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鲁迅：我们都是好孩子

我们都是好孩子

文/吕伟明

    卡尔·范·道伦说，斯威夫特“用讽刺自古以来能放出的最毒的箭对准人类”，而人类却“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抓住他的箭冲之大笑，然后把箭送给孩子们去玩儿”。在不知毒箭危险的年龄注射了《格列佛游记》预防针的孩子们浑然不觉自己有了免疫力，长大以后每当他们听到斯威夫特的名字，就会想起那个玩具，不晓得它原来是含着毒素的，人类就在一副无所谓的神态中保护了自己。

    可惜《格列佛游记》流传到东方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过了童年，那时我们已经晓得那是讽刺的箭，也已经晓得最好不要用那支毒箭来对准自己。犹如《镜花缘》里那些奇形怪状的人类的国度，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童话中人，却偏偏不肯承认那是哈哈镜里折射的人世。我们的想象力有限，像是鲁迅笔下的闰土；我们的能力捉襟见肘，像是张恨水笔下的孙悟空。只是，我们总算成长为理想主义的一代，有信仰，有抱负，做保健操的时候整齐划一，对着红旗宣誓的时候声音嘹亮。我们都是好孩子。

    我们相信：凡是痛苦都是真的，跌倒时会痛，打针时会痛，不久以后见到一个少女时心脏部位也会隐隐作痛，因为那说明我们已经走到情窦初开的年龄。眼泪溢出眼眶，顺着脸颊滴在地面，摔成无数个花瓣，我们在信仰和爱情里走过风花雪月。第一次牵手，第一次迟疑的吻，第一次怀抱恋人憧憬未来，第一次觉得自己能够拥有全世界。第一次写情书，第一次面对考题力不从心，第一次在课堂上神驰万里，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前途渺茫。我们是理想主义的一代，我们的中间有人要去改造沙漠，有人要去建造堂吉诃德的风车，有人要去大神农架寻找野人，有人要去做徐志摩第二。我们活在市场经济以前的岁月里，我们没有被铜臭污染。我们都是好孩子。

    我们相信：我们出生在白昼，世界也只给我们准备了黑和白两种原色。我们从小接受的是鲁迅的爱憎分明，好奇什么是“均贫富”。我们感激人世间的安排，我们有阳光雨露的滋润，我们的信仰和爱情都依然坚定，我们的生活朴实而芬芳，我们的理想和一个世纪以来的追求紧密相连。我们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走进了八面玲珑而又四面碰壁的生活。我们是理想主义的一代，我们的中间有人风云际会走进国企，有人黄袍加身成为公务员，有人两袖清风做了人民教师，有人出没于花柳巷和午夜场出卖青春。我们活在一个物价昂贵和灵魂贬值的时代，我们时常梦见长途跋涉、城堡和烧红的煤炭，我们时常在天人交战中彻夜难眠，无论是梦乡还是梦游我们都疲惫不堪。我们都是好孩子。

    我们相信：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真理，我们这一路走来没有错误，即使有，我们也能用橡皮擦来修正自己。我们知道为人民服务是伟大的事业，所以我们纪念英烈；我们知道人人生而自由人人平等，所以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也期待着社会尊重我们的选择。然而，我们发现如果想要为人民服务就不能飞黄腾达，如果想自由平等就不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当如胶似漆的女友红杏出墙，你还相信崔莺莺与张生能修成正果吗？当一直奉若神明的高级官员纷纷因贪入狱，你还相信只凭廉洁奉公就能做一个好干部吗？我们惶惑不安，我们习以为常，我们在聚首时慷慨悲歌，我们在分别时热烈握手，我们的足迹在天涯海角，我们的心灵在互相印证。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密码，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底线。我们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也知道人在河边走没人不湿鞋。我们畏惧，我们谨慎，我们在飞扬跋扈的职场里三缄其口，我们在得失无常的人生里温柔含蓄。我们都是好孩子。

    有一天，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我们再也不是孩子，因为我们这一代也已经有了孩子。我们因而在无意识中失去了一直依赖的道德评判标准。我们不再是好孩子，那么我们还是不是一个好人？在我们心灵深处徜徉的，还是不是信仰和爱情？我们现在的理想，是一碗鲜嫩的红烧肉，还是继续驶向神圣的拜占庭？我们不敢去想，那是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像鲁迅那样爱憎分明的话，我们会是一个铁杆的愤青，不仅会被孤立，而且一事无成。更何况，现在鲁迅已经像夕阳一般公开隐退，阿Q们成了反潮流的英雄，孔乙己们关于“回”字有几种写法的清谈反而成了显学。我们的成长历程出现了空白，我们的信仰和爱情变成了空中楼阁，我们这理想主义的一代被鄙视、被嘲弄，执著成了病狂，坚守信念成了不合时宜，当国人逃避了鲁迅凌厉的眼神，一头扎进金庸武侠的世外桃源里怡然自乐，我们在为谁忍辱，为谁负重？

    鲁迅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只是，如果说今天我们享用的是上一代牺牲的果实，那么明天谁来享用我们？岁月如河，波光潋滟，悄然没入铅色的田亩里。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都曾经是好孩子。

                                                 2009年8月28日1点1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