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的功业之别

一：历史位置，决定历史评价　　

近二十多来，精英士夫与普通民众每常喜爱论辩太祖太宗优劣，就评价的轨迹来看，初期几乎一致，近期则按照各自的利益期待，截然分作二派。

在我来看，仅以各自的利益期待来评价太祖太宗之优劣，实有时代局限性之嫌，历史人物之得为历史人物，就在于其影响是历史性的，仅着於眼当代人的利益感受，岂能善尽其历史的风采？

根本的看，特定历史人物可望获得怎样的评价，取决於其评价者，究竟是谁？究竟站在怎样的历史时段，来审视其历史影响？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于前人历史功业的时代感受，自然都是颇为不同的。

当我们身处千年的历史尺度，我们会站在宏观大历史的角度，来省视该特定的历史人物，究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以及对历史的发展，起到过哪些值得一提的作用？

当我们身处百年的历史尺度，我们会站在时代发展的审视角度，来看看他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看看他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境遇，导致了哪些无法忽视的作用与后果？

当我们身处十年的历史尺度，我们多半会站在切身感受者的位置，来对该行为进行基于体验角度的价值评判，我们会看看其所作所为，究竟使到我们遭受了些怎样的切身境遇？

易言之，完全切近该特定历史时代的人，自然会极其理智的以其切身体验为判断依据；而离开该特定时代逾久，愈会关注该特定功业的历史作用，而不太会关注实施该功业的过程与细节。

明确了我们进行历史评价的方法与标准之后，再来进行我们的历史分析，就不太会将自己的情绪与喜好，无谓的掺杂其间了。

二：宏观大历史的千年尺度　　

站在千年尺度的历史长河中，一切形式的阶级私怨，早已难以立足，我们所看到的将会是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些什么弥足珍贵的东西？或对国家的历史利益造成了怎样永久性的损害？没有人再能看到那些鸡毛蒜皮、唧唧歪歪的狗肉帐，而只会看到太祖的下述功业：　　

1：驱除外虏，扫平乱局，　　

一举扭转了中国受制於外夷的百年祸乱史，使得中国重返了雄震东方的大国地位。就荡平百年乱局而论，仅次于削平300年乱局的隋文帝；就驱除外敌来说，并驱於明太祖；（民国并未驱除了满人）及身而能平靖四夷，比汉乃提前百年，敌明则身兼成祖；拟唐则及身而为“天可汗”，垂拱以朝四夷，声威令誉远及于亚非拉，合唐太宗与唐高祖方足以当之。　　

2：拯世救民，德惠四裔，　　

自古以来，开国而能德惠四裔，万邦克谐者，其惟三五之世。三代以下，两汉晋宋，略不足道；元清二代，虽曰万邦克谐，其实引夷制汉；亦只隋唐民国，差强人意而已。　　

太祖开基，泯华夷之别，一赤子之心；藏人奉为世佛，回蒙惊为天人；贫民翻身解放，男女从此平等；等贵贱，均贫富；申民气，新道德；破私立公，兆民景从；两弹一星，利器镇国；莅政卅年，路不拾遗；五六民族，颂同救星。　　

3：为民立极，天工代行，　　

中华开辟以来，政制与道德，肇创於黄帝，大备於西周，衰残於晚清，剧变於民国。当此之时，西方道德，祸乱中华，知识精英，尽皆皈依，千年相承之公德至上，一夕变作以自私为高，士德败坏，民极崩圮。太祖莅政，乃树公义，乃新民德，垂为国制，期范后世。　　

政治上，将旨在确保社会公正公平公义的社会主义，册封为国宪；　　

文化上，将一切可能导致私心自用的不良习气，悉皆鄙弃为陋行恶德；　　

制度上，务必将工农扶持为国家的主人，并帮助他们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机制，以免被贪官污吏伙同无良精英及不法奸商，所组成的共犯结构，趁机窃夺了他们的利益。　　

站在千年尺度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会看到太宗的下述功业：　　

1：三行伊霍之事，建立继承制度；首行伊霍之事的伊尹与霍光，被后人视之为擅行废立的符号人物。自古以来，三立其君者有之，譬如慈禧；二行废立者有之，譬如司马昭；三废三立，视国君於刀俎者，其惟太宗一人而已。　　

2：只允许权贵精英富起来，声称种下的是龙种，兆民获享的却是跳蚤，历史人物的盖棺定论，只能由其制度后果，而非由其自辩，所能证明。　　

3：制造了史上最大的贫困阶层，为在制度上落实只允许权贵精英富起来的惊天宏愿，直接导致了巨达7000万之多国企主人的失业回家。我还没算万一开启了农地兼并的潘多拉瞎子，百年之后，就不是区区7000万贫困阶层了，这个数字将会在5亿以上。　　

我这么评价太宗，必然有许多人不同意。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我该如何为其辩护呢？　　

他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政策补救吗？或许他也曾考虑过补救，但迄今为止，被其所聚集起来的潘多拉共犯结构，还在那条既定的残民以逞的罪恶道路上无所忌惮的裸体狂奔，而这，似乎只能加剧千年之后人们对太宗的历史印象。　　

千年之后的人们，只怕所看到的将会是一场肇因於太宗的一场对中国的根本利益损害更大的社会革命。相比之下，其它问题还可以算是前进道路上，能够弥补的错失，国家根本利益的受损，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三：中观历史的百年尺度：　　

孔子论史，有所见所闻之别。以百年为度，任何风起潮涌，全都只余回响；所有铁马金戈，尽皆但闻激荡。但到底百年未久，人虽亡而政未息，政虽停而思犹在。虽曰我们还会本能的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按照自己的利害考量，对百年前的旧事，而生立场之别，而起是非之判。但一般来说，我们的眼光还是能够聚焦在百年前的善政恶德，对后世国运的切实影响，这个切身的利弊判断方面。　　

站在千年尺度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会看到太祖的下述功业：　　

1：优先对以工农利益，进行制度安排，以免其受到歹徒的侵害；　　

2：兆民同德，戟力兴邦；振衰起疲，再造家国；留下海量的非货币资产；　　

3：为国家建设了完整的工业、科技、教育，以及足以自保的国防体系；　　

4：使国家以棋子之身，翻成博弈世界的棋手，为G2格局奠定结构性基础。　　

基于百年尺度的“太宗功业”：　　

1：经由利益收买，一手构建了一个由无良精英、贪官污吏、不法奸商组成的祸国殃民共犯结构；并按照该共犯结构的私利所在，优先对以其利益保障，进行制度安排，以使其能够更好的侵害工农利益。　　

2：通过将国家资产的货币化与信用化，遂行自由经济改革，放弃社会公共责任，包括对全民财富的托管责任；短短30年间，通过鱼肉百姓、祸国殃民、窃夺国资、卖国敛财，速成了史上最大的贫民阶层，以及世界第三的剥削阶层。 　　

3：韬光养晦，卅年生聚，保住了博弈世界的棋手资格；　　

四：近观历史的十年尺度：　　

在十年尺度的视角之下，与其说我们是在进行历史判断，毋宁说是在进行情感抉择。　　

我们赖以选择为判断依据的几乎一切理由，差不多全和我们各人那特定的生活经历有关。譬如说，命运究竟安排我们处于一个利益受损，还是利益获益的位置？我们身边所听闻到的利益感受，究竟是以怎样的利益曲线分布的？也许我们原本有着一些基于信念的价值判断，但即使最理性的人，也都难免会受到其切身感受所修正。　　

另外，流行的话语潮流也很重要。在十年的尺度下，许多事情与政策的利弊所在，还都并未充分的呈现出来，社会大众都非先知式人物，难免都会进行跟风判断。　　

100多年来，从“守正”到“洋务”，从“变法”到“革命”，从“忠君保皇”到“驱除鞑虏”，从“君主立宪”到“五族共和”，从“传统”到“西化”，从“文言”到“白话”，从“国民革命”到“社会革命”，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城市工运”到“土地革命”，从“亲俄”到“自主”，从“反蒋”到“抗日”，从“路线斗争”到“历次运动”，芸芸众生，才刚跟得上前一个话语价值，后一个又接踵而至，才把“马列真理”与“计划经济”摸熟，这边又迎来了好像更牛的“西方真理”与“市场经济”，这边刚被习惯于认为是“左派”耽误了中国的发展，那边就开始罗列了“右派”的祸国罪证，社会的主流大众，哪里跟得上这种眼花缭乱的智力竞赛？　　

几乎是前者刚占社会主流舆论的位置，后起的先知已经开始进行新的思想启蒙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以十年尺度为衡量标准，也取决于你进行某种判断的时候，究竟在刮哪阵风？　　

社会的主流大众，永远觉得自己所处时代的最强音是正确的大道理；永远以为别人为他总结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思考出来的道理；即使是那些自以为理智到了极点的人，也难免会认为被其所看到、听到的最多罪状、以及最近的罪恶推论，才是最该唾弃的。　　

对于他们来说，其所抱持的观念，其所抱持的评价标准，永远都是即将应予变更的流行语调，他们的思想永远与先知先觉者，相对立，甚至相敌视。　　

简而论之，以十年尺度为历史评价的尺度，我们永远会被自己的情感与所信奉的逻辑推理，而迷离了自己的眼睛。　　

当然，我这么说，并非一定非要各位拥毛或拥邓，而是这实在是我们进行价值判断的罩门。试着回首千年之前的事情好了，岳飞的反抗侵略，居然都会被认为是破坏了民族团结，哪你怎么知道60年前的抗战，不是历史性的迟滞了东亚共和国的成立呢？蒋介石与毛太祖不会是东亚分离主义的头目呢？　　

这种看法，决不能全部怪罪到精英祸国的上面去，我们自己逻辑不清，实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五：世俗政治与价值政治博弈下的太祖制度之分析　　

1：谋及万世的制度考量　　

太祖的社会评价曾在5、60年代，达到过巅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绝对信从，要是一般性的历史人物大概早就见好就收，坐享人民的万世景仰了。然而，太祖却志不在此，他的眼光投向了我们至今仍难理解的更加深层地方。　　

几乎可以说，社会的不公正，大概是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因贫富不均而导致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基本上这只是进行了一次新的贫富占位而已，就贫富地位的结构性差别来说，从未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变化。　　

太祖的问题在于：他不单想要帮助与其同时代的穷人改变其弱势地位，他还想帮助今后所有的穷人改变其弱势地位。前者，固然可以经由当前的制度安排来予以保障，后者，似乎就绝非进行简单的政治安排，所能达致的了。　　

在他看来，值此旧道德濒於毁败之际，政府的核心责任，不但必须承付起现世的责任目标，也必须承担起历史与文化的责任目标。其手段则是，将国家制度进行顶端的笼罩性设计，而只有这样，才可望将充分发挥出大政府的行政作用，事实上，太祖也的确将政府的行政作用，发挥到了人力可以想象的极致。　　

太祖虽在口头上力批封建道德，但在实际上，却似乎一直沉浸在道德不曾浇薄的人性假设之下。在他看来，既然中华伦理能将华夏精英，浸染为对家国天下的产生无条件责任感的封建士大夫，那么，是否可望将其改造成为对新社会具有无条件的责任感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呢？　　

于是，他高估了人性，高估了建立新道德的可能性，悍然发动了旨在从人们的心灵深处，进行社会与历史责任安放的“文化大革命”。　　

无论怎样，时间的紧张，国力的疲弱，人性的浇薄，国家环境的险恶，太祖在其发起最后战役的时候，已是助力无多了。其力图提倡并奖掖的，应该首先将家国天下的最大利益，为其优先利益感的社会精英的衡量标准，终于，也无可奈何的失败了。　　

太祖的这种想法，被今天的我们，全然视为笑谈。但无论是国家也好，企业也罢，任何不能为你所用的人才，即使神般的供着，不过备位而已，他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国家的精英，如果都去国外为自己而奋斗，即使获得再多的诺贝尔奖，即使占据了华尔街与硅谷的所有重要岗位，又与其祖国何干呢？　　

换句话说，如果北大清华培育了满校的杨振宁，却谁来做邓稼先呢？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余力欢迎游子归家创业，哪一点不是以邓稼先们的成功努力为基础呢？如果没有邓稼先们的努力，这些一切以自己为利益优先的游子们，又能回来做什么呢？　　

或许，德才两兼的圣士，根本就有其一定的基因比例，太祖却错以为可以凭了组织与制度的力量，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或许正是太祖不该将上帝的功能，设计进党与政府的制度架构，从而使它们无谓的承付了其自身永难托付的历史与文化使命，进而使得它们获得了更多的失败基因，或者说是遭受了过多无谓的失败牵连。这才使得太祖所“垂示”的“鸿恩”，无法成为普世的“鸿恩”；进而使得他无法“作育”出无别贵贱的“忠臣信徒”。　　

2：为何屡对太宰发出才难之叹？　　

现在看来，太祖的最大错误应该在于：他不该违背老子“民不可使知之”的伟大教诲，他应该采取一种有预谋的“愚民政策”，直截了当创见一种旨在宣扬、信仰并维护该新道德的宗教；以道德与价值强制的方式，将人们的思想与价值观维系起来，并将其作为对世俗政治的一种立场诉求。假以时日，或许还有实现这种“为万世开太平”的可能性。　　

我们时常搞不清楚，象周恩来这样不世的宰国之才，太祖何以老是对他不满意呢？如果不是心理变态，又能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正说到了潜藏在太祖心灵深处的真正的“才难”心态之所在。　　

何以然者？　　

既然从世俗政治的标准看，周恩来如此之强的宰国能力，识才如我们都能看得出，国民党更是将其视为缺之不可的伟才，太祖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会委托他承担长达27年的宰国重任吗？　　

说到底，太祖慨叹的绝非我们所理解的这种俗世的政治标准，而是能否协助他历史性的实现让今后所有的穷人，都能改变其弱势地位，这种“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重任。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太祖每每嫌弃太宰缺乏这种历史性的信仰担当，而比较容易屈从俗世政治的压力。换句话说，太宰的长处在于入世太深，而太祖则有些出世太深了。　　

3：被失败的太祖之道　　

下面回到人民的身上，古人说的好，俗世之人是只可虑成，而不可虑始的。　　

解放初期，太祖给人民指出了一条这样的自我解放之路：　　

虽说，无论哪种能够存活下来的政治理论，都是将政府的生存合法性，建构在其对人民福祉的增进之上的。　　

但是，太祖却指出，这依然属于一种等待明君莅世的被动思想，真正长久的办法应该是：找出一种将人民组织起来的自我合作之路。　　

这在社会与政治学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人类发展至今，从来都是依赖其组织功用，而得以灵长於动物、强大於邻邦，并强盛於一切竞争对手的。一部政治学，是组织行为学；一部企业管理学，还是组织行为学；无论是文化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宗族兴衰史，抑或是国家、军队、城市、村社、公司、网站，举凡一切群体，又有谁不是靠着组织能力的差异，而谱写其可歌可泣的兴衰史的呢？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组织力量的不二作用，那么，我们为什么就该囿于目前的这种组织形态为教条，而不能进行组织创新，甚至组织促进呢？　　

历史不能重演，太祖意图通过组织创新的方式，来确保其社会改造计划的努力，的确在30年前因为无路可走而“被失败”了。　　

但是，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被失败”呢？　　

是一种基于管理学的组织方法论的“被失败”？　　

还是一种基于人性恶假设的组织界限的“被失败”？　　

还是一种基于世俗的利害计较的“被失败”？　　

不同的失败假设，决定了我们对此事的性质理解。　　

如果只是基于管理学的组织方法论的“被失败”，那将并不意味着这是路线的失败，只要经由组织创新，就可望予以解决。　　

如果是基于人性恶假设的组织界限的“被失败”，那这将意味着我们人类绝不可能对此进行任何形式的组织创新的突破。　　

如果这是一种基于世俗的利害计较的“被失败”，那这将意味着，要么是政治问题，要么是能力问题，要么是意愿的问题，总而言之，其实就是领导力的问题。　　

4：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无论怎样，由于我们是身处该特定历史时期的当事人，我们只能无可回避的承付起，由太祖邀约，而为我们所接受的共创新中国，这个历史共业的几乎全部的代价与成本。　　

而当太祖与我们达成的：低工资、高付出、高积累、高社保的政治契约，在其身后被恣意撕毁后，我们所留下的一定只会是无尽的折辱感与被欺骗感。必须承认：这种情感总结，的确是极其理智并非常应该的。但我们是否也该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有否搞错了这其间的逻辑关系？　　

如果这是太祖旨在剥削我们的故意欺骗，我们似乎更应该去主张我们的劳动积累，而非甘愿的奉送给贪官污吏呀？　　

如果这是太祖在率领我们走着一条前无古人的自强之路，那我们更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已经穷尽了一切旨在自救的可能性呢？太祖又不是神仙，他能为我们找到这条自救之道已经蛮伟大的了，如果我们相信其所指出的这条路，是可行并应该的，我们怎么可以因为先知的离去，而将其无法控制的身后历史发展，视之为一种必须归属於去本人的十恶之罪呢？我们自己的立场究竟又到哪里去了呢？说句实在话，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以行动支持自己的立场，也不愿意以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您的倒霉，却又怨得谁来呢？　　

另外，一些自以为是的理智者，颇多爱以人性恶为据，指责当时的颟顸与欺诈。但实际上，至少他们的父母辈，好像还是全都兴致昂扬的假装自己的确是人性善的。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被毛欺骗了，但是部队的奋勇牺牲又该怎么解释呢？莫非全都吃了三尸脑神丹么？在这里，抱持信念而欲图重构历史真相，应该是非常之难的。在历史的深处，实在有着太多我们未能理解得到的东西。　　

六：作为动机信念与行为成效矛盾体的太宗制度之分析　　

1：太宗的决策与行为特征　　

说句实在话，我从不认为太宗就该是被“共犯结构”所尊奉的“新朝赤帜”的那个颇嫌简单的政治形象。　　

相比於天马行空、谋必万世的太祖，太宗的想法显得的异常入世，他讲究的是顺从人性，亦即通过利用与调动人性的自私及贪婪，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进步。　　

就领导特征而论，太祖类似於市场部出身的领导，不但要自己创新产品，也要自行寻找市场模式，更要设法做成样板市场，如果不能谋事必深，虑行必远，哪能走得出如此之雄浑气象？　　

太宗则类乎销售部的事务协调员，既无没有指挥战役的经验，也无撰写作战计划的历练，完全都是靠着聪明机智与见多识广，见招拆招的棋不看两步，而进行即时反应的领导特征。　　

太祖的高难杂技，连亦步亦趋如太宰都跟不上，更遑论它人？既然假政多年的刘悯帝，都免不了经常根据世俗逻辑，而屡屡对其纠偏在前，则素无方面之才太宗的变政在后，也就是理势之必然了。　　

视乎太宗的变政历程，其依恃己智，而临事定夺的决策痕迹，随处可见。惟其见招拆招的棋不看两步，使得他总是有些后知后觉，不到火烧眉毛，总愿意将顺着石头摸出来的道路，坚持走到不能再走，以免回头再摸；遇到问题，也是拙于及时采取有效的促进与补救措施，有些时候，往往因为不能见几识微，而致酿成措手不及的滔天大祸；有些时候，则会因其信马由缰，任其所之的盲目感，而使其身不由己的被新朝权贵奉为的窃国祸民的“变政赤帜”。　　

太宗的信念立场与历史地位或许是相反的，究其信念立场而论，应不在于其被摸石头摸出来的政策制度的历史与社会影响，而在于因其虑事不周，而被其误导的德宗与废帝的被斥逐。但究其历史地位而论，他却只能为被其所主导出来的那个政策制度的社会后果而负责。与太宗这种“被迫的历史形象”相比，太祖的历史形象，则明显与其行为及思想意愿，更加的一致些。　　

2：行为矛盾误人不浅　　

太宗的主政，充满了未经熟虑的一厢情愿，不但误导了哼哈二将，也误导了人民大众，但唯独没有误导那个后来继起的共犯结构。　　

对于哼哈二将来说，他们当然有理由认为太宗的思想逻辑应该是一致的。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于：太宗的逻辑一致，是基于摸石头的逻辑一致。在别人看来，所摸石头的物理方向，应可决定行为者的逻辑立场；但在太宗看来，既然行为主体是迷路的自己，行动目标就还该是原来的道路目标。他遵循的是自己的目标逻辑，而非是由其非必然接触的具体石头，所规定的石头逻辑。　　

对于人民大众来说，一向信惯了共产党的话，这次听说已经无法再一起富起来，而是改由先富带后富的性方法。于是，头脑一呆，居然错以为又回到了50年代的太祖那里，结果一个个傻傻的奋勇让出其生存机会，以便共犯结构们的群魔共舞。　　

对于共犯结构来说，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世上居然还有这种痴傻的蠢材？老子辛辛苦苦的富起来了，怎么会帮助你等白痴富起来呢？天下的财富，乃是一个定数，不是你赚，就是我得，你他M的得了去，老子还会再有么？　　

对太宗来说，他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先富带后富的想法，无异于荒诞无稽的天方夜谭。但他的这种天方夜谭，却还不是共犯结构所倡导的基于市场经济的天方夜谭，而完全都是基于太祖的人性与社会假设的天方夜谭。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太宗的思路、抱负、路数，其实全都未脱太祖的思维逻辑与制度体制。如果不是太祖余荫所建立的信誉，我不知道世界上，竟然会有哪个神经病胆敢这么要求老百姓？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是错因为这还是太祖制度的治下，世界上会有哪国的老百姓会如此的愚蠢与轻信？也许太宗的良法美意，已经被共犯结构历史性的演变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骗局了，但是，我们难道就不该反思一下，世界上宁有如此轻易的骗局么？ 　　

3：摸石头摸出的“太宗晚年定论” 　　

如果说，评价太祖的历史功业时，所充斥的更多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过去的反思的话；那么，评价太宗的历史功业，所充斥的则更多是一种无奈的惆怅与忧心的惋惜。历史的看，如果说，我们对太祖的好恶评价，一般都是根据各人的立场与信念，而导致迥异有别的价值对立的话；那么，对太宗的评价，则将更多的会因太宗那充满矛盾的行事风格，而产生更加难以剖判的立场纷争。　　

说起来，太宗应该算是一位有信念、也有担当的政治人物，其行事虽然有些恃智而寡谋，但一旦嗅到危机，还是能够当机立断并勇于承担的，在对德宗与废帝乱政的果断处理中，我们更看到了他基于原则的奋不顾身。　　

也许，会有人愿意将太宗未曾公布的历史档案，作为对太宗进行历史定调的依据。可是，在共犯结构的塑造之下，动机信念与行为成效，本就矛盾的太宗，已然身不由己的被奉为了新朝的赤帜，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将其虔诚的沉淀为了一种坚强的信念了。　　

一旦凝为信念，恐怕就不是你顺便公布几份文件，甚至公布一份太宗自述立场的录像所能证明的了，就像日前曾公布的太宗反思改革的谈话那样，他们会象你想象的那样相信其证据力吗？即使你有办法能够证明那是真的，对方也会理智的弱化其中的立场，而将其理解为太宗并非意在停顿由其所倡导的这场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而只是表达了一种忧思什么的。　　

为什么会这样？　　

要知道，以太宗在市场经济史上的地位，已经被追捧为媲美撒切尔里根的鼎足三分的位置了，有了这样高迈的护身符？你当共犯结构会甘心丢弃吗？　　

所以，我猜想，今后关于太宗晚年反思改革的资料，必将会有更多的公布，而关于太宗晚年反思改革的辩论，更将会被热火朝天的炒作起来。除非左派阵营有幸出来一位理论天才，能够有办法对太祖理论予以新的理论包装，以使其能够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否则好像左右两派都不会甘心放弃太宗这面大旗，谁都需要援引太宗的某些语录，来论证其政治合法性。　　

中国思想史上，曾经有一门非常大的显学，叫做：朱子晚年定论。纷纷扰扰，数百年来，也难定论，何以然者？立场与信念决定态度之故也。　　

思想史注定是不会寂寞的，我想，多年之后，如果“太宗晚年定论”，也会被升格为一门显学，想来也应该可以预期其定会热闹非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