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与历史

文化、民族与历史　　

——兼对梁漱溟文化哲学评析　　

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论点，文化在根源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而非毁灭性的。而文化的创造，是与土地之上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正是在一片具体鲜活的土地之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有可能培育出属于他们灵魂的文化血脉。文化的进程，是必须具体的而且它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使得一切希冀窥尽其奥秘的头脑都显得力不从心。但至少，人们可以试图理解。“文化中的一切创造都烙有民族天才的印迹。”正是每一时代的境遇与每一时代的人，尤其是那些恢复了人性卓越品质的人们，为文化的独特与神秘注入了必要的因素。　　

而民族，具有灵魂的民族，正是通过其经历悠久的文化过程才获得体认的。真正的民族性，即是其文化的命运，即是其在一片深沉的大地之上所领受的独特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民族性是不能祛除的。对之的否认与伤害，也就是对民族自身的伤害，而在微观的层面也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每一个人的心性的伤害。　　

可以说，只有承认并接受自身的民族性，有所明确地从自身的文化精神之中获得生活的启示。我们才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所在。亦即领受到了属于我们的使命。惟其如此，生活于斯时斯地的人们，才最有可能获得与世界混沌性斗争的精神支点。才能尽快从尘世的迷失中寻求出离，而获得一种舒展自己心性，达至道德状态的良好空间。而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　　

历史所昭示的，无非是人之精神与世界混沌性相斗争的这一独一无二的伟大进程。而如前所示，人之精神是通过具体的文化创造，亦即民族性的实现来体现的。因此，对历史而言，真正的进步，即是人之精神也即其民族性的彰显；而历史的退步则意味着人之精神的蛰伏，亦即民族性迷失在民族主义或普世主义的浮浅表述中。　　

而且只有在人类历史的观念之中，在人之精神的伸张之中，才有可能实现最终的人类联合理念，实现整个世界的最终和平状态。　　

所以，每一时代对历史的把握，对历史所负有的严肃使命，即是发挥自身的心智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文化创造，去充实自身的民族性。此也即萨义德援引维柯的观念，“人类心智创造自己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梁漱溟或许是华夏民族一个真正护卫文化精核的先行者。处身于民国军阀纷争、民不聊生的时代境遇之下，他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是外生的，是一种悠久的静态文明在某些方面的不能与欧洲现代文明之竞争。梁先生所下的论断，认为中国的纷乱，根子在于文化失调。而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也正寄希望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这一剧变的时代环境中以自身创造的能力获得凤凰涅磐般的新生。这是深刻的洞见。　　

进一步，他认为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创造的立基在于乡村。所谓“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里早就提到过。而新的文化创造，也必须立足于乡村，在于乡村在新时代的实现。至于这一点，或许只能理解梁先生的时代背景。　　

在那个时代，中国政治上无法统一，对外受到诸国的侵凌，城市很少而且都是消费性的。那个纷乱的时代，梁先生只能将其文化理念全部寄托于乡村社会。而我们的时代，则很不同。政治上的统一早已实现，尽管这种实现更像是传统农民起义的方式。而经济上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深度与广度上展开。中国如今的经济水平已今非昔比。所以，华夏民族的文化命运，其民族性的充盈与实现，已经不能完全寄托于乡村。但尽管有这种时势的变迁，乡村依然是视野之内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在此时此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工业经济畸形不健全，乡村衰败而缺少出路的情况下。仅仅从对乡民负责的政治道义来考量，对乡村的重新思考与定位都是十分重要的。