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结束了。今年安徽卷的语文题是“弯道超越”。题解中说明：“弯道”一般被理解为社会进程中的某些变化期或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关键点。这种特殊的阶段充满了各种变化的因素，极富风险与挑战，更蕴含着超越对手、超越自我的种种机遇。

今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33次高考。33年来，对于每一届考生来说，都无疑是“人生道路上的关键点”，是人生的一个“弯道”。尤其是七七、七八、七九所谓“新三届”的考生，有的可以说意谓着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象晓勇《来校途次》所记述的，与今日相比，似乎已是另一个时（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72ffe70100bklo.html）空。“真难以置信这就是我们曾经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们不会相信，不能理解，连我们也得摸摸脑袋问：是否曾经一场梦？”

我上中学后正好赶上“文革”，因此“上大学”也成了一个“梦”。记得1973年，在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曾象征性地恢复举行简单的文化考试，我也曾经参加了那次考试。本指望通过考试能够“圆梦”，但很快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将考试整个给否定了。因此，当1977年真的要（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72ffe70100agah.html）“恢复高考”时，我还是有些将信将疑。当时不同的意见还很多，小道消息满天飞，主要争论的是还要不要“政治标准”或“到底是以政治标准为主还是考试成绩为主”，“是单位审查推荐还是自由报名考试”。政策变化也很大。比如对年龄的要求，开始文件说一般要25周岁以下，超过25岁的则必须有“特殊贡献”。我当时正好25周岁，因此能不能报名都有点玄。好在后来对年龄的要求基本放开，这就使得许多已在30岁左右的“老三届”学生都有机会参加了考试。所谓“十年磨一届”，真是一点不假。

和我一个单位报名参加考试的共4个人，他们3人报的都是理科。我1965年9月进中学，1966年6月就开始搞“文革”，学习成绩虽然不错，不过数学刚学到“二元一次方程”，化学、物理还一天都没学，虽然也想学理科，大家在一起复习也方便，但思来想去，总觉得考理科太玄，文史到底还有点基础，因此最后仍一个人报了文科。

复习时间总共只有不到两个月，而且买不到教材，更谈不上任何“复习资料”。我当时上班工作较忙，加上毫无把握，信心不足（好在考不上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因此有人问及参考的事，我总是说“不过想了却个心愿”，尽量放低调门，想给考不取时留点面子。只有晚上才加班看书。好在我弄到了一本《应用数学基础》，薄薄的上下两册，却包涵了高次方程、函数、几何及解析几何等中学数学的几乎全部内容。因此我的高考复习实际上就是反复地看这两本书上的公式和例题，不求真懂，只求知道怎么做题。至于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等基本就等着“靠天收”了。

考试那天，我一个人悄悄地溜进了设在人民路小学的考场。好家伙，坐在我旁边的好多都是“老三届”的同学，许多人还是我非常钦佩的“好学生”。根据报考与录取的比例，大家都明白我们约50个人的一个考场里，大约平均只有一两个人能被录取。这使我更感到没有多大希望。虽说是考不取并没有后顾之忧，但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记得地理有一题是在一张空白的中国各省市区地图上标出与安徽接壤的几个省的名称，我自作聪明，画蛇添足地把全国各个省市区的名称全部填满。后来听说这样算是“没理解题义”，算错，真是懊悔不已。还有一填空题是写出澳大利亚的首都，我熟知是“堪培拉”，但当时不知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堪培拉”的“拉”字怎么写，最后写了个“堪培那”，可一出教室门就想起来应该是“堪培拉”。（也许今天看来这两种写法都应算对）至于数学，考得更是窝囊。题目难度确实很低，但到底基础不牢，大部分题目似乎会做，就是做不出结果，演算过程写得啰里啰嗦，天知道老师会怎么判分？至于政治，我似乎是自己要与自己过不去，有的明知报上的标准说法，却偏要自说自划地发点议论。只有历史部分自以为似乎考得稍好一点点。

考完之后，我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加上听说其它参考的人都考得怎么怎么好，就更是彻底泄了气，甚至不敢去打听分数。更有戏剧性的是，当小健托人去帮我们单位4个人查分数，结果是两个进入初选，一个落选，唯有我的分数没查到（后来才知道那个人以为我也是考理科的）时，我的心情真是糟到了极点。

也许真是命运的安排，最后的结果是我竟第一批就被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拿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我是又悲又喜。悲的是我并没报考劳大，也没有报任何学校的中文系。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第二第三志愿分别是南开大学和武汉大学的经济系，甚至连安徽大学也不乐意报，现在录取的却是个“劳动大学”中文系。喜的是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我到底胜出了，多年的梦想总算实现了。

其实，1977年的高考还是很乱的。在各种争论的干扰下，政策明显缺乏规范性。特别是在最后的录取上可以看出，并没有完全按照分数，政治条件和年龄因素的影响还很大。记得当时一些考了350多分（当年文科的录取线在240分左右）的人竟没被录取，或最后被补录到如安徽劳动大学池州教学点（今池州学院前身）、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今安庆师范学院前身）。（这方面在1978年的高考中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因此1978级中有不少 “出身不好”或年龄偏大的考生被重点院校录取）因此，应该说我还是非常幸运的。我要永远感谢将我录取的沈言胜等老师。

转眼33年过去，青丝已变成白发，青年已变成老年，刚跨进社会时的那股朝气早已不见，即将退休中的丝丝暮气正在袭来。但33年前参加高考的那情那景，一幕一幕，仍如在眼前，难以忘怀。当然，我知道，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恐怕是今天及今后的考生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们那一代考生中还有多少人保爱着当年的那种梦想，那种执著，那种单纯，那份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