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怎样从官场消失的？

        老百姓盼望已久的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就是千呼万唤出不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早晨晨练，我问了身边的一些人，这些人大都是退了休的老同志，他们说，想得美！要让这些“人”把吃进去的吐出来，无异于与虎谋皮！联想到有学者说如今“公仆们”大都成了虎狼之辈，我不由感慨，于是一个问题边浮出水面，即究竟在我们的官场上，人是怎样消失的呢？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如果我们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我们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只能是以诚信交换，以关爱交换关爱。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大写特写的“大人们”，一旦发现自己有违“公平正义”这一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而多吃多占了，他肯定会痛改前非和重新做人，不但会主动退赔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而且会衷诚地说上一句对不起的道歉话，以求得人民的原谅。可是，若果官场里面连人都没有了，剩下的大都是清一色的狼虫虎豹之类的东西，你就真的别指望他们能有所反思并能改邪归正了。当然，我们的公仆队伍从总体上是好的，起码是能守住做人的底线的，具有人味的人在高层决策层面和基层作业层面肯定是占大多数的，否则，我们这个社会也就早解体了。我说的是中层管理层面的状况。我相信张宏良教授的估计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最高层的领导和草根阶层的心往往是相通的，关键是中间层问题较多。所以说人的消失，主要是指中间管理层面的“官场”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风景。

       那么，人是怎样从中间管理层面逃之夭夭的呢？我认为在时间上讲，大概是由王朔写的小说《你千万不要把我当人》问世开始的。因为当代文学总是情思的宣泄和时代的折射，王朔的小说所折射的一定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情绪态度。所以说至迟就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人就慢慢从官场退出，而取而代之的就是龙与虎为主体的枭雄之辈！之所以会出现“人的不在场”，窃以为和以下一些因素难脱干系：

    首先，这与我们的中层管理队伍疏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儒家讲一个“学而优则仕”，这虽是个老观念，但却不无合情合理性。因为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士”，左边再加一个偏旁人即为“仕”，这就起码还能保证当官的有一定的人品，如果一个人耻于做人，那你想谋事或者谋大事也就压根而不可能了。所以一个人要想当大官，须得首先做好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教育和政治也是“政教（育）合一”。与西方教育传统的本质是“爱知之学”不同的是，中国的教育传统即为“成人之教”。整个教育过程，就是把一个人从自然人（儒家称之为小人）转化为社会人，这个社会人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富含仁爱思想的大人，这些大人作为儒家的信徒，大都能谨守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正德”的基本理念，并且大都有“当官不为名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基本操守。可是，这样一些传统的好东西都让我们的官人丢弃了。

     其次，这与我们的中层管理队伍颠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根本主旨有关。以我的学习体会，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个人”。而现实性范畴是对联系和发展的诸多范畴的综合和统一。而人的现实即如马克思所说，是各种现实关系的综合。而我们都知道，人也是一个善于流动的动物，因时间地点场合和人自身所承载的现实关系和“场景”的切换，人就要不间断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比如，一个企业领导在企业里面搞经营管理工作，这时你或许就是一个功利型社会角色，你就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你就是经济理性人格。但是，一旦省委组织部考察你以后打算提拔你当一个省的省长，你就要适时地进行社会角色转换，就要从一个经济人变为一个社会人，就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你觉得这种世界观的改造对你来说实在太难了。你就大可不必去当这个官，把你的工厂做好也就行了。否则，你就要打造一个表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诉求）型角色的新形象。可是，也许是让西方未来学家托夫勒等人不幸言中了，我们的中层管理领域确乎发生了专家和经理的革命，这些年从企业里一步登上省级领导的不在少数，这些人由于懂管理，会经营，的确给一个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动推作用，然而，由于从价值观上依然囿于在企业所承载的生产经营关系的谋利冲动。所以就在新的岗位上表现了某种角色意识的错位。

       再次，这与我们的精英学者用西方的“经济人理论”解构马克思基于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所提出的公仆理论有关。有学者写专著讲，“一般来说，对一套制度的解释需要以某种人性的假设为前提，才能说明人的动机，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类能动建构的正式制度安排，更需要已明确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行政体制的也不例外。实际上，经济人假设和公仆假设哪一个更为真实的讨论，将确立解释行政体制建构的总思路和基础”。接着，这位学者就以毛泽东的一段名言即“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说事，指出“在现实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要达到毛泽东所说的“标准的公仆”境界是很困难的。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公仆假设只具有偶然性而只有经济人假设才具有必然性。并且他还说道：“对国家和行政公职人员做经济人假设，直接有助于杜绝一个绕不过去的理论矛盾，即何以在企业当工人，在商店当营业员是经济人，而一旦进入政府或调至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就摇身变为“公仆”？他说：“据悉，还没有什么理论和实践能解释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这种把人看成一尘不变的经济人，不承认人的因时间地点和关系的切换所具有的瞬息万变性，不承认除了经济人以外还有表现社会良知和公平正义价值诉求及其相应人格的观点，很难说是一种有辩证法色彩的理论观点。

       第四，这也与我们的国家中层管理队伍“异化”“社会”观念有关。在这里，西方的“社会----国家”二元分析框架或许能派上用场。众所周知，从先赋性角度考察了“社会”与“国家”二者关系的“前世”，我们就能对二者“今生”的某种“异化”产生切肤之痛。在西方，是先有市民社会而后由国家政府的。而且不难看出，早期的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慈善机构大都是有宗教团体举办的。因而一般而言，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往往在管理社会事务中比私营企业更为无私而又比国家机构更为高效。这样就对这会上的私营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形成道德上的压力，这种压力又会成为政府机构的自我提升和人格完善的动力。从而保证他们不至于变得很坏。可见，在西方市民社会概念里确实蕴含着深厚的社会关爱价值观，那么，竖立其上并要为市民社会提供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就要充分对自身的社会公共价值观保持高度的自觉。这样就能促使他经常地发挥国家的管理社会和服务民众的社会职能。可是，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总是表现为国家本身的强大和市民社会的相对的弱小，尤其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爱价值观，即被我们的公仆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于是，导致我们的政府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离马克思所说的“廉价政府”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在二零零八年的财政收入中，政府的管理成本竟占到百分之二十。于是，就形成了一种“人民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尺蠖效应”。

        第五，这也与我们的国家中层管理队伍丢弃社会主义人的超越性品性有关。列宁认为，知难而进应该是社会主义人的品性。这其实就是人文精神中的超越性品性。超越是指现实的人对人的现实的超越，一方面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有机的和无机的环境的超越，也同时表现为人对自身文化品格的超越。而后者更为重要。近三十年来。我们发现我们的超越路径却是值得反思的。即过多的强调了人对身外的物质环境的超越，而过于轻视了人对自身文化品格的超越。按照黄继苏先生的说法，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一次悲壮的“出走”。这个出走其实在本质上讲就是人对自身自然性的扬弃和对形上性的社会性情怀的执著。惟其如此，才能摆脱人的动物性，使人真正地成为人，并且进一步使人的世界成为真正的人的世界。可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公仆们却带了一个很坏的头，首先是他们放弃了向上做人的努力。其结果，在引入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时把社会变成了一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大森林。在这里通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原则，于是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搞得乌烟瘴气。

           总而言之，现阶段中层管理队伍之所以造成人的缺席和人的不在场，直接说来，就是把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中特别强调的经济理性人在盲目引进中作了抽象的夸大和普遍性的推广所致。我们不能说经济人就不是人，只是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的社会关系必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和人格，如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道德人，自然人和社会人等等。在什么岗位上，就要扮演什么社会角色，如果一个人想在政治领域内实现自我，你就别无选择地要认同社会人和公仆角色规范，一个由好人组成的勤政为民高效廉洁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然会对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精神动力，否则，做人上的失败必然会毒化大面积的社会空间，到头来，经济虽然上去了，但社会就会走上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