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非处于双城记时代

                我们并非处于双城记时代　　

                           朱蓬蓬　　

在全球金融危机也许即将“触底”的时刻，世界上各式人等对中国的评价还是两个极端，不是大唱赞歌，就是恶念咒语，一会儿说中国将无比强大，连美国智略家也提出G2的设想。但一会儿又有人大放厥词，说中国的威胁论不能不防。　　

外国人的评介鄙人不想去说他，因为他们比较现实，比较利己，所以很自然地也会比较客观，对问题的研究到了一定的深度，杜威的实用主义就会逐渐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和议论。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中国的精英们大声疾呼要向西方学习民主和管理，官员花高价钱到哈佛大学学习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但西方的官方幕僚却反过来说，中国的管理有他的道理，尽管中国已经正式宣布不搞多党制，不照搬西方的民主，但西方似乎并未感到意外，经过研究考察，更认为中国的领导体制强而有力，这在北京奥运、汶川地震、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不容置疑的印证。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公然发表文章说，“西方的思想文化不能从整体考虑问题，而中国的传统哲学则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6月26日　报道）“不论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道教‘道生万物’的观点，还是佛教‘众生平等’的信仰，已经让中国的历史延伸了几千年。”　　

也许这种互相赞许的倾向有助于关系的融洽和人际的交流和信任，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精英们声嘶力竭的呼吁和教导，多少显得有点弱智和愚昧的味道。　　

所以，我这里想说的还是咱们自己的中国人——同胞。　　

有一位熊剑先生在“凤凰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大陆正处于“双城记”时代。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假如毛泽东归来，他会做些什么？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他不仅提出了问题，还对诸如罗稷南对毛主席的“提问”作了论说，对鲁迅等代表人物的言行，作了与众不同的解析。他说：“乌龟可以随时将脑袋缩到脖子里面逃避外面的危险一样，知识分子可以随时将思想隐藏在脑袋壳里，以表面上的言听计从掩藏内心的不服与对抗。所以，毛对于自己多次发动的改造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并无十分的信心，以至为后世留下两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愚民策略的“精髓”，与孔孟圣贤之徒的一贯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一句则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时所表现的无奈和妒恨之情。”　　

    我不知道读者见到这样的言论有什么想法，但在下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受境外人士观点影响后的主管臆测，自说自话。难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只会是乌龟脑壳缩到脖子里去？　　

长期以来，包括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的表现及其所起的作用基本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认为平反是一种恩赐。其实不然，1957年被改造的右派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强意志进行不懈的各式斗争，能有“五家联合通知”给右派分子平反吗？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走过弯路，也不否认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如郭沫若那样的歌德派，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精神。中国人能够认识错误并总结经验教训，最终确定了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道路？一句话归总，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创新结合。这里的中国情景，并非是熊剑先生所称的“双城记时代”。　　

    什么叫“双城记”时代呢？熊剑先生是很有学问的人，似乎对生于近200年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小说家狄更斯非常有研究，他告诉我们，在其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对所处的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这样一种情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也是一个失望之冬；我们面前有各种机会，我们面前也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直登天堂；我们也可以直下地狱……”　　

如果直白地说，对情景的估价，就是两个极端。其发展，可以是最好，也可以是最坏。总之可以归结为中国还处于一个不稳定、或者是不确定的时代。　　

是不是这样呢？　　

笔者以为，显然不是。因为第一，中国并不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正在或已经总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长处和短处，选择于我有利者行之。　　

如上所言，北京奥运、汶川地震、金融危机的实践已经证实：我们既不会直登天堂，也不会之下地狱，不管是好与坏，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希望与失望……我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满信心地走着一条全世界“和谐”发展的道路。　　

最后，附带说一下，熊剑先生设问：“中国老百姓包括鲁迅有没有自己说话的政治权力？假若有？何需别人“替”？假若没有？别人何需“替”？”　　

在下以为，这个设问和回答可以说是对的。把这个设问正面叙述就是：中国老百姓现在有自己说话的政治权利了，每天媒体的舆论可以作证，还何需别人来“替”呢？　　

　2009年6月29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