曙光。　　

首先，斯拉法采用了投入-产出的线性生产方程来表明生产的技术关系，即：　　

AP=P                                                             （17、4）　　

其中，A是投入矩阵P是价格向量。可以认为，这种线性生产方程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投入-产出模型在技术关系上是完全相同的，给定投入-产出系数，将有一套由部门间的交换所决定的相对价格，所不同的是投入-产出系数的选择。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技术选择是根据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要素的稀缺性来选择投入-产出系数，由此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但如斯拉法所表明的，边际方法的使用并不会改变模型的性质，从而可以适用于任何给定的投入-产出系数模型。在上述模型中，资本品是异质的，从而每一种资本品都有自己的利息率（或利润率），同时，劳动也有自己的边际产品，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是通过模型中的相对价格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是异质的，从而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参见伊特维尔，1992年），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总量的收入分配。　　

由于统一的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这样，就需要在给定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即：　　

（1+r）AP+wL=P                                                    （17、5）　　

其中，r是利润率，w为工资率，L是劳动。在这个模型中，斯拉法表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一旦在异质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资本品的价值将随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即收入分配与资本的价值是同时决定的，由此会引起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转，从而使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命题不再成立。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就资源配置问题而言，这里只需要微观生产函数，资本品也只是其实物单位而根本就不需要价值单位来进行计量。而且，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也决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及其它宏观变量。当斯拉法加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各个部门的不同的资本构成将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成为一个同质的总量，其比例于投入总量而与利润率相联系，利润率的变动将使投入和产出的价值总量发生变动。　　

采用上述的逻辑推论，可以澄清剑桥资本争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即相对价格的决定不可能脱离开收入分配，或者说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相互作用的。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似乎正是采用这一点来表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但这一命题可能正是导致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不能得到澄清的根源。在上述模型中，相对价格是以“价值”来表示的，而不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或斯拉法模型中实物交换的比例，而作为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相对价格根本就不需要价值单位。例如，在新古典模型中，根本就不需要给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赋予一个价值计量的工资单位。另一个问题是，当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收入分配（利润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将影响相对价格，由此构成了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相互作用的命题，但这一命题只有用价值单位表示才是成立的，而实际上，按照前面的分析，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任何变动都不会影响相对价格和各种资本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即投入产出模型中的技术系数或实物交换比例，换句话说，由统一的利润率所决定的宏观总量并不会影响技术关系上的相对价格，即利润率的变动只影响总量的投入-产出比率的变动，而不会影响相对价格。　　

由此可见，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只是产生于价值总量的计量，由此可以表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即技术关系与作为总量关系的收入分配是完全无关的。这一命题在前面的模型中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无论技术关系（投入－产出系数）如何变动或由什么样的因素（包括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决定，其由利润率所决定的投入和产出总量都将保持不变的比例。这种把由利润率所决定的投入与产出的价值或总量比例关系而不是相对价格作为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所研究的问题而言，李嘉图所要讨论的土地的收益递减和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所涉及的正是这些宏观变量，其所要研究的问题正是特定的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矛盾，而李嘉图和马克思所采用的抽象方法或假设正是为了抽象掉技术关系所带来的分析中的复杂性所产生的逻辑混乱，以表明特定的经济制度的作用，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得到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这种宏观变量。由这种研究对象和方法所得到的总量关系的意义可以从我们前面对新古典理论的分析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即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完全排除了这种特定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总量关系，或者说不能得到和表明这种总量关系，从而也不可能讨论这种总量关系所表示的经济制度及其矛盾。联系到前面的分析，由斯拉法所重新表述的古典学派、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核心正是明确地提出了这种总量关系或宏观变量产生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让我们再一次表述这种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命题，在异质品模型中所存在的总量关系与技术或相对价格是完全无关的，这一命题对于理解资本理论争论和由此所导致的理论经济学所有领域都存在的逻辑矛盾是极为重要的。异质品模型中产生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转正是来自于微观生产函数和总量生产函数之间的矛盾，即这里存在着两个利润率（利息率）概念，当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总量生产函数时，利润率将不再与总量的价值资本（或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的边际产品相联系，而是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为这里的劳动已经不再仅仅是生产函数中技术上的生产要素了，而是变为资本家预付工资的“支配的劳动”，由此将改变技术关系上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成为特定经济制度下的成本－收益计算。（关于剑桥资本争论问题，参见柳欣1994年）　　

这样，我们可以对剑桥资本争论中的问题给以说明，新古典理论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是有效的，因为新古典的单一产品模型中并不包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在异质品模型中加入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则所产生的总量“生产函数”和收入分配已经不再表示技术关系了。实际上，由总量关系所表示的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转只是异质品的相对价格采用一般利息率加总中产生的现象，它已经完全脱离了新古典理论的假设，从而并不能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对技术关系的逻辑阐述是错误的，但可以证明，新古典理论并不能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表明现实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由上述分析也可以证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存在的逻辑矛盾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是相似的，只是恰恰相反，即在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了技术关系，如李嘉图所要寻找的同时表示技术关系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以及利润率下降问题，即如果在古典模型中加入技术关系也会产生类似于技术再转折的逻辑矛盾。斯拉法的模型在揭示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的同时，也可以表明古典学派理论的逻辑矛盾，而只有在其“标准商品”模型中，古典学派的逻辑才能够成立，因为在标准商品模型中，技术关系已经被完全抽象掉了。　　

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相对价格与宏观变量　　

上述分析表明，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错误的产生和许多复杂的争论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观念中所“固有”的表示技术关系的实际GDP等宏观经济总量指标，而问题就在于所有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总量指标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植于人们头脑的新古典技术分析的教条，即资源最优配置的技术选择。对此，我们来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现实中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和技术选择（如资本品或土地与劳动的替代）是根据总量的工资率和利润率进行的，那么，如前面所表述的，当这些总量关系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又如何进行的呢？　　

新古典理论完全从技术关系出发表述了一种资源配置理论，我们这里把这种抽象的理论作为资源配置的最优解，这种最优解可以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相对价格来表示。按照新古典教科书的表述，无论何种经济制度，要到达资源的最优配置，都必须采用这样一种相对价格进行经济计算。但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马克思在讨论按比例分配劳动的技术关系时的这样一种表述是恰当的，即资本主义经济所改变的并不是这种技术关系的内容，而是实现这种技术关系的形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正是改变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经济计算的形式。　　

这里涉及到新古典教科书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厂商是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其价格这种利润最大化进行决策的，而这一教条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采用单一产品模型来加以推论和证明。　　

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正是在于新古典理论（以及古典理论）的命题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是成立的，但不能推论到异质品模型。显然，这种逻辑悖论的存在肯定在于单一产品模型和异质品模型所采用的假设是不同的，其区别就在于异质品模型中所采用的总量生产函数实际上加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假设，当我们表明了这一问题的性质，只要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加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假设，就可以得到与异质品模型相同的结论。　　

采用李嘉图（1815年）的单一产品模型，其模型的要点是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假设只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生产周期是固定的，比如为1年，作为投入的是劳动，但劳动是由“资本”雇用的，资本是一笔谷物基金，用以支付雇用劳动的工资。假设总资本的数量是给定的，为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Yt-1表示，所能雇用的劳动数量取决于工资率(W)，工资率是固定的且小于劳动生产率(σ)，从而投入的劳动数量为L=Yt-1/W，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这一年的总产出Yt和利润率r为：　　

      Yt = (Yt-1 / W) s = Ls           (17、6)　　

      r = (Yt-Yt-1) / Yt = (Ls -LW) / LW      (17、7)　　

公式(17、6)表明总产出取决于投入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公式（17、7）表明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让我们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修改前面古典学派谷物模型中谷物资本全部用于工资的假设，而假设谷物（资本）还可以用作资本品，比如种子，用K来表示，利润率的公式就变为：　　

     r = (Yt - Yt-1) / Yt-1　　

       = [Ls - (LW + K)] / (LW+K)              (17、8)　　

对比公式(17、8)与公式(17、7)可以看出，利润率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σ、工资率W，而且取决于用于种子的数量K。给定W，则ｒ与σ成正比和与K成反比，由于用于种子的资本K越多，所能雇用的劳动L越少，除非随着K的增加会使σ提高，否则资本家是不会把资本用于种子的。因此，要决定资本家如何把资本在劳动和种子之间进行分配，需要给出劳动与种子的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这里把种子对劳动的比率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即：　　

          s = F(K/L)           (17、9)　　

为了对比，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即F¢>0和F²<0，随着资本劳动比率（K/L）的提高，产出劳动比率（Y/L）也提高，但却是递减的，从而资本产出比率（K/Y）也是递减的。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假设工资率是给定的，其取值范围可以在零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任何一点，即0＜W＜σ。由于模型中总产出的最大化也就是利润率的最大化，利润率等于产出增长率，假设资本家根据利润率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劳动与种子的替代，可以通过对公式(17、8)求极值的方法得到资本家选择种子与劳动替代的原则，即：　　

       MPL = W (1+ r)      (17、10)　　

       MPK = 1+ r               (17、11)　　

这两个公式表明，资本家对种子与劳动的替代或资本劳动比率（K/L）的选择是使劳动的边际产品MPL等于工资率加上工资率乘以利润率，和使种子（资本品）的边际产品MPK等于1加超过其损耗的利润率或使其增加的产出等于利润率。[3]（上述公式的数学证明和详细推论，参见柳欣1994年）其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是使每一个单位谷物资本用于种子或雇用劳动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而不是劳动与谷物的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率或利润率，因为这里是“支配的劳动”或给定的工资率（或利润率），而模型中的资本并不是作为资本品的种子，而是作为总资本的谷物，资本家是使用给定的谷物资本来雇用劳动和用于资本品，这就使模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与纯粹技术关系中的生产函数完全不同了。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正是使用预先给定的货币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这一点与上述模型中的假设是完全相同的，而新古典厂商理论中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假设与现实是不同的。　　

从上述单一产品模型的分析中，可以更明确地表明异质品模型的性质和资本理论的逻辑争论。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并不是来自于异质品模型，而是来自于异质品模型中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价值的加总，这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入进来而不能保持其纯粹技术关系的假设。如前面对单一产品模型的推论所表明的，只要存在一种给定的总量资本用于购买资本品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其利润最大化就按照公式（17、10）和（17、11）所表示的统一利润率的原则，而不再是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把这一点用于异质品模型，则只要存在着统一的利润率，资本就不再是新古典的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品，而是用于购买劳动和资本品的“总量资本”，或者说就成为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由此导致了资本理论中的逻辑悖论。斯拉法的模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给定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其投入可以扩展到固定资本和土地），当加入统一的利润率，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都被“资本化”而比例于利润，这一点与前面单一产品模型的假设是相同的。因此，就总量关系而言，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完全分离的，或者说，技术关系仅仅决定相对价格而与总量关系无关，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收入分配只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强调这种相对价格与总量关系或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或社会关系）的分离，对于解释前面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或技术选择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采用斯拉法的方法，其资源配置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其表示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一般生产方程可以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来解决，然后再加入统一的利润率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模型。但在现实中，这两个过程是不能分离的，厂商（企业）的技术选择只能采用总量的利润率和工资率。这样，如果厂商根据实物的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决定技术选择，显然不能到达资源的有效配置。正如我们前面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使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使其等于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1加总量的利润率，正是这一点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中按照“宏观”的工资率与利息率（或货币量值的宏观变量）进行的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完全相同。　　

对这一问题的证明是非常简单和易于理解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模型只是在其中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所有的相对价格或实物的生产要素和其边际产品都是由利润率加以“贴现”而成为总量的，而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则是采用统一利润率原则的一种反过来的“贴现”，二者相抵，其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是相同的。由此可以说明，“宏观”总量关系是完全独立于相对价格的，相对价格只是取决于技术关系，技术关系与宏观总量是完全无关的。　　

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表明，新古典理论就其本身所讨论的技术关系而言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其逻辑悖论来自于不明确地加入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4]这里还涉及到新古典教科书中的一个命题，即凯恩斯所提出的，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依然是有效的，从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可以分开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资源配置只是取决于相对价格。然而，资本理论的争论和本文的核心正是在于说明，新古典理论决不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种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根植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或者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现实中的宏观经济总量的基础，而表示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则是新古典理论。　　

这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的总量关系对于说明利润率（或工资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是极端重要的。在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明确地表明其资本和利润的性质，即利润来自于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而与技术无关，但在收入分配的决定问题上却不能保持这种分析的逻辑一致性，如李嘉图采用生存工资理论来表明外生给定的工资份额，但在地租的决定上却采用土地收益递减的技术分析，虽然他把利润作为总产出减地租和生存工资后的剩余，但由于总产出取决于土地的收益递减的技术关系，从而利润也将取决于技术关系。马克思对李嘉图价值论的修正正是在于把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完全分离开，但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时采用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分析，问题在于这种资本有机构成究竟是价值构成，还是“反映技术构成的价值构成”，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是一种技术关系，就将导致逻辑上的矛盾，还有前面已经讨论的转型问题也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把总量关系与技术彻底分离，即作为总量的价值、分配理论与技术完全无关而仅仅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关键在于能否使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完全不依赖于技术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