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不能唱独角戏
我们宣传“和谐社会”已经有一些时日了,可是,由于对黑社会的姑息与纵容,有时候“和谐社会建构”就成了自说自话的呓语。这些年,社会治安越来越糟,官员腐败愈反愈腐,收入分配愈分愈偏离公平正义的原则,以及发展中的环境污染久治不愈四大问题相互缠结,其中有关政治层面的就占两个,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治安方面问题多多。人民已经是怨声鼎沸。比如坊间早就有言,说是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积极分子憋气。这种情况任由其蔓延,势必民心丧尽,并危及中共的政权基础!所以,像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执政的黄金时代一样也在全国范围内来一个从重从快从严的打黑运动,放在当前就势在必行,惟其如此,才能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调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并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夯实民心基础!
最近,被誉为中国普京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山城重庆下硬茬,他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对重庆的黑恶势力绝不手软并一网打尽,掀起了中华大地除恶打黑的廉政风暴,使人的眼睛为之一亮,的确大得人心,大快人心!那么,其他地区的父母官从薄熙来的打黑行动中能得到什么启示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作为一个地区的一把手,一定要处理好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人民民主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敌人不发霹雳火,对人民就难显菩萨心。对人民的痛痒麻木不仁,必然就会与敌人沆瀣一气,称兄道弟,狼狈为奸。所以,身居高位的一把手当老好人,当“弯弯绕”,不敢得罪人,没有一腔正气,没有一点血性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这样搞就是对人民的背叛!儒家文化当然有许多糟粕,但孔夫子提倡的“仁者”风范还是有借鉴作用的,这就是“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二是打黑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掺沙子打石头”的办法,用福山所说的尊重契约精神基础上产生的“生人文化”来制服“熟人文化”下只讲面子难讲真理的怪圈,这样才会收到奇效。这次重庆打黑,薄书记从外地调来了坚持工人阶级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道德原则的劳模作为左臂右膀,就非常好。以往许多地方打黑收效甚微,就是让有千丝万缕血缘和地缘关系乃至利益关系的人们之间相互之间“打”,群众把这叫做黄世仁打穆仁智,这能有几多胜算?因为到头来国家法律与条文在亲情友情的牵制和各种利益网络掣肘下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从外部下手,不失为一招妙棋。三是一定以红治黑。因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反映她的红色经典不去占领,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就会占领。如果说打黑是治标,那么,倡红就是釜底抽薪和治本之策。倡红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心智结构,从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走势看,从西方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后现代转向看,制度万能论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代之而起的是,就是人们对美德伦理的呼唤和人的心性改造的预期的看好。彼得圣吉在其所著《学习型组织》一书中讲到,学习的最高境界就是心智的磨练,这就是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国儒家一直有一个诗教的传统,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认为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历代封建王朝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把《诗经》拿来娱乐弟子并考见政治得失,这一次,薄熙来书记让山城人民唱红歌,发红段,跳红舞,就是深得历史与革命传统的好做法,因为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主体人格,才是拒腐蚀永不沾,抗击颜色革命的法宝和制度安顿的灵魂与依托。
人心是可以改造的,人性是可以变迁的,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邓小平认同的。比如在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在反思北京风波时就讲到,严重的问题是对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这本来是应该坚持的,可是后来赵紫阳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完全抛弃了,甚至在“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名义下把我们党多年坚持的政工专职队伍也解散了。香港的报纸马上做出反映,说是大陆百万书记“虾球转”!但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的忧患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政治思想工作就每况愈下,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队伍变成了“多余的人”,即便有一些政工部门,其治理思路也是用经济的办法治理人的思想问题。比如,赵紫阳就问秘书鲍彤,治理一个妓女需要花多少钱,秘书鲍彤说至少要花三千块钱,赵紫阳听后认为成本太大,借口经费紧张而面有畏难情绪。其实,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各种生动有效的具体活动中去,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江苏省海盐衬衫厂厂长布鑫生就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各项具体活动中而且收到奇效。比如,他组织人员编厂史,做厂服,办厂刊,唱厂歌,职工子女参军考大学就业就敲锣打鼓地登门祝贺,搞终身“四庆贺”,等等,这就极大地激发了衬衫工人的主人翁自豪感和大干四化的政治责任感。可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邓小平的观点后来也就丢了,基层坚持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形式也丢了,最后导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人的世界彻底异化,许多地方经济一时上去了,但价值的世界却崩溃了,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无良学者结成了“铁三角”,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变成了三个不代表。社会分层结构的断裂层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的主体,即广大的劳动人民被边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疲软不振,邓小平后来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说如果社会风气变坏了,经济发展再怎么快也没有意义。可是这个问题他已经没有能力解决了。胡锦涛的“保先”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在保先中他说“既要对事,也要对人”,这样就对江泽民所说的“对事不对人”有所超越,并且带来了软弱涣散状况的明显克服。可是,由于欠账太多,拨乱反正的力度与老百姓期望值还是有差距。老百姓早就盼望来一次大的风暴,以荡涤朗朗神州上空的污泥浊水,并且把人的世界还给人。所以,薄熙来在重庆的打黑风暴,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这也对其他地方的父母官是一个启示,只要认真诉诸于实践并坚持持久战,而不要毕其功于一役,并在打黑中建立一个倡红打黑的长效机制,相信中华民族还是有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