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地位可能比道人说的要高些

儒家的地位可能比道人说的要高些

先以家族为例，谈谈儒家跟老百姓的关系。

老百姓确实不进孔庙，但老百姓有宗祠。

孔庆东说，落榜的秀才就是农村的先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古人即便不好学，十家总有一家是会读点书的。科举制的录取比例远不能跟今日扩招后的大学相比，落榜的秀才和准秀才们，读的都是孔孟之道，回家立的都是名教牌坊。

“康熙丙子丁丑岁”湖广填四川的时候，我们族的族谱丢失。到了三世祖的时候，族人终于站稳了脚跟，族人中终于出了“登仕郎”三世祖，重新拟订族谱，历代修订增补。族谱中的“法条、戒条”为三世祖拟订，只有九世祖增补了“法条”。“法条、戒条”都可以在四书五经中找到立意一致的主张。

族人中有族田，作为“清明、冬至会聚”的物质基础，文革后土地改革没有了族田，在80年代恢复了“清明会”，冬至无会，“清明会”的花费改由大家按能力捐助，下为2元，上不封顶，这个价格30年不变。“清明会”干什么呢，就是祭祀完祖宗，把去年死去的族人忌日、新增的男丁生日增加到族谱中，然后开始读族谱，要求“以上法戒，每年祠内于清明冬至会聚之时，祭祖后，俟少长咸集坐列已定，父老传言令族中之文理通达声音嘹亮者，将前法戒训条高声朗诵。使少长共听，父老又叮咛一遍，俾少长各记于心，常加遵守。然后开瓶饮酒。不惟有光于前人，而且足法后世。”——这样一来，虽然族人中老年不识字的占多数，能背族谱的却不少，懂族谱精神的就个个都有了。

新中国前的“清明、冬至会”，在这些族规朗诵之后（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目是在列祖列宗牌位前表彰族中孝廉，杖责族中肖小，甚至执法，比如曾经将一个犯了大恶的人由舅舅主持活埋，并且援引族规作为解释。80年代后则是朗诵族规后，族人谈天道循环因果报应阴德阴福、谈族人命运和祖宗保佑的关系、谈亲戚的和与不和、谈邻居互助或互相倾轧等等这样的交流。拙文《古音川话中的儒家传统》《谈谈四川流行过的几个炒和父亲的“小人儒”世界观》中指出过，笔者父亲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相当有哲理的思想，用来指导他的治家方略和教育后辈，以及父亲有的坚定的道德底线，大部分就来自于“清明会”读族谱和总结交流。

即便是儒家的等级制度，到了父亲那里，变成“聪明有根富贵有种”，用处竟然是在于保持道德有底线。孔子提倡的“行不由径”和苏东坡说的“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在父亲那里变成“跟他们屁儿黑的斗我划不来，我出了气他就有气，他整你我划不来？”——典故来自老家一户两个女儿的人毒死仇家两个儿子，而且死无对证，民兵连长没有把凶手怎么样——再与“聪明有根富贵有种”结合，就成了父亲受到邻居的严重侮辱和侵害，也只坚决抵制而决不报复。总之是典型的“小人儒”特点。

《谈谈四川流行过的几个炒和父亲的“小人儒”世界观》中已有的不再重复，以笔者父亲为例，祖宗祭祀和日常规范，全不出儒家主张，而且坚决不拜任何神仙。初小毕业而被我至今特别尊崇的高中语　文　老师称为“有文化”，显然，父亲的“文化”的取得，一不是读革命书籍，二不是拜行业神。

道人最后一段说“儒家无非是些治国之策和修养理论（也是围绕治国的），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在治国吗？肯定不是，那么儒家思想能滋养全部中国人吗？肯定有点问题。”这个因果判断句式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便是共产主义，从它取得划世界为两个阵营的辉煌成功，也没有做到几十年来“都在治国”，取得过的势力范围绝大部分都完蛋了，要是推理成“那么共产主义思想能滋养全人类吗？肯定有点问题。”显然，至少“很革命”们要跳脚。

道和儒能分得很清么？也许后来儒道都出了修正主义后，是分得很清，然而孔子恭敬地向老子求学，老子教孔子周礼，老子孔子的拿手专业之一就是主持葬礼能让后来的和尚道士没有饭碗，孔子称赞老子为深不可测的龙——道和儒显然不是泾渭分明。不错，儒家学说大的方面就是围绕治国的，可是诸子百家，哪个的学说不想治国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即便是《道德经》，“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等“使民”句子，又有哪一句不是说给统治者听的？“小国寡民”的主张，也不是工农来决定的。“围绕治国”等于“成为剥削阶级的走狗”的潜意识，显然要提出来讨论。黎阳的“自古文人皆文匪”的根基之一就是有前提假设：“政权就是罪恶的，为政权服务就是反动的”，这样一来只有无政府主义才能合乎“道德”。毛泽东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即便这话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基本的问题还有：除了儒家提的一整套治国方案，农业社会时期还有哪种让普通劳动者更得利的政治方案？不要去西方找了，文化没有绝种的只有中国。

《道德经》提出“恒使民无知无欲”，与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和“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显然孔子更适合各种时代。没有儒家的重名（不要跟名利等起来，名与名利是大不同的）重教，按道家法家墨家的办法，不知道能传多少文化下来？

法家提倡愚黔首只“以吏为师”，韩非子在《忠孝》中明确鼓吹【“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提出君主不得打倒，“三纲”硬度相当大；墨子提出“明鬼”愚弄人民，等等，又是何等反动！与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矣，未　闻弑　君也。】【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即君王无道百姓可以造反，君王的亲戚可以夺权——又是何等的天壤之别。

孔子老子时代，战场上“不辱　国　君”的“礼”大部分还是维持住的，孔子的学生都是能打仗而且是肯定和支持打“正义”的仗的，孔子想恢复周公的故典，跟今日要恢复毛泽东的故典比，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并不是自我撇清，其继承的是上古典章制度。《庄子-天下》对百家很不客气，认为他们都是偏科生，高考是拿不了高分进不了大学的，提出“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却不全面，是“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认为“大备”——即统领百家——的，是“旧法世传之史……其在于《诗》、《书》、《礼》、《乐》”，也就是儒家。

“把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仍然在于一个解释权的问题。没有解释权，别说儒家，连马列都能搞成修正主义，连毛泽东都能被利用【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前半句显然不需要再验证，后半句还任重道远。　　

“解释权归商家所有”，问题还是在于“商家”。至于儒家好还是道家真，或者诸子更先进，显然都是皮毛。　　　　

补充说明“行不由径”的来源。

根据《周礼》“遂人”“匠人”条目得下表：

“井田制”中每户农民在自己包产地跟别人的包产地之间挖宽度深度各二尺的“遂”，边上修“径”，是最小的交通等级。孔子讲有礼的表现之一就是走大路，“行不由径”，目的就是不要走一家一户田边的小路，一来避免不必要的犯险，二来免得糟蹋农民的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